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人文的港产文艺片

   
 
新年伊始，回顾一下去年看过几部港产片，不禁发现无论是大班底的商业片，还是独立制作的文艺片，都无一不渗透着有别于80年代港产片的人文思潮。就如《志明与春娇》、《得闲炒饭》和《岁月神偷》等片，都没有过去的黑帮片影子，也少了“无厘头”的周氏对话，更不会出现成龙和李小龙主导那些功夫场面。更多的反而是香港 -- 一个身处东方的巨型唐人街，怎样以她华洋杂处的身份看那些极具港味的感情关系、都市年轻人甚至是自身“后殖民时代”的变迁。在香港电影的低迷处境和未卜前途都众说纷纭的时候，这些新一代港产片的诞生无疑是给了观众一丝新的线索；香港电影并不是日渐息微，而是在酝酿一种关怀人文的新思潮。
                
                
    就像黄真真导演，房祖名和薛凯琪主演的《分手说爱你》，桥段不外乎是现代都市中分手复合的男欢女爱；但这部爱情轻喜剧，隐约地暗示着以沟通作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主导下的一种“女强男弱”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恰恰在香港尤其突出。因为更讲求“软技巧”和沟通交流，香港女性比男性更懂事和能干，所以有了近年来普遍讨论的“港女”“港男”之争，也有了这部电影关于男女主角对理想追求的差异导致的感情危机。
    如果说这类爱情片是对男女社会地位的一种思考和挑衅，那么，黄真真的女权主义还比较以事论事；相较之下，许鞍华的《得闲炒饭》大胆地让香港中产女性担上大旗。玉女出身的周慧敏和“傻大姐”的吴君如以两位女儿身演绎发生在男女之间的眉目传情，虽然有些别扭；但爱情本来就应该没有界限。电影涉猎了多个具有象征性的地标，例如周慧敏和吴君如多年后相遇，在具有中产象征的SOHO半山扶手梯上邂逅；然后一众女权主义者在尖沙咀文化中心示威。这些象征都彰显着许鞍华的野心，不像以往的同性电影一样走小众边缘路线，而是走主流大路。其实电影无意要挑起男权女权之间的战争，而是以许鞍华独有的平和风格探讨爱情中的责任和毅力，无论是男女或者同性，感情关系中的双方都应该承担责任和困难。
　　反观由彭浩翔导演的爱情小品《志明与春娇》，却从更广的社会视角出发。以黑色幽默著称的彭导，不论是对港式粤语的真实描绘还是对禁烟条例的讽刺，都轻易地获取了80后和愤青们的好感。当许多人为那句“姣婆遇着脂粉客”是7个字而不是5个字而津津乐道的时候，我觉得最微妙的对话是男女关系就像签电话合同一样，到底pay as you go是灵活还是害怕担当责任，到底绑定18个月是忠诚还是负担？
    电影不仅在反映着新香港的价值观，更多是80后一代的价值观。害怕浪费时间和心力，但对爱情还是抱有美好幻想的矛盾；正如被标签化的80后一代，对自身不幸往往归因于大环境的不济；不敢过多地投入和付出，却渴望有实时回报的即食价值观。所以当志明在时钟酒店说“有些事不一定要一个晚上完成”的时候，不仅仅是春娇对这种“开房不做爱”的天荒夜谈为之感动，相信很多包括我在内的看客也觉得这部电影很“自律”很有心。
                
                
　　另一条主线的香港新电影是如《东风破》和《岁月神偷》之类的，充满着重拾过去的怀旧色彩，同时探讨着人生的意义。
　　《东风破》由年轻的导演麦婉欣指挥，虽然电影的灯光和拍摄都像极了一部带有胶卷色彩的MTV小品，以摇晃的镜头捕捉投射在演员脸上的逆光，采用独立乐队的原创音乐为原声，极大的迎合了文艺圈子的口味；但其实电影对生命的洞察力是让人感到惊喜的。电影以抉择作为焦点，描述了既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又有留洋回港的老华侨和“竹升妹”等角色的生命抉择。阐述着抉择和坚持的道理，同时更暗示了香港人对家的期盼，对身份的反思；一种既不是英殖民也不是中国人，而是香港人的身份。
　　近几年的香港新电影都不约而同地试探着如何拍出富有人文情怀又能迎合大众的电影。它们跳出创作的范式，不是以男性地位为主导的搞笑片或打斗片，而是用放之皆准的题材和道理反思文化身份。本来香港人很擅长用“后殖民”“后回归”的视角看世界，这种华洋杂处的身份（hybridity）其实也是香港在文艺创作上的优势，是同区域内的同样有着殖民背景的上海和新加坡也跟香港所没有的。
　　在新一代电影人如此努力有心地引导观众重新认识自己认识香港的时候，我们有否想过，令香港电影踏入低潮的，除了因为那些经济民生的起起落落之外，还因为太多新媒体的兴起。人们愿意花数十小时拨弄ipad、iphone、kindle，目不转睛但不谈深度地在Facebook、Twitter和微博上浏览那些破碎的资讯和图像，却舍不得花两个小时认真地享受一部电影。其实对电影复兴的号召，除了支持正版以外，更应该提出的是一种“人文”的视角。要真的用心地感受电影，而不是抽空电影的内容，摄取几句经典对白增加自己“潮”和“型”的成分，才是所谓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