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没好好读温总理“推荐”的书~《道德情操论》
王石没好好读温总理“推荐”的书
来源：人民网 整理日期：2008-5-29
温家宝总理曾给企业家推荐过一本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当时总理的谈话对象是企业家，面对其中不少身价过亿的先富者，温总理深情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
2006年1月比尔·盖茨再次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成成为年度风云人物，然而，这一次不是因为他再度登顶世界财富高峰成功，而是因为他花巨资捐助疟疾治疗，成为世界上最会花钱做公益的人。之后，跟盖茨一起因公益而登上《时代》封面的摇滚乐团主唱波诺这样评价盖茨：“他正再次改变世界，未来历史会更尊敬他这第二次革命。”
企业，用公益的形式回馈社会以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正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股新潮流，“企业公民”和“企业责任”也正成为世界传媒开始追逐的一个新焦点。这场“第二次革命”不仅是自由经济顽疾的一次纠正，也将深刻地影响着以往经济的运行模式。
5·12汶川大地震，中国地产界龙头地位的万科，虽然一开始就捐出了200万元善款。但因为这个数额与这个年营收达523.6亿元，纯利达48.4亿的大型企业的地位相比极不对称，有网友提出万科平均每人才约12元的尖锐的质疑。哪知，面对网友的指责，王石15日回应说，“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慈善负担论”一出，顿时引起社会的一片哗然，万科股价更是接连地重挫。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终以万科追加捐款，王石媒体道歉收场。
王石事件，给所有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一次更近距离地感受着一个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传统精神的社会对企业责任的强烈呼唤。这种强烈的要求，不仅仅是国际潮流的一种内部影响的发酵，也源于中国社会在改革三十后对财富分配方式重新思考的群体选择。
事实上，2005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曾给企业家推荐过一本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当时总理的谈话对象是企业家，面对其中不少身价过亿的先富者，温总理深情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那天，参加两会报道的重庆记者发回了题为《温总理荐书企业家 <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的新闻，而实际上在05年两会之前和之后数年间，温总理又有四次向公众推荐和评论《道德情操论》。
一国总理对一本书有如此深情的钟爱，而且在两会和外事交往这种重要场合屡次主动谈论，其实就反映了政府高层对财富分配方式的重要思考。斯密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他在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国富论》缔造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雏形，但是其基本预设前提是人性是善的，人会由自爱而爱人；这些富有同情感和责任感的人自由竞争，自然无须多加管理就有利于全社会。因此，他在写《国富论》时的头衔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是伦理学教授，而且修改《道德情操论》的次数也多于《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缔造的社会经济模型更像是《道德情操论》中构建的大社会的补充和衍生。然后，后人忽略了这本更重要的著作，而聚焦于财富的追逐。也因此，王石和也曾陷入捐款门的马云等中国领袖级企业家会有类似的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且只有一项，那就是为股东负责，遵守法律，赚取利润。”，但是，说出以上论调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同样也说过后面的话 “企业仅具有一种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或者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此刻，弗里德曼已经说清楚了――利他与利己本质上并非冲突！社会责任也是对股东负责，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还是否重要。
邓公的“先富带动后富”论以战略高度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途径，当还处在吃大锅饭的年代，打破“均”成为主要社会议题，我们想方设法地是给予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的激励以促进提高效率；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发现大量国民收入流向小部分储蓄率高的高收入人群，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再加上公共服务不健全，看病、孩子上学负担过重，以至于2007年底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后，国人再次寄希望于国内市场时，发现大部分中国百姓手里用于消费的资金依然偏少，而且还面临着前期被破坏的环境带来的发展负资产越来越大，能源持续紧张等日益严重的问题。如何分得均以促进进一步发展的话题再次热闹起来。
高层的财富分配改革催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直在持续：近年来中央在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免农村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健全城市社保等。这些就是中央重视社会持续和和谐发展的有利注解。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对职工福利的责任，对环境索取补偿的责任，甚至重大自然灾害的捐助责任都是中央所希望的所重点提倡的。
2008年3月的两会，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发表的《先发区域：正在弱化的GDP崇拜》描述着政府的思考：“在江苏，‘太湖蓝藻’环保危机并没有给经济总量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给江苏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代表团高层所谈内容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完全淡化了GDP目标。”企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在是政府所第一希望的了，对社会的环保和福利责任将在今后会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这些普遍责任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还说“与仁慈相比，社会的存在更依赖于正义。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社会虽然不太愉快，但是仍然可以维持，但是一个充满暴行的社会却注定要毁灭。”这些在200多年前的原话无疑是对企业责任最好的本源解释，同时也是温总理期寄“多难兴邦”的主力军――中国的企业最应当仔细体味的历久弥新的话语。
汶川地震即是一次企业良心上的检验，同样也启示了什么样的企业更受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爱戴――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才是担当起“兴邦”的主角！出现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才是改革三十年后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成果”！如果你也曾经向王石一样对社会责任有所误解，郑重地请你仔细读读这本被总理再三评论和推荐的亚当斯密名著――《道德情操论》，像弗里德曼呼吁的那样“回到斯密去！”。
道德情操论警语：
● 某位先生热心公益、捐资修路，未必是真的同情邮递员或者马车夫。立法机关会通过奖金或其他政策鼓励麻线或呢子的生产，这种行为也未必是由于同情穿麻布或者呢子服装的人，更不是同情纺织品制造者或者经销商。政策的进步、贸易与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是高尚的、安邦定国的大计。这类计划总让我们兴奋，所有对它们有好处的事情也使我们欣慰。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环节，推动着国家机器协调迅疾的转动。
● 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社会虽然不太愉快，但是仍然可以维持，但是一个充满暴行的社会却注定要毁灭。
● 人天生就热爱社会，即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也希望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保持团结。他喜欢看到一个秩序井然、繁荣昌盛的社会，这让他心情愉快。相反，他讨厌一个混乱不堪、毫无秩序的社会，任何造成这种混乱无序状态的原因都让他烦恼。他很清楚，实现自己的利益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能否保持安定繁荣决定了他的幸福乃至身家性命。
● 在这里我们必须引起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心，让心忧天下的情怀压倒这种软弱狭隘的同情心。他们要知道对罪犯的宽恕就是对无辜受害者的残忍，要用更广泛的对全人类的关心去克服自己对某一具体个人的怜悯。
● 我们为了别人骗走我们一小笔钱而告发他，这与其说是因为心疼那已经丧失的小数目，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全部财产。同样，我们要求对那个伤害或摧残别人的罪犯进行惩罚，并不只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关心，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
● 我们枪毙一个站岗时倒头大睡的哨兵是为了防止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给整个军队带来危险。很多时候，这种严厉的惩罚看来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可非议的。当大众的安全与个人的权益发生冲突时，显然应该偏向于多数人。
● 论身体的舒适和灵魂的安宁，所有不同阶级的人都大体相当，国王们所为之战斗的那种安逸，大概在路边晒太阳的叫花子也享受得到。
来源：人民网 整理日期：2008-5-29
温家宝总理曾给企业家推荐过一本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当时总理的谈话对象是企业家，面对其中不少身价过亿的先富者，温总理深情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
2006年1月比尔·盖茨再次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成成为年度风云人物，然而，这一次不是因为他再度登顶世界财富高峰成功，而是因为他花巨资捐助疟疾治疗，成为世界上最会花钱做公益的人。之后，跟盖茨一起因公益而登上《时代》封面的摇滚乐团主唱波诺这样评价盖茨：“他正再次改变世界，未来历史会更尊敬他这第二次革命。”
企业，用公益的形式回馈社会以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正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股新潮流，“企业公民”和“企业责任”也正成为世界传媒开始追逐的一个新焦点。这场“第二次革命”不仅是自由经济顽疾的一次纠正，也将深刻地影响着以往经济的运行模式。
5·12汶川大地震，中国地产界龙头地位的万科，虽然一开始就捐出了200万元善款。但因为这个数额与这个年营收达523.6亿元，纯利达48.4亿的大型企业的地位相比极不对称，有网友提出万科平均每人才约12元的尖锐的质疑。哪知，面对网友的指责，王石15日回应说，“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慈善负担论”一出，顿时引起社会的一片哗然，万科股价更是接连地重挫。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终以万科追加捐款，王石媒体道歉收场。
王石事件，给所有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一次更近距离地感受着一个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传统精神的社会对企业责任的强烈呼唤。这种强烈的要求，不仅仅是国际潮流的一种内部影响的发酵，也源于中国社会在改革三十后对财富分配方式重新思考的群体选择。
事实上，2005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曾给企业家推荐过一本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当时总理的谈话对象是企业家，面对其中不少身价过亿的先富者，温总理深情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那天，参加两会报道的重庆记者发回了题为《温总理荐书企业家 <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的新闻，而实际上在05年两会之前和之后数年间，温总理又有四次向公众推荐和评论《道德情操论》。
一国总理对一本书有如此深情的钟爱，而且在两会和外事交往这种重要场合屡次主动谈论，其实就反映了政府高层对财富分配方式的重要思考。斯密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他在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国富论》缔造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雏形，但是其基本预设前提是人性是善的，人会由自爱而爱人；这些富有同情感和责任感的人自由竞争，自然无须多加管理就有利于全社会。因此，他在写《国富论》时的头衔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是伦理学教授，而且修改《道德情操论》的次数也多于《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缔造的社会经济模型更像是《道德情操论》中构建的大社会的补充和衍生。然后，后人忽略了这本更重要的著作，而聚焦于财富的追逐。也因此，王石和也曾陷入捐款门的马云等中国领袖级企业家会有类似的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且只有一项，那就是为股东负责，遵守法律，赚取利润。”，但是，说出以上论调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同样也说过后面的话 “企业仅具有一种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或者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此刻，弗里德曼已经说清楚了――利他与利己本质上并非冲突！社会责任也是对股东负责，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还是否重要。
邓公的“先富带动后富”论以战略高度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途径，当还处在吃大锅饭的年代，打破“均”成为主要社会议题，我们想方设法地是给予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的激励以促进提高效率；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发现大量国民收入流向小部分储蓄率高的高收入人群，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再加上公共服务不健全，看病、孩子上学负担过重，以至于2007年底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后，国人再次寄希望于国内市场时，发现大部分中国百姓手里用于消费的资金依然偏少，而且还面临着前期被破坏的环境带来的发展负资产越来越大，能源持续紧张等日益严重的问题。如何分得均以促进进一步发展的话题再次热闹起来。
高层的财富分配改革催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直在持续：近年来中央在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免农村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健全城市社保等。这些就是中央重视社会持续和和谐发展的有利注解。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对职工福利的责任，对环境索取补偿的责任，甚至重大自然灾害的捐助责任都是中央所希望的所重点提倡的。
2008年3月的两会，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发表的《先发区域：正在弱化的GDP崇拜》描述着政府的思考：“在江苏，‘太湖蓝藻’环保危机并没有给经济总量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给江苏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代表团高层所谈内容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完全淡化了GDP目标。”企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在是政府所第一希望的了，对社会的环保和福利责任将在今后会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这些普遍责任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还说“与仁慈相比，社会的存在更依赖于正义。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社会虽然不太愉快，但是仍然可以维持，但是一个充满暴行的社会却注定要毁灭。”这些在200多年前的原话无疑是对企业责任最好的本源解释，同时也是温总理期寄“多难兴邦”的主力军――中国的企业最应当仔细体味的历久弥新的话语。
汶川地震即是一次企业良心上的检验，同样也启示了什么样的企业更受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爱戴――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才是担当起“兴邦”的主角！出现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才是改革三十年后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成果”！如果你也曾经向王石一样对社会责任有所误解，郑重地请你仔细读读这本被总理再三评论和推荐的亚当斯密名著――《道德情操论》，像弗里德曼呼吁的那样“回到斯密去！”。
道德情操论警语：
● 某位先生热心公益、捐资修路，未必是真的同情邮递员或者马车夫。立法机关会通过奖金或其他政策鼓励麻线或呢子的生产，这种行为也未必是由于同情穿麻布或者呢子服装的人，更不是同情纺织品制造者或者经销商。政策的进步、贸易与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是高尚的、安邦定国的大计。这类计划总让我们兴奋，所有对它们有好处的事情也使我们欣慰。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环节，推动着国家机器协调迅疾的转动。
● 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社会虽然不太愉快，但是仍然可以维持，但是一个充满暴行的社会却注定要毁灭。
● 人天生就热爱社会，即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也希望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保持团结。他喜欢看到一个秩序井然、繁荣昌盛的社会，这让他心情愉快。相反，他讨厌一个混乱不堪、毫无秩序的社会，任何造成这种混乱无序状态的原因都让他烦恼。他很清楚，实现自己的利益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能否保持安定繁荣决定了他的幸福乃至身家性命。
● 在这里我们必须引起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心，让心忧天下的情怀压倒这种软弱狭隘的同情心。他们要知道对罪犯的宽恕就是对无辜受害者的残忍，要用更广泛的对全人类的关心去克服自己对某一具体个人的怜悯。
● 我们为了别人骗走我们一小笔钱而告发他，这与其说是因为心疼那已经丧失的小数目，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全部财产。同样，我们要求对那个伤害或摧残别人的罪犯进行惩罚，并不只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关心，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
● 我们枪毙一个站岗时倒头大睡的哨兵是为了防止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给整个军队带来危险。很多时候，这种严厉的惩罚看来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可非议的。当大众的安全与个人的权益发生冲突时，显然应该偏向于多数人。
● 论身体的舒适和灵魂的安宁，所有不同阶级的人都大体相当，国王们所为之战斗的那种安逸，大概在路边晒太阳的叫花子也享受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