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被遗忘的时光：岛城30年代
【刚才看到篇小组话题《二十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平》，想起这篇很久以前看到的文章。对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老上海”一直没什么兴趣，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不是我的菜，我喜欢那个有政府廉租房、有国立山东大学、有水族馆，举办过华北运动会的三十年代的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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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时光：岛城30年代
来源:中国经营报 时间： 2009-08-29 11:29 作者：谭洪安，王红
1933年7月23日，青岛火车站。
青岛市各界代表、各国驻当地领事及外侨共数万人聚集，他们大都手执小旗，翘首等待。下午5时许，一位50出头、气度儒雅的官员终于步出火车站，登时万众欢呼，掌声雷动。《大公报》当日报道称“其热烈盛况，实空前未有”。
24年后，台北陆军总医院。
X光拍片室门口，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身边一个护理人员也没有。医生从门里探出头来，向恰好站在旁边排队的一名候诊者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大概将其当做老人的亲属了。后者见状亦不便解释，小心把老人抱到拍片台，不经意间从老人衣领上看到“沈鸿烈”三个字。
“你就是海军司令沈鸿烈？”这位好心人诧异地问。老人笑笑，不答。谁也不知道，此刻这位风烛残年老人的脑海中，会不会闪过24年前那风光无限的一幕？
一位市长 两次兵变
沈鸿烈到底何许人也？
在上述英雄式凯旋的一幕发生之前，沈鸿烈是由东北海军改编而成、基地设在青岛港的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特别市（相当于直辖市）市长。
1933年6月24日，第三舰队部分对现状不满的中下级军官，密谋劫持沈鸿烈实行“兵谏”，事情半途败露，主谋者连夜率其中三艘军舰从胶州湾西南薛家岛训练基地出走，南下广东，史称“薛家岛事件”。
此次事件轰动全国。自1920年起获奉系军阀张作霖赏识和信任，一手创建并苦心经营东北海军10余年的沈鸿烈，为此事大受打击，随即向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递交辞呈，欲辞去舰队司令及青岛市市长两职。
青岛市民闻讯反应强烈，工商各界自发组织挽留“沈市长”的行动，多方奔走，声势浩大，前后持续20多天。最后，国民政府批准沈鸿烈辞去第三舰队司令，但保留青岛市市长职务，一度黯然离开青岛的沈鸿烈，这才回心转意。
事有凑巧，早在1932年初春，第三舰队副司令及多位舰长等高级军官，已发动过一次“兵谏”。他们在崂山湾基地绑架了刚刚兼任代理青岛市市长一职的沈鸿烈，要求他交出舰队指挥权，但遭沈拒绝。
次日，获知主帅被囚，舰队一些中下级军官组织敢死队将沈救出，脱险后的沈顾念同袍之谊，以德报怨，只把作乱军官解职遣散了事，“崂山事变”终告平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救沈鸿烈于危难之中的中下级军官，有好几个一年半后又成为“薛家岛事件”的主谋。
“崂山事变”之后，少帅张学良为安定东北海军上下军心，解决军费问题，向蒋介石力荐沈鸿烈从代理市长之位“转正”。对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这位不大听话的地方军阀，蒋介石也希望用东北海军加以制衡，于是，1932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
自此，沈鸿烈主政青岛6年，直到1937年的最后一天。
一年半之内，遭遇两次部下兵变，都能安然脱身并因祸得福，沈鸿烈可谓福大命大。但一年半之内，军人出身的“沈市长”，却能让青岛市民发自内心的敬服和爱戴，就不是运气所能解释的了。
据时人回忆，南京国民政府虽满足了青岛各界代表挽留沈鸿烈的请求，却认为民众集体挽留地方官之风不可长，特下通令：下不为例！
六载奠基 跻身八强
抗战胜利青岛光复后第一任市长李先良曾回忆说，“我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之日期虽为1922年12月10日，但空有其名，实际接收青岛土地与主权，应自沈氏于1931年12月16日就职时开始。”沈鸿烈治理青岛时期，李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负责人。
原来中国收回青岛后，北洋政府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曾派北洋军阀及政客任督办。至1929年北伐之后 ，南京政府改青岛为特别市（与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并列），等到1931年12月沈鸿烈上任时，青岛已九易市长，地方政府官员走马灯一般更换，城市建设无从谈起。
沈鸿烈就职之初，即针对德日占据及军阀混战给青岛带来的种种不利情势，宣布十大施政纲要：一为整饬吏治，修明内政；二为厉行自治，充实民力；三为禁绝恶习，改良风俗；四为建设乡村，施惠贫民；五为普及教育，以求实用；六为提倡国货，优遇劳工；七为发展区务，繁荣市面；八为整顿军警，巩固治安；九为慎重邦交，保护外侨；十为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李先良忆述：“沈氏治青并不以十大施政纲要为宣传，主要致力于实施之途径。”
正因为执行得力，沈鸿烈主政6年间，青岛全面发展，一派欣欣向荣，至1935~1936年间达到高潮。
最明显的表现是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全市人口为36.2万，1931年为40.3万，1936年9月则增至57.5万。那几年的统计显示，青岛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多为负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足可说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自1897年起的20余年间，青岛先后为德、日两国侵占，中国人开办的民族企业发展缓慢，1914年全市有5家民族企业，到1927年的13年里，只增加到43家。1929年以后，青岛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32年达到120家，1934年则达到150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学者李东泉认为，沈鸿烈在青岛实施的是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在德占日据时代留下的现代化城市硬件基础上，启动了同样重要的软件基础建设，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
1935年1月，沈鸿烈主持修订《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当时青岛市区人口约20万左右，按沈的规划，将来以增加5倍，即100万人口为目标。为此，他将城市空间向外拓宽，并按功能划分为行政、港埠、住宅、商业、工业5个区域。
6年间，青岛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和港口城市。1937年以后，青岛与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陷于长期战乱，但由于城市自身基础已经完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至解放前，该市人口达80万，成为全国八大城市之一。
年近八旬的青岛知名文史专家、原青岛图书馆馆长鲁海，孩提时代正值沈鸿烈主政青岛。据他对笔者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城区的格局和市容，与他儿时相比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固然说明过去三四十年间整个城市前进脚步放缓，同时也足见沈鸿烈当年规划和建设的眼光超前。
关心民生 人心所向
沈鸿烈所办诸多实事中，尤以普及现代中小学教育和建设平民住宅，最为青岛普通百姓所称道。
一位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编审主任、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等职的前国民党官员回忆称，沈鸿烈指示拨款为市内中小学增建和扩建了一批校舍，郊区较大的村镇均建有完全小学，不少村有初级小学，这在当年民智初开的中国农村，真是难能可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青岛读完小学和初中的鲁海也说，那时候修建的小学校舍，窗明几净，空间宽敞，按当年建设标准已是一流，至今仍有保留下来供人参观的。
青岛民间流传，当年沈鸿烈经常到市内各处私访，从不事先通知，毫无当官的架子，而且说的少，做的多。有一次他带着姨太太到青岛穷人聚集的西镇地区，看到当地百姓大都住在极为简陋的棚屋内，当即决定大力改造，其姨太太出身富家，也支持此举，还动员娘家出资协助修建了西镇数座居住条件较好的平民院。
后来青岛各处修建多处此类大院，百姓戏称为“八大院”或“十大公馆”等。这些平民院多者700户，少者300户，院内分别兴建公共清洁卫生设备，接通水电管道，并有邻里办公室、居民会议室等，大院外围均开辟马路，还开办小学、市场等。平民院内每户面积16~18平方米，居住不能超过4人，月租1元（当时一般工薪阶层平均月收入22元左右），其功能与今天的廉租房相类似。
沈鸿烈严格规定：凡公务员、教师、警察等公职人员以及资产在500元以上的工商业者，一律不得租住。
李先良曾感叹，二次大战后英美各国才有供给低收入阶层的标准房屋建设，而沈市长早在30年代便有此做法，“实属先进之创举”。
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青岛陆续拆迁这些历经数十年风雨已显老态的“大院”和“公馆”时，工作人员还常能听到居民传唱赞扬沈市长的歌谣。
有趣的是，当时沈鸿烈曾与本地银行家刘子山合作“房地产开发”，刘出地出钱盖大院，沈出台优惠政策将其租给低收入者，规定房租全部存入刘的东莱银行，刘再通过商业存放款获利。刘个人的地用完以后，沈以政府名义继续划地支持，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青岛的穷人有房住，市政府不用掏开发资金，而刘也因此赚到了钱。
本世纪初出任青岛市长，后升任市委书记的杜世成，前后也在青岛待了6年多。据说他对老一辈市民经常提起“沈市长”大惑不解，问部下：现在我们把青岛搞得“大而美”、“美而全”了，为什么老百姓还要怀念旧社会的一个市长呢？
后来杜因利用职权搞土地腐败等问题“出事”，有老百姓私下就议论，这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怀念沈市长了吧？
市长校长 相得益彰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那位鼎鼎大名的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是沈鸿烈名副其实的终生挚友，彼此长期互相影响提携。
张伯苓比沈鸿烈年长6岁，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投身教育。
据沈鸿烈侄子沈肇熙回忆，1911年夏，公费留学日本海军学校的叔父学成回国（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曾在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海军局工作，而张伯苓与北京海军界人物多有往来，二人得以相识交谈。当张伯苓得知沈鸿烈胸怀建设海军、报效祖国之志，且具灼见卓识时，十分敬重，而沈对张的道德学问、艰苦兴学精神，也推崇备至。彼此敬仰，友谊日深。沈鸿烈为张作霖所延揽赴东北发展，与张伯苓往来亦未间断。
沈鸿烈主政青岛后，决心大力发展教育，恳请张伯苓让办学有声有色的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来青岛，出任教育局长。同为湖北老乡的雷从此成为沈的左膀右臂，短短几年内青岛文化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据说，张伯芩曾就沈如此渴求贤才发出感叹：“当今之世，像沈鸿烈这样为国为民的市长，能有几人？！”
据鲁海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以乡土文学知名的老一辈作家蹇先艾曾对他提及，早年在青岛与沈鸿烈见面的情形。沈对来访的作家及学术界人士承诺：如果你们要来青岛开会，我沈某人派军舰送到崂山游览，食宿在青岛最豪华的迎宾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给青岛人做一次讲座。结果真的吸引那时国内众多学问大家前来青岛讲演。
在沈宽松开明的管理政策支持下，经蔡元培提议，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改组为国立山东大学，原教务长赵太侔为校长，除原来的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等外，增聘老舍、洪深、王淦昌、童第周等各路名家，不少在北平、上海无法立足的左翼人士也纷纷前来，青岛一时成为国内文化重镇。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度出任校长，网罗知名教授，令山大无论教研水平还是院系规模，均达到鼎盛时期。
但鲁海说，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山东大学迁往济南后，青岛再无好的文科大学，文化根基就此受损，昔日辉煌难以再现，前些年山东大学有意回青岛开分校，北大也计划来青岛开分校，在崂山脚下校址都初步选好了，都因为划地问题无法解决而作罢。
有传闻称，同样的地块政府划给大学和卖给地产商相比，收益可能相差10倍，这笔账很好算。现在山东一些原来在各个地级市的高校，招生困难，都看好青岛的知名度和宜人气候，纷纷迁入，但校址用地大都比较偏远。
1946年，沈鸿烈处于半赋闲状态，时任考试院长的张伯苓向蒋介石举荐其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8年，沈辞去此职，张伯苓又向蒋介石推荐其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沈得知可与张伯芩、雷法章（时任考试院秘书长）相处，欣然赴任，此乃后话。
纵容摩擦 最大“污点”
在青岛市政协主编的《沈鸿烈生平轶事》一书（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内部发行）前言中，有如下文字：“他出任青岛市市长，在长达6年的任期内，重视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加快市政建设，发展民族经济。在抗日战争期间，继韩复榘之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他坚持鲁南敌后抗战，也与共产党搞摩擦，在山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是迄今为止，青岛市官方对“沈市长”的正式评价。
除此之外，青岛政务信息公众网（市委市政府网站）上挂有一篇文章《沈鸿烈主青施政见闻》，对沈那6年的事迹有较多描述，在结语中提及，1935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日益严峻，沈鸿烈忙于与之周旋，已无力顾及市政建设。
面对虎视眈眈、寻机挑衅的日方，出身东北军的沈鸿烈，深知己方实力处于下风，遂采取“备战交涉，大事不让，小事不争”的原则，竭力保护青岛全局稳定。“七七事变”后，孤悬海滨的青岛势难坚守，沈鸿烈奉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将众多日商厂房机器悉数炸毁后，于1937年12月31日撤离青岛。
1938年1月，沈鸿烈接替临阵脱逃被蒋介石枪决的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由于手下无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只能游走于敌后，成为“游击主席”。后来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限共政策，与山东境内八路军部队不时摩擦。1939年春，沈下辖的秦启荣部制造“太和惨案”，八路军干部200余人遇难。此为日后共产党人眼中沈的最大污点。
1941年9月，短兵缺将、四面受敌、处境日渐艰难的沈鸿烈，不得不以述职为由回到后方重庆，不久即被免去山东省主席一职，结束了他在齐鲁大地的10年政治生涯。
据追随沈鸿烈左右11年，在重庆期间任其私人秘书的谢云祥回忆，蒋介石夫妇曾在官邸设宴为沈洗尘，多喝了几杯的沈准备告辞时，委婉要求蒋准许他去探望老上司张学良，“蒋稍愣，随即应允，可是从此对沈不问不理达3月之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时为青岛市长的沈鸿烈觉得，张杨主张，正义所在，不愿反对，而对蒋则是权威所慑，不敢反对。经再三权衡，沈认为张志在贯彻主张，蒋最要紧的是保全性命，如蒋明智，必定让步，调解得力，可能和平解决，所以他给双方发电报呼吁克制谈判。据说蒋获释后调查各地方大员的反应，对沈的表态表示赞赏。后来更让沈去探访被囚的张学良，加以劝慰。岂料两人一见面，即抱头痛哭。
沈毕竟非蒋嫡系，又因个性率直且念旧，此次在敏感问题上开罪蒋委员长，等待他的只有长达4年的冷板凳命运了。
内战期间，沈鸿烈的反共态度有所变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甚至一度收留公开反蒋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但由于山东抗战时那段不大光彩的历史，1949年又随蒋介石撤到台湾，青岛市民口碑代代相传的“沈市长”，至今在内地公开的官方场合，仍是一个敏感的名字。
除数量可观的基建设施外，现在青岛不少名胜游览地，多为沈鸿烈当年主持开发，如前海栈桥（扩建）、八大关别墅区、水产博物馆及名闻遐迩的崂山风景区等。
可是，与沈本人直接相关的文物存留下来的寥寥可数。最有名的是崂山斐然亭，据说是当年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来青，好客的沈鸿烈热情招待，杜高兴之下出资修建此亭，取“斐然成章”意（沈鸿烈字成章）。“文革”期间，红卫兵欲砸毁此亭，崂山村民闻讯赶来守护，终得保存。
此外还有沈题写的“青岛体育场”牌匾，存于改建后的天泰体育场，而同样是他题写的原青岛市礼堂牌匾，则早已不复存在了。
尾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57年的那一天，那位好心人走出台北陆军总医院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从“海军司令沈鸿烈”的身上，他深切感受到何为晚景凄凉。
而6年之前， 即1951年2月，沈鸿烈的终生挚友，75岁的张伯苓二度中风后第9天，病逝于天津。由于张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等高官，所以尽管留在大陆，回到南开却已成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不久之后即郁郁而终。
虽然出身南开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往吊唁，但当时没有任何媒体公开报道相关新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陆舆论对张伯苓作为现代重要教育家的地位，才逐渐有更多客观的肯定评价。
1968年某一天深夜，在沈鸿烈当年主持扩建的青岛标志景点栈桥，79岁的赵太侔投海自尽。“文革”结束后，赵太侔获得平反，定性为含冤而死。
一年之后，即1969年，87岁的沈鸿烈在宝岛台湾悄然离世。
据近年内地公开发表的文史资料，沈鸿烈赴台后未任实职，只当顾问，20年间，埋头著书多种，其中有《收回东北航权始末》、《青岛市长》、《抗战时期之山东党政军》、《浙政两年》及《五十年间大梦记》等。从这些书目结合沈的历史看，应是他对自己一生所做的主观总结。
过去沈鸿烈每在失意时，常杜门谢客，埋头读写。他曾多次在集会上讲话表示，要仿效司马迁、司马光──在位立功，退位立言，虽不敢期望流芳千古，但鸿爪雪泥，人总要留些痕迹于世，才不虚此生。
感谢青岛《半岛都市报》刘宜庆先生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http://life.cb.com.cn/12724987/20090829/40927.html
被遗忘的时光：岛城30年代
来源:中国经营报 时间： 2009-08-29 11:29 作者：谭洪安，王红
1933年7月23日，青岛火车站。
青岛市各界代表、各国驻当地领事及外侨共数万人聚集，他们大都手执小旗，翘首等待。下午5时许，一位50出头、气度儒雅的官员终于步出火车站，登时万众欢呼，掌声雷动。《大公报》当日报道称“其热烈盛况，实空前未有”。
24年后，台北陆军总医院。
X光拍片室门口，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身边一个护理人员也没有。医生从门里探出头来，向恰好站在旁边排队的一名候诊者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大概将其当做老人的亲属了。后者见状亦不便解释，小心把老人抱到拍片台，不经意间从老人衣领上看到“沈鸿烈”三个字。
“你就是海军司令沈鸿烈？”这位好心人诧异地问。老人笑笑，不答。谁也不知道，此刻这位风烛残年老人的脑海中，会不会闪过24年前那风光无限的一幕？
一位市长 两次兵变
沈鸿烈到底何许人也？
在上述英雄式凯旋的一幕发生之前，沈鸿烈是由东北海军改编而成、基地设在青岛港的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特别市（相当于直辖市）市长。
1933年6月24日，第三舰队部分对现状不满的中下级军官，密谋劫持沈鸿烈实行“兵谏”，事情半途败露，主谋者连夜率其中三艘军舰从胶州湾西南薛家岛训练基地出走，南下广东，史称“薛家岛事件”。
此次事件轰动全国。自1920年起获奉系军阀张作霖赏识和信任，一手创建并苦心经营东北海军10余年的沈鸿烈，为此事大受打击，随即向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递交辞呈，欲辞去舰队司令及青岛市市长两职。
青岛市民闻讯反应强烈，工商各界自发组织挽留“沈市长”的行动，多方奔走，声势浩大，前后持续20多天。最后，国民政府批准沈鸿烈辞去第三舰队司令，但保留青岛市市长职务，一度黯然离开青岛的沈鸿烈，这才回心转意。
事有凑巧，早在1932年初春，第三舰队副司令及多位舰长等高级军官，已发动过一次“兵谏”。他们在崂山湾基地绑架了刚刚兼任代理青岛市市长一职的沈鸿烈，要求他交出舰队指挥权，但遭沈拒绝。
次日，获知主帅被囚，舰队一些中下级军官组织敢死队将沈救出，脱险后的沈顾念同袍之谊，以德报怨，只把作乱军官解职遣散了事，“崂山事变”终告平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救沈鸿烈于危难之中的中下级军官，有好几个一年半后又成为“薛家岛事件”的主谋。
“崂山事变”之后，少帅张学良为安定东北海军上下军心，解决军费问题，向蒋介石力荐沈鸿烈从代理市长之位“转正”。对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这位不大听话的地方军阀，蒋介石也希望用东北海军加以制衡，于是，1932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
自此，沈鸿烈主政青岛6年，直到1937年的最后一天。
一年半之内，遭遇两次部下兵变，都能安然脱身并因祸得福，沈鸿烈可谓福大命大。但一年半之内，军人出身的“沈市长”，却能让青岛市民发自内心的敬服和爱戴，就不是运气所能解释的了。
据时人回忆，南京国民政府虽满足了青岛各界代表挽留沈鸿烈的请求，却认为民众集体挽留地方官之风不可长，特下通令：下不为例！
六载奠基 跻身八强
抗战胜利青岛光复后第一任市长李先良曾回忆说，“我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之日期虽为1922年12月10日，但空有其名，实际接收青岛土地与主权，应自沈氏于1931年12月16日就职时开始。”沈鸿烈治理青岛时期，李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负责人。
原来中国收回青岛后，北洋政府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曾派北洋军阀及政客任督办。至1929年北伐之后 ，南京政府改青岛为特别市（与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并列），等到1931年12月沈鸿烈上任时，青岛已九易市长，地方政府官员走马灯一般更换，城市建设无从谈起。
沈鸿烈就职之初，即针对德日占据及军阀混战给青岛带来的种种不利情势，宣布十大施政纲要：一为整饬吏治，修明内政；二为厉行自治，充实民力；三为禁绝恶习，改良风俗；四为建设乡村，施惠贫民；五为普及教育，以求实用；六为提倡国货，优遇劳工；七为发展区务，繁荣市面；八为整顿军警，巩固治安；九为慎重邦交，保护外侨；十为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李先良忆述：“沈氏治青并不以十大施政纲要为宣传，主要致力于实施之途径。”
正因为执行得力，沈鸿烈主政6年间，青岛全面发展，一派欣欣向荣，至1935~1936年间达到高潮。
最明显的表现是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全市人口为36.2万，1931年为40.3万，1936年9月则增至57.5万。那几年的统计显示，青岛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多为负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足可说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自1897年起的20余年间，青岛先后为德、日两国侵占，中国人开办的民族企业发展缓慢，1914年全市有5家民族企业，到1927年的13年里，只增加到43家。1929年以后，青岛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32年达到120家，1934年则达到150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学者李东泉认为，沈鸿烈在青岛实施的是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在德占日据时代留下的现代化城市硬件基础上，启动了同样重要的软件基础建设，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
1935年1月，沈鸿烈主持修订《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当时青岛市区人口约20万左右，按沈的规划，将来以增加5倍，即100万人口为目标。为此，他将城市空间向外拓宽，并按功能划分为行政、港埠、住宅、商业、工业5个区域。
6年间，青岛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和港口城市。1937年以后，青岛与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陷于长期战乱，但由于城市自身基础已经完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至解放前，该市人口达80万，成为全国八大城市之一。
年近八旬的青岛知名文史专家、原青岛图书馆馆长鲁海，孩提时代正值沈鸿烈主政青岛。据他对笔者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城区的格局和市容，与他儿时相比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固然说明过去三四十年间整个城市前进脚步放缓，同时也足见沈鸿烈当年规划和建设的眼光超前。
关心民生 人心所向
沈鸿烈所办诸多实事中，尤以普及现代中小学教育和建设平民住宅，最为青岛普通百姓所称道。
一位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编审主任、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等职的前国民党官员回忆称，沈鸿烈指示拨款为市内中小学增建和扩建了一批校舍，郊区较大的村镇均建有完全小学，不少村有初级小学，这在当年民智初开的中国农村，真是难能可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青岛读完小学和初中的鲁海也说，那时候修建的小学校舍，窗明几净，空间宽敞，按当年建设标准已是一流，至今仍有保留下来供人参观的。
青岛民间流传，当年沈鸿烈经常到市内各处私访，从不事先通知，毫无当官的架子，而且说的少，做的多。有一次他带着姨太太到青岛穷人聚集的西镇地区，看到当地百姓大都住在极为简陋的棚屋内，当即决定大力改造，其姨太太出身富家，也支持此举，还动员娘家出资协助修建了西镇数座居住条件较好的平民院。
后来青岛各处修建多处此类大院，百姓戏称为“八大院”或“十大公馆”等。这些平民院多者700户，少者300户，院内分别兴建公共清洁卫生设备，接通水电管道，并有邻里办公室、居民会议室等，大院外围均开辟马路，还开办小学、市场等。平民院内每户面积16~18平方米，居住不能超过4人，月租1元（当时一般工薪阶层平均月收入22元左右），其功能与今天的廉租房相类似。
沈鸿烈严格规定：凡公务员、教师、警察等公职人员以及资产在500元以上的工商业者，一律不得租住。
李先良曾感叹，二次大战后英美各国才有供给低收入阶层的标准房屋建设，而沈市长早在30年代便有此做法，“实属先进之创举”。
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青岛陆续拆迁这些历经数十年风雨已显老态的“大院”和“公馆”时，工作人员还常能听到居民传唱赞扬沈市长的歌谣。
有趣的是，当时沈鸿烈曾与本地银行家刘子山合作“房地产开发”，刘出地出钱盖大院，沈出台优惠政策将其租给低收入者，规定房租全部存入刘的东莱银行，刘再通过商业存放款获利。刘个人的地用完以后，沈以政府名义继续划地支持，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青岛的穷人有房住，市政府不用掏开发资金，而刘也因此赚到了钱。
本世纪初出任青岛市长，后升任市委书记的杜世成，前后也在青岛待了6年多。据说他对老一辈市民经常提起“沈市长”大惑不解，问部下：现在我们把青岛搞得“大而美”、“美而全”了，为什么老百姓还要怀念旧社会的一个市长呢？
后来杜因利用职权搞土地腐败等问题“出事”，有老百姓私下就议论，这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怀念沈市长了吧？
市长校长 相得益彰
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那位鼎鼎大名的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是沈鸿烈名副其实的终生挚友，彼此长期互相影响提携。
张伯苓比沈鸿烈年长6岁，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投身教育。
据沈鸿烈侄子沈肇熙回忆，1911年夏，公费留学日本海军学校的叔父学成回国（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曾在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海军局工作，而张伯苓与北京海军界人物多有往来，二人得以相识交谈。当张伯苓得知沈鸿烈胸怀建设海军、报效祖国之志，且具灼见卓识时，十分敬重，而沈对张的道德学问、艰苦兴学精神，也推崇备至。彼此敬仰，友谊日深。沈鸿烈为张作霖所延揽赴东北发展，与张伯苓往来亦未间断。
沈鸿烈主政青岛后，决心大力发展教育，恳请张伯苓让办学有声有色的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来青岛，出任教育局长。同为湖北老乡的雷从此成为沈的左膀右臂，短短几年内青岛文化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据说，张伯芩曾就沈如此渴求贤才发出感叹：“当今之世，像沈鸿烈这样为国为民的市长，能有几人？！”
据鲁海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以乡土文学知名的老一辈作家蹇先艾曾对他提及，早年在青岛与沈鸿烈见面的情形。沈对来访的作家及学术界人士承诺：如果你们要来青岛开会，我沈某人派军舰送到崂山游览，食宿在青岛最豪华的迎宾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给青岛人做一次讲座。结果真的吸引那时国内众多学问大家前来青岛讲演。
在沈宽松开明的管理政策支持下，经蔡元培提议，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改组为国立山东大学，原教务长赵太侔为校长，除原来的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等外，增聘老舍、洪深、王淦昌、童第周等各路名家，不少在北平、上海无法立足的左翼人士也纷纷前来，青岛一时成为国内文化重镇。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度出任校长，网罗知名教授，令山大无论教研水平还是院系规模，均达到鼎盛时期。
但鲁海说，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山东大学迁往济南后，青岛再无好的文科大学，文化根基就此受损，昔日辉煌难以再现，前些年山东大学有意回青岛开分校，北大也计划来青岛开分校，在崂山脚下校址都初步选好了，都因为划地问题无法解决而作罢。
有传闻称，同样的地块政府划给大学和卖给地产商相比，收益可能相差10倍，这笔账很好算。现在山东一些原来在各个地级市的高校，招生困难，都看好青岛的知名度和宜人气候，纷纷迁入，但校址用地大都比较偏远。
1946年，沈鸿烈处于半赋闲状态，时任考试院长的张伯苓向蒋介石举荐其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8年，沈辞去此职，张伯苓又向蒋介石推荐其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沈得知可与张伯芩、雷法章（时任考试院秘书长）相处，欣然赴任，此乃后话。
纵容摩擦 最大“污点”
在青岛市政协主编的《沈鸿烈生平轶事》一书（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内部发行）前言中，有如下文字：“他出任青岛市市长，在长达6年的任期内，重视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加快市政建设，发展民族经济。在抗日战争期间，继韩复榘之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他坚持鲁南敌后抗战，也与共产党搞摩擦，在山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是迄今为止，青岛市官方对“沈市长”的正式评价。
除此之外，青岛政务信息公众网（市委市政府网站）上挂有一篇文章《沈鸿烈主青施政见闻》，对沈那6年的事迹有较多描述，在结语中提及，1935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日益严峻，沈鸿烈忙于与之周旋，已无力顾及市政建设。
面对虎视眈眈、寻机挑衅的日方，出身东北军的沈鸿烈，深知己方实力处于下风，遂采取“备战交涉，大事不让，小事不争”的原则，竭力保护青岛全局稳定。“七七事变”后，孤悬海滨的青岛势难坚守，沈鸿烈奉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将众多日商厂房机器悉数炸毁后，于1937年12月31日撤离青岛。
1938年1月，沈鸿烈接替临阵脱逃被蒋介石枪决的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由于手下无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只能游走于敌后，成为“游击主席”。后来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限共政策，与山东境内八路军部队不时摩擦。1939年春，沈下辖的秦启荣部制造“太和惨案”，八路军干部200余人遇难。此为日后共产党人眼中沈的最大污点。
1941年9月，短兵缺将、四面受敌、处境日渐艰难的沈鸿烈，不得不以述职为由回到后方重庆，不久即被免去山东省主席一职，结束了他在齐鲁大地的10年政治生涯。
据追随沈鸿烈左右11年，在重庆期间任其私人秘书的谢云祥回忆，蒋介石夫妇曾在官邸设宴为沈洗尘，多喝了几杯的沈准备告辞时，委婉要求蒋准许他去探望老上司张学良，“蒋稍愣，随即应允，可是从此对沈不问不理达3月之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时为青岛市长的沈鸿烈觉得，张杨主张，正义所在，不愿反对，而对蒋则是权威所慑，不敢反对。经再三权衡，沈认为张志在贯彻主张，蒋最要紧的是保全性命，如蒋明智，必定让步，调解得力，可能和平解决，所以他给双方发电报呼吁克制谈判。据说蒋获释后调查各地方大员的反应，对沈的表态表示赞赏。后来更让沈去探访被囚的张学良，加以劝慰。岂料两人一见面，即抱头痛哭。
沈毕竟非蒋嫡系，又因个性率直且念旧，此次在敏感问题上开罪蒋委员长，等待他的只有长达4年的冷板凳命运了。
内战期间，沈鸿烈的反共态度有所变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甚至一度收留公开反蒋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但由于山东抗战时那段不大光彩的历史，1949年又随蒋介石撤到台湾，青岛市民口碑代代相传的“沈市长”，至今在内地公开的官方场合，仍是一个敏感的名字。
除数量可观的基建设施外，现在青岛不少名胜游览地，多为沈鸿烈当年主持开发，如前海栈桥（扩建）、八大关别墅区、水产博物馆及名闻遐迩的崂山风景区等。
可是，与沈本人直接相关的文物存留下来的寥寥可数。最有名的是崂山斐然亭，据说是当年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来青，好客的沈鸿烈热情招待，杜高兴之下出资修建此亭，取“斐然成章”意（沈鸿烈字成章）。“文革”期间，红卫兵欲砸毁此亭，崂山村民闻讯赶来守护，终得保存。
此外还有沈题写的“青岛体育场”牌匾，存于改建后的天泰体育场，而同样是他题写的原青岛市礼堂牌匾，则早已不复存在了。
尾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57年的那一天，那位好心人走出台北陆军总医院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从“海军司令沈鸿烈”的身上，他深切感受到何为晚景凄凉。
而6年之前， 即1951年2月，沈鸿烈的终生挚友，75岁的张伯苓二度中风后第9天，病逝于天津。由于张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等高官，所以尽管留在大陆，回到南开却已成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不久之后即郁郁而终。
虽然出身南开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往吊唁，但当时没有任何媒体公开报道相关新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陆舆论对张伯苓作为现代重要教育家的地位，才逐渐有更多客观的肯定评价。
1968年某一天深夜，在沈鸿烈当年主持扩建的青岛标志景点栈桥，79岁的赵太侔投海自尽。“文革”结束后，赵太侔获得平反，定性为含冤而死。
一年之后，即1969年，87岁的沈鸿烈在宝岛台湾悄然离世。
据近年内地公开发表的文史资料，沈鸿烈赴台后未任实职，只当顾问，20年间，埋头著书多种，其中有《收回东北航权始末》、《青岛市长》、《抗战时期之山东党政军》、《浙政两年》及《五十年间大梦记》等。从这些书目结合沈的历史看，应是他对自己一生所做的主观总结。
过去沈鸿烈每在失意时，常杜门谢客，埋头读写。他曾多次在集会上讲话表示，要仿效司马迁、司马光──在位立功，退位立言，虽不敢期望流芳千古，但鸿爪雪泥，人总要留些痕迹于世，才不虚此生。
感谢青岛《半岛都市报》刘宜庆先生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