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原理课的作业。
电影的性别与姜文的野心
贾樟柯：“在国内的环境里面，我更爱说，我喜欢的导演都是没有权力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做这份职业、拍这份感受这么简单。”
——《一个人的电影》（格非、贾樟柯等著）P108，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从认识电影导演行业的角度来讲，我认同他的后面一句；但是从个人情感出发，我却不得不暂时对他的前半句表示反对，因为导演姜文。
12月6日，我有幸去现场观看了《让子弹飞》的首映式，提前10天看到了这部期待已久的贺岁大片。在一片狂野的欢笑和宣泄之后，我相信它将成为今年的票房冠军——当然，前提是在众多的观众之下不会因为聪明观众们的善意解读而遭到某主管机关的黑手。
12月16日，《让子弹飞》全国公映，首日票房统计数字是3018万，超过《哈7》，而且其拍片场次更是超过了《赵氏孤儿》《大笑江湖》《哈利波特7》三者的总和，终于应了导演片中的一句谶语“站着把钱挣了”。
可以想见，若干年之后，在回顾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2010将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决定性人物韩三平赌誓要在今年拿下百亿票房，而为了这一豪言壮语，中国大陆电影圈内有决定意义的几位重量级导演纷纷拾柴，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姜文的《让子弹飞》，冯小刚导演更是加倍努力，在暑期档以《唐山大地震》奉上六亿，贺岁档又携《非诚勿扰2》和几位同仁齐心协力让这价值百亿的票房之火烧得旺旺，让三爷很高兴，后果很光明……
可惜我不是三爷，一个充满理想的屁民的理想，永远没有一个掌握权力的当权者的权力那么重如泰山。我只会从《山楂树之恋》中看出张艺谋在试探底线的贱卖清纯，只会从《赵氏孤儿》中看到陈凯歌妥协了主流价值后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至于冯小刚导演的作品，我会一如既往的掏钱买票去看，然后把它忘到一边。好在还有姜文，当一个精神符号强大到可以成为一种被崇拜的图腾的时候，任何试图将其掩盖的行径都将缺乏足够的自信，到头来就只好在迁就和妥协之中找一些可以维护尊严的平衡。正如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的那段话：“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
我非常欣赏冯小刚的聪明，可是“艺术”需要的是才华；“搞”才只需要聪明，他的成功只能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搞艺术”才是最有市场的一件事情。
毫无疑问，巴顿是有野心的，而用来形容姜文则大可不必漂洋过海，只要站在这片土地上，往前倒这么几十年，就有一位充满浪漫主义的野心家，或者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现在就直奔长安街，经过天安门时候抬头一望，便知。姜文对于毛的崇拜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各路采访者都心领神会的没有直接提出这个有些敏感的问题，但是只要对姜文的作品有些许解读的欲望，或者了解一下他的诗词雅兴，水平如何暂且不论，只看他情之所至不吐不快的态度是颇有帝王将相的影子的。
《念奴娇》：云飞风起，莫非是，五柳捎来消息？一代人来，一代去，太阳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将相，去得全无迹。青山妩媚，只残留几台剧。而今我辈狂歌，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敢驾闲云，捉野鹤，携武陵人吹笛。我恋春光，春光诱我，诱我尝仙色。风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毛的功过自可任意评说，晚辈也非来自“乌有之乡”，伟人也好，暴君也罢，将浪漫主义和革命热情熔于一炉且发挥到极致的一位俊秀才子，放在历朝历代也是该被大书特书一番，想太史公若再活两千年，必将又多一篇传奇之“本纪”留给世人怀念。不过如今便是太史公不在，还有一个中国导演，无时无刻不在其电影作品中流露着对毛的纪传，同时，还有一种对精英主义的宣扬和对国人懦弱漠然的无奈。
台湾导演杨德昌在作品《麻将》中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并时常用来调侃深处无奈境地的一众屁民：“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有你告诉他要什么他才知道自己要什么……”虽然中间夹杂的很多脏字，但是放到杨的电影中总显得知识分子气十足，而姜文则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现：
《让子弹飞》中当张牧之带领众弟兄骑马奔跑在大街上希望唤醒群众起来反抗的时候，得到的确实一片令人失望的静谧，于是张牧之终于喊出了一个道理：“谁赢了他们跟谁！”当然不只是这一部影片，从《鬼子来了》开始，姜文就无法掩盖他对于国人反抗精神的不信任，而将革命理想寄希望于精英——或者被迫成为精英的普通人身上——而这些似乎触动了某些掌劝者敏感的神经，于是不可避免的遭遇了被封杀的厄运。
但一个野心家是不会轻易被困难击退，而是想法设法的寻找途径重新出山。这里，我们无可避免的谈到《寻枪》和《绿茶》两部电影，前者是导演陆川赖以成名的处女作，后者是张元试图走入主流市场的试验品。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1，主流媒体透露出电影中的姜文印记；2，街谈巷议中让人们对姜文的霸气无可回避。诚然，不尊重和被欺侮是令人不好受的，我也着实想象得出他们和姜文合作时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快。可是事后证明，当一个电影天才遇到一个虚伪的文化商人和一个电影的投机分子，他所做出的种种野蛮行径倒像是一场保卫电影艺术真诚理想的革命，同时给单纯的电影艺术爱好者们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坚定地希望。
姜文的野心，路人皆知，可是没有人想去阻止，当然也没有办法阻止。而正是这么一个连中国电影引以为豪却毫无学术规范的代际划分都没办法准确界定的导演，却眼看着成为了中国电影仅有的良心。幸甚？哀甚？是不是我们又一次成了旁观的小民——他只要打赢了，就跟他走！？
不在乎有没有肉吃……
《太阳照常升起》，我在电影院看了四遍，同期上映的国产电影还有《八月一日》《隐形的翅膀》，不久之后就有《色•戒》的强势登场以及《投名状》和《集结号》的贺岁档。虽然我极力贡献，可《太阳》的票房还是寡不敌众的只有三千万，而众多观众的评价竟然是“看不懂”，于是乎惹得姜导演有些失态的表示自己六岁的女儿都看得懂，更是引来一片讨伐之声。事后，我的一位老师因为要参加一个讨论会而让我从自身出发写出“热爱《太阳》的十个理由”，我写的第一条便是：这是一部男人的电影。
其实，从《鬼子来了》开始，再到最近的这部《让子弹飞》，我都愿意用男人的电影来形容，而自从我对“电影的性别”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感觉之后，便也饶有兴趣的将陈凯歌和张艺谋的电影拿进来一起比较。人的性别是因基因而决定的，但是靠性征来被分辨的，这种纯粹生理卫生的解释在此就不赘述了，只说电影。我们暂且如此附会二者的关系，在电影中的主角——讲述者看做第一性征，他或她拥有代表性别的生殖器官，仅此而已。可是如果靠第一性征来区分性别，在当代社会我们恐怕要时刻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时候，就需要第二性征的帮助了，而在我的评判标准中，第二性征——无论是对于电影还是社会人的判断，都更加准确。可以想见，一个“拉拉”是不会介意自己的平胸，反而会心安理得；而一个“男同志”的“受方”恐怕会对自己显眼的喉结耿耿于怀，那么我们将如何用此标准来判断电影的性别呢？
阳刚之气——这确实是一个很狭义的性别判断，但正是这种气质决定了我所认为的电影的性别。
当马大三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最终一颗头颅在地上翻滚成鲜红的时候（《鬼子来了》）；当姜文带领孩子们在如西伯利亚一般的丛林中打猎，一枪惊起群鸟飞过的时候（《太阳照常升起》）；当张牧之带领兄弟们骑马奔腾在山谷之间，口哨声传递着攻击的信号的时候（《让子弹飞》）……作为一个男人，彼时彼刻是血脉迸张心跳加速的，不知道女人作何感想？
与此对比的，是凯歌的阴柔，虽然也有荆轲刺秦的壮举，也有万牛齐奔的尘土飞扬，但总是觉得少了些霸气，多了些纠结。他更像谢晋，人性总是多柔肠。
男与女的比较，并没有褒贬的意味，只是想说明姜文的稀有，他的电影总是打上深深地个性的痕迹，尤其是《太阳》，有一种久违了的前苏联电影的阳刚之美。
张艺谋的电影，很容易被放入男性一类，但我看来他是中性的，是乡野中尚未开花的野蛮，是还没有性别观念的野性，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12月16日，《让子弹飞》公映，转天的豆瓣论坛上，一个帖子讨论的内容是“听说看完之后，所有的女性都回家自慰了”。笑过之余，倒可侧面反映了诸位观者肾上腺的统一感受，我曾经就此问过一个女性观众，她回避了我的问题，只说“太爷们了”。我想，即便他没有某种习惯，也算是赞同了我对于阳刚之气的判断。
我是毫不讳言对于姜文的崇拜的，而且是经过了理性的辩证的分析之后的崇拜，同时也得益于当代中国电影环境的贫瘠的无奈。比起同样天马行空充满幻想和隐喻的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姜文的电影总是还有些用力过猛的缺憾。我们有爱，可是别无选择。
我还记得埃米尔影片中的有这样一句台词：“马克思是个优秀共产党员！”（《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曾经给我无穷的娱乐；而拥有共同母语和文化历史经历的姜文也源源不断地奉献出很多可以被流传的名言，比如最近的一次是：“不就是土匪遇上恶霸，多简单一事！”
知者自知，不知者姑妄听之。
贾樟柯：“在国内的环境里面，我更爱说，我喜欢的导演都是没有权力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做这份职业、拍这份感受这么简单。”
——《一个人的电影》（格非、贾樟柯等著）P108，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从认识电影导演行业的角度来讲，我认同他的后面一句；但是从个人情感出发，我却不得不暂时对他的前半句表示反对，因为导演姜文。
12月6日，我有幸去现场观看了《让子弹飞》的首映式，提前10天看到了这部期待已久的贺岁大片。在一片狂野的欢笑和宣泄之后，我相信它将成为今年的票房冠军——当然，前提是在众多的观众之下不会因为聪明观众们的善意解读而遭到某主管机关的黑手。
12月16日，《让子弹飞》全国公映，首日票房统计数字是3018万，超过《哈7》，而且其拍片场次更是超过了《赵氏孤儿》《大笑江湖》《哈利波特7》三者的总和，终于应了导演片中的一句谶语“站着把钱挣了”。
可以想见，若干年之后，在回顾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2010将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决定性人物韩三平赌誓要在今年拿下百亿票房，而为了这一豪言壮语，中国大陆电影圈内有决定意义的几位重量级导演纷纷拾柴，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姜文的《让子弹飞》，冯小刚导演更是加倍努力，在暑期档以《唐山大地震》奉上六亿，贺岁档又携《非诚勿扰2》和几位同仁齐心协力让这价值百亿的票房之火烧得旺旺，让三爷很高兴，后果很光明……
可惜我不是三爷，一个充满理想的屁民的理想，永远没有一个掌握权力的当权者的权力那么重如泰山。我只会从《山楂树之恋》中看出张艺谋在试探底线的贱卖清纯，只会从《赵氏孤儿》中看到陈凯歌妥协了主流价值后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至于冯小刚导演的作品，我会一如既往的掏钱买票去看，然后把它忘到一边。好在还有姜文，当一个精神符号强大到可以成为一种被崇拜的图腾的时候，任何试图将其掩盖的行径都将缺乏足够的自信，到头来就只好在迁就和妥协之中找一些可以维护尊严的平衡。正如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的那段话：“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
我非常欣赏冯小刚的聪明，可是“艺术”需要的是才华；“搞”才只需要聪明，他的成功只能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搞艺术”才是最有市场的一件事情。
毫无疑问，巴顿是有野心的，而用来形容姜文则大可不必漂洋过海，只要站在这片土地上，往前倒这么几十年，就有一位充满浪漫主义的野心家，或者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现在就直奔长安街，经过天安门时候抬头一望，便知。姜文对于毛的崇拜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各路采访者都心领神会的没有直接提出这个有些敏感的问题，但是只要对姜文的作品有些许解读的欲望，或者了解一下他的诗词雅兴，水平如何暂且不论，只看他情之所至不吐不快的态度是颇有帝王将相的影子的。
《念奴娇》：云飞风起，莫非是，五柳捎来消息？一代人来，一代去，太阳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将相，去得全无迹。青山妩媚，只残留几台剧。而今我辈狂歌，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敢驾闲云，捉野鹤，携武陵人吹笛。我恋春光，春光诱我，诱我尝仙色。风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毛的功过自可任意评说，晚辈也非来自“乌有之乡”，伟人也好，暴君也罢，将浪漫主义和革命热情熔于一炉且发挥到极致的一位俊秀才子，放在历朝历代也是该被大书特书一番，想太史公若再活两千年，必将又多一篇传奇之“本纪”留给世人怀念。不过如今便是太史公不在，还有一个中国导演，无时无刻不在其电影作品中流露着对毛的纪传，同时，还有一种对精英主义的宣扬和对国人懦弱漠然的无奈。
台湾导演杨德昌在作品《麻将》中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并时常用来调侃深处无奈境地的一众屁民：“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有你告诉他要什么他才知道自己要什么……”虽然中间夹杂的很多脏字，但是放到杨的电影中总显得知识分子气十足，而姜文则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现：
《让子弹飞》中当张牧之带领众弟兄骑马奔跑在大街上希望唤醒群众起来反抗的时候，得到的确实一片令人失望的静谧，于是张牧之终于喊出了一个道理：“谁赢了他们跟谁！”当然不只是这一部影片，从《鬼子来了》开始，姜文就无法掩盖他对于国人反抗精神的不信任，而将革命理想寄希望于精英——或者被迫成为精英的普通人身上——而这些似乎触动了某些掌劝者敏感的神经，于是不可避免的遭遇了被封杀的厄运。
但一个野心家是不会轻易被困难击退，而是想法设法的寻找途径重新出山。这里，我们无可避免的谈到《寻枪》和《绿茶》两部电影，前者是导演陆川赖以成名的处女作，后者是张元试图走入主流市场的试验品。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1，主流媒体透露出电影中的姜文印记；2，街谈巷议中让人们对姜文的霸气无可回避。诚然，不尊重和被欺侮是令人不好受的，我也着实想象得出他们和姜文合作时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快。可是事后证明，当一个电影天才遇到一个虚伪的文化商人和一个电影的投机分子，他所做出的种种野蛮行径倒像是一场保卫电影艺术真诚理想的革命，同时给单纯的电影艺术爱好者们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坚定地希望。
姜文的野心，路人皆知，可是没有人想去阻止，当然也没有办法阻止。而正是这么一个连中国电影引以为豪却毫无学术规范的代际划分都没办法准确界定的导演，却眼看着成为了中国电影仅有的良心。幸甚？哀甚？是不是我们又一次成了旁观的小民——他只要打赢了，就跟他走！？
不在乎有没有肉吃……
《太阳照常升起》，我在电影院看了四遍，同期上映的国产电影还有《八月一日》《隐形的翅膀》，不久之后就有《色•戒》的强势登场以及《投名状》和《集结号》的贺岁档。虽然我极力贡献，可《太阳》的票房还是寡不敌众的只有三千万，而众多观众的评价竟然是“看不懂”，于是乎惹得姜导演有些失态的表示自己六岁的女儿都看得懂，更是引来一片讨伐之声。事后，我的一位老师因为要参加一个讨论会而让我从自身出发写出“热爱《太阳》的十个理由”，我写的第一条便是：这是一部男人的电影。
其实，从《鬼子来了》开始，再到最近的这部《让子弹飞》，我都愿意用男人的电影来形容，而自从我对“电影的性别”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感觉之后，便也饶有兴趣的将陈凯歌和张艺谋的电影拿进来一起比较。人的性别是因基因而决定的，但是靠性征来被分辨的，这种纯粹生理卫生的解释在此就不赘述了，只说电影。我们暂且如此附会二者的关系，在电影中的主角——讲述者看做第一性征，他或她拥有代表性别的生殖器官，仅此而已。可是如果靠第一性征来区分性别，在当代社会我们恐怕要时刻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时候，就需要第二性征的帮助了，而在我的评判标准中，第二性征——无论是对于电影还是社会人的判断，都更加准确。可以想见，一个“拉拉”是不会介意自己的平胸，反而会心安理得；而一个“男同志”的“受方”恐怕会对自己显眼的喉结耿耿于怀，那么我们将如何用此标准来判断电影的性别呢？
阳刚之气——这确实是一个很狭义的性别判断，但正是这种气质决定了我所认为的电影的性别。
当马大三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最终一颗头颅在地上翻滚成鲜红的时候（《鬼子来了》）；当姜文带领孩子们在如西伯利亚一般的丛林中打猎，一枪惊起群鸟飞过的时候（《太阳照常升起》）；当张牧之带领兄弟们骑马奔腾在山谷之间，口哨声传递着攻击的信号的时候（《让子弹飞》）……作为一个男人，彼时彼刻是血脉迸张心跳加速的，不知道女人作何感想？
与此对比的，是凯歌的阴柔，虽然也有荆轲刺秦的壮举，也有万牛齐奔的尘土飞扬，但总是觉得少了些霸气，多了些纠结。他更像谢晋，人性总是多柔肠。
男与女的比较，并没有褒贬的意味，只是想说明姜文的稀有，他的电影总是打上深深地个性的痕迹，尤其是《太阳》，有一种久违了的前苏联电影的阳刚之美。
张艺谋的电影，很容易被放入男性一类，但我看来他是中性的，是乡野中尚未开花的野蛮，是还没有性别观念的野性，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12月16日，《让子弹飞》公映，转天的豆瓣论坛上，一个帖子讨论的内容是“听说看完之后，所有的女性都回家自慰了”。笑过之余，倒可侧面反映了诸位观者肾上腺的统一感受，我曾经就此问过一个女性观众，她回避了我的问题，只说“太爷们了”。我想，即便他没有某种习惯，也算是赞同了我对于阳刚之气的判断。
我是毫不讳言对于姜文的崇拜的，而且是经过了理性的辩证的分析之后的崇拜，同时也得益于当代中国电影环境的贫瘠的无奈。比起同样天马行空充满幻想和隐喻的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姜文的电影总是还有些用力过猛的缺憾。我们有爱，可是别无选择。
我还记得埃米尔影片中的有这样一句台词：“马克思是个优秀共产党员！”（《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曾经给我无穷的娱乐；而拥有共同母语和文化历史经历的姜文也源源不断地奉献出很多可以被流传的名言，比如最近的一次是：“不就是土匪遇上恶霸，多简单一事！”
知者自知，不知者姑妄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