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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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5日，拍摄于北京798第一车间，贾樟柯在“语路”计划发布会现场（姜晓明）
“原定男一号梁景东必须剪掉蓄了两年的长发。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就绪，梁景东依然不愿剪发。在与他大吵一架之后，贾樟柯扔下剪子，跳上车离开片场。顾峥追上了贾樟柯。在一条正在修路的岔道，贾樟柯一屁股坐在路基上，流下了眼泪”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这是短片《老男孩》片尾的话。2010年10月底，当这部42分钟的短片在网络问世后，迅速引发了观影热潮，首发网站的点击量已超过六千多万。“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我有过梦想。”当片尾曲响起时，无数网友说他们泪流满面。
大片云集的影像时代，一部制作上问题颇多的网络短片，究竟靠什么打动了苛刻的网友？“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在主题歌直白的自述和追问中，你能听到最广泛的共鸣，那里也许就埋藏着最多的答案。
究竟是什么吞噬了我们的梦想？是梦想在刁难我们还是我们在背弃梦想？是不是走得太远，就注定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在无解的现实面前，梦想也许四面楚歌，要怎样去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带着这些疑问，导演贾樟柯最近带领一个年轻的导演团队，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之中。他们把镜头聚焦于12个不同的中国梦，讲述这些梦想斗士如何渡过曾经的那些艰难时刻。
其实贾樟柯本人就是中国梦的一个样本。一个毫无资源背景的县城青年，只身来京寻找电影梦。从《小武》打拼至今，他用13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主流之外的电影民工，化身为最受国际影坛注目的亚洲导演之一。刚过不惑之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已将“终身成就奖”加冕于他。
就连贾樟柯本人都不否认，自己的梦想“阶段性地实现了”。圆梦以后，他开始帮助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电影梦。凭借“语路”计划，贾樟柯将6个年轻导演推到了前台。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32岁，年纪最小的刚过22岁。这是他第二个扶植新人的计划，先前启动的“添翼”计划制作的首部青年导演作品也将在今年面世。
宣判无期徒刑
1999年1月13日，刚毕业的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的机关大院，奉命“接受电影局谈话”。那一年，他29岁，刚刚拍完长片电影处女作《小武》。
在电影局官员的办公桌上，贾樟柯看到了一份复印材料，是台湾某报影剧版一篇关于《小武》的报道。在正文旁边，还有一行手写提示：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材料的署名，在后来贾樟柯的叙述里，是“某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因为首部独立短片《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短片展获奖，贾樟柯获得了生平第一笔投资，人民币20万。春节回家，他写出了《小武》的剧本。开机前，摄影师余力为怀疑：这点钱，我们能拍完吗？贾樟柯说：只要摄影机转起来了，就有办法。后来他们用21天在贾樟柯的家乡山西汾阳完成了全部拍摄。
《小武》的原型是贾樟柯学生时代的结拜兄弟，外号“毛驴”，后来成了小偷。他们一起的另一个结拜兄弟做了警察，负责看管“毛驴”。春节回家时，做警察的兄弟告诉他，“毛驴”在看守所成天跟他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这类话题。“小偷也有自己的尊严”，贾樟柯于是构思出了《小武》。
因为成本极低，《小武》采用16mm胶片拍摄。按照国产电影技术审查的规定，32mm以下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进入院线。“我当时就一直觉得我拍的是一个学生作业，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上的企图”。贾樟柯说。
这部没有任何商业企图的“学生作业”一问世，便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热情拥抱。柏林是《小武》的第一站，首映结束以后，所有人起立鼓掌，人们夹道欢送贾樟柯团队从台上走下来直到退席。从柏林的青年论坛大奖开始，贾樟柯和他的《小武》一起，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巡回获奖之旅。
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主编夏尔·戴松说：很少有一部影片像《小武》那样给人如此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它的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在他看来，《小武》“标志着中国电影活力复苏”。后来《小武》登上了这本杂志的封面。
“家乡汾阳的生活给我一种自由的精神，县城里有我们的喜怒哀乐，我拍电影的时候，这样的场景、空间，这样的生活在中国电影里是没有的，我觉得这很不公平。”贾樟柯说。“应该有一部电影，把这些穷街陋巷的生活讲出来，这也是我拍电影很大的一个动力。我拍汾阳，不是因为它特别，而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这样的讲述在官方那里获得的评价是：未经许可，私自拍摄，私自参赛。离开电影局时，他手里拿着对他的处理意见：贾樟柯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自即日起，禁止其从事电影相关工作。
处理意见并没有具体说明贾樟柯被禁的年限，“我也写文章，我也知道春秋笔法，当然清楚模糊意味着什么。”一纸文书，实际上宣判了这位刚刚出道的青年导演无期徒刑。“当时我充满了愤怒。”
官员告诉他：这样的事情，民不告，官不究。现在有人举报，我们就必须处理。本来应该罚你两万，考虑到你是学生，就一万吧。
最艰难的时刻
电影局处理意见下来的时候，贾樟柯正在筹备第二部长片《站台》。这部被他自己誉为“精神自传”的新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参加首届剧本大赛便获大奖。当众多投资渠道开始向他敞开时，他选择了日本制片公司T-MARK，它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他相信这个选择可以在获得投资的同时，保持创作的独立性。”贾樟柯的文学策划顾峥这样分析。
按照贾樟柯的设想，《站台》要拍成“一代人的精神史诗”。这个剧本同时也赢得了国内电影制片厂的好感，北影、上影都打算参与投资。因为贾樟柯禁令在身，北影厂专门向电影局打报告说明《站台》情况：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绝无问题。所有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贾樟柯没有获得解禁。
“不等了，抓紧开拍！”海外投资还在审批尚未到位，贾樟柯决定自己先垫钱尽快开机。1999年，他手头已经有一张500万人民币的存折。因为《小武》的海外发行十分理想，作为出品方之一的贾樟柯，获得了这笔可观的第一桶金。“反正老子有钱，你爱批不批，爱放不放！”
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又一次来到了贾樟柯的家乡汾阳。零下12度的严寒，7级狂风，剧组在吕梁山下的旷野中开机了。第二天，因为角色更换，原定男一号梁景东必须剪掉蓄了两年的长发。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就绪，梁景东依然不愿剪发。在与他大吵一架之后，贾樟柯扔下剪子，跳上车离开片场。
顾峥追上了贾樟柯。在一条正在修路的岔道，贾樟柯一屁股坐在路基上，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我想到他被禁的不如意，又不知道该如何劝。他压力太大了。”
后来二人和解，梁剪掉头发后拍摄继续进行。随后几天的拍摄是在大雪中进行，妈妈来到片场，看到贾樟柯和同事在冰天雪地一边挨冻一边拍摄，心疼地建议：傻孩子，剧本不是你写的吗？你别写大雪不就行了吗？
《站台》贯穿春夏秋冬四季，所以采用分阶段拍摄。冬季的样片出来以后，日本和香港的监制十分满意。更大的喜讯是，戛纳电影节邀请影片当年参赛，前提是必须在开幕前一个月完成。所有人欢欣鼓舞，贾樟柯却拒绝了。如果没有四季，他要的历史感就不会出现在电影里。“他不希望因为一个电影节来安排拍摄日程”，在顾峥看来，贾樟柯“已经拍疯了”。
剧组最终在严重超支的情形下完成了最后的拍摄，当3小时10分钟的成片问世时，威尼斯电影节向贾樟柯发出了邀请。2000年8月，《站台》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这一年，香港导演周星驰拍摄了《少林足球》。7000万港元的空前票房，宣告了华语大片时代的到来。很快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但是他们不会看到《站台》。
很多人记忆里第一次看《站台》是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在没有解禁的日子里，贾樟柯电影一直以民间放映的形式和国内观众见面。放映是在6月的一个下午，为了遮挡玻璃天花板上投入室内的光线，酒吧工作人员搭梯子爬上房顶，拿窗帘之类的东西遮光。放映时，外面忽然下雨。因为漏雨，酒吧内不得不重新搬动放映设备。
“那是我最难过的一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电影跟大家见面，会这么难这么难。”贾樟柯说，“如果在电影院，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可它为什么就不能在电影院放呢？我觉得太挫败了。”
愧对亲情
正式解禁是在2004年，《世界》是贾樟柯走出地下的第一部影片。在与官方和解的第三年，他带着新片《三峡好人》再次出征威尼斯。几天后，36岁的贾樟柯在水城捧起了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
这是所有职业导演梦寐以求的一刻，很多人见证了贾樟柯亲吻金狮的幸福一刻，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观众已经不在了。在《三峡好人》制作后期阶段，贾樟柯的父亲离开了。
“那一年我爸突然生病，很快就确诊，很快就过世。这个过程太快，完全把我击垮了。我觉得我真的太操蛋，太差了，为什么我没有把生活安排好？”贾樟柯十分自责。“我从19岁离家，一年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天。其实我觉得我父亲特别想了解我，但是我们之间交流特别少。”
在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片头，贾樟柯写了这样一行字幕：献给我的父亲。他后来专门将《站台》带回家。父亲看完后，什么都没说，就给了他一句话：如果在五八年，你肯定是个右派。
“我觉得我父亲一直到过世，他对我从事这个工作，一直都有政治上的隐忧。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政治运动和批判，都是从电影开始的。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的集权带给他的一个创伤，这也是来自我家庭的一个很大的忧虑。”
贾樟柯的爷爷是当地的一名外科大夫，解放前自己创办过医院和药厂。这是旧社会的一个体面之家，有三种职业家中不希望后辈去从事：厨子、戏子、吹鼓手。解放以后，爷爷的财产被没收，父亲便成为一个乡村教师，母亲做了售货员。在家人看来，拍电影，等同戏子和吹鼓手。
父亲生病住院以后，在病床前向贾樟柯讲述了自己当年反右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当时他所在的学校有右派名额，选了半天也没选出来，校长没办法，就让全校所有老师站在水泥主席台上，相互挤，谁掉下来谁就是右派。“父亲的内心里有一个长久的恐惧。他很幸运没有变成右派，但是那件事情在他心里一定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会想如果我被推下去，整个命运和生活，就彻底改变了。”
“但是我希望我真的不要继承这些，这是负面的一种记忆。只要你从事艺术，你关注当下，关注人的话，一定会跟权力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是你还是得去做。”
“人”和“权力”，是打开贾樟柯所有作品的另外两把钥匙。凭借着对变革时代个人命运的独特洞察和个性表达，贾樟柯迄今的所有作品都获得了国际奖项的肯定。朋友之间私下开玩笑，称他是“活跃于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活动家”。拿奖到手软的后果，就是他对于奖项本身的快感逐渐递减。“一开始能快乐一个月，再往后是一个星期，再往后是一天，再往后就是一个小时。”
尽管如此，有一个奖项依然在他内心占据着独特的分量。1996年，贾樟柯第一部作品，50分钟的短片《小山回家》获得香港独立短片故事片金奖，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拿奖。那个奖座是一只银色的眼睛，它及时到来，给提心吊胆闯入电影界的贾樟柯极大的鼓励。
“那个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说句心里话，就是我觉得能跟我妈有个交代了。我妈一直觉得从事电影是一个很虚的工作，她非常担心我，你行不行，这碗饭你吃得了吗？在这个奖之前，我心里也打鼓。”《小山回家》曾经在贾樟柯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做过放映，反响很不好，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技术粗糙表达乏力。
“所以那个奖给我之后，我特别兴奋。对家庭是个缓兵之计，我跟我妈说，妈，你看我还行吧，我再往前走几年，你别逼着我工作，逼着我结婚，逼着我生孩子，我再往前走一走。这个奖真有这样一个用途。”
“语路”之缘
2010年春节，贾樟柯趁回乡去看望一个中学同学，那位同学高考落榜后就回到了村里，至今未婚。他家有三个窑洞，爸妈、哥嫂各住一间，他自己住一间。在他的窑洞里，贾樟柯发现他把炕拆了，烧炉子取暖，自己在里面支了一张床，很整洁。
在同学的枕边，贾樟柯发现了一本杂志，那是他们中学时代相互传阅的一本《古今传奇》，已经非常破旧了。“我说你还看这个啊。他说是，没事就翻一翻。我一下子就特别难过，我就想他无数个黑夜是怎么度过的。那就是本通俗读物，多枯燥啊，十几年，我觉得背都背完了。”
那一晚，贾樟柯留在同学家中过夜。乡村夜晚来临，年轻人都进城玩耍，留下来的人就在打麻将。村里人，除了看电视之外就只有赌博，“我的那个同学可能多一样就是去翻那本《古今传奇》，我觉得这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震撼。”
这样的感触，也曾经出现在另一位电影人——编剧李樯笔下的家乡县城里。他在《孔雀》剧本开篇写道：这样的县城，就像无数流落民间的技艺之人。在他们中间，有着劳苦无常的命运的证据，和不被诉说的沉寂衰败的时光。
那一夜，贾樟柯对城市生活之外精神世界的贫乏，对家乡的年轻人精神世界的窒息，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我想拍一个这样的电影，就讲这样一种生活状态里的年轻人。”
回京之后，媒体不断报道的“富士康事件”，更加坚定了贾樟柯为这些年轻人拍一部电影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这种精神上的绝望产生的压力，他们都是从一个封闭的环境、贫穷的地方，满怀憧憬离家背井，带着希望去到一个繁华的地方，结果发现贫富差距，发现其实没有桃花源，应该有人去过问一下年轻人心底的那些沮丧。”
这就是后来的“语路计划”。当合作找上门时，贾樟柯清楚这里面有变种的广告诉求，资方是洋酒品牌，他提出“能不能不出现酒”。获得许可后，他带领6个年轻导演启动了这次拍摄。“语，就是人生经验；路，是人生道路。我们想把这些人生智慧，赠送给广阔土地上收拾行李，准备出门的年轻人。”
贾樟柯说：“你看现在，到处都能看到拥有财富的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根本没有机会。他们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物质的压力。这种精神的困境我们应该有一些良性的信息吧。我想让他们知道，那些成功的人也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困扰，也有过这样巨大的危机或者绝望时刻。”
12部短片中，他拍摄了其中的两个。其中一个主人公是潘石屹。贾樟柯说，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想告诉年轻人，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成功。
从1月5日开始，这12部独立的三分钟短片开始在网络免费观看。这样的传播方式令贾樟柯倍感欣慰：三分钟的版本，最容易让人看进去；乡村、矿区，都有网吧，他想说的话，比从前的那些常规电影，更容易传递给更多的人。
尽管如此，贾樟柯依然决定将拍摄的素材，制作成一部电影长片，名字就叫《语路》。春节之后，他将正式开始《语路》的制作。再也找不到一个导演，能够像他一样，如此灵活地生发电影。
《语路》之后，新片《在清朝》的摄制工作将迅速启动，贾樟柯已经开始四处看景。《在清朝》是一部古装动作片，确定无疑由明星担纲主演。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因废科举引发的故事，是贾樟柯筹划多年的“革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一直将镜头对准当下的他，这次调转镜头，聚焦的是1905年的晚清。毫无疑问，贾樟柯的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语路”短片的首映之夜，12部短片完成亮相之后，团队的所有人举行了一个很私人的庆功——年轻的导演们想听贾樟柯开口唱歌，大家将原本深夜的饭局改成了K歌。在包房里，贾樟柯拿起麦克风，那些年轻导演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走上前，像二十多年前在家乡汾阳的练歌房里一样放声唱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41期
作者： 余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