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出延津记》漫笔
昨天上午在图书馆,收到茜茜发的短信。茜茜说读完了刘震云的《出延津记》,还问我,书中的老汪为何出走。我当时只给茜茜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能刘震云的意思是说,他在寻找一个说话的人,说话的地方吧,来安顿下自己的心。
书中的老汪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物,可能他在村里讲孔子那句“有朋自远方来”打动了我吧,真是太朴素感人的话。圣人也是寂寞的,书中一个个没有什么精神寄托,为衣食奔忙的小民们,又如何不寂寞孤独得难耐呢?
记得去年过年读完刘老师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心里憋屈了好久。刘老师写得太真实了,把每个人的灵魂的重量分别都掂量了掂量,悲苦,像是一个个由不得自己的可怜虫一样活过一辈子,到都来也觉得一辈子活得很憋屈,窝囊,连一个知心的人都没有。书的开头,老杨瘫痪在床,老梁没安好心地说老马根本没把他当朋友,接着儿子百业又一次数落了他爹一顿。而他们何曾想过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失败呢?
中国的农民比知识分子还要孤独。他们的人生琐碎,冰凉,盲目,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活。就像传教士老詹问杀猪的老曾“信了他(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老曾的回答也很绝妙“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读到这里我大笑不止。笑后觉得过于悲凉。老曾不想知道太多,他只关心着要续弦,好猪,给儿子们娶亲。没有上帝主耶稣,没有佛菩萨,没有圣人孔子,没关系,他们照样活着,而且他们只有自己的生活,以及十里八乡的关系,和街坊邻居的闲碎的评价。
之所以这样说并没有道德或高于道德的判断,可以剔除,剩下的唯一的标准便是他们是否幸福。然而,他们这样活就在于不幸福。不怪他们的生活本身,在于人的关系本身。人的关系脆弱不堪,人的语言是维系关系的重要工具,于是就引发书中对语言价值的潜在思考:“语言有用么?道理有用么?话多话少怎么处理?”书中人物形形色色,于是有形形色色的语言。比如老马所谓看得远,老蔡能讲理还能绕三分,百利能喷空。“喷空”是书中描写的最精彩的语言艺术。人太需要说话了,而且太需要找到一个和自己说得上话最好能喷空到一起的朋友了。然而,书中人物,都没有找到。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意识得到。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自己就浑然无知地活着,而一旦意识到并开始检查自己生活的时候,答案往往很残忍。这是人都会面临的困境。不管是古典文学屈原李白杜甫东坡高雅的诗词曲赋,还是莎士比亚歌德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的戏剧小说,都在试图发现解决人的困境,有悲愤也有温情,有热望也有绝望,好坏的便准便是是否能以文学的形式直指人心,明心见性。
刘老师以这本书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了,他的深刻冷静,足以让我发觉生活的残忍,或者说,残忍的不是生活,而是一个个我们无法好好交流,无法交心,无力改变,无力走入别人的生活,等等,好多好多感慨。
以前听说人生的一知己足矣,我老觉得太少太少,现在仔细想想,实在是大奢侈,大幸福。
而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有这样一些真的朋友。
写此文时,瑞春刚从我这里离开新乡,到洛阳找盛勇聊天游玩,再到西安,最后回太原。我也好想陪着他过去,找盛勇好好聊聊。
王珩前天说,南京下雪了;玉帅失踪好久突然留言说,好久没联系,在杭州一切还好,对同事说起大学时光,就说大学只有一个朋友就是我,还说特想念去年此时在田老五吃烩面聊天的日子;子丹周二提着瓶酒过来,痛快地聊到深夜;王驹一个人在家,思想甚是孤独,打电话聊起来多亲切;马钊在北京,也是挂念;还有王灏,丽贞,张明,炎宾,陈晶,博林,雅坤,庆龄……
想念你们。在这个冬天冰凉的屋子里写到这里,我想念你们。
比起书中的人物,我们都幸福得多。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生活本质的清醒。这也是人们不仅仅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原因。人的幸福在于精神的充足。书中的人物的卑微渺小可怜,我们看到了自己最为原始的一面,但我们本身高于此的还有太多。这样就不至于仅仅让一个生活的本能追促着我们去生活和体验。
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世界。吴摩西他们是一个世界,老詹是一个世界,老汪是一个世界,老杨老马他们又是一个,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迥异于中国士大夫文化构建出来的文化话语体系。反反观我的生活,我似乎真正的以读书人的标准,在士大夫构建的话语体系中活着,并关照世界。读经史诸子,看文艺电影,听古典音乐,玩羽毛球网球,写点自认为文雅的诗词文章,并感到对生活很满足。而读完此书,让我吃惊的是,活在中国这么多年,我真不懂得中国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对文明的排斥,对自身的崇拜,对整个生活的无知,活得如此可怜痛苦迷茫。可见,中国文化的割裂断层是如此严重,仿佛彼此是对方如陌生人群,而各自的群体中又是相互的不理解,不宽让,不相爱。刘老师在书中冷静的剖析之外,更深的关怀与无奈。文学就是一道桥梁,能抚慰我们的灵魂,冰凉我们的热望,温暖我们的心,让众生不再精神无依无靠……
而这些话,我也知道,不过是痴心作家和善良读者的空想。
刘老师说过,他在北大中文系的时候,他们老师就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自嘲说辜负了老师们的期望,但认为,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决定了一个作家能走多远。何况,刘老师这本书已经与大师的作品相较毫不逊色,而且以这样的才情、关怀和悲悯写下去,无疑将成为最有希望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因为,刘震云不仅有无可估量的才华,而且了解中国人独特而孤独的灵魂的程度,着实令人感到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