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港小記
今早，坐在搬空的房裏上網，環顧四周，竟未有絲毫眷戀與不捨，訝然。一個人，一套生活配備，竟是如此可觀，而那單銥行腳天涯的僧人竟可如此輕盈地穿梭於世。搬家，也是一種釐清與丟棄，上次搬家丟不下手的，這次便狠了心，因為還有下次搬家，自問，要一直背負這些其實一點都用不著的東西如陶侃搬磚似的練身體嗎。這樣一來很多東西就變得清楚多了，哪些是真的派上用場的，哪些又是一種虛幻的堅持，一目了然。再回到香港就又是另回事了。
我一點都不依賴這個空間，我所依賴的是物。那些與我互相交雜纏繞的物，我們彼些形構生命樣貌與留下事件經過的印記，我之於物與物之於我相輔而成一有機體，關於我，有部份描述留在物的蒼桑裏，必須在那斑斑污漬上揣想曾經在某時某刻的我的存在狀態。因此，我可以那麼迅速地進入新房間的生活，因為那裏被裹上一層屬於我的物，說到底，我們的物就是我們的家，空間甚至是次要的，但隨身行李卻是如此細微的張揚著我們各種耽溺。所以羅蘭巴特每到一處便要快快地布置出他熟悉的工作環境，那環境與其說是空間倒不如說是物的配置，資料卡在身後幾公分處，墨水在右手上方幾公分處，文件、書等各有其棲身之所，這麼一來，“我”就可以避開相異空間在“我”內部造成的習慣的撕裂而迅速跌進同一習慣的安適感之中，更重要的是那思緒的延續性，使“我”能繼續以某一形狀持續的方式。說話也好、書寫也好等等。
所以說搬家，沒有說搬房子，搬家搬的是抽象的“家”結構，其中有人也有物——把空間留在原地，把記憶帶走。因此，把房間裏關於我的物的配置取消之後，那裏只是一個單人學生宿舍，破舊、狹小、共用的衛浴、沒有半點令人欣喜、驚奇的特點。一點都不可愛，隨時都可走人。
毫無止境的內耗？比如，任何寫出來的事件，都是用來分析、舉例的資糧，不再有其情緒效果，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個我對這件事繼續反應著了。這讓我不得不有點強說愁般地附會地說起所謂的“不愛了”也不過如此。Comme si nous pouvions parler de l’amour sans aimer ! Que mettez-vous dans l’amour si vous en parlez sans aimer.(Maurice Zundel)這句話感覺起來是這樣的：“看起來我們好像可以在不愛（動詞）的情況下談論愛（名詞）！然而當你在說到愛時，你要把什麼放在愛裏呢？”；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不愛的情況下談論愛，那所談之“愛”便是空洞，進而追之，我們在談的是一個沒有內容的形式，一個空的東西，我們在談空洞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什麼都沒談，更甚者我們什麼都沒認識到，但卻自以為了解覆於空洞上的名詞“愛”，高談闊論，沾沾自喜。這句話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很直觀式的，直接在感覺上起作用的，“我們如何談愛而沒有愛呢？沒有愛，我們怎麼開始談什麼是愛。”很令人感動的話，尤其是後面那句，“當我們說到愛時，我們把什麼放在愛這個字裏面呢，如果不愛的話。”
另一個是很分析性的，或說技術性的，把“愛”做為一個詞來看待，分析關於它的論述，並質疑其做為語言本身對愛的經驗或愛的行為的抹消。建基於“愛”這個詞所發展的論述必是空洞的深淵，論述有多厚，淵就有多深，如果不愛（動詞）。這就是傅柯在瘋狂史對瘋狂論述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說，這個分析是一種考古學式的分析，是對被語言“剝奪血肉”（布朗肖的說法 la part du feu）的語詞的否定，也就是否定語言的全能，而將事物釋放。
進一步說來，命名其實是對世界的第一個否定，將其從獨特性狀態中抽象到普遍性狀態，因此傅柯的考古學或巴特的零度寫作以及布朗肖的文學經驗等，都是要對這個第一個否定予以否定——“他們脫離各種謊言般的語言形式，回到那個原初的、混沌的所見；這裡是無差異的、靜默的，各種可能性將生而未生。”這裏的否定正是否定了語言本身。
“如果語言不表達思想，那麼它表達什麼？”
“它表達主體在其含義世界中所採取的立場，或無寧說，語言就是我們所採取的立場本身。”
（梅洛龐蒂曾指出：“視域不是一種特定的思想，或面向自我的在場（presence）。它賦予我一種中介，讓我抽離自身，但同時由自身內部（而不是存有的面前）處身於存有（Being）的裂縫（fission）中，這個裂縫的終站，正是我回到自己之處。”（Merleau-Ponty 1964: 186） 這裏又談的是一種融入，一種無有區別的狀態，也可說是一種當下，那是在事件中的此時此地，無有別處，這裏即是全部。因此無有主體並不意味著主體的死亡或消逝，反倒是在形成主體之前的渾沌的嚮往，是在分劃形成之前的一體感，在認識尚未發生前的直觀體驗。主體其實是回憶所生產的某種剩餘物。所以呢？溝通交流事實上意味著身體之間的互動：“姿態手勢的溝通或理解是透過我的意志、相對於別人行為中顯而易見的意思，交互關係而實現的。”一切事情的發生，就像：別人將他的意志強加到我身上，或者我將我的意志強加到別人的身上。）
聖保羅在書信裏還有這樣的話：
Je pourrais être capable de parler la langue des hommes et des anges, mais si je n’ai pas d’amour, mes discours ne sont plus rien qu’un tambour bruyant ou qu’une cloche qui résonne.
（1re lettre aux Corinthiens）（我有能力說天使及人類的語言，然而若我沒有愛，我的話語不過是發出躁音的鼓聲亦或是一記響鐘罷了。）
Quand je parlerai les langues des hommes et des anges, si je n’ai pas l’amour, je suis un airain qui résonne ou une cymbale qui retentit.（chapitre 13 de la 1re épître aux Corinthiens）（當我說著人類及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時，我只是道響鐘或敲響的鈸罷了。）
同樣地，談到愛；不同的是，這裡對愛的範圍放大到全部的語言上而不單就“愛”一詞，也就是說，當我說話時，我含著愛意說話，也就是要像上帝一樣關懷所有一切，對萬事萬物含著愛意，一旦做到如此，那麼我說話必是有愛的。
反過來說，也許語言只是為了傳遞愛而設，如果說話不是為了傳遞愛，那麼說話或語言本身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它只是聲音罷了，一記鼓聲、鐘聲、鈸聲。如果忽略語言所傳遞的愛或力量，而去苦苦追尋那語詞的確切定義以為可以得到對世界的理解，那將只會是徒勞，被說出的概念並不重要，說出的意念所包含的情感（愛或恨等等）才是重要的。因此在說話、在語言這件事上，應該有兩種接近真理的不同使用方式，一是祈禱，充滿愛意的、熱切的、情感充沛的說話；另一則是否定語言，讓語言在雙重否定下（非此非彼）失聲。兩種都直接或間接的否定了語言本身的真理揭示功能，但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讓行動、讓生命本身在場，而不要被化約在語言的抽象性中。
話說，我總是必須在自己裏面與那些偏見、習慣角力。因此一個事件的參與啟動自己內部思考動力，從外面來到裏面，又從裏面加入外面……也許，一種存在的樣貌就能被勾畫出來？那就讓封印在它自己的愚蠢中繼續操練蠢蛋吧。
我一點都不依賴這個空間，我所依賴的是物。那些與我互相交雜纏繞的物，我們彼些形構生命樣貌與留下事件經過的印記，我之於物與物之於我相輔而成一有機體，關於我，有部份描述留在物的蒼桑裏，必須在那斑斑污漬上揣想曾經在某時某刻的我的存在狀態。因此，我可以那麼迅速地進入新房間的生活，因為那裏被裹上一層屬於我的物，說到底，我們的物就是我們的家，空間甚至是次要的，但隨身行李卻是如此細微的張揚著我們各種耽溺。所以羅蘭巴特每到一處便要快快地布置出他熟悉的工作環境，那環境與其說是空間倒不如說是物的配置，資料卡在身後幾公分處，墨水在右手上方幾公分處，文件、書等各有其棲身之所，這麼一來，“我”就可以避開相異空間在“我”內部造成的習慣的撕裂而迅速跌進同一習慣的安適感之中，更重要的是那思緒的延續性，使“我”能繼續以某一形狀持續的方式。說話也好、書寫也好等等。
所以說搬家，沒有說搬房子，搬家搬的是抽象的“家”結構，其中有人也有物——把空間留在原地，把記憶帶走。因此，把房間裏關於我的物的配置取消之後，那裏只是一個單人學生宿舍，破舊、狹小、共用的衛浴、沒有半點令人欣喜、驚奇的特點。一點都不可愛，隨時都可走人。
毫無止境的內耗？比如，任何寫出來的事件，都是用來分析、舉例的資糧，不再有其情緒效果，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個我對這件事繼續反應著了。這讓我不得不有點強說愁般地附會地說起所謂的“不愛了”也不過如此。Comme si nous pouvions parler de l’amour sans aimer ! Que mettez-vous dans l’amour si vous en parlez sans aimer.(Maurice Zundel)這句話感覺起來是這樣的：“看起來我們好像可以在不愛（動詞）的情況下談論愛（名詞）！然而當你在說到愛時，你要把什麼放在愛裏呢？”；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不愛的情況下談論愛，那所談之“愛”便是空洞，進而追之，我們在談的是一個沒有內容的形式，一個空的東西，我們在談空洞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什麼都沒談，更甚者我們什麼都沒認識到，但卻自以為了解覆於空洞上的名詞“愛”，高談闊論，沾沾自喜。這句話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很直觀式的，直接在感覺上起作用的，“我們如何談愛而沒有愛呢？沒有愛，我們怎麼開始談什麼是愛。”很令人感動的話，尤其是後面那句，“當我們說到愛時，我們把什麼放在愛這個字裏面呢，如果不愛的話。”
另一個是很分析性的，或說技術性的，把“愛”做為一個詞來看待，分析關於它的論述，並質疑其做為語言本身對愛的經驗或愛的行為的抹消。建基於“愛”這個詞所發展的論述必是空洞的深淵，論述有多厚，淵就有多深，如果不愛（動詞）。這就是傅柯在瘋狂史對瘋狂論述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說，這個分析是一種考古學式的分析，是對被語言“剝奪血肉”（布朗肖的說法 la part du feu）的語詞的否定，也就是否定語言的全能，而將事物釋放。
進一步說來，命名其實是對世界的第一個否定，將其從獨特性狀態中抽象到普遍性狀態，因此傅柯的考古學或巴特的零度寫作以及布朗肖的文學經驗等，都是要對這個第一個否定予以否定——“他們脫離各種謊言般的語言形式，回到那個原初的、混沌的所見；這裡是無差異的、靜默的，各種可能性將生而未生。”這裏的否定正是否定了語言本身。
“如果語言不表達思想，那麼它表達什麼？”
“它表達主體在其含義世界中所採取的立場，或無寧說，語言就是我們所採取的立場本身。”
（梅洛龐蒂曾指出：“視域不是一種特定的思想，或面向自我的在場（presence）。它賦予我一種中介，讓我抽離自身，但同時由自身內部（而不是存有的面前）處身於存有（Being）的裂縫（fission）中，這個裂縫的終站，正是我回到自己之處。”（Merleau-Ponty 1964: 186） 這裏又談的是一種融入，一種無有區別的狀態，也可說是一種當下，那是在事件中的此時此地，無有別處，這裏即是全部。因此無有主體並不意味著主體的死亡或消逝，反倒是在形成主體之前的渾沌的嚮往，是在分劃形成之前的一體感，在認識尚未發生前的直觀體驗。主體其實是回憶所生產的某種剩餘物。所以呢？溝通交流事實上意味著身體之間的互動：“姿態手勢的溝通或理解是透過我的意志、相對於別人行為中顯而易見的意思，交互關係而實現的。”一切事情的發生，就像：別人將他的意志強加到我身上，或者我將我的意志強加到別人的身上。）
聖保羅在書信裏還有這樣的話：
Je pourrais être capable de parler la langue des hommes et des anges, mais si je n’ai pas d’amour, mes discours ne sont plus rien qu’un tambour bruyant ou qu’une cloche qui résonne.
（1re lettre aux Corinthiens）（我有能力說天使及人類的語言，然而若我沒有愛，我的話語不過是發出躁音的鼓聲亦或是一記響鐘罷了。）
Quand je parlerai les langues des hommes et des anges, si je n’ai pas l’amour, je suis un airain qui résonne ou une cymbale qui retentit.（chapitre 13 de la 1re épître aux Corinthiens）（當我說著人類及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時，我只是道響鐘或敲響的鈸罷了。）
同樣地，談到愛；不同的是，這裡對愛的範圍放大到全部的語言上而不單就“愛”一詞，也就是說，當我說話時，我含著愛意說話，也就是要像上帝一樣關懷所有一切，對萬事萬物含著愛意，一旦做到如此，那麼我說話必是有愛的。
反過來說，也許語言只是為了傳遞愛而設，如果說話不是為了傳遞愛，那麼說話或語言本身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它只是聲音罷了，一記鼓聲、鐘聲、鈸聲。如果忽略語言所傳遞的愛或力量，而去苦苦追尋那語詞的確切定義以為可以得到對世界的理解，那將只會是徒勞，被說出的概念並不重要，說出的意念所包含的情感（愛或恨等等）才是重要的。因此在說話、在語言這件事上，應該有兩種接近真理的不同使用方式，一是祈禱，充滿愛意的、熱切的、情感充沛的說話；另一則是否定語言，讓語言在雙重否定下（非此非彼）失聲。兩種都直接或間接的否定了語言本身的真理揭示功能，但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讓行動、讓生命本身在場，而不要被化約在語言的抽象性中。
話說，我總是必須在自己裏面與那些偏見、習慣角力。因此一個事件的參與啟動自己內部思考動力，從外面來到裏面，又從裏面加入外面……也許，一種存在的樣貌就能被勾畫出來？那就讓封印在它自己的愚蠢中繼續操練蠢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