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泉: 朱生豪的“小言”创作（節選）
一
《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译莎，当时他才24岁。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他的七种莎翁喜剧译稿，被毁于侵略者的炮火。1939年9月，他进入《中美日报》社，投身于抗日洪流。在报社的两年多时间里，虽然还曾利用业余时间，补译那七种被毁的译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在以“小言”为总题，写作了多达1141篇，总字数为39万6千余字的新闻随笔。这些短小精悍的新闻随笔，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
朱生豪把他写的这些随笔小品式的时政小评论，概括起来定名为“小言”，照他后来与我无拘束的谈话中随便解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文字数量着眼，说明他有短、小、简、轻这些特色。虽然少数几篇的字数较多，那都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则总是在三、四百字左右，少数仅仅一句话，不过一百字，个别只有数十字，如1940年12月15日的《不胜惶恐之至》一篇，只有37字。二是从读者对象着眼，“小”是一种谦词，表示它仅供尊敬的读者们对某一特定事物在思维取向上的参照而已。
写作“小言”，他说并不自在，不象一般的文艺创作那样，可以任情推理虚构。它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所依据，才能结合客观形势相应发挥。这是纪实性的题材和当时当地社会环境的限制。其次是文体的限制。总编要求采用所谓“正规”的“社论腔”，板起面孔写。第三，是立场的限制。“小言”不署名，就跟“社论”一样，因此一望而知它是代表报社的，成为“社论”的补充。如1941年1月8日的《美国准备参战》一篇，它的副标题《社论意有未尽，再论之》，明确说明它是社论的补充。社论是大块文章，大题大做；“小言”则是随笔小品，事无巨细，必须大题小做，或小题小做。因为“小言”作者的写作立场，必须站在报社的立场上，而当时的《中美日报》是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的立场，因此朱生豪在写作“小言”的两年多时间里，精神上并不舒畅，有时不得不被迫在文章中说一些违心的话，有时不得不在总编授意下写作，有时甚至在写了以后交总编审阅时，被涂改得面目全非。面对这些不幸的遭遇，平时总是自得其乐不声不响不善辞令的朱生豪，仅仅只是轻微地笑笑，概括起来说一声“不自在”，算是向我吐露他内心的一丝苦涩味。
……
从1939年10月11日撰写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冲进租界，封闭报社为止，除了因几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写外，朱生豪总共写了“小言”767天，1141篇，39万6千余字。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时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报》的教育版发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总清算》的文章，把当时在“孤岛”内投敌的一批落水学校及其负责人名单，毫不隐晦地揭露出来。这使汪伪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们通过日本侵略者，压迫租界当局，以“鼓励恐怖行为”为罪名，勒令该报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报社社长吴任沧便利用“停刊”这一喘息的时机，调整和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了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詹文浒代替查修任总编辑；原为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查修，调离总编职务，改任《中美周刊》主编。另请复旦大学推荐几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担任国内、国际和本市版的新闻编辑。我就是和另外两位同学，经复旦大学推荐，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为了麻痹敌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为“徐文韦”，把朱生豪的名字改为“朱文森”。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时一起来到编辑部的。
《中美日报》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 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报纸。1937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向租界渗透，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租界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在12月13日发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报报社，从14日起，必须将稿件的铅排“小样”送审，否则不准刊载。当时，有30多家报刊相继停业，有4家通讯社自动关闭，接受新闻检查的仅《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几家。
不久，为了抵制新闻检查，一批爱国报人想方设法，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国外籍人员，担任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创办洋商报纸，以达到掩护抗日宣传的目的。于是《华美晨报》、《大美报》、《每日译报》、《文汇报》、《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相继问世。《新闻报》也改由英商发行，不再送审。《申报》挂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从汉口迁回上海出版。同年11月1日，聘请美籍商人施高德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也在上海创刊。
《中美日报》的创办人吴任沧，是国民党陈果夫的亲信吴泽沧的胞弟。吴任沧早年出国留学，费用由国民党党部资助，就是因为凭借了这种关系。上海沦为“孤岛”时，吴任沧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9年夏，国民党中央派遣中组部副部长吴开先来上海，成立“统一委员会”，统一领导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并设立“中宣部驻沪宣传专员”，由已经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日报《中美日报》的吴任沧兼任。因此《中美日报》事实上是国民党宣传口在“孤岛”出版的一份直属报纸。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表面联合，共同抗日，实际上却是用围堵挤压乃至暗中击灭的手段来对付。这使《中美日报》成为一张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报纸。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岁的青年（我23岁，他27岁），无党无派，思想单纯，不知道《中美日报》的背景，只知道抗日反汪，要为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伸张民族正气。在进入报社以后的具体工作中，才慢慢体会到：国民党对共产党表面上说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里却看作洪水猛兽一般。这在我主编副刊《堡垒》时，因为编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我撤职一事上，看得特别清楚。当时朱生豪对我非常同情，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还说到他写“小言”时的遭遇--不得不写了很多违心的话。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职务，始终没有明确宣布。在总编室门外的一张双人写字台上工作，经常接受总编詹文浒交给他审阅的文稿。只见他在文稿上埋头认真阅读，有时用红笔修改，然后送进总编室。出来时又带了第二篇文稿，继续埋头审阅，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论委员，不写社论。我估计他是在帮助詹文浒审改社论一类的文章。后来又增加任务，安排他写“小言”。因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头工作，与编辑部其他同事虽共处一室，却很少交谈。从工作现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书，做着“总编助理”一类的工作。过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问我时，我回想到他经常向国内版编辑鲍维翰查看电讯稿的事，凭我个人推测，他的工作可能是国内新闻版编辑。此后我看到袁义勤写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报》编辑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联系到他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这才使我肯定：他是实际上做了没有名义的詹文浒秘书或“总编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浒是世界书局的同事。三十年代初，詹是嘉兴秀州中学英文教员，经杭州之江大学教务长黄式金的推荐，来到上海世界书局，负责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大功能的《英汉四用辞典》主编。1933年7月，由于胡山源的邀请，在之江大学刚刚毕业的朱生豪，也到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篡工作，并兼任《世界少年文库》的编译。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赏识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诣以及酷爱新旧诗歌的创作，因此在他升任书局编译所所长后，建议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1935年初，朱生豪终于与世界书局签定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合同，计件付酬。这就是朱生豪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
詹文浒的古典文学造诣不深，中文写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报》总编职务时，当然会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笔”，可以作为他在主持报社舆论建设方面的得力助手。因此朱生豪在报社的职务，实际上是詹文浒的秘书。
我进《中美日报》社，初任本市新闻版编辑。从1940年2月起，改任《堡垒》副刊主编。这是因为詹文浒从他光华大学的同事姚璋教授那里，知道我在1937年曾经主编过《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后作出决定的。从这时候开始，随着我职务的改变，我工作的办公桌也改变了，我坐在朱生豪坐的一张双人写字台的对面，开始和朱生豪交谈了。
朱生豪非常平易近人，见面时总是笑笑，点点头，好象怕羞的女孩子，腼腆地埋头工作，很少说话。和他接触的时间久了，我才逐渐认识到他是我们编辑部里唯一的一个“老好人”，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绝不参与编辑同事们对热门话题的争论，更不会对某一具体问题表示一点点褒贬的意见。即使在半夜一起吃稀饭点心的时候，他还是对人天真地笑笑，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什么也不说。但是第二天，我读到报上他写的“小言”，却是爱憎分明，语言流畅而泼辣，很难相信这些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
跟朱生豪正式交谈，由少而多，由一般而逐渐深入到某一专题，甚至后来我还和他一起出去逛书店看电影，那是从我住在报社过夜、第二天下午在报社编辑部从事日文翻译的时候开始的。我当时先后翻译的是日本川端康成的《文章》和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朱生豪坐在我的对面，他正补译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毁的那几个莎翁喜剧剧本。我们既然面对面工作，而且在空无一人的编辑部偌大的房间里，也就很自然地交谈起来，甚至还谈到他和总编詹文浒在世界书局的同事关系，谈到詹文浒的为人。
詹文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在上海解放时，他是《新闻报》的总经理。他不去台湾，等待解放，将新闻报社的全部资产（包括印制设备）点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人民政府给他自由。但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他又企图搭乘火车，转道香港前往台湾，而终于在他上车时被逮捕。当时在报上宣布他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判处无期徒刑，押送青海劳改。他在劳改农场悉心研究中医学，为劳改犯治病，居然一举成名，他解改后，被接到西宁市，专为全省劳改系统的病人治病。大约在1978年前后病殁。
在担任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转至《中美日报》总编辑这段时间，詹文浒肯定已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和朱生豪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们看他还是学者风度，非常爱才，能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不仅介绍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译莎的出版合同，将写作“小言”的重任基本上放手交给朱生豪去大胆尝试，还在我因副刊文章得罪三青团而被阴谋暗杀时设法解救我，在我因“共党嫌疑”而被撤消副刊主编后，他为我证明为无党无派，并在后来又聘请我任另一副刊《集纳》的主编（因原主编被汪伪特务绑架），从当时的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看不出他是国民党特务。朱生豪甚至还对我说：“他可能还没有加入国民党。“
1941年12月8日报社被封后，我们都各自东西，互不往来。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詹文浒去了重庆，在报社和高校工作过，还曾当过国民党中宣部普教处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以“中宣部驻沪特派员”名义，乘飞机来到上海，当了“接受大员”。初来乍到，他曾找到我家里来看我，说要成立办事处，希望我参加，并告诉我朱生豪已经病逝。我因早已在资本家的企业永祥印书馆担任编辑部负责人，任务繁重，无法分身，也就婉言谢绝。此后他成立了办事处，仅仅只有两个人：他请世界书局同事施瑛当了他的秘书，另有一位负责接发电报与重庆联系的，姓盛，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三个月后撤消了办事处，詹文浒转任《新闻报》总经理，施瑛也转往新闻报社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的施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曾经为该社撰写并出版过几种通俗文艺读物。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谈起詹文浒。他说他也不知道詹是特务，也许是在重庆时加入了特务组织吧。他还说，在和詹文浒共事时期，常听到他念念不忘朱生豪的才华，说朱生豪只要能够活着，肯定还会在我国翻译界作出一些前无古人的惊世创举。
我对朱生豪离开报社直到病逝前的译莎和生活情况，是在我看了他的夫人宋清如写的《朱生豪和莎士比亚》一文后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朱生豪1944年12月26日逝世后一周年时撰写，由当时在《新闻报》任总经理的詹文浒转给我。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文章，立即只字不易地把它编在《文艺春秋》月刊194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发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宋清如还曾和我通过几次信，并在1996年8月28日亲笔签赠我朱生豪的书信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她希望我写一些有关朱生豪与我相处时的回忆录。我表示同意，准备在看望她一次，交换一些当时情况以后再写。但是因为我忙于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嘉兴看望她。在接到她的哲嗣朱尚刚寄来的讣告，惊悉她不幸已于1997年6月27日病逝以后，我才不胜内疚，后悔我没有及时抓紧时机去看望她。
我赶紧搜集并研究有关朱生豪的资料。
身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物质条件极差，高度脑力劳动的朱生豪，得不到最起码的营养，以至英年早逝。在朱生豪短短32年的一生中，除了将37个莎士比亚剧本呕心沥血地翻译出31个半以外，只有他夫人宋清如把他写的书信编成一集出版，再没有其它重要的整部著作留下。我想到了和他共事时期他不署名写的大量时政随笔，应该汇集成书。发掘这些以“小言”为总题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中创造了一种形式独特、爱憎分明、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战斗力又非常强劲的新闻文学文体，他冒着被暗杀和绑架的危险，为我国文学界和新闻界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耐人学习的宝贵遗产。
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能够创作出这样的精品而感到自豪！
三
朱生豪创作的“小言”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与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汪精卫一伙的殊死搏斗；二是对日本的轴心盟国德意法西斯的刻骨嘲讽；三是向美英和苏联友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忠告；四是为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表态，如《所望于上海言论界者》（39/10/21）、《怠工事件平议》（39/12/3）、《工部局管理物价办法》（40/4/17）《注意囤积者》（40/5/5），等等。
编选出版朱生豪在60年前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创作的“小言”，主要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够看到他如何在敌后第一线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敌伪以及敌人的法西斯盟国展开搏斗；欣赏他如何运用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又强劲得象利刃一般的笔，瞄准敌人的要害，予以致命的一击，使凶残的敌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难以招架的新闻文学文体。为此，凡是涉及第四类内容的“小言”，以及明显不是（或不完全是）出于他本人观点的作品，都没有编入本书。这样，编选在这里的，仅存20万字左右，约合他“小言”创作全部字数的一半。
……
1999年3月8日
《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译莎，当时他才24岁。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他的七种莎翁喜剧译稿，被毁于侵略者的炮火。1939年9月，他进入《中美日报》社，投身于抗日洪流。在报社的两年多时间里，虽然还曾利用业余时间，补译那七种被毁的译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在以“小言”为总题，写作了多达1141篇，总字数为39万6千余字的新闻随笔。这些短小精悍的新闻随笔，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
朱生豪把他写的这些随笔小品式的时政小评论，概括起来定名为“小言”，照他后来与我无拘束的谈话中随便解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文字数量着眼，说明他有短、小、简、轻这些特色。虽然少数几篇的字数较多，那都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则总是在三、四百字左右，少数仅仅一句话，不过一百字，个别只有数十字，如1940年12月15日的《不胜惶恐之至》一篇，只有37字。二是从读者对象着眼，“小”是一种谦词，表示它仅供尊敬的读者们对某一特定事物在思维取向上的参照而已。
写作“小言”，他说并不自在，不象一般的文艺创作那样，可以任情推理虚构。它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所依据，才能结合客观形势相应发挥。这是纪实性的题材和当时当地社会环境的限制。其次是文体的限制。总编要求采用所谓“正规”的“社论腔”，板起面孔写。第三，是立场的限制。“小言”不署名，就跟“社论”一样，因此一望而知它是代表报社的，成为“社论”的补充。如1941年1月8日的《美国准备参战》一篇，它的副标题《社论意有未尽，再论之》，明确说明它是社论的补充。社论是大块文章，大题大做；“小言”则是随笔小品，事无巨细，必须大题小做，或小题小做。因为“小言”作者的写作立场，必须站在报社的立场上，而当时的《中美日报》是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的立场，因此朱生豪在写作“小言”的两年多时间里，精神上并不舒畅，有时不得不被迫在文章中说一些违心的话，有时不得不在总编授意下写作，有时甚至在写了以后交总编审阅时，被涂改得面目全非。面对这些不幸的遭遇，平时总是自得其乐不声不响不善辞令的朱生豪，仅仅只是轻微地笑笑，概括起来说一声“不自在”，算是向我吐露他内心的一丝苦涩味。
……
从1939年10月11日撰写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冲进租界，封闭报社为止，除了因几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写外，朱生豪总共写了“小言”767天，1141篇，39万6千余字。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时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报》的教育版发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总清算》的文章，把当时在“孤岛”内投敌的一批落水学校及其负责人名单，毫不隐晦地揭露出来。这使汪伪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们通过日本侵略者，压迫租界当局，以“鼓励恐怖行为”为罪名，勒令该报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报社社长吴任沧便利用“停刊”这一喘息的时机，调整和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了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詹文浒代替查修任总编辑；原为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查修，调离总编职务，改任《中美周刊》主编。另请复旦大学推荐几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担任国内、国际和本市版的新闻编辑。我就是和另外两位同学，经复旦大学推荐，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为了麻痹敌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为“徐文韦”，把朱生豪的名字改为“朱文森”。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时一起来到编辑部的。
《中美日报》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 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报纸。1937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向租界渗透，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租界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在12月13日发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报报社，从14日起，必须将稿件的铅排“小样”送审，否则不准刊载。当时，有30多家报刊相继停业，有4家通讯社自动关闭，接受新闻检查的仅《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几家。
不久，为了抵制新闻检查，一批爱国报人想方设法，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国外籍人员，担任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创办洋商报纸，以达到掩护抗日宣传的目的。于是《华美晨报》、《大美报》、《每日译报》、《文汇报》、《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相继问世。《新闻报》也改由英商发行，不再送审。《申报》挂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从汉口迁回上海出版。同年11月1日，聘请美籍商人施高德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也在上海创刊。
《中美日报》的创办人吴任沧，是国民党陈果夫的亲信吴泽沧的胞弟。吴任沧早年出国留学，费用由国民党党部资助，就是因为凭借了这种关系。上海沦为“孤岛”时，吴任沧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9年夏，国民党中央派遣中组部副部长吴开先来上海，成立“统一委员会”，统一领导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并设立“中宣部驻沪宣传专员”，由已经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日报《中美日报》的吴任沧兼任。因此《中美日报》事实上是国民党宣传口在“孤岛”出版的一份直属报纸。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表面联合，共同抗日，实际上却是用围堵挤压乃至暗中击灭的手段来对付。这使《中美日报》成为一张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报纸。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岁的青年（我23岁，他27岁），无党无派，思想单纯，不知道《中美日报》的背景，只知道抗日反汪，要为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伸张民族正气。在进入报社以后的具体工作中，才慢慢体会到：国民党对共产党表面上说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里却看作洪水猛兽一般。这在我主编副刊《堡垒》时，因为编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我撤职一事上，看得特别清楚。当时朱生豪对我非常同情，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还说到他写“小言”时的遭遇--不得不写了很多违心的话。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职务，始终没有明确宣布。在总编室门外的一张双人写字台上工作，经常接受总编詹文浒交给他审阅的文稿。只见他在文稿上埋头认真阅读，有时用红笔修改，然后送进总编室。出来时又带了第二篇文稿，继续埋头审阅，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论委员，不写社论。我估计他是在帮助詹文浒审改社论一类的文章。后来又增加任务，安排他写“小言”。因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头工作，与编辑部其他同事虽共处一室，却很少交谈。从工作现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书，做着“总编助理”一类的工作。过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问我时，我回想到他经常向国内版编辑鲍维翰查看电讯稿的事，凭我个人推测，他的工作可能是国内新闻版编辑。此后我看到袁义勤写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报》编辑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联系到他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这才使我肯定：他是实际上做了没有名义的詹文浒秘书或“总编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浒是世界书局的同事。三十年代初，詹是嘉兴秀州中学英文教员，经杭州之江大学教务长黄式金的推荐，来到上海世界书局，负责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大功能的《英汉四用辞典》主编。1933年7月，由于胡山源的邀请，在之江大学刚刚毕业的朱生豪，也到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篡工作，并兼任《世界少年文库》的编译。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赏识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诣以及酷爱新旧诗歌的创作，因此在他升任书局编译所所长后，建议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1935年初，朱生豪终于与世界书局签定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合同，计件付酬。这就是朱生豪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
詹文浒的古典文学造诣不深，中文写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报》总编职务时，当然会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笔”，可以作为他在主持报社舆论建设方面的得力助手。因此朱生豪在报社的职务，实际上是詹文浒的秘书。
我进《中美日报》社，初任本市新闻版编辑。从1940年2月起，改任《堡垒》副刊主编。这是因为詹文浒从他光华大学的同事姚璋教授那里，知道我在1937年曾经主编过《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后作出决定的。从这时候开始，随着我职务的改变，我工作的办公桌也改变了，我坐在朱生豪坐的一张双人写字台的对面，开始和朱生豪交谈了。
朱生豪非常平易近人，见面时总是笑笑，点点头，好象怕羞的女孩子，腼腆地埋头工作，很少说话。和他接触的时间久了，我才逐渐认识到他是我们编辑部里唯一的一个“老好人”，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绝不参与编辑同事们对热门话题的争论，更不会对某一具体问题表示一点点褒贬的意见。即使在半夜一起吃稀饭点心的时候，他还是对人天真地笑笑，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什么也不说。但是第二天，我读到报上他写的“小言”，却是爱憎分明，语言流畅而泼辣，很难相信这些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
跟朱生豪正式交谈，由少而多，由一般而逐渐深入到某一专题，甚至后来我还和他一起出去逛书店看电影，那是从我住在报社过夜、第二天下午在报社编辑部从事日文翻译的时候开始的。我当时先后翻译的是日本川端康成的《文章》和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朱生豪坐在我的对面，他正补译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毁的那几个莎翁喜剧剧本。我们既然面对面工作，而且在空无一人的编辑部偌大的房间里，也就很自然地交谈起来，甚至还谈到他和总编詹文浒在世界书局的同事关系，谈到詹文浒的为人。
詹文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在上海解放时，他是《新闻报》的总经理。他不去台湾，等待解放，将新闻报社的全部资产（包括印制设备）点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人民政府给他自由。但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他又企图搭乘火车，转道香港前往台湾，而终于在他上车时被逮捕。当时在报上宣布他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判处无期徒刑，押送青海劳改。他在劳改农场悉心研究中医学，为劳改犯治病，居然一举成名，他解改后，被接到西宁市，专为全省劳改系统的病人治病。大约在1978年前后病殁。
在担任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转至《中美日报》总编辑这段时间，詹文浒肯定已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和朱生豪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们看他还是学者风度，非常爱才，能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不仅介绍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译莎的出版合同，将写作“小言”的重任基本上放手交给朱生豪去大胆尝试，还在我因副刊文章得罪三青团而被阴谋暗杀时设法解救我，在我因“共党嫌疑”而被撤消副刊主编后，他为我证明为无党无派，并在后来又聘请我任另一副刊《集纳》的主编（因原主编被汪伪特务绑架），从当时的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看不出他是国民党特务。朱生豪甚至还对我说：“他可能还没有加入国民党。“
1941年12月8日报社被封后，我们都各自东西，互不往来。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詹文浒去了重庆，在报社和高校工作过，还曾当过国民党中宣部普教处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以“中宣部驻沪特派员”名义，乘飞机来到上海，当了“接受大员”。初来乍到，他曾找到我家里来看我，说要成立办事处，希望我参加，并告诉我朱生豪已经病逝。我因早已在资本家的企业永祥印书馆担任编辑部负责人，任务繁重，无法分身，也就婉言谢绝。此后他成立了办事处，仅仅只有两个人：他请世界书局同事施瑛当了他的秘书，另有一位负责接发电报与重庆联系的，姓盛，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三个月后撤消了办事处，詹文浒转任《新闻报》总经理，施瑛也转往新闻报社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的施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曾经为该社撰写并出版过几种通俗文艺读物。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谈起詹文浒。他说他也不知道詹是特务，也许是在重庆时加入了特务组织吧。他还说，在和詹文浒共事时期，常听到他念念不忘朱生豪的才华，说朱生豪只要能够活着，肯定还会在我国翻译界作出一些前无古人的惊世创举。
我对朱生豪离开报社直到病逝前的译莎和生活情况，是在我看了他的夫人宋清如写的《朱生豪和莎士比亚》一文后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朱生豪1944年12月26日逝世后一周年时撰写，由当时在《新闻报》任总经理的詹文浒转给我。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文章，立即只字不易地把它编在《文艺春秋》月刊194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发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宋清如还曾和我通过几次信，并在1996年8月28日亲笔签赠我朱生豪的书信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她希望我写一些有关朱生豪与我相处时的回忆录。我表示同意，准备在看望她一次，交换一些当时情况以后再写。但是因为我忙于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嘉兴看望她。在接到她的哲嗣朱尚刚寄来的讣告，惊悉她不幸已于1997年6月27日病逝以后，我才不胜内疚，后悔我没有及时抓紧时机去看望她。
我赶紧搜集并研究有关朱生豪的资料。
身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物质条件极差，高度脑力劳动的朱生豪，得不到最起码的营养，以至英年早逝。在朱生豪短短32年的一生中，除了将37个莎士比亚剧本呕心沥血地翻译出31个半以外，只有他夫人宋清如把他写的书信编成一集出版，再没有其它重要的整部著作留下。我想到了和他共事时期他不署名写的大量时政随笔，应该汇集成书。发掘这些以“小言”为总题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中创造了一种形式独特、爱憎分明、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战斗力又非常强劲的新闻文学文体，他冒着被暗杀和绑架的危险，为我国文学界和新闻界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耐人学习的宝贵遗产。
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能够创作出这样的精品而感到自豪！
三
朱生豪创作的“小言”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与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汪精卫一伙的殊死搏斗；二是对日本的轴心盟国德意法西斯的刻骨嘲讽；三是向美英和苏联友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忠告；四是为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表态，如《所望于上海言论界者》（39/10/21）、《怠工事件平议》（39/12/3）、《工部局管理物价办法》（40/4/17）《注意囤积者》（40/5/5），等等。
编选出版朱生豪在60年前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创作的“小言”，主要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够看到他如何在敌后第一线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敌伪以及敌人的法西斯盟国展开搏斗；欣赏他如何运用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又强劲得象利刃一般的笔，瞄准敌人的要害，予以致命的一击，使凶残的敌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难以招架的新闻文学文体。为此，凡是涉及第四类内容的“小言”，以及明显不是（或不完全是）出于他本人观点的作品，都没有编入本书。这样，编选在这里的，仅存20万字左右，约合他“小言”创作全部字数的一半。
……
1999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