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潘德孚的中医为什么会输给西医
中医为什么会输给西医
潘德孚
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王丽对医院病人的调查显示，90%的病人不再相信中医。而关于中、西医在人们心目中位置的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诊断和治疗疾病还是要靠西医，只有患上某些慢性病，西医没有好办法解决时，才考虑去看中医。”
这能说明西医治病胜过中医吗？是中医没有用吗？是中医医学的原理与实践不如西医吗？完全不是！如果有人认为是，那么请回答：为什么西医没有办法了，反而考虑去看中医。有能力的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你会不会认为应当请一个没能力的人来干？王丽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讲法，反映当前社会医疗现实中的矛盾。
王丽医师把诊断和治疗混为一谈。西医的诊断由于现代科学的支持，又以物质性的躯体为基础，可以做出很好的诊断，这叫做可操作性强。但是，这种可操作性，只能针对身体而不能针对生命，所以，这样的诊断与治疗是分家，能诊断出来的病名，除了用外科手术去除病灶的方法外，大多数无治疗方法。因此，切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疾病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不因躯体的切除而痊愈。相反，还会因躯体的损害而减弱自我修复的能力。例如胃镜确实可以检查出很多胃病的名称：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等等，但即使是最轻的浅表性胃炎，西医也无药可治。所有治病的药，制酸、止痛，切除等等，都治标不治本，压制症状，掩盖病情，对根本治愈，没有任何好处。其他的诊断，都有类似状况。例如用强的松来消炎止痛治疗风湿病，结果是许多人的症状暂时虽得到缓解。可是几年或几十年后，他们却发生了强的松的后遗症——骨质疏松、骨溶症、股骨坏死症等等，其疼痛不可名状，好像要把以前的疼痛都连本带利讨回去。
笔者认为，依王丽女士所说的情况说明，当前的中医，在市场上输给了西医，但这不是医学的原理和临床实践，而是社会操作的问题。西医学随西方市场一起长大，而中医过去不是讲市场的。中国人从来就把医学认为是济世的事业，而不是赚钱的事业。加上中国人的普遍贫穷，因此，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才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家无百亩不言医”之说。中医的社会操作和传授方法，也跟西医也不一样。例如师徒传承，不能大规模授受。然而，现在是市场社会，中医的传统跟不上市场脚步，才会出现上面王丽医师所述的比较。要改变这种状态，是政治家的事，医学家们没有办法。因为政治家是管理社会的。政治家们过去提中西医结合，现在提“现代化”，这些口号，结果如何都很难说，因为关键不在口号，而在政治操作。我们看中央老是提倡发展中医。可是发展了没有？结果是如王丽女士所说的。岂不令人大跌眼镜！这当然不是我国政治家不重视，而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他们也无能为力。
罗斯先生说：“医生（指西医医生）并不比病人活得长”。西医医生连自己的健康也保不了，他如何能去保病人的健康呢？医学是否在与我们开玩笑？不是。认真负责地说，是因为医学受到了操纵，受到市场的操纵。现代的医学，可谓之市场医学。医学的优劣，本应表现在治疗效果上。然而现代西医的表现，似乎是不在讲究治疗效果，而是表现在与市场的结合上。从X光到磁共振，查找身体上病灶的仪器进步非凡，病人们的治疗费用无数倍提高，可治疗效果却一点也显示不出来。据日本报道，一个世纪以来，它的治愈率停在1/5，没有丝毫进步。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的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这个统计，让人们大吃一惊：许多人为了生命和健康去医院，却在医院医生的治疗之下，把生命与健康弄丢了。它告诉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走向人们希望的反面。道理就在于这个医学被市场操纵了。
生命的珍贵，在之于它给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因此，人们为了健康去治疗，是不惜一切金钱的。这就是说，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政府每年花很多钱去防疫，投入医学研究，建立医疗保险制度，都说明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然而，市场却是要钱不要命的：许多人破产了为什么要自杀？不缴医院押金，你即使得了急病马上死亡医生们可以置之不理。市场操纵了医学，医院和医生们就只向钱看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做外科手术要花红包的道理。医院既已给了工资，医生有什么理由拿你的红包呢？
我说这些话，有很多人不爱听，并不只是外科医生。因为，这是一个利益集团，是一个利害息息相关的集团。我在温州老年大学做报告，只是告诉大家人体里有个自愈医院。意思只是告诉人们爱惜自己的自愈能力，不要用医疗手段或药物去损害它。然而听报告的人中，有一些退休的官员起哄了。他们说，按潘德孚的讲法，医院也可以不要了。他们的意思当然是，如果老百姓都知道许多病能自愈，医院的生意就少了，而他们的利益，却来自医院和医疗。市场与医学都是社会存在的需要，但两者结合起来，却会成为一个怪物，也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怪物。
“今天，医学工业已经成为制药工业的一个下属机构它现在是世界上的首富。目前，所有的医生都是受金钱杠杆控制的木偶。从自己的垄断地位中制药工业公司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们必须要把充足的资金用于蛊惑健康者，即蛊惑我们中的每个人。制药公司提供或控制大部分用于医学研究的经费，某种研究只有得到认可，才能获取所需经费；它们给各类刊物提供大笔赞助费，以便自己在上面做广告；它们打着举办医学会议的名义，过分慷慨地为医生提供度假的费用；它们还赠送各类礼品给医生。”
“最近，悉尼一份报纸披露了制药公司鼓励医生在处方上开他们研制的药物的一些方法，这包括，赠送礼品，像计算机、高尔夫球、计算器、挂历、BP机、公文包，还有宾馆就餐券，去风景区开会等。制药公司把销售总额的15%专用于推销自己的产品，其数额相当大，以致可以分给澳大利亚每位普通医生10000美元。”
“制药公司不一定非要挖空心思地让医生在处方中开自己生产的药品，因为医生已被训练去这样做了；制药公司最关心事情的是：让医生在处方中开最‘合适的’药物，如开那些盈利最高的药物。因此，为了推动医生做出这种决定，制药公司拥有自己的‘新药推销员’，他们定期拜访医生，带去最新研制的药物。久而久之，医生和病人就必须依赖于这类‘专业知识’，以便能避免关节炎或其他疾病复发。”
“现代医疗惯例是，当体内器官出现故障进而衰竭时，只要能花得起钱，科学医学就会介入，就会施行器官移植手术。对此，政治家称之为‘保健’制度，化学家和外科医生称之‘科学医学’，制药公司称之为‘保健商业’。为了控制医疗业，制药公司一直保持着对卫生和药物管理机构上层人物强大的影响力，这表现在，上述机构始终如一地排斥施行自然康复疗法的医生，排斥任何与正统的对抗疗法相违背的人员（就如我国排斥中医、草药医一样）；许多这类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一旦退休，就会被各类制药公司高薪聘用……”（《现代医疗批判》）
以上所说的是西方的情况，在我国，其情况更加无所不用其极。
（摘自潘德孚《人体生命医学纲要——绪论》）
潘德孚
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王丽对医院病人的调查显示，90%的病人不再相信中医。而关于中、西医在人们心目中位置的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诊断和治疗疾病还是要靠西医，只有患上某些慢性病，西医没有好办法解决时，才考虑去看中医。”
这能说明西医治病胜过中医吗？是中医没有用吗？是中医医学的原理与实践不如西医吗？完全不是！如果有人认为是，那么请回答：为什么西医没有办法了，反而考虑去看中医。有能力的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你会不会认为应当请一个没能力的人来干？王丽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讲法，反映当前社会医疗现实中的矛盾。
王丽医师把诊断和治疗混为一谈。西医的诊断由于现代科学的支持，又以物质性的躯体为基础，可以做出很好的诊断，这叫做可操作性强。但是，这种可操作性，只能针对身体而不能针对生命，所以，这样的诊断与治疗是分家，能诊断出来的病名，除了用外科手术去除病灶的方法外，大多数无治疗方法。因此，切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疾病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不因躯体的切除而痊愈。相反，还会因躯体的损害而减弱自我修复的能力。例如胃镜确实可以检查出很多胃病的名称：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等等，但即使是最轻的浅表性胃炎，西医也无药可治。所有治病的药，制酸、止痛，切除等等，都治标不治本，压制症状，掩盖病情，对根本治愈，没有任何好处。其他的诊断，都有类似状况。例如用强的松来消炎止痛治疗风湿病，结果是许多人的症状暂时虽得到缓解。可是几年或几十年后，他们却发生了强的松的后遗症——骨质疏松、骨溶症、股骨坏死症等等，其疼痛不可名状，好像要把以前的疼痛都连本带利讨回去。
笔者认为，依王丽女士所说的情况说明，当前的中医，在市场上输给了西医，但这不是医学的原理和临床实践，而是社会操作的问题。西医学随西方市场一起长大，而中医过去不是讲市场的。中国人从来就把医学认为是济世的事业，而不是赚钱的事业。加上中国人的普遍贫穷，因此，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才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家无百亩不言医”之说。中医的社会操作和传授方法，也跟西医也不一样。例如师徒传承，不能大规模授受。然而，现在是市场社会，中医的传统跟不上市场脚步，才会出现上面王丽医师所述的比较。要改变这种状态，是政治家的事，医学家们没有办法。因为政治家是管理社会的。政治家们过去提中西医结合，现在提“现代化”，这些口号，结果如何都很难说，因为关键不在口号，而在政治操作。我们看中央老是提倡发展中医。可是发展了没有？结果是如王丽女士所说的。岂不令人大跌眼镜！这当然不是我国政治家不重视，而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他们也无能为力。
罗斯先生说：“医生（指西医医生）并不比病人活得长”。西医医生连自己的健康也保不了，他如何能去保病人的健康呢？医学是否在与我们开玩笑？不是。认真负责地说，是因为医学受到了操纵，受到市场的操纵。现代的医学，可谓之市场医学。医学的优劣，本应表现在治疗效果上。然而现代西医的表现，似乎是不在讲究治疗效果，而是表现在与市场的结合上。从X光到磁共振，查找身体上病灶的仪器进步非凡，病人们的治疗费用无数倍提高，可治疗效果却一点也显示不出来。据日本报道，一个世纪以来，它的治愈率停在1/5，没有丝毫进步。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的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这个统计，让人们大吃一惊：许多人为了生命和健康去医院，却在医院医生的治疗之下，把生命与健康弄丢了。它告诉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走向人们希望的反面。道理就在于这个医学被市场操纵了。
生命的珍贵，在之于它给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因此，人们为了健康去治疗，是不惜一切金钱的。这就是说，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政府每年花很多钱去防疫，投入医学研究，建立医疗保险制度，都说明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然而，市场却是要钱不要命的：许多人破产了为什么要自杀？不缴医院押金，你即使得了急病马上死亡医生们可以置之不理。市场操纵了医学，医院和医生们就只向钱看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做外科手术要花红包的道理。医院既已给了工资，医生有什么理由拿你的红包呢？
我说这些话，有很多人不爱听，并不只是外科医生。因为，这是一个利益集团，是一个利害息息相关的集团。我在温州老年大学做报告，只是告诉大家人体里有个自愈医院。意思只是告诉人们爱惜自己的自愈能力，不要用医疗手段或药物去损害它。然而听报告的人中，有一些退休的官员起哄了。他们说，按潘德孚的讲法，医院也可以不要了。他们的意思当然是，如果老百姓都知道许多病能自愈，医院的生意就少了，而他们的利益，却来自医院和医疗。市场与医学都是社会存在的需要，但两者结合起来，却会成为一个怪物，也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怪物。
“今天，医学工业已经成为制药工业的一个下属机构它现在是世界上的首富。目前，所有的医生都是受金钱杠杆控制的木偶。从自己的垄断地位中制药工业公司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们必须要把充足的资金用于蛊惑健康者，即蛊惑我们中的每个人。制药公司提供或控制大部分用于医学研究的经费，某种研究只有得到认可，才能获取所需经费；它们给各类刊物提供大笔赞助费，以便自己在上面做广告；它们打着举办医学会议的名义，过分慷慨地为医生提供度假的费用；它们还赠送各类礼品给医生。”
“最近，悉尼一份报纸披露了制药公司鼓励医生在处方上开他们研制的药物的一些方法，这包括，赠送礼品，像计算机、高尔夫球、计算器、挂历、BP机、公文包，还有宾馆就餐券，去风景区开会等。制药公司把销售总额的15%专用于推销自己的产品，其数额相当大，以致可以分给澳大利亚每位普通医生10000美元。”
“制药公司不一定非要挖空心思地让医生在处方中开自己生产的药品，因为医生已被训练去这样做了；制药公司最关心事情的是：让医生在处方中开最‘合适的’药物，如开那些盈利最高的药物。因此，为了推动医生做出这种决定，制药公司拥有自己的‘新药推销员’，他们定期拜访医生，带去最新研制的药物。久而久之，医生和病人就必须依赖于这类‘专业知识’，以便能避免关节炎或其他疾病复发。”
“现代医疗惯例是，当体内器官出现故障进而衰竭时，只要能花得起钱，科学医学就会介入，就会施行器官移植手术。对此，政治家称之为‘保健’制度，化学家和外科医生称之‘科学医学’，制药公司称之为‘保健商业’。为了控制医疗业，制药公司一直保持着对卫生和药物管理机构上层人物强大的影响力，这表现在，上述机构始终如一地排斥施行自然康复疗法的医生，排斥任何与正统的对抗疗法相违背的人员（就如我国排斥中医、草药医一样）；许多这类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一旦退休，就会被各类制药公司高薪聘用……”（《现代医疗批判》）
以上所说的是西方的情况，在我国，其情况更加无所不用其极。
（摘自潘德孚《人体生命医学纲要——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