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市长姜宗福：有多少教授副教授在高校滥竽充数？

                
                有多少教授副教授在高校滥竽充数？
取消“职称评定”遏制学术腐败
意见领袖 姜宗福
自从“炮轰高房价”被“轰”离官场以后，我一直没再发声，这其间住了一段时间的院，写了一部书。书的名字——《我的官样年华》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正式出版的时候不得不改名为《官路》，就连我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普扬”。虽然情非得已，但结果还算满意，毕竟见了阳光。
离开官场的时候，我曾经给网友们撂下了一句话：“我会再回来的。”为什么要让大家等待，原因是洞察社会、观察生活得有一个过程，发表意见必须切中时弊。经过大半年的角色转换，我发现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相当的繁重，面对现行体制的种种弊端，我如鲠在喉，觉得不吐不快，于是决定复出。此次复出，头上不再有“副市长”的光环，想来想去还是给自己封了一顶“意见领袖”的帽子。“意见”都是真话，“领袖”与政治无关。
有多少教授副教授在高校滥竽充数？
过去，人们一抨击高等教育体制，批评得最多的是“教育行政化”，其实在行政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毒瘤，即“现行的职称评定体系”乃导致学术腐败的根源。我有一位同学，高考考了多次均名落孙山，不得不读了个中职。后凭借其公关才能，居然当上了湖南省某高职院校的副校长。能不能胜任大学的副校长倒是无关紧要，在当今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背景下，小学毕业生当大学校长者比比皆是，可令人气愤的是，如此草包居然获得了教授职称，而且堂而皇之地坐上了湖南省专家委员会委员的位置。这让我联想到，高校的许多学中文的教授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好，学规划的博士后连图纸都画不好，执教的都是这些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怎不误人子弟？难怪中国的高校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在中国的高校，这样滥竽充数的教授、副教授们比比皆是。最为可怕的是，还有数以万计没有获得教授、副教授职称的高校教师们正前赴后继，整天忙于花钱买版面登论文，拯救了一大批濒临倒闭的学术刊物。由于肚子里没货，抄袭、代笔便在所难免。前不久，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炮轰科技部门，披露申请科研课题和科研经费得开后门，科技部打死不承认。承认不承认其实无伤大雅，这种丑行在圈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且看看那些“获奖”的所谓课题或“成果”，有几项经得起推敲，又有几项货真价实？这些垃圾般的“成果”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科研经费，更主要是败坏了学术风气。我曾经视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终身奋斗目标，后来惊闻身边一位文章写得很烂的党政领导干部居然通过走后门获得此项殊荣；再环顾四周，发现数不清的局长书记们都无一例外的获得了“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研究员”等等高级职称，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不愿与之为伍，怕坏了自己的名头。入高校以后，萌生了凭自己的成果谋求一个“教授”或“研究员”职称的想法，一打听吓我一跳，其道路不仅非常“曲折”，更主要的是首先得出卖自己的人格。其捷径是，首先要找关系开后门申报一个课题，然后花钱打通关节谋得一个“成果”，接着买通评委方能如愿。我不愿意卑躬屈膝地浪费时间求得一纸注水的职称，遂不再打算为获得高级职称而努力奋斗。决心与韩寒、郑渊洁为榜样，潜心治学。他们没有高级职称，谁能否认他们不是国家的一级作家？
割掉“职称评定”腐败毒瘤，斩断学术腐败产业链条
我很怀念上世纪蔡元培时代的清华北大，没有文凭的陈寅恪、王国维等大师们居然能被聘为北大、清华的教授。这些人不以职称为目的，以严谨治学为终极目标，培养了许许多多一代宗师。如果按照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恐怕他们连到我们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当讲师的资格都不具备，甚至连当个临聘教师都还存在体制的障碍。“职称评定”制度，的确培育了一条可怕的学术腐败产业链条，此链条一日不除，大师一日难出。
当然，中国不可一日无教授。偶认为，最科学的体制是“打破职称福利化”，回归“职称”的学术本质。建议人事部、教育部取消“职称评定”，打破职称终身制，把教授、副教授等的聘任权充分下放给高校。高校根据教师的才能不拘一格按岗位聘任，一聘N年，在什么岗位享受什么待遇。聘任期满如不再胜任，便不再享受相应的待遇。这样一来，靠卖论文刊登权的期刊和报纸就破产了，靠收红包敛财出卖学术良心的评委们也就失业了。
我特别仰慕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做梦都想投奔他。可惜他的改革依然不够彻底。他的眼里只有海归派和院士级人物，像我这样虽有学术成果但学历太低的草根学者还是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