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埃贝尔派及其他——读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再思考
自从上次做过索布尔的法国革命读笔后，我发现埃贝尔派及忿激派是资产阶级极左派的中坚力量，但重新阅读资料后发现，埃贝尔们只不过是无套裤汉的应声虫罢了（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257页）。真正的民主力量存在于巴黎各区团的公社之中。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公社之实权不在几个深得人心的雅各宾DANG人手上，而是在于巴黎各区之公社之中。而雅各宾人夺权之后，却对各区社的自治颇为不满，就借口将其改造成纯粹的警务机关，隶属于国家机关及那“伟岸英明”的公安委员会。在罗伯斯庇尔派清洗雅各宾左右翼前后，又重重地给了人民团体致命一击，强制解散了各民主社团，并禁止无套裤汉的一切请愿行动。
而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埃贝尔派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克氏如此说道：
埃贝尔虽然拥护自民间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而他实在是属于霍尔巴赫派之漂亮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他之能采用无裤DANG的话，正如吉伦特派之曾经戴过贫民之红羊毛帽，及他们说话时也用着“你”等口头禅；而且埃贝尔也和他们一般之不太同情于人民，不能了解或表现民众的希望。——472页
埃贝尔有时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情操，但是他觉得要恐吓革命之敌人及以其本DANG来攫取政权，比解决粮食，土地及有组织的劳动更为重要。
肖梅特，以其对于民众之同情心及其生活的方式看来，似乎要加入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他有一时期的确是如此。但是他和埃贝尔派之联络密切，这一派却是丝毫不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他们决不想激起人民的社会意志之有力量的表现。——505页
这样说来，埃贝尔派实是对着政权去的，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理念总是支配着他们本身，其夺权的方式无非也是以自己的恐怖对阵两委员会的恐怖。而无套裤汉对革命自下而上的推动使他们及雅各宾各派不得不在人民运动面前变成应声虫，可能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没有一个能成为无套裤汉代表的DANG的出现，使得自下而上的革命变成了山岳DANG人口中的许诺，除了口头上的许诺，毫无任何意义。而对各社团自治的禁止使得人民对革命变得冷漠，革命缺少了推动力，自然要走向纨绔子弟的热月。
至于被人时常提起的雅各宾派在各地的恐怖政策，我想说一句，无疑恐怖政策的扩大化为雅各宾专政的覆灭直接埋下了伏笔。可是，恐怖政策是无套裤汉自下而上提出的，并且在内外忧困之时帮助革命渡过了难关，只不过最后变成了当权者利用互相争斗的工具罢了。我们不要忘了大多数恐怖主义者都是后来的热月分子，记住这些曾经参加过屠杀的热月DANG人的“光辉形象”:巴拉斯、弗雷隆等在土伦进行对平民的屠杀，而塔里安在波尔多进行屠杀，这些人以后正是热月的中坚人物。并且在热月期间进行纵容、策划了“白色恐怖”。里昂、马赛等外省之恐怖更是有增无减，血流成河。“金色青年”恐怖成了家常便饭，肆无忌惮地横行于法国的土地之上。
而对吉伦特派的恐怖，根据克氏的叙述，当时被逮捕的31名吉伦特派，曾允许他们有游行巴黎的自由（只不过受到宪法的监视）。还有山岳党人去被捕的吉伦特派屋里留为人质。但大多数被捕的吉伦特派都逃出巴黎，到处煽动内乱，与王党联系，最后大多落得被送上断头台是不是罪有应得呢？记得索布尔在统计恐怖数据时引勒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这样的斗争中，对叛徒的处罚要比宿敌的处罚更加不客气一些。”看来吉伦特派是应了这个景。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巴黎人民在1792年9月2日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九月屠杀”。我国的历史教材是这样写道，这次屠杀是违法法制的，公社默许了这样的屠杀。但写教科书的毕竟还是写教科书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的情景。那时，凡尔登已经失陷，反法联军就要打进巴黎。当时群情激愤。克氏写道，执法之人不能履行法律职责惩罚罪犯，而无套裤汉这样走上战场是有后顾之忧的，如果王党分子或坏蛋打开监狱大门，罪犯肆无忌惮地在巴黎游荡，那么人民还能言之安全否。九月屠杀正是发泄人民心中的不满及对当权者的气愤，公社无法阻止屠杀，正如一位参与的人民所言：“普奥敌人杀来了，他们难道还来辨别我们谁无罪谁有罪？”如不是政府执法人之不负责及内忧外患重重，这样的屠杀能发生吗？试问如此混乱之场景，何谈法制，何来法制，编教科书者人云亦云，想当然以后来之人的看法对革命妄加揣测罢了。正如罗尔斯回答学生的疑问：“希特勒要是来了，我们只有杀了他。”如果人民的安全都获得不了保障，无法制之保障自然有人民自己来保障。
最后说说克氏的法国大革命史，虽是写的法国革命，无疑让人想起俄国革命，布党的某些表现犹如埃贝尔及忿激派一般，而托洛茨基似是重生的肖梅特，当然这是玩笑话，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是需要严谨的，当然借鉴法国革命的教训来看俄国是必要的，这是后话，不表了。
而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埃贝尔派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克氏如此说道：
埃贝尔虽然拥护自民间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而他实在是属于霍尔巴赫派之漂亮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他之能采用无裤DANG的话，正如吉伦特派之曾经戴过贫民之红羊毛帽，及他们说话时也用着“你”等口头禅；而且埃贝尔也和他们一般之不太同情于人民，不能了解或表现民众的希望。——472页
埃贝尔有时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情操，但是他觉得要恐吓革命之敌人及以其本DANG来攫取政权，比解决粮食，土地及有组织的劳动更为重要。
肖梅特，以其对于民众之同情心及其生活的方式看来，似乎要加入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他有一时期的确是如此。但是他和埃贝尔派之联络密切，这一派却是丝毫不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他们决不想激起人民的社会意志之有力量的表现。——505页
这样说来，埃贝尔派实是对着政权去的，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理念总是支配着他们本身，其夺权的方式无非也是以自己的恐怖对阵两委员会的恐怖。而无套裤汉对革命自下而上的推动使他们及雅各宾各派不得不在人民运动面前变成应声虫，可能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没有一个能成为无套裤汉代表的DANG的出现，使得自下而上的革命变成了山岳DANG人口中的许诺，除了口头上的许诺，毫无任何意义。而对各社团自治的禁止使得人民对革命变得冷漠，革命缺少了推动力，自然要走向纨绔子弟的热月。
至于被人时常提起的雅各宾派在各地的恐怖政策，我想说一句，无疑恐怖政策的扩大化为雅各宾专政的覆灭直接埋下了伏笔。可是，恐怖政策是无套裤汉自下而上提出的，并且在内外忧困之时帮助革命渡过了难关，只不过最后变成了当权者利用互相争斗的工具罢了。我们不要忘了大多数恐怖主义者都是后来的热月分子，记住这些曾经参加过屠杀的热月DANG人的“光辉形象”:巴拉斯、弗雷隆等在土伦进行对平民的屠杀，而塔里安在波尔多进行屠杀，这些人以后正是热月的中坚人物。并且在热月期间进行纵容、策划了“白色恐怖”。里昂、马赛等外省之恐怖更是有增无减，血流成河。“金色青年”恐怖成了家常便饭，肆无忌惮地横行于法国的土地之上。
而对吉伦特派的恐怖，根据克氏的叙述，当时被逮捕的31名吉伦特派，曾允许他们有游行巴黎的自由（只不过受到宪法的监视）。还有山岳党人去被捕的吉伦特派屋里留为人质。但大多数被捕的吉伦特派都逃出巴黎，到处煽动内乱，与王党联系，最后大多落得被送上断头台是不是罪有应得呢？记得索布尔在统计恐怖数据时引勒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这样的斗争中，对叛徒的处罚要比宿敌的处罚更加不客气一些。”看来吉伦特派是应了这个景。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巴黎人民在1792年9月2日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九月屠杀”。我国的历史教材是这样写道，这次屠杀是违法法制的，公社默许了这样的屠杀。但写教科书的毕竟还是写教科书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的情景。那时，凡尔登已经失陷，反法联军就要打进巴黎。当时群情激愤。克氏写道，执法之人不能履行法律职责惩罚罪犯，而无套裤汉这样走上战场是有后顾之忧的，如果王党分子或坏蛋打开监狱大门，罪犯肆无忌惮地在巴黎游荡，那么人民还能言之安全否。九月屠杀正是发泄人民心中的不满及对当权者的气愤，公社无法阻止屠杀，正如一位参与的人民所言：“普奥敌人杀来了，他们难道还来辨别我们谁无罪谁有罪？”如不是政府执法人之不负责及内忧外患重重，这样的屠杀能发生吗？试问如此混乱之场景，何谈法制，何来法制，编教科书者人云亦云，想当然以后来之人的看法对革命妄加揣测罢了。正如罗尔斯回答学生的疑问：“希特勒要是来了，我们只有杀了他。”如果人民的安全都获得不了保障，无法制之保障自然有人民自己来保障。
最后说说克氏的法国大革命史，虽是写的法国革命，无疑让人想起俄国革命，布党的某些表现犹如埃贝尔及忿激派一般，而托洛茨基似是重生的肖梅特，当然这是玩笑话，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是需要严谨的，当然借鉴法国革命的教训来看俄国是必要的，这是后话，不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