Reinier Gerritsen，一个荷兰摄影师
外滩画报最近刊登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名叫Reinier Gerritsen的荷兰摄影师，在纽约地铁的华尔街站潜伏数周，拍摄来往游客的众生相。后来，这些被一些批评家称为“二三流的街头摄影”被集结出版。他的镜头，没有复杂的技术组合，有的是地铁站里来来往往的众生相：听着IPOD，拿着最新出版的WALL STREET JOURNAL或是其他财经媒体；或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有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混血种人。这种组合式的摄影，让我想起了一个统计学术语：截面分析（CROSS-SECTIONAL ANALYSIS），你可以批评他断章取义，但是，这种一刹那的聚焦，却能让人读出金融危机后众多的“纽约客”（NEW YORKER，一本杂志，呵呵）的内心世界。
以下是他的访谈：
B=《外滩画报》
G= 莱尼尔·格里琛（Reinier Gerritsen）
“那种亲密的感觉仿佛整个地铁站都是我的”
B：请介绍一下你的这本新画册《华尔街站》吧。
G：这本画册的装帧和设计非常好。书的设计者是在荷兰非常出名的德国设计师Hatje Cantz，他找到了照片和文字的平衡点，使它们恰到好处地呈现一种节奏感与韵律感。
B：你出版这本画册的初衷是什么？
G：2008 年，我去了法兰克福、伦敦以及巴黎这些欧洲经济大动脉的城市，想在这些城市中挖掘出经济危机的情况，但是这个系列做得并不是很成功。次年也就是2009 年1 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在纽约的华尔街停留了两周时间。在一开始的5 天之内我就在华尔街的地铁里拍下来一些照片，然后第6 天我意识到我找到了想要的灵感。这些成果后来在荷兰杂志《VN》上刊登，它们真的很棒。所以我决定回到那块福地。我的朋友Elise Engler 在纽约有套很大的公寓，在纽约期间我可以住在那儿。算起来在纽约尤其是在华尔街，我前前后后总共呆了有7个星期。
B：有没有人发现你的“地下工作”？
G：有，而且有很多，但毕竟在纽约街头有很多摄影师，所以路人已经习以为常，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另外一方面纽约人很好奇、很友好也很和蔼可亲，经常有人会凑过来问我：“嗨！你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会慢慢解释给他们听。
B：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
G：经常会有警察来盘问我，但当他们搞清楚状况以后也不会对我过多阻拦。在地铁里拍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按下闪光灯或是扛上三角架那麻烦就大了。
B：那么有没有遇上意想不到的惊喜？
G：所有那些在地铁里像拉家常一般平凡而又温馨的对话，让我觉得这整个车厢像是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士兵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时我跟他短暂地聊天之后到站要下车了，离别的时候，他向我行了军礼。我完成我的任务收工回家了，而他即将要踏上前往伊拉克的不归之路。
B：你是否也认为经济危机使全球受到重创？那么是物质方面的打击更多还是精神方面的更多？
G：两者都有。但是在危机中我们也在成长。世界瞬息万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B：你是否把沃克·埃文斯视为偶像?
G：沃克·埃文斯的确非常伟大，但是我的偶像是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
B：在你所有的拍摄对象中，谁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G：那个奔赴前线的士兵。他很害怕在战场上会发生什么，更害怕再也见不到家人。我很同情他。
B：你有没有两次拍过同一个乘客?
G：有。那是一个17 岁的小伙子。当我大约隔了近一年的时间再次遇见他时，我决定送他那张我拍他的照片，可是他那时在车厢的另一头，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潮把他冲得不见踪影。
B：在拍摄完成之后再次回到华尔街，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比如共鸣或是亲密？
G：对，那种感觉就是亲密。就好像整个地铁站都是我的。
B：华尔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G：相比危机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整个纽约已经恢复很多了。
B：中国有一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人也常说：“黑暗之中总有一丝光明。”那么你觉得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启示？
G：我们都意识到了我们必须去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还有一点就是贪婪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B：你找到你的新“猎物”了吗？
G：是的，最近我正在海牙参与一个拍摄政府建筑的项目。
如果冯象先生莅临，恐怕会就版权和肖像权问题做一番评述了
以下是他的访谈：
B=《外滩画报》
G= 莱尼尔·格里琛（Reinier Gerritsen）
“那种亲密的感觉仿佛整个地铁站都是我的”
B：请介绍一下你的这本新画册《华尔街站》吧。
G：这本画册的装帧和设计非常好。书的设计者是在荷兰非常出名的德国设计师Hatje Cantz，他找到了照片和文字的平衡点，使它们恰到好处地呈现一种节奏感与韵律感。
B：你出版这本画册的初衷是什么？
G：2008 年，我去了法兰克福、伦敦以及巴黎这些欧洲经济大动脉的城市，想在这些城市中挖掘出经济危机的情况，但是这个系列做得并不是很成功。次年也就是2009 年1 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在纽约的华尔街停留了两周时间。在一开始的5 天之内我就在华尔街的地铁里拍下来一些照片，然后第6 天我意识到我找到了想要的灵感。这些成果后来在荷兰杂志《VN》上刊登，它们真的很棒。所以我决定回到那块福地。我的朋友Elise Engler 在纽约有套很大的公寓，在纽约期间我可以住在那儿。算起来在纽约尤其是在华尔街，我前前后后总共呆了有7个星期。
B：有没有人发现你的“地下工作”？
G：有，而且有很多，但毕竟在纽约街头有很多摄影师，所以路人已经习以为常，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另外一方面纽约人很好奇、很友好也很和蔼可亲，经常有人会凑过来问我：“嗨！你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会慢慢解释给他们听。
B：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
G：经常会有警察来盘问我，但当他们搞清楚状况以后也不会对我过多阻拦。在地铁里拍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按下闪光灯或是扛上三角架那麻烦就大了。
B：那么有没有遇上意想不到的惊喜？
G：所有那些在地铁里像拉家常一般平凡而又温馨的对话，让我觉得这整个车厢像是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士兵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时我跟他短暂地聊天之后到站要下车了，离别的时候，他向我行了军礼。我完成我的任务收工回家了，而他即将要踏上前往伊拉克的不归之路。
B：你是否也认为经济危机使全球受到重创？那么是物质方面的打击更多还是精神方面的更多？
G：两者都有。但是在危机中我们也在成长。世界瞬息万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B：你是否把沃克·埃文斯视为偶像?
G：沃克·埃文斯的确非常伟大，但是我的偶像是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
B：在你所有的拍摄对象中，谁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G：那个奔赴前线的士兵。他很害怕在战场上会发生什么，更害怕再也见不到家人。我很同情他。
B：你有没有两次拍过同一个乘客?
G：有。那是一个17 岁的小伙子。当我大约隔了近一年的时间再次遇见他时，我决定送他那张我拍他的照片，可是他那时在车厢的另一头，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潮把他冲得不见踪影。
B：在拍摄完成之后再次回到华尔街，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比如共鸣或是亲密？
G：对，那种感觉就是亲密。就好像整个地铁站都是我的。
B：华尔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G：相比危机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整个纽约已经恢复很多了。
B：中国有一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人也常说：“黑暗之中总有一丝光明。”那么你觉得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启示？
G：我们都意识到了我们必须去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还有一点就是贪婪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B：你找到你的新“猎物”了吗？
G：是的，最近我正在海牙参与一个拍摄政府建筑的项目。
如果冯象先生莅临，恐怕会就版权和肖像权问题做一番评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