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书写的女性--转载
转自<文艺争鸣>
觉得会涉及版权的问题，所以只转载一部分啦，觉得写的很有感觉...
有人说，都市文学是女性的天空，女性比男性更有创作的优势。然而，曾经在1920年代就出过像丁玲、谢冰莹这样优秀女性作家的湖南，在21世纪初的今天，在都市文学、女性叙事炒得沸沸扬扬的当下，女性却似乎集体失语。而湖湘最有代表性的市民作家何顿、“官场作家”王跃文、商界作家浮石、知识分子作家阎真等，在所谓的欲望时代对城市女性的叙事中均呈现出一种新的男性霸权话语倾向。
一、男性欲望视域下的被书写的理想女性
一向以善写时代剧变中都市底层人物商海与情场故事的何顿，在《我们像野兽》中将都市众多女性演绎为欲望的载体。女性的姿色与财富成为她们命运的转盘。王跃文的《国画》与浮石的《青瓷》对女性角色又有了新的定位。《国画》中的玉琴，《青瓷》中的唐雯、江小璐和曾真等，不仅年轻美貌，而且还有一份很不错的职业。但她们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认识了这些事业成功、婚姻稳定、情场得意的所谓成功中年男性后，总是一见钟情，而且十分主动，随时准
备献身。她们为爱痴，为爱狂，为爱不顾一切；她们不需金钱的给予，不求婚姻的结果，只一味付出。这些性别主体性的丧失、女性文化身份的缺席的女性，只是作为空洞的能指贮存男性欲望的存在，于此达到极致。
凯特·米莉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1)。吉尔·里波韦兹基进一步指出，在男性视域中，“男性拥有的是权利与理性；属于女性的则只有脆弱的心灵和美丽的身体”(2)。纵观湖湘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正实行着这样一种话语表达，他们从女性气质出发，定位其社会角色，从而实现其两性性别等级秩序的构建。何顿笔下的女性美貌、风流、小鸟依人，渴望婚姻，生活的中心就是怎样嫁给男人；王跃文、浮石文本中的女性虽然自己有房有车，有事业，也很能干，但只要置身在两性关系中，就变得纯情、善良、文弱、温柔，顺从、善于忍耐，勇于奉献、敢于牺牲。作者正是要借这些绝对“完美”的女性的绝对的爱的付出，进一步烘托出这些成功男人的“成功”的社会地位与特权享受。即使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男性霸权话语的泛滥仍有增无减。男人可以金钱与权力为魔咒，以家庭责任为口实、以滥情纵欲为核质，以现代自由爱情为伪饰，行霸占享乐利用之实。女性没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与承担，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她们个体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个人生命的能量缺席，性别的社会价值被否定。女性在作家叙事中只能是成为悲哀地依附于男性生存的一群性别动物。
二、不断自我颠覆的男性话语霸权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个标志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更确切地说，社会性别是表达权利的一个主要场所和手段。”(4)男权是男性的权利，更是一种在性别语境中被表达的金钱、权势的权利。实际上，男人在两性关系中霸权地位的稳固是以其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传统文化心态为支撑的；男性只是将政治身份与金钱权势等于性吸引力，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一些女性认可接受。从作家以男性为中心叙事话语方式下男性的命运与境遇中，可见端倪。在貌似男性强势地位的别权力下，掩藏着的是政治权利与经济实力的较量，欲望的产生与实现也是伴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文化心态则因为历史沉淀的厚重与影响的深透，使两性在性别行为与价值属性的认同上具有更复杂的形态。
首先，颠覆男权生理性别神话的是金钱。在阎的《因为女人》中，苗小慧把金钱造就的性别权利说得很透彻：“什么叫金屋藏娇?一个金字，一个娇字，就是事情的本质。没有金藏不了娇，没娇，金也不会来藏。他是穷光蛋你会跟他几年?你没青春美貌他会要你?这其实是一种市场行为。”作家在夸张的男性性别权利书写中也无法避免这样一种事实。《我们像野兽》中那位总是背着古诗词、颇有几分才气几分孔乙己似的酸腐的中央美院毕业的李国庆沦落为女孩子们冷落、戏弄、嘲笑的对象。而在《青瓷》中，后来成为财富成功人士而拥有教授妻子、漂亮情人的张仲平当年即使年轻帅气，而且纯情有责任心，也同样被女朋友甩掉；《因为女人》中的郭治明因为是第一批财大博士生，因留校可以安排家属而备受女性青睐；薛经理因为有钱，可以明码标价甚至签协议以每月两千元养一个情人；名记秦一星虽然风流倜傥，但更主要地是因为能给柳依依提供读研的钱；宋旭升则很倒霉，既无好相貌又“经济状况实在是太糟了”，“连好女孩也没见过”，最后只能勉为其难地娶了对他没多少感情、历尽沧桑的柳依依。其次，对现代爱情的叙事，也颠覆了男性的性别话语霸权。权利形成的前提不仅仅是一种拥有，更是一种承担，尤其是当男性以一种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姿态出现时，要建构其霸权地位，就得充当对弱者的保护与解危救难的角色。但当下作家笔下的这些男性只是在爱情的名义下行享乐之实，一旦有难却逃之夭夭。在《国画》中，当玉琴为帮朱怀镜独自揽罪蹲了监狱时，朱怀镜却逍遥法外。当他再次得势抱着一丝同情怜悯与兔死狐悲的相惜之意去监狱中看玉琴时，面对着玉琴的落魄与衰老，他只是心痛了痛，便继续走马上任。而且“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这种大难来时弃如敝屣的结局，既撕破了作者在前文反复渲染的爱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其两性关系中身体欲望本质的一面，也因此揭示出男性自私与怯懦的真相，抽离了男性性别霸权的根基。
再者，对男性相貌身材诱惑力的标榜也解构了郎才女貌”男性话语霸权的传统叙事。对那些无钱无权而徒有其貌的现代男性，也会充分利用其身体资源吸引女性，就像女人被男权强势话语中打造的“女人美丽是财富”一样。《因为女人》中的夏伟凯就是凭借其英俊的外貌获得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孩的青睐；《我们像野兽》中曾经靠自己的相貌身材赢得女性青睐的王军，只有靠进一步赚钱才能挣回一份男性霸权失败时，只好去做了和尚。在此，何顿不经意间对性别行为的置换描写，颠覆了其男权制将自己说成是自然的属性、属于命中注定的事物的性别权利的神话。
其实，作家对霸权身份存在合理性的理性思考也总是充满悖论。《因为女人》中作者特别强调女性宿命的无可逆转性。因为在一个欲望的时代，“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错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错误。男人失去了爱情，收获了欲望；女人失去了爱情，收获的是寂寞。讲欲望讲身体，女人必然是输家，因为青春不会永久”。很明显，这个貌似公允的结论本身就是自我否定的困窘。就生理意义而言，时间的流逝性并不会因青睐男性而停留，男性青春一样会衰老，而且统计学意义上男性的寿命甚至低于女性；况且，欲望优先既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为什么还要那么顶礼膜拜；如果男人的本能永远爱的是女人的年轻漂亮，那么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这究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回到动物时代？仔细深究，可以发现这种种叙事话语霸权下事实的真相。传统社会赋予男人以特权，但并不是所有的男性，而仅仅是那些有权有势者。男权社会将女人物质化的本质，正在于女人是其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正是权势与财富的支撑，才使朱怀镜、张仲平、秦一星之流在风月场中轻易就俘获了玉琴、曾真、柳依依这些年轻漂亮、聪明能干的女子的爱情，也是在权利与金钱的遮蔽下，他们在情感与欲望的
游戏中，进退自如，如鱼得水。很显然，金钱和权势的力量，不仅建构了阶级与阶层的社会秩序，而且也将其阴谋的触角延伸至性别领域，在男女性别差异中建构起等级鲜明的社会角色与行为规范。
三、女性宿命的思考
西蒙·德·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5)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地位，政治地位造就其文化心态，而文化心态驱动其行为方式；但文化心态相对于生产发展、政治体制变革而言，有其更强大的生命力，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尤其是在性别意义上。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以及承担的家庭角色的不同而
使其社会角色受到一定限制，因而造成男女的文化心态更有一种超稳定性。
首先，从当下作家共同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现实，作为男性写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在叙事中始终隐藏着男性霸权意识，把控着话语权力。他们将女人置于被看的处境，站在男性的立场，观察女性、定位女性、评价女性，写作女性，将“完美女性”戴上美丽、贤惠、温顺、柔美、痴情等传统美德的枷锁，但也适应现代欲望社会特点，性感而有钱，关键是这些女性极富牺牲精神；男人却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有家庭，有多个女人，但他们绝不允许自己占有的女人有别的男性。周燕的红杏出墙成为滥情纵欲的王军出家的直接因素，江小璐只因要在性爱中采取防护措施，就使张仲平满腹疑惑，最终离去，而玉琴、曾真更是以处女之身忠诚之心出现在这些历经风月的男人生活里。作家在男女性别关系书写中，呈现出典型的大男子沙文主义心态。
其二，对女性身份价值的书写，是以男性视域为中心，忽视女性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心灵世界，她们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没有男性对她们的认可，没有了依附于男性的爱情、婚姻的存在，她们自身就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只是空洞的生命，仿佛她们的生命就是为男人而存在，而认可的。《因为女人》中的柳依依半辈子都挣扎在男女性色中，从夏伟凯到秦一星，到宋旭升，仿佛没有了男性的爱，自己的生命就失去了光彩和意义。
觉得会涉及版权的问题，所以只转载一部分啦，觉得写的很有感觉...
有人说，都市文学是女性的天空，女性比男性更有创作的优势。然而，曾经在1920年代就出过像丁玲、谢冰莹这样优秀女性作家的湖南，在21世纪初的今天，在都市文学、女性叙事炒得沸沸扬扬的当下，女性却似乎集体失语。而湖湘最有代表性的市民作家何顿、“官场作家”王跃文、商界作家浮石、知识分子作家阎真等，在所谓的欲望时代对城市女性的叙事中均呈现出一种新的男性霸权话语倾向。
一、男性欲望视域下的被书写的理想女性
一向以善写时代剧变中都市底层人物商海与情场故事的何顿，在《我们像野兽》中将都市众多女性演绎为欲望的载体。女性的姿色与财富成为她们命运的转盘。王跃文的《国画》与浮石的《青瓷》对女性角色又有了新的定位。《国画》中的玉琴，《青瓷》中的唐雯、江小璐和曾真等，不仅年轻美貌，而且还有一份很不错的职业。但她们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认识了这些事业成功、婚姻稳定、情场得意的所谓成功中年男性后，总是一见钟情，而且十分主动，随时准
备献身。她们为爱痴，为爱狂，为爱不顾一切；她们不需金钱的给予，不求婚姻的结果，只一味付出。这些性别主体性的丧失、女性文化身份的缺席的女性，只是作为空洞的能指贮存男性欲望的存在，于此达到极致。
凯特·米莉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1)。吉尔·里波韦兹基进一步指出，在男性视域中，“男性拥有的是权利与理性；属于女性的则只有脆弱的心灵和美丽的身体”(2)。纵观湖湘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正实行着这样一种话语表达，他们从女性气质出发，定位其社会角色，从而实现其两性性别等级秩序的构建。何顿笔下的女性美貌、风流、小鸟依人，渴望婚姻，生活的中心就是怎样嫁给男人；王跃文、浮石文本中的女性虽然自己有房有车，有事业，也很能干，但只要置身在两性关系中，就变得纯情、善良、文弱、温柔，顺从、善于忍耐，勇于奉献、敢于牺牲。作者正是要借这些绝对“完美”的女性的绝对的爱的付出，进一步烘托出这些成功男人的“成功”的社会地位与特权享受。即使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男性霸权话语的泛滥仍有增无减。男人可以金钱与权力为魔咒，以家庭责任为口实、以滥情纵欲为核质，以现代自由爱情为伪饰，行霸占享乐利用之实。女性没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与承担，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她们个体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个人生命的能量缺席，性别的社会价值被否定。女性在作家叙事中只能是成为悲哀地依附于男性生存的一群性别动物。
二、不断自我颠覆的男性话语霸权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个标志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更确切地说，社会性别是表达权利的一个主要场所和手段。”(4)男权是男性的权利，更是一种在性别语境中被表达的金钱、权势的权利。实际上，男人在两性关系中霸权地位的稳固是以其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传统文化心态为支撑的；男性只是将政治身份与金钱权势等于性吸引力，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一些女性认可接受。从作家以男性为中心叙事话语方式下男性的命运与境遇中，可见端倪。在貌似男性强势地位的别权力下，掩藏着的是政治权利与经济实力的较量，欲望的产生与实现也是伴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文化心态则因为历史沉淀的厚重与影响的深透，使两性在性别行为与价值属性的认同上具有更复杂的形态。
首先，颠覆男权生理性别神话的是金钱。在阎的《因为女人》中，苗小慧把金钱造就的性别权利说得很透彻：“什么叫金屋藏娇?一个金字，一个娇字，就是事情的本质。没有金藏不了娇，没娇，金也不会来藏。他是穷光蛋你会跟他几年?你没青春美貌他会要你?这其实是一种市场行为。”作家在夸张的男性性别权利书写中也无法避免这样一种事实。《我们像野兽》中那位总是背着古诗词、颇有几分才气几分孔乙己似的酸腐的中央美院毕业的李国庆沦落为女孩子们冷落、戏弄、嘲笑的对象。而在《青瓷》中，后来成为财富成功人士而拥有教授妻子、漂亮情人的张仲平当年即使年轻帅气，而且纯情有责任心，也同样被女朋友甩掉；《因为女人》中的郭治明因为是第一批财大博士生，因留校可以安排家属而备受女性青睐；薛经理因为有钱，可以明码标价甚至签协议以每月两千元养一个情人；名记秦一星虽然风流倜傥，但更主要地是因为能给柳依依提供读研的钱；宋旭升则很倒霉，既无好相貌又“经济状况实在是太糟了”，“连好女孩也没见过”，最后只能勉为其难地娶了对他没多少感情、历尽沧桑的柳依依。其次，对现代爱情的叙事，也颠覆了男性的性别话语霸权。权利形成的前提不仅仅是一种拥有，更是一种承担，尤其是当男性以一种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姿态出现时，要建构其霸权地位，就得充当对弱者的保护与解危救难的角色。但当下作家笔下的这些男性只是在爱情的名义下行享乐之实，一旦有难却逃之夭夭。在《国画》中，当玉琴为帮朱怀镜独自揽罪蹲了监狱时，朱怀镜却逍遥法外。当他再次得势抱着一丝同情怜悯与兔死狐悲的相惜之意去监狱中看玉琴时，面对着玉琴的落魄与衰老，他只是心痛了痛，便继续走马上任。而且“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这种大难来时弃如敝屣的结局，既撕破了作者在前文反复渲染的爱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其两性关系中身体欲望本质的一面，也因此揭示出男性自私与怯懦的真相，抽离了男性性别霸权的根基。
再者，对男性相貌身材诱惑力的标榜也解构了郎才女貌”男性话语霸权的传统叙事。对那些无钱无权而徒有其貌的现代男性，也会充分利用其身体资源吸引女性，就像女人被男权强势话语中打造的“女人美丽是财富”一样。《因为女人》中的夏伟凯就是凭借其英俊的外貌获得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孩的青睐；《我们像野兽》中曾经靠自己的相貌身材赢得女性青睐的王军，只有靠进一步赚钱才能挣回一份男性霸权失败时，只好去做了和尚。在此，何顿不经意间对性别行为的置换描写，颠覆了其男权制将自己说成是自然的属性、属于命中注定的事物的性别权利的神话。
其实，作家对霸权身份存在合理性的理性思考也总是充满悖论。《因为女人》中作者特别强调女性宿命的无可逆转性。因为在一个欲望的时代，“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错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错误。男人失去了爱情，收获了欲望；女人失去了爱情，收获的是寂寞。讲欲望讲身体，女人必然是输家，因为青春不会永久”。很明显，这个貌似公允的结论本身就是自我否定的困窘。就生理意义而言，时间的流逝性并不会因青睐男性而停留，男性青春一样会衰老，而且统计学意义上男性的寿命甚至低于女性；况且，欲望优先既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为什么还要那么顶礼膜拜；如果男人的本能永远爱的是女人的年轻漂亮，那么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这究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回到动物时代？仔细深究，可以发现这种种叙事话语霸权下事实的真相。传统社会赋予男人以特权，但并不是所有的男性，而仅仅是那些有权有势者。男权社会将女人物质化的本质，正在于女人是其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正是权势与财富的支撑，才使朱怀镜、张仲平、秦一星之流在风月场中轻易就俘获了玉琴、曾真、柳依依这些年轻漂亮、聪明能干的女子的爱情，也是在权利与金钱的遮蔽下，他们在情感与欲望的
游戏中，进退自如，如鱼得水。很显然，金钱和权势的力量，不仅建构了阶级与阶层的社会秩序，而且也将其阴谋的触角延伸至性别领域，在男女性别差异中建构起等级鲜明的社会角色与行为规范。
三、女性宿命的思考
西蒙·德·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5)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地位，政治地位造就其文化心态，而文化心态驱动其行为方式；但文化心态相对于生产发展、政治体制变革而言，有其更强大的生命力，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尤其是在性别意义上。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以及承担的家庭角色的不同而
使其社会角色受到一定限制，因而造成男女的文化心态更有一种超稳定性。
首先，从当下作家共同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现实，作为男性写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在叙事中始终隐藏着男性霸权意识，把控着话语权力。他们将女人置于被看的处境，站在男性的立场，观察女性、定位女性、评价女性，写作女性，将“完美女性”戴上美丽、贤惠、温顺、柔美、痴情等传统美德的枷锁，但也适应现代欲望社会特点，性感而有钱，关键是这些女性极富牺牲精神；男人却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有家庭，有多个女人，但他们绝不允许自己占有的女人有别的男性。周燕的红杏出墙成为滥情纵欲的王军出家的直接因素，江小璐只因要在性爱中采取防护措施，就使张仲平满腹疑惑，最终离去，而玉琴、曾真更是以处女之身忠诚之心出现在这些历经风月的男人生活里。作家在男女性别关系书写中，呈现出典型的大男子沙文主义心态。
其二，对女性身份价值的书写，是以男性视域为中心，忽视女性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心灵世界，她们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没有男性对她们的认可，没有了依附于男性的爱情、婚姻的存在，她们自身就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只是空洞的生命，仿佛她们的生命就是为男人而存在，而认可的。《因为女人》中的柳依依半辈子都挣扎在男女性色中，从夏伟凯到秦一星，到宋旭升，仿佛没有了男性的爱，自己的生命就失去了光彩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