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就是一个星系

认识一个人就好像认识一个星系，当你离开这个人的时候，就意味着离开这个星系。 ——周云蓬
 
       很年轻的女孩子说，上次我问你，你想要我送你一个什么礼物，你说什么都可以，那把很贵的琴我还得努力，我给你带了一棵植物。带过来为了怕它冻着，套了一个袋子，待等活动结束的时候，我把袋子也拿给你。
 
 后来我们还是买了两本书，排队请他签名。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我翻开书，说着谢谢，绿妖回着谢谢，接过书，再递给他。他坐在那里，没有表情，觉得出疲惫，用一支黑色记号笔写下一个“云”字。绿妖把签好的书递给我，再次道谢。我的谢谢卡在喉咙里，发不出声来。
 
 突然觉得任何要求都是不应当的，又觉得做任何都是不必要的。他说，不必要硬去做，也是矫情。
 
 读库读者见面会上，六哥爆了个八卦，08年他想做周云蓬的专题，想到了绿妖，后来他们俩在一起了。我凭着这个猜测他身边不年轻的女孩是绿妖。我猜对了。外人的揣测没有道理也没有意义，但以为能够理解他们之间的了解，和默契。
 
 就在刚刚搜到绿妖06年的一篇博，说想要采访周云蓬，可是不好意思要求。呵。
 
 发在《读库》上的绿妖采周云蓬的那篇文章，叫歌者夜行。贴一点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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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29日下午两点，周云蓬来到海淀公园。下午四点他应该跟乐队一起为明天“摩登天空音乐节”的演出调音。他没吃午饭，想早点儿到，在公园旁边随便吃点儿，但公园附近没有饭馆，他说算了，坐到露天的白色塑料椅上，等着乐手们的到来。明天，这里将全是卖烤肉的、卖汉堡包的、买意大利面和咖喱饭的，可现在这里只有一张张空椅子。三点半，他给小河打电话，小河住北五环的北七家，还在地铁里。他又打给鼓手张蔚，张蔚也是“超级市场”乐队的鼓手，这会儿或许已经在海淀公园里面调音了？电话那头，张蔚说，他不知道下午四点就要调音，刚出门。张蔚住在五十公里开外的通州。
 放下电话，周云蓬没有说话。过一会儿，他说，我饿了。
 那天下午他一直没吃上东西。　
 
 9月30日下午四点，周云蓬从海淀公园北门艺人入口处进场，不断有人问他：你就是周云蓬吗？我可以和你合个影吗？他多半就停住脚，全身定格一下，没有表情。后来他说，他不爱照相，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相片是什么样，人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总是不太情愿参与。还有人请他在节目单上签名，他犹豫一下，拿起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云”字，大大的，像幅画。
 
 其实，我那次去西藏，也不是真正去西藏。是在北京失恋，想走的越远越好。走到银川，还不够，又走到兰州，还不行，感觉北京还在身后隐隐的有引力，又走到西宁，才意识到，哟，快到西藏了，那就去一趟吧。
 去西宁是想去青海湖，为了看青海湖特意在一个小站下了车，那个站叫哈尔盖。人在失恋那种状态下，是破罐子破摔，给你个什么你就是什么。我在哈尔盖下了车，离青海湖还有十几公里。那个地方真荒凉啊，就一个旅店，一个饭店，别的啥也没有。
 我去西藏是一个人。从格尔木坐汽车，走两天两夜，走到唐古拉山口有高原反应。那时准备不充分，带了8个冷包子，一瓶矿泉水就上了汽车。又特别挤，半坐半卧，满车的人都在抽烟……
 “绣花绣得累了吧/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这是《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
 2000年我正谈恋爱，有个“东方时空”的记者要做个专题。女朋友不太愿意，那人说不报你们的爱情，就报你们的生活，就拍她做饭，你唱歌。
 拍完电视台一播，大标题叫《爱在冬季》，副标题是《一个盲人和一个女大学生的爱情故事》。他们家看到，她妈就急了：这可活不下去了，所有的亲戚都看到了。我发现“东方时空”看的人还挺多。
 她是在地铁里认识我的。那时她在农大上学，我们在地铁里唱歌。她挺侠气：走吧，别唱了，我请你们吃饭。去了旁边的“马兰拉面”，她还请我们喝二锅头。
 后来就经常交往。那个姑娘读的书特别多，对我整个写作影响很大。我过去写作特别紧，英雄主义的东西特别多，特别大而空。但她给我推荐了很多作品，比如像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尤内斯库的《国王正在死去》。她自己也写诗，写小说。那时她写的比我好得多。
 树村的那一年，我没写文字也没写歌，生活上比较焦灼，音乐上也没有什么出路，反正就是苦闷。去学校卖唱，有时被人轰出来，回家后，两个人又要吵架，那种生活……
 后来她天天复习，想考清华的研究生，考到前三名，分还挺高，但面试没通过。加上电视台给我们拍的片子播了，她妈找个律师跟我谈判，她也很焦灼。总在那种环境里，又没有钱，所有浪漫都磨没了，又加上这件事，我们就分开了。
 也不是一下子分开的，我说我去宁夏，大家都考虑考虑。路上也经常打电话，我在银川住在一个体校里，走廊尽头有一个插卡电话，我总在那给她打电话。半夜只要听到电话响，就跑出去接，以为是她给我打电话了。
 可能她也想过另外一种比较幸福的生活。后来我看她写的文章，说她厌倦了那种在摇滚圈里走来走去的生活。
 因为这个，我去了西藏，越走越远。
 其实那段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写东西舒畅了些，做人也低调了。以前做人，特别大而无当，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
 
　　“（特教学院）在北院，其他八个学院的宿舍在南院。处于一种残忍和慈善兼而有之的好奇，刚进大学的女生总是成班成班地跑去那里玩。……北院的男生，每年总会有那么一些在追求南院的女生，用残疾人证给女孩买春运难搞的座位票，但最后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南院愿意给的接触和温暖是有限度的。但北院似乎不这么想。女生们觉得尴尬，于是逃回南院了。最终的好奇心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残忍。而一届一届新进入学校的女生仍然会往那边跑，因为那边有好听的音乐和会弹吉他会画画的男生，还有她们从未接触过的一个世界。”（摘自Makiyo的博客，她毕业于周云蓬念过书的长春大学。她写到的细节，和周云蓬记忆中的大学一模一样。）　　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她是我们友好班级日语学院的同学。我教她弹吉他，她教我学日语。我想给她写情书，所以先教她学盲文。她看了情书，给我录了盘磁带：我无法承担这种重负，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将来，或许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后来临毕业的时候，我给她录盘磁带，就唱了这首《恰似你的温柔》，还录了和声。那应该算我第一次录音，拿把吉他，边弹边唱，用两个录音机，先录遍和声，然后把和声录到另一盘磁带里，灌制了我第一张专辑。后来唱歌可能也有这件事的影响。那盘磁带还录了好多歌，《亲爱的小孩》、《是否》……除了她，还送给了几个我弹教吉他的学生。后来也没见面了。是未遂，但美好。
 
后记　　
这个采访是从2008年七月份开始做的，当时，周云蓬住在雍和宫后面的藏经馆街。那是一个老社区，没有电梯，他住五楼，深夜演出完，他能熟练的摸着楼梯扶手，一层层找到自己的住处。他的窗户上没有窗帘，但挂了一串风铃。往下看得到雍和宫后院，晚上，能听到喇嘛们做晚课的诵经声。　　
再过一个月，这间房子就要被房东收回，以更高的价格租给别人。“从此要退出二环，重回四环外”，八月份正是奥运，房价涨了，而且还不好找。他还是想住平房，让朋友帮他留心。“有暖气能洗澡就行。”他说。　　
这是他在北京第几次搬家？他自己都记不清。圆明园—树村—西北旺—草场地—通县—香山—宋庄，除了目前住处，前面一溜都是“艺术家聚集地”。艺术家同时也是穷人，他住过这个城市所有最穷的地方，从北五环到东六环外。像这样住在二环内，这么多年只有这几个月。　　
采访到尾声时，周云蓬找到了新住处，这一次，他借住在清华一位研究NGO组织的出国老师的教工宿舍里。房间朝北，七八平方米的卧室里，摆了三把琴后显得局促，他要当心别让自己把琴踢翻。他买了几盆花放在客厅，因为出去演出，他的花儿经常涝一天旱三天地活着。　　
一进他现在的住处，首先看到的是卧室里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两面墙全是书，他自嘲说：我住在一个全是书的地方，可我一本也看不了。他还是用MP3“看”书，把MP3的语速调得很快，不好听，但省时间。只有读诗的时候，他才会把语速调慢。除了《资治通鉴》、《诗经》，他也装了《鬼吹灯》、《天机》。我说，你还看《天机》？“恐怖小说，写得不好。”他反应得很快。　　
因为跟一些NGO组织的接触，周云蓬计划要做一个“音乐照亮生活——贫困盲童帮助计划”的活动，找歌手录一张童谣专辑，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购买MP3及乐器送到盲童手里。“盲童是社会里最没有新闻价值，最被镜头忽略的群体，但他们很多人是音乐上的天才，如果在童年时能接触到好的音乐，或有件乐器，对他们的人生将意义重大。”他捐赠的礼物和他的目的，无形中印证了二十四岁大学毕业生周云蓬在毕业纪念册上写的人生信念：人生如果不是作为审美对象，它便毫无意义。　　
这么多年，他比刚到北京时重了三十多斤，老了十几岁，从诗人转变成一个歌手，提起自己刚到圆明园时写的“我穷的只有梦啊”歌词，就露出自嘲的笑意。一切都变了，但“人生应该是审美的”这一信念从未改变，一起没变的，还有人应该活得有尊严，应该自由。就像有人质疑他的计划：还不如让盲童们吃饱饭更现实——但人活着，从来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吃饱饭。周云蓬设想着盲童可以因为音乐而拥有一样谋生之技，从而可以不那么依赖别人，甚至毒力而字油地活着——这，就是他多年来一直渴望达到，也终于达到的人生。虽然这个过程艰难，并且这种艰难是持续性无法克服的。比如他做这个公益活动，细节、文案、联系歌手、找录音棚，他都能应付，但当有人提出愿意赞助一部分录音费用时，因为身边没人，周云蓬看不到自己的银行卡号而无法发给对方，他只能等到第二天找朋友帮他看。一切障碍都能绊倒他，但人的尊严就在此刻显露。　　
2008年10月15日，他在“江湖”有场演出，那天也是国际盲人节，他把演出门票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先给收到资料里的一个贫困盲童买了一个MP3，加上一位网友为另一个盲童赞助的羽绒服。先期找到的两个盲童都已经得到资助，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盲童，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农村盲童。　　
他还憧憬着能再去外地住上半年，大理、溪赞、南京……他的目标名单越拉越长，但同时他的演出也越来越多。还有这个拖着无数问题的盲童计划，这些都像沉甸甸的坠子，让他离不开北京，他的旅行更多时候只好在想象中完成。傍晚到他在清华的住处，走过一条走廊，两边的小屋子都亮着灯光，只有他那一间黑着灯，他就坐在这黑暗中，处理着现实的喧哗和想象中的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