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桑梓秋深 FROM 爸爸

我从来不知道大伯的一生如此坎坷，转一篇爸爸眼中的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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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23日子夜，我从上海乘k8541次抵达故乡芜湖。赵文放来接我，夜半的江城，路边仍然有小馄饨在叫卖，我们各要一碗，味道甚好，立刻驱走深秋的寒气。
    我住在新市口一家小旅店里，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八点，下楼去转转，往前走几步就是半亩园。记得在1967年的冬天，我和几位朋友就在半亩园一处停办的幼儿园的院子里砸煤基，混一碗饭吃，还在芜湖市两派武斗的枪声中，拖着板车，往老百姓家送媒基。我去寻找那个院子，它早已经荡然无存，原来的地方盖了一座高楼。
    我回到旅店退了房，打的去寻二哥的新居，我这次回芜湖，主要就是看二哥。我们原先住的东内街，早被列入古城区改造整体拆迁。等了多年，二哥在新区——镜湖绿地新城分了一小套45平方米的新房。那地方在神山过去一点，是芜湖市政府与上海绿地集团联合投资开发的，这个新区很大，可以容纳几千户，只有第三地段已经建成，二哥是第一批搬进来的。
    他住的那个小区叫“城市荣域”，怪怪的名字。这是一个规划的很好的小区，有几栋20多层的高楼，拆迁户多半安排在六层的小楼群，小区里绿化的很好，有花圃、草坪，简单的体育器材，有地下停车场，二哥住在6号楼的5单元的301室。我敲他的门，二哥对我的突然到来异常惊喜。这是小两室一厅，厨卫齐全，窗明几净，虽然只有45平方米，设计的很精巧，管道天然气也通到这里。
    我们原来在东内街8号的老房子只有22平方米，要在武汉或其他地方，必须交齐另外23平方米的购房款，才能入住。但是芜湖市对城市贫困群体的廉租房政策非常人性化，对像二哥这样的拆迁面积不够的部分，以廉租房，每月每一平方米租金一块五毛交房租，23平方米的租金每月只要40来元。所以二哥只交了1万多元就住进这套新居，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是地方政府“执政为民”落实到实处，使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共产党的温暖，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后来我在这个小区见到不少原来在东内街的老邻居，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最贫困的，被社会抛弃的弱者，鳏寡孤独，他们在小区的草坪上晒太阳，我和他们交谈，他们不是拆迁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真正的无房户，芜湖市的政策好，他们仅仅凭有芜湖市的户口，在这里申请到廉租房，每平方米的租金一块五毛，也是45平方米的小套，享受到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这也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想，如果全国各地的政府都能够像芜湖市政府这样，“大庇天下之寒士”的夙愿就美梦成真了。这是我30 多年来看到的故乡最可喜的变化。
　　
    我立刻将二哥拖下楼，打的去市区的商厦，我买了一台空调送给他，这是我一个长久的心愿。下午我睡在二哥的卧室里。温暖的阳光透过透明的飘窗照射进来，暖融融地舒服极了，我一会儿就睡着了，3个月来，我天南海北地奔忙，太疲乏了，这里是这么温暖而惬意，我很久没有这样舒服地睡过一个午觉了。
    不知何时，我被窗外一阵火车的汽笛声吵醒，原来离二哥屋子100多米外正是上海通往黄山的铁道线，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列车从此呼啸而过。二哥对此已经习惯了。我一看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从厨房里飘逸出萝卜红烧肉的香味，二哥早已经做好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他点上三柱香，我们对着墙上母亲和大哥的遗像三鞠躬，二哥低声说：“妈妈，大哥，晓航回家来了”，我立刻潸然泪下，鼻子就酸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弥漫在我们之间。
　　我和二哥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年长我14岁。
    他的父亲刘方玉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员，是芜湖民生中学的教师，也是中共芜湖市支部的机要员，民生中学的校长是李克农和宫乔岩，它是大革命时期芜湖共产党的大本营，母亲受丈夫的影响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
    192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芜湖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事先得到消息的民生中学的共产党员在一夜之间及时撤离，一个个流亡外地。刘方玉带着妻儿。流亡到皖南的绩溪县，在县政府谋了一份当收发的差事，养活一家老小，但是，却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几年后他患上肺结核，在贫病中去世。
    正好这时“七七事变”爆发，战火烧到皖南，为了抗日救亡，也是为了养家活口，母亲毅然报名从军，成为蒋经国先生在江西吉安举办的“战干团”的女学员，6个月后被分配回绩溪县担任国民自卫队的妇女队长，同时在战时难童教养院兼一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母亲和我父亲结合，以后去了杭州。刚16岁的二哥也从了军，在青年军为一位叫方有为的军官当勤务兵，，解放军解放上海时，这支军队溃散，他跑到杭州在《东南日报》当排字工人的大哥处。不久杭州也解放了。
    17岁的二哥参加革命，被华东军政大学录取。毕业后分配到21军担任连文化教员。1951年随部队赴朝鲜抗美援朝，出生入死，荣立战功，被提拔为营军械员，1955年初，他已经被确定回国，去刚刚成立的装甲兵学院深造。这时，国内的肃反运动中，大哥被牵连到一件子虚乌有的“现行反革命”案子里，也牵连了正在朝鲜的二哥，从此，不幸与恶运一直如影随形跟随着他。
    1955年夏天，他被强令退伍回国，没有工作，1955年9月一个晚上，他和大哥同时被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失去所有生活来源的母亲只好变卖了家具，带着我和妹妹回到她的故乡安徽芜湖乡下老家。大哥被判处劳动教养2年，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1956年的夏天，二哥回到芜湖乡下住了一些日子，又返回杭州，要求政府给一份工作。由于他曾经有战功，所有不久就被安排到浙江省林业厅的林产工作队，常年在山区调查浙江省的林业资源及其保护。
    在那一段时间，二哥将他每月工资的一半寄回来给母亲，来抚养我们，1957年，二哥在浙江的淳安工作时，有了他的初恋，那个女孩叫徐风秀，是个很温柔，文静的女孩，但是她的成分不好，是富农的女儿，我们曾经看过她的照片，很漂亮的。我们都为二哥高兴，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的事没有成功，当时如果他娶了这个女人，他的一生将是另一个样子了。
    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后，各地各单位开始裁人，浙江省林业厅的林产工作队撤销，二哥被动员退职，回到芜湖市，成为一个失业者。从此，生活受到挫折的二哥心灰意懒，脾气开始坏起来，他从一个单位跳到另一个工作，都是干苦力，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1960年的大饥荒来了，为了吃饱，活下去，二哥开始浪迹天涯。终于在1962年以“盲流”的理由被劳动教养，虽然他曾经是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最可爱的人。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是没有地方说道理的。
　　从那以后，二哥一直在宿松的利新农场，以后又转到白湖农场，到1979年初，他才获得真正的自由，重返社会。这漫长的17年充满苦难与屈辱，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17年？
    妈妈曾经到他所在的农场去探望过两次，回来告诉我哪里鲜为外界所知的许多情况，令人惊骇，叹息。在这些农场里的人，有劳改犯，大多数是劳动教养人员，主要是安徽和上海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专政的人员，许多人并没有罪，或者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犯了一点小错误，而成为专政对象，在劳动教养时间期满后，留场就业，不准回到城市，因为他们已经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他们当中有大量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他们被剥夺了人的尊严，成为灰色群体，不能与亲人团聚，每月的工资仅够糊口，而他们的亲属也受到他们的株连。
    在1960——1980年代，他们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直到1978年后，执政党实行战略转折，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地富反坏右都摘帽了，这些人才获得自由，回到城市，回到亲人身边。二哥因为有文化，一直在在劳教农场的农业试验站工作，在这里大家的身份是一样的，他与他的难友们在苦难与屈辱中保持着自珍和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温暖，这其中一定有许许多多反映人类真情的动人故事。
    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是中国社会一个可悲的阴暗面，在文坛上，至今除了1957年“右派”群体有不少回忆外，几乎没有人来写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这个人数庞大，受尽人间苦难的群体集体失声了，陷入无尽的沉默。我不知道今后会不会有人来反映这部分人的历史。当时我已经去南陵插队，母亲也没有生活来源，所以，我们无法帮助他，甚至，连他难得的一次回来探亲的栖身之地都没有。
    在那些年，有一个善良的女人给了他些许人间的温暖，而且是打破了世俗的偏见。他们的感情不能被外界接受，也遭到母亲和我的拒绝。1979年，二哥回来后，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和这个曾经给他真情的女人住在一起，他觉得不能忘恩负义。当时，二哥如果选择与其他女人成家，也许他至今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二哥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一直到2000年，这个女人病逝，二哥为她送终，办理后事。
    1980年代中期，二哥到他在利新农场的好友张修起在合肥办的建筑公司当办公室主任，还管理过一个小小的塑料厂。1993年，他去安庆大渡口办小塑料厂，以失败而告终，他又陷入一无所有中。这时候一个贵人出现了，使他“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4年，他无意中获悉，当年的长官方有为现在南京，他去看望老领导，这时受尽磨难的方家已经重见天日，他们是清代桐城派方苞的后代，当然是望族，这时，方家在海外的亲友都寻亲回国投资，于是二哥就在方老的大儿子的公司里工作，搬到南京市的山西路去住了。
    开始是管理一个丝绸面料公司，以后转入证劵，专门做二线城市的一级市场，二哥熟悉《易经》，他扑卦来炒股，居然连连得彩，深获老板信任。从1995年到 2005年，在南京这十年，是二哥过的最舒心的日子。2005年，由于股市黄了，老板以3万元将他打发回来了，这时方老也故世了。
    二哥又回到芜湖市东内街8号那间蜗居，2006年母亲去世后，他也住在那儿。随着芜湖市古城区的改造工程的启动，二哥是最早一批配合拆迁办的居户，也成为第一批搬进镜湖绿地新城的居民。我为二哥漂泊而艰难的一生，在他的晚年，有了一个安居之所而欣慰。二哥终身未娶，也没有子女，我和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而我们又不在芜湖，只能委托乡下的亲戚抽时间来看看他。
    经历过大半生的坎坷，现在的二哥心静如水，与世无争，每个月依靠浙江省林业厅几百元的退职生活补助和街道给的低保维持生活，他拒绝我们的资助。他的生活非常简朴，粗茶淡饭，与外界不往来，甚至一天不和人说一句话，每天以读书看报看电视为乐，我为他这种把自己与外界封闭起来着急。他说他已经习惯了。
    我建议他，凭着他的军功章，部队颁发的奖状，他完全可以去民政部门要求办理“抗美援朝”军人的待遇。因为，我知道几年前，经过许许多多当年赴朝鲜志愿军官兵的诉求，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生活待遇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
    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他对当下的日子已经满足了。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大半身的磨难早已抹去他的锐气和勇气，对生活没有了非分之想的奢求，心如止水。他正在写母亲的回忆录，我建议他抓紧时间写写17年劳教农场的往事，写下那些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如果再没有人来写，无数人的苦难经历将像尘泥一样消失了，成为沉默的空白。他说他会去写。
　　二哥已经78岁了，按照乡俗，辛卯年的3月中旬，我和在铜陵的妹妹一家将来芜湖与二哥相聚，为他举行80大寿的庆宴，这是我们的心意，也是在九泉下的母亲的心愿。我们祝二哥在这个充满阳光，安静的新居安度他的夕阳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