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奏鸣曲·海滩的一天
不知2007年是否世界电影的灾年。至少，于我而言。七月未央，喜欢的导演已去了两位。不禁担心起那些风烛残年的名字，95岁的安东尼奥尼，87岁的侯麦，85岁的阿伦·雷乃，79岁的里维特和瓦尔达，77岁的戈达尔和夏布罗尔……即使阿伦·雷乃不以高龄拍出《公共空间的私人恐惧》，他们安静的肉身存在本身，足以让我安心。
不曾经历过帕索里尼或法斯宾德猝去的震惊，杨德昌的消息已显得太过突兀。对于89岁辞世的伯格曼，本以为可视为寻常。毕竟，再伟大的精神创作者也难脱生老病死。过了半日，依然怏怏不乐，心神难安。不知是否有“兔死狐悲”之伤。数十年前，伯格曼们实践并探究了电影作为艺术的可能性。数十年后，当电影作为可资娱乐的工业产品飞扬跋扈，“艺术电影”的微弱声音依然从他们——这些“活化石”身上获得精神慰藉。他们的逐一逝去，无情宣告艺术电影时代的终结，或者说，早已终结。
电影作为工业产品还是艺术，到底干我何事？到底对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何影响？为何非要如此耿耿于怀？我说服不了自己。因为太在意电影的纯粹性。而电影必然是资本的产物，资本的趋利性无法改变。我羡慕应亮那些有手工作坊式质朴和活力的作品，我不喜欢千篇一律的连锁经营的复制品，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这不再是有激情、有思辨和叛逆精神的1960和1970年代。
NPR（National Public Radio，政治立场中立略偏左，被某朋友的右翼上司称为“共产党电台”）汇报了三则讣告。一位电视台主持人，一位球队教练，还有一位，是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对他作品的阐释为：“探讨男女之间的关系，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节目并采访了69岁的挪威女演员Liv Ullmann，伯格曼短暂的情人。两人合作过10部影片，包括《假面》（1966），《呼喊与细语》（1972），及《秋天奏鸣曲》（1978）。
翻出某篇7年前的混沌旧文，摘录如下：
“1977年的秋天，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在挪威奥斯陆拍摄《秋天奏鸣曲》。一对母女纠结多年以后，最终相互理解。英格丽·褒曼在里面演神经质的母亲，一位著名的钢琴家，要在影片第一场的高潮点弹两遍她认为‘平淡乏味’的肖邦的钢琴序曲。
保险公司拒绝为褒曼保险，因为她刚做过癌症手术。她身体垮掉了，感觉变得迟钝，因为病情，容易发火，世界超级明星与世界著名导演两人时常针锋相对，互相戏谑和讥讽，直至争吵。一次等候布光时，褒曼说，‘你知道，我现在是靠借来的时间活着’。有些凄凉况味了。电影背后的故事，有时会超越电影本身。
伯格曼在1954年拍过一部电影叫作《秋天的旅行》。他在1949年温和的秋天也有过一次旅行，和瑞典《电影新闻》周刊的女记者甘·哈格堡，在巴黎。那时伯格曼已有过两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和女记者住在有彩色玻璃窗的临街房间，顶层可以看到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美丽的巴黎全景，能够排除一切障碍自由呼吸。但是对妻子和孩子的背叛，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深深刺痛着他。这几个月光阴，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大胆行为滋生着一种难以忘却的真实，因此极其珍贵，尽管最终他们要为这次巴黎之行付出昂贵代价。
这次旅行的结果以悲剧结束。两人结婚然后离婚，女记者后来死于车祸，留下了一个儿子。伯格曼发现他很像他的祖父。儿子的轻蔑、敌视、痛苦、孤傲阻止了他的亲近。”
当一位导演故去，而媒体语调尖刻地津津乐道于他生前的私生活，他因为与不同女性的复杂关系成为人们的饭后谈资和映照自己道德纯良的反面典型。这位倔强而落寞的导演就是杨德昌（他因不滿台湾的发行环境及对待台湾电影的粗俗态度，拒绝在台湾映演《一一》）。感情是非让他在岛内众叛亲离。我并不了解，也喜欢而同情蔡琴。但很多时候，电影作品自己有了生命、历史和故事，而与导演本人的人格、性情、道德判断不再浑然一体——尽管初生时前者为后者的产物。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和《麻将》（1996），在2000年左右曾以集体观影和简陋刻录VCD形式在北京传播广泛。然后是更广泛的《一一》（2001）。这几部电影，不知各自都看了几遍，也推荐别人看，陪别人看，放给学生看。而多年念念不忘的，还有《海滩的一天》（1983）。电影学院时期的“港台电影史”课，陈山老师放映的片段，刘海覆额、白衣白袜的张艾嘉，长发披垂、修长优雅的胡茵梦。青春之美，如此绚烂而耀目；而影片迷惘、落寞而哀伤的情境，也长久地萦绕不去。
再次找到一个不甚清晰的《海滩的一天》，却是粤语配音版本，值得强忍着不合时宜的口音看完。一些类似意识流的电影叙事尝试，打破线性的流畅，片断闪回，需观者自己拼接。台湾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时代的转变及对个体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与压抑（如吴念真小说集《边秋一雁声》和王祯和的众多小说中提及的那样），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家居知识女性的困境。也意识到日本文化对本省人的影响遗迹：父亲的职业为医生，因台大前身为日本一帝国大学，不准台湾人读文法政治法律科，很多台湾人选择读工科医科。建筑结构，家庭中等级森严的长幼、性别关系。张艾嘉扮演的女子不满父亲包办婚姻而雨夜私奔（如很多眷村小说或回忆中描述的那般，朋友Steve说儿时亲见有母亲手执菜刀追赶要私奔的女儿，他的观点是由她去吧，过几年苦日子就回来了，约反对越增强她信心，如此搞僵后不如意也未必回来了。在场的Maria引申为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和策略）。看到一群魔乱舞的场景，知道杨德昌为何会如此喜欢王小帅《青红》中那个类似的跳舞场景。西方流行文化在长久闭塞的东方区域找到快乐的追随者。
更为重要的，杨德昌的电影为他自己、与他同时期的台湾人、甚至更年轻的未到过台湾的人，都留下影像记忆。让这些借助电影此种艺术形式，获得永恒。“牯岭街”上即使旧书店日渐衰微，小剧场林立，这三个字的发音仍可触动看过此片的人；后来遇见很多毕业自“建国中学”的台湾男生，总忍不住吐口而出：你看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吗。
《海滩的一天》中若干大学场景。羡慕那时读大学的台湾人，因为他们可从中寻到自己生活的踪迹。1970年代出生于大陆的我们，青春年代的影像记忆又有哪些？
之前的几部，加上《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独立时代》（1994），会因导演的辞世出个作品合集吧。台湾的“公共电视”已逐渐重新播映了他的作品。
神经末梢的某处，莫名的隐隐痛楚。想起北京时间7月1日晚，与杨子、何亮和Cinekino师兄在亚运村的“富春江”吃宁波菜。Cinekino说：中国应该多出几个杨德昌这样的导演。
是晚，与王岳、平客在醋醋家闲谈。醋醋接到短消息，汇报道：杨德昌去世了。顿住。眼睛火热，生生咽回去。怕自己显得太过sentimental……但为何因sentimental而当中失态竟成尴尬之事？也许，我们成年人，supposed to be callous，百毒不侵。
后来叙与秀。她亦大惊。次日在北京机场打电话给她，她说，已找到个借口，痛哭了一场。而我，那屡次忍回去的眼泪，至今尚无机会痛快奔涌，也许伯格曼是恰当藉口？……
2007-07-31
不曾经历过帕索里尼或法斯宾德猝去的震惊，杨德昌的消息已显得太过突兀。对于89岁辞世的伯格曼，本以为可视为寻常。毕竟，再伟大的精神创作者也难脱生老病死。过了半日，依然怏怏不乐，心神难安。不知是否有“兔死狐悲”之伤。数十年前，伯格曼们实践并探究了电影作为艺术的可能性。数十年后，当电影作为可资娱乐的工业产品飞扬跋扈，“艺术电影”的微弱声音依然从他们——这些“活化石”身上获得精神慰藉。他们的逐一逝去，无情宣告艺术电影时代的终结，或者说，早已终结。
电影作为工业产品还是艺术，到底干我何事？到底对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何影响？为何非要如此耿耿于怀？我说服不了自己。因为太在意电影的纯粹性。而电影必然是资本的产物，资本的趋利性无法改变。我羡慕应亮那些有手工作坊式质朴和活力的作品，我不喜欢千篇一律的连锁经营的复制品，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这不再是有激情、有思辨和叛逆精神的1960和1970年代。
NPR（National Public Radio，政治立场中立略偏左，被某朋友的右翼上司称为“共产党电台”）汇报了三则讣告。一位电视台主持人，一位球队教练，还有一位，是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对他作品的阐释为：“探讨男女之间的关系，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节目并采访了69岁的挪威女演员Liv Ullmann，伯格曼短暂的情人。两人合作过10部影片，包括《假面》（1966），《呼喊与细语》（1972），及《秋天奏鸣曲》（1978）。
翻出某篇7年前的混沌旧文，摘录如下：
“1977年的秋天，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在挪威奥斯陆拍摄《秋天奏鸣曲》。一对母女纠结多年以后，最终相互理解。英格丽·褒曼在里面演神经质的母亲，一位著名的钢琴家，要在影片第一场的高潮点弹两遍她认为‘平淡乏味’的肖邦的钢琴序曲。
保险公司拒绝为褒曼保险，因为她刚做过癌症手术。她身体垮掉了，感觉变得迟钝，因为病情，容易发火，世界超级明星与世界著名导演两人时常针锋相对，互相戏谑和讥讽，直至争吵。一次等候布光时，褒曼说，‘你知道，我现在是靠借来的时间活着’。有些凄凉况味了。电影背后的故事，有时会超越电影本身。
伯格曼在1954年拍过一部电影叫作《秋天的旅行》。他在1949年温和的秋天也有过一次旅行，和瑞典《电影新闻》周刊的女记者甘·哈格堡，在巴黎。那时伯格曼已有过两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和女记者住在有彩色玻璃窗的临街房间，顶层可以看到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美丽的巴黎全景，能够排除一切障碍自由呼吸。但是对妻子和孩子的背叛，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深深刺痛着他。这几个月光阴，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大胆行为滋生着一种难以忘却的真实，因此极其珍贵，尽管最终他们要为这次巴黎之行付出昂贵代价。
这次旅行的结果以悲剧结束。两人结婚然后离婚，女记者后来死于车祸，留下了一个儿子。伯格曼发现他很像他的祖父。儿子的轻蔑、敌视、痛苦、孤傲阻止了他的亲近。”
当一位导演故去，而媒体语调尖刻地津津乐道于他生前的私生活，他因为与不同女性的复杂关系成为人们的饭后谈资和映照自己道德纯良的反面典型。这位倔强而落寞的导演就是杨德昌（他因不滿台湾的发行环境及对待台湾电影的粗俗态度，拒绝在台湾映演《一一》）。感情是非让他在岛内众叛亲离。我并不了解，也喜欢而同情蔡琴。但很多时候，电影作品自己有了生命、历史和故事，而与导演本人的人格、性情、道德判断不再浑然一体——尽管初生时前者为后者的产物。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和《麻将》（1996），在2000年左右曾以集体观影和简陋刻录VCD形式在北京传播广泛。然后是更广泛的《一一》（2001）。这几部电影，不知各自都看了几遍，也推荐别人看，陪别人看，放给学生看。而多年念念不忘的，还有《海滩的一天》（1983）。电影学院时期的“港台电影史”课，陈山老师放映的片段，刘海覆额、白衣白袜的张艾嘉，长发披垂、修长优雅的胡茵梦。青春之美，如此绚烂而耀目；而影片迷惘、落寞而哀伤的情境，也长久地萦绕不去。
再次找到一个不甚清晰的《海滩的一天》，却是粤语配音版本，值得强忍着不合时宜的口音看完。一些类似意识流的电影叙事尝试，打破线性的流畅，片断闪回，需观者自己拼接。台湾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时代的转变及对个体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与压抑（如吴念真小说集《边秋一雁声》和王祯和的众多小说中提及的那样），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家居知识女性的困境。也意识到日本文化对本省人的影响遗迹：父亲的职业为医生，因台大前身为日本一帝国大学，不准台湾人读文法政治法律科，很多台湾人选择读工科医科。建筑结构，家庭中等级森严的长幼、性别关系。张艾嘉扮演的女子不满父亲包办婚姻而雨夜私奔（如很多眷村小说或回忆中描述的那般，朋友Steve说儿时亲见有母亲手执菜刀追赶要私奔的女儿，他的观点是由她去吧，过几年苦日子就回来了，约反对越增强她信心，如此搞僵后不如意也未必回来了。在场的Maria引申为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和策略）。看到一群魔乱舞的场景，知道杨德昌为何会如此喜欢王小帅《青红》中那个类似的跳舞场景。西方流行文化在长久闭塞的东方区域找到快乐的追随者。
更为重要的，杨德昌的电影为他自己、与他同时期的台湾人、甚至更年轻的未到过台湾的人，都留下影像记忆。让这些借助电影此种艺术形式，获得永恒。“牯岭街”上即使旧书店日渐衰微，小剧场林立，这三个字的发音仍可触动看过此片的人；后来遇见很多毕业自“建国中学”的台湾男生，总忍不住吐口而出：你看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吗。
《海滩的一天》中若干大学场景。羡慕那时读大学的台湾人，因为他们可从中寻到自己生活的踪迹。1970年代出生于大陆的我们，青春年代的影像记忆又有哪些？
之前的几部，加上《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独立时代》（1994），会因导演的辞世出个作品合集吧。台湾的“公共电视”已逐渐重新播映了他的作品。
神经末梢的某处，莫名的隐隐痛楚。想起北京时间7月1日晚，与杨子、何亮和Cinekino师兄在亚运村的“富春江”吃宁波菜。Cinekino说：中国应该多出几个杨德昌这样的导演。
是晚，与王岳、平客在醋醋家闲谈。醋醋接到短消息，汇报道：杨德昌去世了。顿住。眼睛火热，生生咽回去。怕自己显得太过sentimental……但为何因sentimental而当中失态竟成尴尬之事？也许，我们成年人，supposed to be callous，百毒不侵。
后来叙与秀。她亦大惊。次日在北京机场打电话给她，她说，已找到个借口，痛哭了一场。而我，那屡次忍回去的眼泪，至今尚无机会痛快奔涌，也许伯格曼是恰当藉口？……
2007-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