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正倉院唐傳樂器

                
                
◎作者／王子初（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
西元 8世紀以來，中國和日本兩國間的音樂文化交往頻繁。日本經常派「遣唐使」、「學問僧」和留學生前來中國，他們在中國演奏日本音樂，又把唐朝的音樂和樂器帶回日本。此後的1200年中，唐樂在日本不斷地流傳，演變成日本形式的雅樂。西元702年，日本設立「雅樂寮」，有樂師專門演奏唐代傳去的樂曲。開元年間，日本人吉備真備在中國留學17年後，回國時帶走了相傳為武則天撰寫的《樂書要錄》、方響、銅律管等。當時，許多由唐朝運往日本的寶物被存放於奈良的正倉院，其中絕大部分比較完好地留存至今。
1200年以前，奈良是日本的首都。正倉院為當時所建的一座木結構的建築，是專門用以存放聖武天皇（西元724～748年在位）遺物的御用寶庫，歷代受到極其嚴密的監管保護。正倉院所藏的物品種類十分豐富，計20種、240類、5645件，包括衣冠服飾、武備農工、日常器用、遊藝玩好、佛教法具等等。其來源，有中國隋唐兩代，通過當時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和渡日僧從中土帶來的；有來自中土或新羅、百濟（今朝鮮）的工匠在日本製作的；也有日本奈良時代（西元645～781年）吸取唐代文化，結合日本本土的風格創作的器物。正倉院收藏了不少來自唐朝的樂器和有關文字資料，其中樂器計有琴、豎箜篌、阮咸、五弦琵琶、曲項琵琶、方響、橫笛、笙、竽、腰鼓和排蕭等，大多保存良好，成為今日研究唐代音樂的重要文物資料。其中一些樂器，今天人們對其的瞭解，僅能從文獻的記載中約略揣摩其形象。如五弦（五弦琵琶）、阮咸、尺八和箜篌等。正倉院還保存了唐代著名歌舞大曲，如《秦王破陣樂》、《蘭陵王》、《三台》和《渾脫》等大曲所用的衣裝舞具。這些文物在中國本土，已經難覓其蹤。
今天的國際學人，尤其是研究唐史唐樂的專家學者，莫不以一睹正倉院寶物為快。而日本國人更是以此榮，倍加珍視。對於一年僅有一度的局部開放，正倉院對觀覽者的資格審察尤嚴，唯有本國的高級官員和專門學者可以參觀，其餘各色人等一概無此眼福。
正倉院寶物深藏於北、中、南「三倉」之中。三倉又各分「下」、「上」二部，每部又分數「棚（指玻璃陳列展櫃）」。與音樂有關的文物主要存放在北倉下部之前棚、中棚；北倉上部之北棚；南倉下部之中棚；南倉上部之北棚等。正倉院的藏品在 80年前曾被「修整」過一次。當時的修整，導致一些文物原貌的改變，給今天的研究造成了可以想見的困難。今據傅芸子著《正倉院考古記》中所述，對正倉院所藏音樂文物作以下介紹①。
1 正倉院金銀平紋琴
至少已有 3000餘年歷史的中國古琴藝術，約於1000多年以前傳入日本，成為日本學人極為喜愛的高雅藝術。正倉院的北倉所藏「金銀平紋琴」即是重要物證。
正倉院的北倉所藏有天平勝寶八年（ 756）和天平寶字二年（758）的五卷《獻物賬》，記載珍品尤多。金銀平紋琴被置於北倉下部前棚內。據《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載：「據《獻物賬》所載，弘仁五年十月十九日出陳，後弘仁八年五月十七日，易入此琴。」弘仁八年當為中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此琴的年代，當不晚於該年。又據此琴所題「乙亥」干支，其最早可能在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最晚也應該在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
該琴的琴體表現施精美的金銀平紋琴，有人物、鳥獸、花草等內容。所謂「金銀平文（紋）」，為古代一種木器的裝飾工藝，方法是在木器表面用金銀箔片鑲嵌成花紋圖案，再紋漆而成。據說花紋為平面者稱為「平脫」，花紋浮出者即為「平文」。琴體的背面龍池兩側作銀文雙龍，上下點綴花采；鳳沼所飾紋樣相近，但龍紋改作鳳紋。龍口下借用後漢李尤琴銘：「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正心，其感亦深。存雅卻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琴體的兩端和兩側，均施有金文鸞鳳麒麟間以銀文雲鳥花蝶，顯得富麗堂皇。
琴之軫、足為象牙制，琴身斷紋為冰裂斷。琴腹頸部嵌有方界，內飾圖為三道士赤足盤坐樹下，周圍珍禽異卉。中間 1人彈奏阮咸，左1人撫琴，右1人飲酒。三人上方，雲山飄渺，有兩個道童跨鳳執幡，分列左右。界外山間，有兩個控鶴童子。構圖頗有道教意味，似與唐玄宗崇道好樂有關。方界之外，樹下飾兩個胡裝人物，飲酒鼓琴；琴兩側左右各有3人，亦為胡裝人物。《見圖3》
琴旁置有一個貯存琴弦的「銀平脫盒子」，盒內還存有殘琴弦。
除了金銀平紋琴之外，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內尚存「桐木琴」 1件，已殘。正倉院北倉下部中棚內另存有泥金繪新羅琴和金薄押新羅琴各1件。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存有「檜和琴（日本琴）」、「新羅琴」各1件。均為西元八九世紀之交時的遺物。
2 正倉院螺鈿紫檀五弦琵琶
正倉院「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與金銀平紋琴同置於北倉下部的前棚內。
五弦琵琶和另一種四弦的「曲項琵琶」約在兩漢時同從西域傳入中國，西元五六世紀盛行於北朝。入唐後，兩種琵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宮廷坐部伎、立部伎均使用之。並在演奏技藝和音樂文化內涵上出現了重大的變革，逐漸融入中原文化。五弦琵琶在其後的發展過程中，與曲項琵琶融匯合流，約在宋代失傳而退出了歷史舞臺，所以今天已極為罕見。
這件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是目前所見唯一的五弦實物，為今天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學者們在論述唐代音樂時必須提及的重要物證。五弦琵琶音箱作梨形，直項，五弦，有品相。其琴體除了面板外，均為紫檀製作，並鑲嵌精緻的螺鈿花紋，內容為鳥蝶、花草、雲彩和寶相花紋。花心、葉心間，飾以紅碧粉彩，描之以金線，再在上面用琥珀、玳瑁等物精心裝飾，十分瑰麗工巧。面板中部有玳瑁薄片的捍撥，捍撥上鑲嵌有駱駝載胡人彈奏琵琶的圖像，具濃郁的西域趣味。
3 正倉院螺鈿紫檀阮咸
正倉院「螺鈿紫檀阮咸」也與金銀平紋琴同置於北倉下部前棚內。
阮咸為中國漢代出現的一種直項琵琶，圓形音箱，十二品位，四弦。相傳為西晉名士阮咸擅長之器，因而唐代武則天時以「阮咸」命名，並發展為十三品位。今簡稱「阮」，並經過改革，品位增加到二十四個，音量有所擴大，並發展出大、中、小三種形制。常用的有大阮和中阮，是中國民族器樂合奏中的重要彈撥樂器。
正倉院所藏螺鈿紫檀阮咸，除了面板外均為紫檀製作，並鑲嵌精緻的螺鈿花紋。背面有螺鈿、琥珀、玳瑁等物綴成一對鴛鴦銜珠圖案，十分工巧。阮咸長頸，四弦十四柱，音箱作圓盤狀。面板正中有圓形捍撥，捍撥上方左右各有一個圓形音孔。捍撥綠地，上以蜜陀僧彩繪四女團坐花間，其中 1人作花下彈阮之狀。圖中阮咸，與新疆哈拉和卓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桃花士女遊春圖》士女所彈及正倉院金銀平紋琴上道士所彈的阮咸，制式完全一致。
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存有「桑木阮咸」 1件，制與紫檀螺鈿飾阮咸相同，只是工藝略遜。桑木阮咸之捍撥上有彩繪，圖為綠地上繪二老松下對奕圍棋。
4 正倉院橫笛和尺八
正倉院北倉下部前棚內，尚存有「雕石橫笛」和「雕石尺八」各 1件。
橫笛又稱笛子、笛，竹制，橫吹，上開吹孔，膜孔各一和按音孔六，音域達兩個半八度。根據近年來音樂考古發現，可以確定橫笛的歷史至晚可以推到先秦時期，湖北曾侯乙墓所出 2件橫吹竹制單管按孔樂器即為例證。此雕石橫笛六孔，長1.225尺（日制），比今日中國流行的笛短，與日本雅樂所用相近。吹孔周圍精雕花紋，笛管全體浮雕鳥蝶花草，並刻有類似竹節，宛如竹制，較為生動。
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內尚存「牙橫笛」和「斑竹橫笛」各 1件，刻有東大寺銘識。
尺八流行於唐代，相傳為唐呂才創制。尺八竹制，豎吹，形近今日之洞蕭，但僅五孔。唐代尺八後與洞蕭合流。在中國大絕部分地區已經失傳，而為今日日本通行的樂器。正倉院所藏雕石尺八長 1.19尺（日制）。吹孔周圍精雕花紋，笛管全體浮雕鳥蝶花草。但正倉院所藏尺八的管細而長，不似今日日本流行的尺八粗重，很可能為中國唐代的原型。
正倉院北倉上部北棚內還存尺八 4件，分別為「玉尺八」、「樺纏尺八」、「尺八」和「刻雕尺八」。四器長度不等，可證「尺八」為樂器名目，不一定均長1尺8寸。所謂「樺纏」，如今日橫笛的「線纏」，用以防止竹管風乾開裂。四器中值得注意的是「刻雕尺八」。
「刻雕尺八」為多節竹制，通體雕刻精美的花紋，工藝最精。尺八每一音孔，均刻有環狀花紋。在第 1孔上，刻有二女像，其一人胡服，著窄袖半臂，發梳左右髮髻，作俯身採花狀。另一人在其身後，梳高髻，著裙衫廣袖，作張袖之姿；後孔下也刻有二女像，刻一女子肩搭織花帔帛，梳高髻，手執紈扇作站立之姿。其稍前有另一女子著裙，頭梳雙髻，坐彈琵琶四女像並飾以花鳥紋樣。《見圖12》
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內尚存「牙尺八」、「尺八」各 1件，均刻有東大寺銘識。
5 正倉院吳竹笙竽
正倉院北倉下部中棚存有「吳竹笙」、「吳竹竽」各 1件。
笙竽為中國先秦時期即已流行的重要樂器。當時的笙竽均以匏（葫蘆）為門，以竹管為笛，以竹簧振動發聲；所以在中國先秦出現的八音樂器分類法中，笙竽被作為專門的一類，歸入「匏」族。考古資料表明，古代的笙竽與今流行的竹笙在發音原理上有所差異，與今日少數民族苗族的籚笙相近，但造型也有區別。竽在歷史長河中逐漸與笙同化，約在宋代失傳，僅有笙流傳後世。
正倉院所藏「吳竹笙」、「吳竹竽」均十七簧（管）。笙通長 49米厘，其工管長1.395尺（日制）。笙吹嘴較長，餘部造型和今笙基本一致。竽也為笙類樂器，今已不傳。此竽通長97米厘，其管尤長。其工管長 2.974尺（日制）。所謂「吳竹」，當指今中國江蘇一帶所產的竹子。日本民族無笙竽一類樂器，這兩件笙竽當來自唐時的中國本土。
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內尚存「吳竹笙」、「吳竹竽」各 1件，刻有東大寺銘識。其中吳竹竽之匏斗並有銀平脫寶相華文和迦陵頻伽（佛教傳說中的一種美音鳥），為罕見之精品。《圖15》
6 正倉院螺鈿琵琶和紅牙撥鏤撥
正倉院北倉下部中棚存有「螺鈿琵琶」和「紅牙撥鏤撥」各 1件。螺鈿琵琶四弦四相，曲項，紫檀為梨形槽（音箱），槽背面鑲嵌精緻的螺鈿玳瑁飛鳥花紋，左右配以迦陵頻伽，非常雅麗。面板中部原裝有捍撥，今已不存。這種四相琵琶為唐代使用的純西域式琵琶，與今日中國流行的14品相琵琶不同，而與日本雅樂使用的同制。日本雅樂所演奏的琵琶曲，也多出自中國唐代。
同藏紅牙撥鏤撥為彈奏琵琶所用的撥子，象牙質地，製作精美。表面施以「撥鏤」工藝。所謂「撥鏤」，為唐代的一種工藝技法。方法是將象牙層層染（或髹）成紅綠諸色，再在表面鑲刻各種花紋，使各種不同的顏色由於鏤刻深淺不一而時隱時現，呈現出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效果。這件撥子，在紅牙上鏤刻白紋祥禽瑞獸，再點以青綠兩色，尤其顯得纖麗工巧，為唐代撥鏤工藝之精品。撥鏤技法于唐代東傳於日本，流行於天平時代，今早已絕跡。
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內尚存琵琶 4件。
其一為「螺鈿楓琵琶」。楓木質，音箱背面染以蘇芳，再以螺鈿、玳瑁交織組成花鳥紋樣。工藝與以上「螺鈿五弦琵琶」相仿。其捍撥上繪有《胡人鼓樂圖》：山間陽光照耀，樹下一白象載四個胡人騎坐。載胡帽者 2人，一擊腰鼓，一展袖起舞。另有2人奏樂，一吹橫笛，一吹篳篥。西域風味，躍然畫上。據研究，唐代《安國樂》所用琵琶，捍撥上即畫其國王乘象圖，故此琵琶當為唐時安國琵琶。《胡人鼓樂圖》設色濃豔，繪工精細。
其二為「木畫紫檀琵琶」。音槽紫檀質，背面以蓮花紋樣為中心，配一對鴛鴦銜花，其間點綴雁●●，花鳥均用象牙嵌成，雅麗非凡。捍撥紅地，上繪《狩獵宴樂圖》。圖分 3段，上有馳獵者2人，中有宴飲者5人並奚奴2人，宴樂有琵琶助興。下有騎馬逐虎者3人。畫面設色豔麗，繪製精巧。
其三亦為「木畫紫檀琵琶」。音槽紫檀質，背面滿列木畫方圓形圖案小花紋，與上述「木畫紫檀琵琶」的大型花鳥紋飾相對照，顯得別具一格。捍撥上繪山水人物，已黝黑難辨
其四為「紫檀琵琶」。製作工藝一般。捍撥上繪有鷹。
7 正倉院豎箜篌
箜篌是國際上的一些音樂家相當關注的古代樂器。這種源自西亞，歷史悠久並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樂器，對研究東西音樂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義。在中國古代，名為箜篌的樂器有 4種；豎箜篌、弓形箜篌、鳳首箜篌和臥箜篌。本世紀40年代，日本漢學家林謙三在他的力著《東亞樂器考》中，有過專門的研究。1996年，中國新疆且末縣出土了兩件弓形箜篌和一些箜篌的殘片。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箜篌實物，是近年音樂考古學上重要的發現之一。
正倉院南倉上部北棚外存有「箜篌」 2件，已為後世的仿製品。正倉院所藏箜篌的2個原件，一個是「玳瑁螺鈿箜篌」，另一個是「漆箜篌」。兩件箜篌保存情況均較差；嚴重殘腐，僅存殘件，有槽、頸、腳柱、響板和梁等部分，其上彩繪尚可辨視。但根據這些殘件，已可完全將樂器復原。近年日本著名音樂學家木戶敏郎復原了正倉院的唐傳樂器，其中也包括了箜篌《圖24》。唐代的這2件箜篌實物，屬於豎箜篌。其音箱（槽）設置在向上彎曲的曲木上，水平的橫木（梁）只起到系弦的作用。除了前述新疆且末出土的扎滾魯克箜篌（為弓形箜篌）之外，正倉院箜篌是戰國以後唯一的箜篌實物標本，也是中國歷史上豎箜篌的唯一實物標本，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
8 正倉院瓷鼓和漆鼓
中國古今出現的廣首纖腹造型的鼓類樂器，名目眾多，如杖鼓、拍鼓、蜂鼓、橫鼓、長鼓、魏鼓等。正倉院南倉下部中棚存有「瓷鼓筒」、「漆鼓筒」各 1件，也為細腰鼓之一種。
正倉院所藏僅為瓷鼓、漆鼓之鼓身，原均有蒙皮，今年深日久，皮膜已經不存。
瓷鼓筒飾黃綠斑釉，即今日所說「唐三彩」。瓷鼓筒為唐代《高昌樂》、《龜茲樂》等所用的腰鼓的鼓身，本有大、小兩種。大者瓦質。小者為瓷質。
瓷鼓筒為木質髹黑漆，鼓皮也已殘朽。
正倉院的南倉下部中棚內所存多為樂器，計有橫笛、尺八、笙竽、方響、阮咸、瓷鼓、漆鼓、甘竹律、和琴（日本琴）、新羅琴、琴及琵琶等器。除了上文已經介紹的樂器外，還有其他一些音樂文物。如其中所藏「甘竹律」實即排簫，共存 2件，均以竹為管，楸木為緣。其一7管，一為9管。所藏「鐵方磬」，中國古代稱方響，已經殘缺。原有鋼片16枚，今殘存9枚。方響木架也已不存。又如其中所藏「《破陣樂》大刀」2件，即唐太宗所造《秦王破陣樂》甲士舞蹈時所佩腰刀，是極為罕見的唐代音樂文物。其一長67米厘，另一長66.3米厘。刀身刻有「東大寺」、「破陣樂」、「天平勝寶四年四月九日」等題識。故此《破陣樂》大刀為天平勝寶四年（752）奈良東大寺大佛開眼法會所用的舞具。另據石田茂作《正倉院禦物年表》所載，有關《破陣樂》的舞具，尚有襖子、襪、接腰和大刀袋等物。這些物品上也都有「東大寺唐古樂破陣樂」、「天平勝寶四年四月九日」等題識。
日本流傳有古抄本《五弦譜》一卷，是今日研究中國古代樂譜的重要參照。而在正倉院所藏古書中，也保存了《天平琵琶譜》一頁（圖 26　正倉院《天平琵琶譜》）。這是日本天平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抄本，相當於唐玄宗天寶六年（747），彌足珍貴。《天平琵琶譜》書寫在《寫經料紙納受賬》殘簡紙背面，僅錄有《黃鍾番假崇》一曲的部分。這兩件樂譜所用的符號和記譜法與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敦煌曲譜》字形相似。日本漢學家林謙三據此對唐代琵琶樂調問題有較為精闢的研究，其與日本另一位漢學家平出久雄二人，在唐代燕樂宮調理論、正倉院所藏《天平琵琶譜》和中國《敦煌琵琶譜》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至今為中國音樂學家所推崇。《天平琵琶譜》也是研究唐代音樂和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貴史料。
唐代，是中國文化交流史上的黃金時代。盛唐之世，上承漢魏雄風，晉隋清骨；又疆域遠拓，以其博大的胸懷，吸收了西亞、中亞和南亞次大陸文化的精華，孕育發展成為超級世界璀璨的盛唐文化。它成為東至日本高麗，西及高昌于闐各國仰慕的文化核心。日本奈良正倉院大量唐傳音樂文物，雖歷千年，保存完好，倍受世界珍視，這既是一個中國音樂文物的寶庫，也是一個東西音樂文代交流的突出例證。
注釋：
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日本】東京文求堂昭和十六年六月一日版。
http://www.tmia.org.tw/mg/20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