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底狱的七个囚徒——Re:《带一本书去巴黎》
1.巴黎式悲剧
你看到这个标题之后，脑海里首先抢占高地而迸发出的潜意识画面是什么？实不相瞒，倘若以前那个对巴黎和法国的了解仅仅局限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施舍的我，首先想到的是，1789年7月14日，之前含冤而锒铛入狱的几名先贤站在一个设计好的可供发表演说的平台之上，身后的背景是被暴乱的群众救出的众多受政治、宗教迫害的囚犯在振臂高呼，而身前，则是台前等待这几位“领袖”发出那一声“呼喊”的挥舞着刀枪斧钺的“公民”。而整幅画面的基调，类似于多洛雷斯呼声那般的“正义”。
假若将之作为法国引以为傲的彩绘的素材而出现在，荣军院，先贤祠，或是建造在巴士底狱遗迹上的那个地铁站的墙壁上，我是万万不会感到惊讶的。受着爱国英雄主义教育的我，有着典型的爱国英雄主义教育的思维惯性。
可问题是，1789年7月14日那个今天成为法国国庆日的日子，当时，巴士底狱的所有囚犯数目，是个个位数的七。
原谅我如此拐弯抹角的在影射问题。也许，这个数字好比传来证据，不能单独说明什么“罪”的。那我们的故事，就从路易十六开始吧。
法国大革命（如果可以，我是不愿这样称呼的，原因，之后自会阐明）的索引在路易十六在任的十五年里，他是有些心甘情愿的在“被”书写着。
“法国的贵族和君主是附庸风雅的，可是他们是真的附庸上去，甚至是赶时髦上去了。那些18世纪的哲学潮流所表达的先进思想，不论王公贵族们是否完全赞同，至少他们一点也不陌生。”所以，这种潮流为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滑稽的宽松环境。以路易十六为首，法国的王公贵族们，常常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声誉的同时也在按捺着接受新生思想的冲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嫩绿的冲动变得不可遏制，颜色开始深化、坚硬：尤其是那些个王公贵族们，没有身为国王的“底线”，可以自由的表达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金银一样丰沃的欲望，并付诸实践。而这突出表现在对待伏尔泰的态度上。在法国的历史中，你可以经常看到：白天，路易十六禁了伏尔泰的书刊和诗歌，夜晚，那些个王公贵族偷偷请伏尔泰进入十几年后会被一哄而破的辉煌的住所之中作激昂的演说，甚至还有些情感稍微丰富些的贵妇们被煽动出一种“共鸣”的泪水。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月前，路易十六将伏尔泰打入巴士底狱，而同时，他的戏剧就在王宫轰轰烈烈的上演，并且半年之后，宫廷就将伏尔泰予以释放。
你可以想象么？假若，康有为大摇大摆在朝堂之上“公车上书”，而诸位王宫大臣攥着他的手作相见恨晚状，慈禧被小太监传话里铿锵玫瑰式的模仿感动的早已泣不成声。
“欧洲思想的飞跃，离不开宫廷和贵族本身对于新的精神世界的好奇和探求。也正是由于法国知识界河宫廷贵族的密切联系，他们始终了解旧制度上层的渐进变革的可能性，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渐进改革的理想和信心。”
这些西方的“沙子”，是容不进东方的历史的。不知道一双东方的眼里，这算不算得上一个巴黎式悲剧。
2.巴士底狱的七个囚徒
路易十六的开明，不仅体现在对待新思想的“纠结”上。另外的种种中的一个，透过巴士底狱的方窗，投射在那七个囚徒身上。
我还想多嘴一句：巴士底狱的犯人数其实还没有它的窗户数量多。我是说那种欧洲古堡，窗户和开放的平台都是屈指可数的，不然，童话里的公主也不会从顶层的平台放绳子下来去见她心仪的王子。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一个稍显懦弱且开明的君主，使得更为和缓、和平的改革成为可能，为何巴黎仍会选择一次血的革命？
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假如没有制度保证，这些由上层“赐予”的进步可能在一夜之内发生巨大倒退。上层“赏赐”的果实，当然理所当然可以随时收回。所以，巴士底狱被捣毁，正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质变的觉醒，才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个原因。这时候我可以解释为何之前我不愿意将法国大革命称之为一个“整体”。先辈思想家面对“好奇”的王族，有着不仅仅是变革的信心，还想倚重一个“渐”字。然而巴黎的选择，并不是由这些先辈们做出的。时常会光顾某个小酒吧的醉醺醺的酒客，带着围裙的面包点的小老板，被地主压榨地租的农夫们，和纺织厂里的手背烫的发红的职工，甚至是铁匠铺里一边打着铁一边咒骂王朝的师傅。用大炮轰断吊桥铁锁的是一位洗衣坊总管，第一个冲进巴士底狱的是一位木匠。
他们才是在前往巴士底狱的途中磨刀霍霍的“chosen one”，历史也只给了他们选择的空间。
如果之前的种种更偏向改革二字，那现在的林林总总总算是可以称之为革命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制度保证的重要，也不在乎少几人流血，做一些妥协便可过度到君主立宪。他们的意识里，只有黄油，面包和牛奶类似的“善意”。少了足以威胁生存的资料，他们就会毫无保留的为你演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学说。
所以我必须要着重的是，这个世界，早已不是孩童时看动画片问妈妈的“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类问题所能厘清的了。
巴士底狱被捣毁的同时，凡尔赛宫中正召开着由三级会议改制的制宪会议。他们在一步一步的对着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艺术精雕细琢却仍觉不够完美，全然没有发觉，外面的震天呼喊，留给他们去改变历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巴黎人，都存浪漫。
“一面注重的是对旧有一切的彻底毁灭，一面注重的是在改变旧有的过程中，同时开始建设。前者不需要理性甚至在毁灭理性，后者却不能缺乏理性。”
可左手如理性，而激进与暴力对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是否如右手般必要？
在1789年的三年后，当年冲进巴士底狱的群众，对着之前曾听着伏尔泰的演说而产生共鸣落泪的王公贵族们，在巴黎的20多个地点，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屠杀。这不是“反动”，不是“暴政”，没有“昏君”，更谈不上“战争”，圣谢尔曼教堂中的纪念碑上，只印证着九月屠杀这一“革命”的足迹。
书里同样有这样的描述：
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
我们就是这样读着中国式的三段论长大的。
郑州没有巴黎般繁华，也没有巴黎繁多的历史积淀。我仔细想了想，北京也是没有多少的，诸如圣谢荷曼教堂对于九月屠杀的纪念碑。外族的侵略，我们刻骨铭心，我族的错步，却渐被淡忘。郑州有的，只是家对面的广场上树立的二三十米高的毛主席塑像，以及那个关于毛主席下葬时，不在时令的杜鹃却漫山遍野的传说。姿态，和每十年的国庆历任主席检阅人民军队时的姿态一样，右手齐眉，嘴里的话语若隐若现：同志们辛苦了。仔细听，甚至还可以听见回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即使是封建时代最普遍的个人崇拜，似乎也有如何表达的区别。究竟是艺术的表达，还是愚蠢的表达，都在反映一个表象背后的文化和意义。”
忘记说了，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狱，大概是因为监狱伸向外围的大炮仍存威胁。而究竟是谁在刻意去渲染、烘托“这座古堡是旧制度的象征”的种种言论，早已无法考证。其实当时看守巴士底狱的洛耐侯爵和民众代表已经达成了协议，一方面他保证撤除大炮，不对民众供给。另一方面，要求民众不进攻。
七名囚徒被放出之后，巴士底狱下也已有七名俘虏被杀，这其中就包括洛耐侯爵。我记得哪种宗教的教义中曾提到，少杀一人，便相当于对一人行善，是会有好报的、能升天堂的。而面对着七减七的算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突然又想到说什么了：上了断头台的，至少还少算一位路易十六。
你看到这个标题之后，脑海里首先抢占高地而迸发出的潜意识画面是什么？实不相瞒，倘若以前那个对巴黎和法国的了解仅仅局限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施舍的我，首先想到的是，1789年7月14日，之前含冤而锒铛入狱的几名先贤站在一个设计好的可供发表演说的平台之上，身后的背景是被暴乱的群众救出的众多受政治、宗教迫害的囚犯在振臂高呼，而身前，则是台前等待这几位“领袖”发出那一声“呼喊”的挥舞着刀枪斧钺的“公民”。而整幅画面的基调，类似于多洛雷斯呼声那般的“正义”。
假若将之作为法国引以为傲的彩绘的素材而出现在，荣军院，先贤祠，或是建造在巴士底狱遗迹上的那个地铁站的墙壁上，我是万万不会感到惊讶的。受着爱国英雄主义教育的我，有着典型的爱国英雄主义教育的思维惯性。
可问题是，1789年7月14日那个今天成为法国国庆日的日子，当时，巴士底狱的所有囚犯数目，是个个位数的七。
原谅我如此拐弯抹角的在影射问题。也许，这个数字好比传来证据，不能单独说明什么“罪”的。那我们的故事，就从路易十六开始吧。
法国大革命（如果可以，我是不愿这样称呼的，原因，之后自会阐明）的索引在路易十六在任的十五年里，他是有些心甘情愿的在“被”书写着。
“法国的贵族和君主是附庸风雅的，可是他们是真的附庸上去，甚至是赶时髦上去了。那些18世纪的哲学潮流所表达的先进思想，不论王公贵族们是否完全赞同，至少他们一点也不陌生。”所以，这种潮流为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滑稽的宽松环境。以路易十六为首，法国的王公贵族们，常常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声誉的同时也在按捺着接受新生思想的冲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嫩绿的冲动变得不可遏制，颜色开始深化、坚硬：尤其是那些个王公贵族们，没有身为国王的“底线”，可以自由的表达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金银一样丰沃的欲望，并付诸实践。而这突出表现在对待伏尔泰的态度上。在法国的历史中，你可以经常看到：白天，路易十六禁了伏尔泰的书刊和诗歌，夜晚，那些个王公贵族偷偷请伏尔泰进入十几年后会被一哄而破的辉煌的住所之中作激昂的演说，甚至还有些情感稍微丰富些的贵妇们被煽动出一种“共鸣”的泪水。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月前，路易十六将伏尔泰打入巴士底狱，而同时，他的戏剧就在王宫轰轰烈烈的上演，并且半年之后，宫廷就将伏尔泰予以释放。
你可以想象么？假若，康有为大摇大摆在朝堂之上“公车上书”，而诸位王宫大臣攥着他的手作相见恨晚状，慈禧被小太监传话里铿锵玫瑰式的模仿感动的早已泣不成声。
“欧洲思想的飞跃，离不开宫廷和贵族本身对于新的精神世界的好奇和探求。也正是由于法国知识界河宫廷贵族的密切联系，他们始终了解旧制度上层的渐进变革的可能性，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渐进改革的理想和信心。”
这些西方的“沙子”，是容不进东方的历史的。不知道一双东方的眼里，这算不算得上一个巴黎式悲剧。
2.巴士底狱的七个囚徒
路易十六的开明，不仅体现在对待新思想的“纠结”上。另外的种种中的一个，透过巴士底狱的方窗，投射在那七个囚徒身上。
我还想多嘴一句：巴士底狱的犯人数其实还没有它的窗户数量多。我是说那种欧洲古堡，窗户和开放的平台都是屈指可数的，不然，童话里的公主也不会从顶层的平台放绳子下来去见她心仪的王子。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一个稍显懦弱且开明的君主，使得更为和缓、和平的改革成为可能，为何巴黎仍会选择一次血的革命？
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假如没有制度保证，这些由上层“赐予”的进步可能在一夜之内发生巨大倒退。上层“赏赐”的果实，当然理所当然可以随时收回。所以，巴士底狱被捣毁，正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质变的觉醒，才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个原因。这时候我可以解释为何之前我不愿意将法国大革命称之为一个“整体”。先辈思想家面对“好奇”的王族，有着不仅仅是变革的信心，还想倚重一个“渐”字。然而巴黎的选择，并不是由这些先辈们做出的。时常会光顾某个小酒吧的醉醺醺的酒客，带着围裙的面包点的小老板，被地主压榨地租的农夫们，和纺织厂里的手背烫的发红的职工，甚至是铁匠铺里一边打着铁一边咒骂王朝的师傅。用大炮轰断吊桥铁锁的是一位洗衣坊总管，第一个冲进巴士底狱的是一位木匠。
他们才是在前往巴士底狱的途中磨刀霍霍的“chosen one”，历史也只给了他们选择的空间。
如果之前的种种更偏向改革二字，那现在的林林总总总算是可以称之为革命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制度保证的重要，也不在乎少几人流血，做一些妥协便可过度到君主立宪。他们的意识里，只有黄油，面包和牛奶类似的“善意”。少了足以威胁生存的资料，他们就会毫无保留的为你演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学说。
所以我必须要着重的是，这个世界，早已不是孩童时看动画片问妈妈的“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类问题所能厘清的了。
巴士底狱被捣毁的同时，凡尔赛宫中正召开着由三级会议改制的制宪会议。他们在一步一步的对着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艺术精雕细琢却仍觉不够完美，全然没有发觉，外面的震天呼喊，留给他们去改变历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巴黎人，都存浪漫。
“一面注重的是对旧有一切的彻底毁灭，一面注重的是在改变旧有的过程中，同时开始建设。前者不需要理性甚至在毁灭理性，后者却不能缺乏理性。”
可左手如理性，而激进与暴力对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是否如右手般必要？
在1789年的三年后，当年冲进巴士底狱的群众，对着之前曾听着伏尔泰的演说而产生共鸣落泪的王公贵族们，在巴黎的20多个地点，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屠杀。这不是“反动”，不是“暴政”，没有“昏君”，更谈不上“战争”，圣谢尔曼教堂中的纪念碑上，只印证着九月屠杀这一“革命”的足迹。
书里同样有这样的描述：
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
我们就是这样读着中国式的三段论长大的。
郑州没有巴黎般繁华，也没有巴黎繁多的历史积淀。我仔细想了想，北京也是没有多少的，诸如圣谢荷曼教堂对于九月屠杀的纪念碑。外族的侵略，我们刻骨铭心，我族的错步，却渐被淡忘。郑州有的，只是家对面的广场上树立的二三十米高的毛主席塑像，以及那个关于毛主席下葬时，不在时令的杜鹃却漫山遍野的传说。姿态，和每十年的国庆历任主席检阅人民军队时的姿态一样，右手齐眉，嘴里的话语若隐若现：同志们辛苦了。仔细听，甚至还可以听见回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即使是封建时代最普遍的个人崇拜，似乎也有如何表达的区别。究竟是艺术的表达，还是愚蠢的表达，都在反映一个表象背后的文化和意义。”
忘记说了，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狱，大概是因为监狱伸向外围的大炮仍存威胁。而究竟是谁在刻意去渲染、烘托“这座古堡是旧制度的象征”的种种言论，早已无法考证。其实当时看守巴士底狱的洛耐侯爵和民众代表已经达成了协议，一方面他保证撤除大炮，不对民众供给。另一方面，要求民众不进攻。
七名囚徒被放出之后，巴士底狱下也已有七名俘虏被杀，这其中就包括洛耐侯爵。我记得哪种宗教的教义中曾提到，少杀一人，便相当于对一人行善，是会有好报的、能升天堂的。而面对着七减七的算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突然又想到说什么了：上了断头台的，至少还少算一位路易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