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早在2007年冬天，助理就告诉我要有这么一个演讲。我没有什么准备，只是想随便与大家聊聊，或许对你们以后会有帮助。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
当我在Kirkland吃中午饭的时候，在Leverett吃晚饭的时候，当我在我上班时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甚至当我在国外碰见我们刚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课程计划，不是提建议，也不是问老师的联系方式或者学生的空间问题。实际上，也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不停地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去？”
这个问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回答，当威利萨顿（一个美国银行大盗）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说“因为那儿有钱”。我想，你们在上经济学课的时候，都见过克劳迪亚·戈丁和拉里·凯兹两位教授，他们根据70年代以来他们所教学生的职业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虽然金融行业在金钱方面有很高回报，但还是有学生选择了其他工作。实际上，你们中有37个人选择做教师，有一个会跳探戈的人要去阿根廷的舞蹈诊疗所上班，另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学诗歌，有一个要在美国空军受训做一名飞行员，还有一个要去做一名治疗乳房癌症的医生。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学法学、学医学、读研究生。但是，根据戈丁和凯兹的记录，更多的人去了金融和咨询行业。Crimson对去年的毕业生作了调查，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去了这两个行业。虽然今年的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到了39%。
高薪、不可抗拒的招聘的冲击、到纽约和你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保证、承诺工作很有趣——这样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理由。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只会在其中做一到两年。其他人也都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份工作。但，还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其实，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来，我更喜欢思考你们为什么会问。戈丁和凯兹教授的研究是不是正确的；到金融行业是不是就是“理性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会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却会让你们许多人无法理解，觉得不尽理性，甚至有的会觉得是被迫作出的必要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是带着指向性的——你们把它看成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见、可衡量的现象，而不是一种抽象而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的尴尬境地。所谓“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说滥了——它就像是蒙提·派森（MontyPython）电影里可笑的标题，或者说是《辛普森一家》里的那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一样，已经没有任何严肃的含义了。
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
让我们暂时扔掉哈佛人精明的处世能力、沉着和不可战胜的虚伪，试着来寻找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吧。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们不想只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想过得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这两个目标如何才能同时达到，你们不知道在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中有一份丰厚的起薪，并且前途很有保障，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们自己满足。
你们为什么要焦虑？说起来，我们学校这方面也有错。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们，到这里，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精英，你们是最棒的、最聪明的，我们都要依靠你们，因为你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些话，让你们个个都胸怀大志。你们会去做各种不平常的事情：在课外活动中，你们处处体现着服务的热情；你们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因为你们关注地球的未来；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你们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政治改革的热衷。但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迷惘了，不知道这些在作职业选择时都有什么用。如果在有偿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作个选择，你们会怎么办？这二者可以兼顾吗？
你们都在不停地问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价值、试图调和那些潜在竞争的东西、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等等。现在的你们，到了要作出选择的转换阶段。作出一个选择——或工作、或读研——都意味着失去了选择其他选项的机会。每次决定都会有舍有得——放弃一个可能的同时，你也赢得了其他可能。对于我来说，你们的问题差不多就等于是站在十字路口时的迷茫。
金融业、华尔街、“招聘”就是这个困境的标志，它带来了比职业选择更广更深的一系列问题。不管你是从医学院毕业当了全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从法学院毕业进了一家公司或者成了一名公设辩护律师，还是结束了两年的Teach for America项目，在想要不要继续教书，这些问题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困扰你们。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知道你们所受的教育，让你们不只是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而活，而且还要为你们周围的人而活。现在，到了你们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了。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使你们焦虑——这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一拥而上地去选修“成功哲学”和“幸福的科学”，想从中找到秘诀。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幸福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答案：长大。调查数据说明，越老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比年轻的人感到更幸福。但可能你们都不愿意等。
当我听着你们说你们面前有如何的选择时，可以听出来，你们在为搞不明白成功和幸福的关系而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样的成功，不仅能带来金钱和名望，还能让人真正地幸福。你们担心工资最高的工作，不一定是最有意义、最令人满足的工作。但你们想过没有，艺术家、演员、公务员或者高中老师都是怎么过的？你们有没有思考一下，在媒体圈里该怎么生存？你们是否曾试想过，在经过不知道多少年的研究生学习、写了不知道多少篇论文之后，你们能否找到一个英语教授的工作？
所以，答案就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管是画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都不试着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生活的路还很长，总有机会尝试别的选择，但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这个。
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我把这个叫做职业选择中的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和同学们说这些。不要因为你觉得会没有停车位，就把车停在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你可能喜欢投资银行、喜欢金融、喜欢咨询，它们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也许你和我在Kirkland碰到的一位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很有名的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就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吧。要是你醒着的时间里，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你们要问这个问题——问我或者问你们自己。你们选择了一条路，也就选择了一份挑战。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到达那儿。这是好事。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的错。关注你的生活，思考怎样才能把它过好，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对：这些也许是博雅教育给你最宝贵的东西。通识教育让你自觉地生活，让你在你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它也让你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让你从最高水平上掌握你生活的展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博雅教育让你自由。它们赋予你行动、发现价值和作出选择的能力。不要静止不动，要随时准备接受改变。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你们好！
早在2007年冬天，助理就告诉我要有这么一个演讲。我没有什么准备，只是想随便与大家聊聊，或许对你们以后会有帮助。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
当我在Kirkland吃中午饭的时候，在Leverett吃晚饭的时候，当我在我上班时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甚至当我在国外碰见我们刚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课程计划，不是提建议，也不是问老师的联系方式或者学生的空间问题。实际上，也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不停地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去？”
这个问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回答，当威利萨顿（一个美国银行大盗）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说“因为那儿有钱”。我想，你们在上经济学课的时候，都见过克劳迪亚·戈丁和拉里·凯兹两位教授，他们根据70年代以来他们所教学生的职业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虽然金融行业在金钱方面有很高回报，但还是有学生选择了其他工作。实际上，你们中有37个人选择做教师，有一个会跳探戈的人要去阿根廷的舞蹈诊疗所上班，另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学诗歌，有一个要在美国空军受训做一名飞行员，还有一个要去做一名治疗乳房癌症的医生。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学法学、学医学、读研究生。但是，根据戈丁和凯兹的记录，更多的人去了金融和咨询行业。Crimson对去年的毕业生作了调查，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去了这两个行业。虽然今年的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到了39%。
高薪、不可抗拒的招聘的冲击、到纽约和你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保证、承诺工作很有趣——这样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理由。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只会在其中做一到两年。其他人也都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份工作。但，还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其实，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来，我更喜欢思考你们为什么会问。戈丁和凯兹教授的研究是不是正确的；到金融行业是不是就是“理性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会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却会让你们许多人无法理解，觉得不尽理性，甚至有的会觉得是被迫作出的必要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是带着指向性的——你们把它看成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见、可衡量的现象，而不是一种抽象而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的尴尬境地。所谓“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说滥了——它就像是蒙提·派森（MontyPython）电影里可笑的标题，或者说是《辛普森一家》里的那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一样，已经没有任何严肃的含义了。
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
让我们暂时扔掉哈佛人精明的处世能力、沉着和不可战胜的虚伪，试着来寻找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吧。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们不想只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想过得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这两个目标如何才能同时达到，你们不知道在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中有一份丰厚的起薪，并且前途很有保障，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们自己满足。
你们为什么要焦虑？说起来，我们学校这方面也有错。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们，到这里，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精英，你们是最棒的、最聪明的，我们都要依靠你们，因为你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些话，让你们个个都胸怀大志。你们会去做各种不平常的事情：在课外活动中，你们处处体现着服务的热情；你们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因为你们关注地球的未来；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你们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政治改革的热衷。但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迷惘了，不知道这些在作职业选择时都有什么用。如果在有偿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作个选择，你们会怎么办？这二者可以兼顾吗？
你们都在不停地问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价值、试图调和那些潜在竞争的东西、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等等。现在的你们，到了要作出选择的转换阶段。作出一个选择——或工作、或读研——都意味着失去了选择其他选项的机会。每次决定都会有舍有得——放弃一个可能的同时，你也赢得了其他可能。对于我来说，你们的问题差不多就等于是站在十字路口时的迷茫。
金融业、华尔街、“招聘”就是这个困境的标志，它带来了比职业选择更广更深的一系列问题。不管你是从医学院毕业当了全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从法学院毕业进了一家公司或者成了一名公设辩护律师，还是结束了两年的Teach for America项目，在想要不要继续教书，这些问题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困扰你们。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知道你们所受的教育，让你们不只是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而活，而且还要为你们周围的人而活。现在，到了你们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了。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使你们焦虑——这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一拥而上地去选修“成功哲学”和“幸福的科学”，想从中找到秘诀。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幸福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答案：长大。调查数据说明，越老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比年轻的人感到更幸福。但可能你们都不愿意等。
当我听着你们说你们面前有如何的选择时，可以听出来，你们在为搞不明白成功和幸福的关系而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样的成功，不仅能带来金钱和名望，还能让人真正地幸福。你们担心工资最高的工作，不一定是最有意义、最令人满足的工作。但你们想过没有，艺术家、演员、公务员或者高中老师都是怎么过的？你们有没有思考一下，在媒体圈里该怎么生存？你们是否曾试想过，在经过不知道多少年的研究生学习、写了不知道多少篇论文之后，你们能否找到一个英语教授的工作？
所以，答案就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管是画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都不试着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生活的路还很长，总有机会尝试别的选择，但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这个。
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我把这个叫做职业选择中的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和同学们说这些。不要因为你觉得会没有停车位，就把车停在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你可能喜欢投资银行、喜欢金融、喜欢咨询，它们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也许你和我在Kirkland碰到的一位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很有名的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就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吧。要是你醒着的时间里，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你们要问这个问题——问我或者问你们自己。你们选择了一条路，也就选择了一份挑战。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到达那儿。这是好事。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的错。关注你的生活，思考怎样才能把它过好，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对：这些也许是博雅教育给你最宝贵的东西。通识教育让你自觉地生活，让你在你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它也让你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让你从最高水平上掌握你生活的展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博雅教育让你自由。它们赋予你行动、发现价值和作出选择的能力。不要静止不动，要随时准备接受改变。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