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损害的读写能力：阅读的衰朽（Z）
我们用同一个词，“阅读”，来指最基础的读写能力和专业的文学评论，这真是一个悖论。后者有时相当技术化，例如我们谈到诗歌和故事的新“阅读”。日常阅读和批评阅读之间的鸿沟并不总是那么大。在我们能够读写的人口比例远比现在小时，批评家感到有必要为普通读者代言，他做出的批判，不仅要表达个人观点，而且要表达理想的社会共识——并且使用的确能够让大部分读者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这不可能仅仅是出于读者都具有社会趋同性，因为读者群已经扩展到新的中产阶级。像约瑟夫•爱迪生这种旧式的批评家和文人会表达读者的价值观，但同时也试图改变其品味和标准。如特里•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中指出，批评在18世纪是作为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而发展起来的。这是公共意见、市政辩论、社会进步和文化自我创造的新领域，是与独裁国家相抗衡的力量，为1789年及之后的中产阶级革命铺平了道路。像爱迪生这种批评家和狄德罗这种哲学家的教育使命是有政治影响的。
当读写能力扩展到中产阶级之外，形成一个真正的大众阅读群体时，批评的文化功能也随之改变。批评家一方面感到他们仍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却不再将自己界定为读者群的一部分，而是捍卫文化不受粗俗品味侵犯的守护者，坚定地反对或改革大众口味。最后，即使是这一大众使命也开始消失。现代的艺术家坚决反对作为可消费、可出售商品的文化：将文化作为一种逃避或者地位象征，作为中产阶级生活的装饰或美化。他们拒绝面向大众读者。同样，受现代主义教育的批评家抛弃了可消费的评论，转而为小杂志或学术期刊写作，致力于为古远的或深奥的作品撰写技术化的评论。在抛弃了批评某些享誉已久的功能之后，批评家将指导大众口味的工作留给了平庸的书商，将消费指导留给了书评家和文学新闻记者。
批评家逐渐进入大学，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专业化、更加晦涩难懂。当然，除了文学分析这种深奥的技巧之外，他们还过着正常的生活。他们学会以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来阅读，一是作为消费信息的普通读者——浏览报纸，为乐趣而读书，在睡前囫囵吞枣地阅读垃圾小说；一是作为敏锐的读者，从一个封闭的文化和艺术领域中寻找另类的新闻。由于大学院系是分割成不同“领域”的，许多批评家因而成为专门学者，在远离现代读者所知和所读的领域工作。
在大学迅速扩充的那些年月，例如40年代和50年代，英语系并没有给具有强烈当代意识的批评家以多少鼓励。学术批评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赶上现代写作，因为它太新鲜、太不守规矩，仿佛游离于传统之外。学术批评家往往缺乏文学品味。他们与其说是知识分子，毋宁说是古物研究者，与其说是批评家，毋宁说是研究者和文本编辑者。那时人文学科的任务是较传统的那种文化和学术，安全地封闭在过去的经典作品中。
同时，大众读者继续以自己的方式阅读——为情节、人物、典型场景而读，为性、刺激、逃避、纯粹的娱乐而读。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版于1936年的《飘》曾在一天内售出五万本。（50年后，书店同样发现无法满足读者对其粗制滥造的续集《斯嘉丽》的需求，虽然此书恶评如潮。）到1939年，廉价平装书的发明极大地扩展了读者群，尤其是通俗小说的读者。同年，米切尔小说的电影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显示了电影如何能够惊人地成倍的增加通俗小说的读者。
人为制造的《斯嘉丽》之所以令人惊异，不是因为其作者是个雇佣写手，并且写得很糟糕，而是因为这一精心策划的操作姗姗来迟。正如大众电影一样，大众阅读是文化产业的附属品，这不是因为读者都没有自己的品味，而是因为他们喜爱系列作品和翻版作品，喜欢追究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并且往往希望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大众阅读本质上是重读——追寻已知数，追寻熟悉的经验：这正是文化和商业的结合点。通俗文化的梦想就是无穷无尽的复制商品，一个永不结束的故事，无论这个故事反反复复讲述了多少遍。
在通俗电影中，如同在通俗小说中一样，读者知道他们的预期是什么：新奇和熟悉、创新和典型的混合。这就是为什么贩卖大众文化如此不同于为文学小说或现代主义艺术制造读者和观众。先锋艺术即使堕落为已知的公式，也还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经验：不安、焦虑、错位。震撼和惊诧并不总是可以无穷无尽地复制的，即使是在恐怖电影中。实验性的新奇感总是非常稀少的商品。
随着大众文学发展为传媒文化，传统的批评家和警觉的教育家为阅读敲响了丧钟。公共道德的卫士们总是谴责电影和录像中性和暴力的程度，正如他们在18世纪时谴责哥特小说的坏品味。我自己是在从阅读文化到影视文化的过渡时期成长的。作为一个早熟的有文化的孩子，我逃学去观看上演百老汇戏剧的廉价白天音乐会，甚至在地方公共图书馆中孜孜不倦地读书。西沃德公园的图书分馆位于我在下东区的学校的拐角处，已经服务了几代移民及其子女，为他们提供无法在家里学到的美国经验和语言。当我搬到昆士兰郊区时，我扫荡了那里的图书馆，不分青红皂白地吞咽所有封皮之间的任何内容。我曾愉快地幻想自己在一个星期内就掌握了整个领域的知识。我从玛格丽特•米德对萨摩亚和新几内亚青少年的敏锐研究中学到了性的知识，甚至获得允许进入禁书专架，那里放着像诺曼•梅勒的《北非海滨》之类的禁书，但这对于一个14岁少年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途中的镜子》 莫里斯•迪克斯坦）
当读写能力扩展到中产阶级之外，形成一个真正的大众阅读群体时，批评的文化功能也随之改变。批评家一方面感到他们仍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却不再将自己界定为读者群的一部分，而是捍卫文化不受粗俗品味侵犯的守护者，坚定地反对或改革大众口味。最后，即使是这一大众使命也开始消失。现代的艺术家坚决反对作为可消费、可出售商品的文化：将文化作为一种逃避或者地位象征，作为中产阶级生活的装饰或美化。他们拒绝面向大众读者。同样，受现代主义教育的批评家抛弃了可消费的评论，转而为小杂志或学术期刊写作，致力于为古远的或深奥的作品撰写技术化的评论。在抛弃了批评某些享誉已久的功能之后，批评家将指导大众口味的工作留给了平庸的书商，将消费指导留给了书评家和文学新闻记者。
批评家逐渐进入大学，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专业化、更加晦涩难懂。当然，除了文学分析这种深奥的技巧之外，他们还过着正常的生活。他们学会以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来阅读，一是作为消费信息的普通读者——浏览报纸，为乐趣而读书，在睡前囫囵吞枣地阅读垃圾小说；一是作为敏锐的读者，从一个封闭的文化和艺术领域中寻找另类的新闻。由于大学院系是分割成不同“领域”的，许多批评家因而成为专门学者，在远离现代读者所知和所读的领域工作。
在大学迅速扩充的那些年月，例如40年代和50年代，英语系并没有给具有强烈当代意识的批评家以多少鼓励。学术批评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赶上现代写作，因为它太新鲜、太不守规矩，仿佛游离于传统之外。学术批评家往往缺乏文学品味。他们与其说是知识分子，毋宁说是古物研究者，与其说是批评家，毋宁说是研究者和文本编辑者。那时人文学科的任务是较传统的那种文化和学术，安全地封闭在过去的经典作品中。
同时，大众读者继续以自己的方式阅读——为情节、人物、典型场景而读，为性、刺激、逃避、纯粹的娱乐而读。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版于1936年的《飘》曾在一天内售出五万本。（50年后，书店同样发现无法满足读者对其粗制滥造的续集《斯嘉丽》的需求，虽然此书恶评如潮。）到1939年，廉价平装书的发明极大地扩展了读者群，尤其是通俗小说的读者。同年，米切尔小说的电影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显示了电影如何能够惊人地成倍的增加通俗小说的读者。
人为制造的《斯嘉丽》之所以令人惊异，不是因为其作者是个雇佣写手，并且写得很糟糕，而是因为这一精心策划的操作姗姗来迟。正如大众电影一样，大众阅读是文化产业的附属品，这不是因为读者都没有自己的品味，而是因为他们喜爱系列作品和翻版作品，喜欢追究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并且往往希望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大众阅读本质上是重读——追寻已知数，追寻熟悉的经验：这正是文化和商业的结合点。通俗文化的梦想就是无穷无尽的复制商品，一个永不结束的故事，无论这个故事反反复复讲述了多少遍。
在通俗电影中，如同在通俗小说中一样，读者知道他们的预期是什么：新奇和熟悉、创新和典型的混合。这就是为什么贩卖大众文化如此不同于为文学小说或现代主义艺术制造读者和观众。先锋艺术即使堕落为已知的公式，也还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经验：不安、焦虑、错位。震撼和惊诧并不总是可以无穷无尽地复制的，即使是在恐怖电影中。实验性的新奇感总是非常稀少的商品。
随着大众文学发展为传媒文化，传统的批评家和警觉的教育家为阅读敲响了丧钟。公共道德的卫士们总是谴责电影和录像中性和暴力的程度，正如他们在18世纪时谴责哥特小说的坏品味。我自己是在从阅读文化到影视文化的过渡时期成长的。作为一个早熟的有文化的孩子，我逃学去观看上演百老汇戏剧的廉价白天音乐会，甚至在地方公共图书馆中孜孜不倦地读书。西沃德公园的图书分馆位于我在下东区的学校的拐角处，已经服务了几代移民及其子女，为他们提供无法在家里学到的美国经验和语言。当我搬到昆士兰郊区时，我扫荡了那里的图书馆，不分青红皂白地吞咽所有封皮之间的任何内容。我曾愉快地幻想自己在一个星期内就掌握了整个领域的知识。我从玛格丽特•米德对萨摩亚和新几内亚青少年的敏锐研究中学到了性的知识，甚至获得允许进入禁书专架，那里放着像诺曼•梅勒的《北非海滨》之类的禁书，但这对于一个14岁少年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途中的镜子》 莫里斯•迪克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