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后记
刘春
1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与此前出版的第一部一样，本书的五篇文章，所谈论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人及与这一代诗人相关的诗坛往事。虽然90年代以后新人辈出，但这一批80年代成名的诗人，已经凭着他们出色的才华在当代诗歌史上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目前，他们仍然创造力旺盛，时有佳作。推介他们的作品，梳理他们的创作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展现整个当代诗坛的状况，既是本人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为了证明：尽管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一辆坦克，但优秀艺术品的存在，却能够让人对这个灵魂日渐倾斜的时代有了信心。
五篇文章，都是半新半旧之作。所谓“半新半旧”，意思是初稿曾经发表过，后来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增补和改动，成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新作”，就没再拿出来示人了。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厚爱，我在《诗歌史》第一部出版的半年后，就有机会将“诗歌史”系列的最新成果结集成书，内心实在是感动莫名。
除了写黄灿然的一篇发表于《汉诗》，其余四篇均来自于我在《花城》上开设的“诗人肖像”专栏。这个专栏每刊出一篇，我都会收到多个外地朋友的反馈。无非是指出这项工作很重要，文章很有价值。其实，我很清楚，朋友给予鼓励并不在于我的文字好坏、思想深浅，而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闲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只有象牙塔里的专业人员才愿意干的事情，让他们有些诧异而已。因此，我要感谢《花城》杂志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改变形象”的机会。
2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反响还算不错，大大小小近百家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当然，好评居多，但也有少数读者，包括我的几个好友提出了一些意见。按理说，作品出版了，读者如何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作者没必要在意，但考虑到这是一个系列随笔集，而且大部分提意见者是非常真诚的，我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告诉读者我的一些想法，使他们更清楚我的创作立场和思考角度。
在各种意见中，比较集中的一点是：个别地方“稍显枝蔓”，甚至有“注水”嫌疑。我想，这可能是这些读者对我的创作思路比较陌生的缘故。其实，目前这种风格既与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有关，也与我的文学追求有关。《一个人的诗歌史》写了很多年，初稿只有三五千字，随着掌握的材料的增加，篇幅也慢慢增大，一篇文章，从最初的三五千到七八千，到一两万，直到现在的三五万，不可能一气呵成，也不是三天五天能完成的，所收集的材料，也不是用一种方式就能够完全处理的。所以，有些时候，会给那些希望简单直接的读者一种“蔓延”的印象。实际上，如果从整本书的高度看，“蔓延”的部分，是与“诗歌史”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稍显枝蔓”的写法也是我有意为之，或者说是属于我希望达到的个人风格，因为我不希望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单纯地叙述某个具体诗人的经历，而是要求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以及思考贯穿其中。如同《诗歌史》第一部的后记所言，我操作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体，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这也是我的文章与一般作家的文章不大相同的地方。有的文章很利索，一条线走到底，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我的文章，则是走走停停，且随时会出现岔道，让你领略另一番风景后再回到正途来。只要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至于迷路，我就认为我的尝试无伤大雅。事实上，在众多读者的反馈中，的确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相对于具体诗歌的阐释，他们更喜欢那些“旁逸斜出”的细节。看来，这样的写法好不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能否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否敢于表露自己的内心，是评判这个作家对文学、对世界是否真诚的一项标准。有朋友提醒说，某篇文章的某些细节你最好删掉，否则有人读了会不高兴。我没答应，我的文章从来就不是为了让谁高兴或不高兴而写的，只是想客观地表达自己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已。再说，我不相信会有人狭隘到在读一本书时因观点不同而对作者产生责怪之意。比如北岛，他是我心目中的中国诗人谱系中排名最前的一个，从本书中无处不在的北岛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诗歌史》是一部向以北岛为代表的诗坛前驱者致敬的著作。但我不甚欣赏北岛的诗学专著《时间的玫瑰》，这一点早在五年前我就表达过，本书里也有相关段落，即使北岛看到这些文字，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意。当然，如本书的确让某些人心里不舒服，只好请他们多多包涵了。
又有读者说，你对某首诗歌的解读我不同意，那首诗的涵义不是你写的那样。这个其实不是问题，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种理解诗歌艺术的方式。诗歌本来就不限于某一种理解，如果诗歌也像数学那样一加一等于二，它早就没必要存在了。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多诗人对此诗的情感基调已经达成共识，即那是一首感伤的诗，诗中的“房子”指的是坟墓。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首诗的基调是乐观向上的，房子就是房子本身。这些理解没有对错之分。一个心情愉快的人看到下雨，心情会更畅快，而一个本身就柔肠百结的人遭遇雨天，则可能会把这些雨水当做天空的眼泪。读者的天赋、经验、知识面、生活阅历以及阅读时的心情等各不相同，对同一首诗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差异。我想，如果我的解读激发起你探究这首诗的兴趣，即使最终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有人在读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之后，在网上匿名发牢骚说，因为你对所写的诗人的评价是正面的，是“仰望”的，所以你的记述是“势利”的，是不可信的“流言蜚语”，“篡改了我的记忆”。而另一方面，这个批评者又自相矛盾地说，你所写的故事“陈旧老套”，“少有新意”，而我感兴趣的内容你却没有写到，比如你提到了“青春诗会”，那么某某、某某某为什么没能参加“青春诗会”，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入选，年龄最小的那位女诗人为何能当选，成为诗人对她来说是不是人生悲剧的开始……这是我读到的最为偏激也最不以为然的意见。这种蛮横自大的姿态和看似内行的疑问，令我有些纳闷。他凭什么认定我所写是虚构的“流言蜚语”？他对当代中国新诗史、特别是正规文学史之外的历史了解多少？他自己所了解的历史很宝贵，而别人挖掘出来的历史就毫无用处？正面评价所写的对象就是“势利”的？如果他具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怎么连我对《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所写的诗人是“仰望”还是平视都读不出来？这些意气之争暂且搁下，我们可以转回来看看他所列举的那几个关于首届“青春诗会”的内容是不是就珍贵异常，毫不“陈旧老套”，富有“新意”。于我而言，他希望了解的那些内容甚至更老套，更不新鲜。这些内容就集中在《南方都市报》对王燕生老师的一篇采访文章里，这篇题为“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的文章，早已在网络上与诗友间流传，后来收录进了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中。我相信，类似的内容在王燕生老师的著作中也有所表达，这本著作就是这个质疑者在批评了《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后紧接着表示“更愿意推荐”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以及此后几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王燕生的回忆录《上帝的粮食》”。说到这里，我想读者基本上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此人是在现炒现卖！可以想象到他在读完《一个人的诗歌史》后，突然读到（或回想起）这篇文章或《上帝的粮食》中的某些片段，于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急不可待地向世界宣布他还知道《一个人的诗歌史》没有写到的“秘闻”的得意表情。这倒没什么，令人反感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一点材料就真理在握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他也是一个文化人，那么这种真正的“势利”态度对他的成长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一个人的诗歌史》只是一本普通的随笔集，展现的是当代诗歌的一部分风景，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内容上都肯定存在大大小小的局限。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希望得到一些真正有故事的当事人的指教，也愿意倾听各种有见地的批评，而不希望遭遇上面所说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炫耀，要知道读者在选择书籍（作者）的同时，书籍（作者）同样也在审视着它的读者。
还有读者说，你将此书命名为“诗歌史”，但这书的结构跟我在学校里读到的诗歌史区别太大了，只写几个人，就能称为“诗歌史”吗？这书名有误导读者之嫌。我想，产生这样的误解，首先是因为这个读者还不了解《一个人的诗歌史》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书籍。如果说读了第一部之后，还有疑问，那么读了第二部之后，可能心里的疑问就会稀释很多了。假以时日，第三部和第四部出版后，我想，也许不会再有读者提出类似的问题。另外，个别读者说这本书不像“诗歌史”，可能还因为我写的不是普通读者所习惯的那种“史”。的确，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以及我自己的诗歌阅读史，在这个基础上，又会牵涉到很多“正史”可能会隆重提到也可能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的作品、故事。和教科书的客观机械地梳理和介绍不同，我希望我的文章比较生动，有血肉，以及有自己的立场。一句话，我写的不是教科书，而是随笔集。我甚至想，如果大学的诗歌史教科书编者能够参考一下我这本书的风格，也许对诗歌感兴趣的学子会成倍增加。
关于“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书名的多重指向，诗人柏桦在第一部的序言里曾有详细阐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书名中的“一个人”，既是我笔下的一个个诗人，也是我自己。既然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和“我自己的阅读史”，所涉及的人选及作品自然会与别的研究者不大一样。有人会觉得某某很优秀，而我则有可能觉得这个人很差劲；有人觉得某首作品非常重要、无法绕开，而我也有可能觉得即使不提到那首作品也不会影响读者对诗人的整体判断。总之，这是我所认可的历史，你如果读了有同感，我很高兴；如果你认为和你的观念差距太大，也很正常。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好恶，与自己的生活、阅读以及世界观密切相关，没有任何一部图书能够得到所有读者的赞赏。假如那些抱怨我写得不够好的读者持着这种心态去阅读这本书，也许心里会平和很多。
3
既然是写史，最担心的是史实问题。前几天，有刊物编辑向我反馈说，一个诗人读了我发表在他们刊物上的文章，觉得有的地方提到的史实与他所了解的不同，是不是我弄错了？
这个诗人说中了我内心的忧虑。史实一直是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文章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果一部号称“诗歌史”的著作，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复杂。
我历来对“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怀有同感，远的不说，这句话暗含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微言大义此处也不说，单谈谈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时产生的困惑。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诗歌史》第一部里谈到的关于顾城在激流岛上杀鸡的事（这关系到顾城的品格和形象），芒克、顾乡、舒婷、英儿的描述就大相径庭；关于海子在“幸存者诗歌俱乐部”遭到“前辈诗人”批评这段公案，无论是那位“前辈诗人”所说的话还是事情的发生地点，唐晓渡、芒克、王家新等人的叙述也有很大区别。又如本书写到的张枣1986年出国，人民文学出版的《张枣的诗》封面则写的是“1985年赴德留学”（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的“蓝星诗库”第二次在封面出现差错了，第一次是在《海子的诗》封面把“南京出版社”写为“南京大学出版社”），关于张枣出国后是在西德什么大学读书或工作的问题，我看到过三种版本；张枣是何时发现自己患病的，也有几种说法。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很多消息的来源不可靠。有的是叙述者道听途说而以讹传讹，有的是诗人记忆模糊而出错（比如于坚就一度记错《尚义街六号》的写作时间），有的是看似错了其实没错（比如海子的父亲名叫“查正全”，但有时候他自己也写作“查振全”），甚至有的可能是相关人士为了维护诗人的形象而故意弄得云山雾罩……在“诗歌史”系列文章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处理历史事件的方式——对同一事情，时常列举出多种说法，如果这些说法经过考证与核实，就在文中提供结论，如果我自己没把握的，就不下定论，只将各种状况罗列出来，供读者自己甄别、判断。
同一件事情出现各不相同的说法，也不算什么坏事，正是差异的出现，才吸引人们去寻找事实的真相。而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又会遭遇更多的趣事，从增加文章的丰富性来说，这份劳动是值得的。
4
将两本《诗歌史》稿件全部编定之后，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
第一，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甚至对于“今天派”或“朦胧诗”的同时代诗人，北岛的地位也堪称至高无上。不管你是敬仰、崇拜还是批评与质疑，北岛都是一个人物、一个象征，难以避开。
第二，新时期三十年，好诗很多，大诗人呼之欲出。两本《诗歌史》重点书写的十个诗人，每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仅就本书详细解读的篇目来说，就有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在漫长的旅途中》，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最后的幻像》、《傍晚穿过广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海子的《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张枣的《镜中》，顾城的《一代人》、《墓床》，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柏桦的《往事》、《现实》、《在清朝》……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经典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难以想象，缺少了它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图景将会是何等地苍白。
第三，新时期以来，对青年诗人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西川、柏桦、钟鸣、黄灿然、臧棣等诗人，其诗学随笔和评论所达到的深度和受到的关注度并不亚于专业批评家。一些评论家其实本身就是诗人，比如唐晓渡、陈超、张清华、程光炜、沈奇、杨远宏等。两者加起来，足以占据新时期诗歌评论界的半壁江山。
第四，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举一个例子——《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书中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巩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的作品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写作之初，都是从旧体诗开始的，由此可见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力。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5
本书五篇文章，除了一篇没有联系上所写的诗人，其他四篇都经过相关诗人核实（关于张枣的那篇由张枣的好友柏桦审阅）。由于我有不停地修改文章的习惯，因此本书以及《诗歌史》第一部增补的部分，没有再发给诗人们。如果这一部分出现错漏，责任自然应该由我承担。
与《诗歌史》第一部不同，这一部没有请名家作序，而是选用了黄芳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本是《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媒体的朋友约她写的，后来被几个网站转载。我无意中从诗生活网读到，既感动又惭愧。经出版社编辑同意，现请她稍作改动，作为《诗歌史》第二部的序言收录入书中，算是对我的写作的鼓励与鞭策吧。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作品。如今，第一部的修订本和第二部即将同时面世，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事。很多朋友希望我按照这条路子一直写下去，我感谢他们的关注，却也很清醒地知道，这条路将越走越艰难。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当然会继续《诗歌史》第三部、第四部的写作，现在，我只想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刘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2010年8月23日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后记
刘春
1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与此前出版的第一部一样，本书的五篇文章，所谈论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人及与这一代诗人相关的诗坛往事。虽然90年代以后新人辈出，但这一批80年代成名的诗人，已经凭着他们出色的才华在当代诗歌史上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目前，他们仍然创造力旺盛，时有佳作。推介他们的作品，梳理他们的创作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展现整个当代诗坛的状况，既是本人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为了证明：尽管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一辆坦克，但优秀艺术品的存在，却能够让人对这个灵魂日渐倾斜的时代有了信心。
五篇文章，都是半新半旧之作。所谓“半新半旧”，意思是初稿曾经发表过，后来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增补和改动，成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新作”，就没再拿出来示人了。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厚爱，我在《诗歌史》第一部出版的半年后，就有机会将“诗歌史”系列的最新成果结集成书，内心实在是感动莫名。
除了写黄灿然的一篇发表于《汉诗》，其余四篇均来自于我在《花城》上开设的“诗人肖像”专栏。这个专栏每刊出一篇，我都会收到多个外地朋友的反馈。无非是指出这项工作很重要，文章很有价值。其实，我很清楚，朋友给予鼓励并不在于我的文字好坏、思想深浅，而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闲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只有象牙塔里的专业人员才愿意干的事情，让他们有些诧异而已。因此，我要感谢《花城》杂志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改变形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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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反响还算不错，大大小小近百家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当然，好评居多，但也有少数读者，包括我的几个好友提出了一些意见。按理说，作品出版了，读者如何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作者没必要在意，但考虑到这是一个系列随笔集，而且大部分提意见者是非常真诚的，我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告诉读者我的一些想法，使他们更清楚我的创作立场和思考角度。
在各种意见中，比较集中的一点是：个别地方“稍显枝蔓”，甚至有“注水”嫌疑。我想，这可能是这些读者对我的创作思路比较陌生的缘故。其实，目前这种风格既与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有关，也与我的文学追求有关。《一个人的诗歌史》写了很多年，初稿只有三五千字，随着掌握的材料的增加，篇幅也慢慢增大，一篇文章，从最初的三五千到七八千，到一两万，直到现在的三五万，不可能一气呵成，也不是三天五天能完成的，所收集的材料，也不是用一种方式就能够完全处理的。所以，有些时候，会给那些希望简单直接的读者一种“蔓延”的印象。实际上，如果从整本书的高度看，“蔓延”的部分，是与“诗歌史”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稍显枝蔓”的写法也是我有意为之，或者说是属于我希望达到的个人风格，因为我不希望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单纯地叙述某个具体诗人的经历，而是要求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以及思考贯穿其中。如同《诗歌史》第一部的后记所言，我操作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体，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这也是我的文章与一般作家的文章不大相同的地方。有的文章很利索，一条线走到底，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我的文章，则是走走停停，且随时会出现岔道，让你领略另一番风景后再回到正途来。只要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至于迷路，我就认为我的尝试无伤大雅。事实上，在众多读者的反馈中，的确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相对于具体诗歌的阐释，他们更喜欢那些“旁逸斜出”的细节。看来，这样的写法好不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能否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否敢于表露自己的内心，是评判这个作家对文学、对世界是否真诚的一项标准。有朋友提醒说，某篇文章的某些细节你最好删掉，否则有人读了会不高兴。我没答应，我的文章从来就不是为了让谁高兴或不高兴而写的，只是想客观地表达自己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已。再说，我不相信会有人狭隘到在读一本书时因观点不同而对作者产生责怪之意。比如北岛，他是我心目中的中国诗人谱系中排名最前的一个，从本书中无处不在的北岛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诗歌史》是一部向以北岛为代表的诗坛前驱者致敬的著作。但我不甚欣赏北岛的诗学专著《时间的玫瑰》，这一点早在五年前我就表达过，本书里也有相关段落，即使北岛看到这些文字，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意。当然，如本书的确让某些人心里不舒服，只好请他们多多包涵了。
又有读者说，你对某首诗歌的解读我不同意，那首诗的涵义不是你写的那样。这个其实不是问题，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种理解诗歌艺术的方式。诗歌本来就不限于某一种理解，如果诗歌也像数学那样一加一等于二，它早就没必要存在了。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多诗人对此诗的情感基调已经达成共识，即那是一首感伤的诗，诗中的“房子”指的是坟墓。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首诗的基调是乐观向上的，房子就是房子本身。这些理解没有对错之分。一个心情愉快的人看到下雨，心情会更畅快，而一个本身就柔肠百结的人遭遇雨天，则可能会把这些雨水当做天空的眼泪。读者的天赋、经验、知识面、生活阅历以及阅读时的心情等各不相同，对同一首诗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差异。我想，如果我的解读激发起你探究这首诗的兴趣，即使最终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有人在读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之后，在网上匿名发牢骚说，因为你对所写的诗人的评价是正面的，是“仰望”的，所以你的记述是“势利”的，是不可信的“流言蜚语”，“篡改了我的记忆”。而另一方面，这个批评者又自相矛盾地说，你所写的故事“陈旧老套”，“少有新意”，而我感兴趣的内容你却没有写到，比如你提到了“青春诗会”，那么某某、某某某为什么没能参加“青春诗会”，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入选，年龄最小的那位女诗人为何能当选，成为诗人对她来说是不是人生悲剧的开始……这是我读到的最为偏激也最不以为然的意见。这种蛮横自大的姿态和看似内行的疑问，令我有些纳闷。他凭什么认定我所写是虚构的“流言蜚语”？他对当代中国新诗史、特别是正规文学史之外的历史了解多少？他自己所了解的历史很宝贵，而别人挖掘出来的历史就毫无用处？正面评价所写的对象就是“势利”的？如果他具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怎么连我对《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所写的诗人是“仰望”还是平视都读不出来？这些意气之争暂且搁下，我们可以转回来看看他所列举的那几个关于首届“青春诗会”的内容是不是就珍贵异常，毫不“陈旧老套”，富有“新意”。于我而言，他希望了解的那些内容甚至更老套，更不新鲜。这些内容就集中在《南方都市报》对王燕生老师的一篇采访文章里，这篇题为“这里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缩影”的文章，早已在网络上与诗友间流传，后来收录进了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中。我相信，类似的内容在王燕生老师的著作中也有所表达，这本著作就是这个质疑者在批评了《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后紧接着表示“更愿意推荐”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以及此后几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王燕生的回忆录《上帝的粮食》”。说到这里，我想读者基本上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此人是在现炒现卖！可以想象到他在读完《一个人的诗歌史》后，突然读到（或回想起）这篇文章或《上帝的粮食》中的某些片段，于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急不可待地向世界宣布他还知道《一个人的诗歌史》没有写到的“秘闻”的得意表情。这倒没什么，令人反感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一点材料就真理在握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他也是一个文化人，那么这种真正的“势利”态度对他的成长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一个人的诗歌史》只是一本普通的随笔集，展现的是当代诗歌的一部分风景，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内容上都肯定存在大大小小的局限。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希望得到一些真正有故事的当事人的指教，也愿意倾听各种有见地的批评，而不希望遭遇上面所说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炫耀，要知道读者在选择书籍（作者）的同时，书籍（作者）同样也在审视着它的读者。
还有读者说，你将此书命名为“诗歌史”，但这书的结构跟我在学校里读到的诗歌史区别太大了，只写几个人，就能称为“诗歌史”吗？这书名有误导读者之嫌。我想，产生这样的误解，首先是因为这个读者还不了解《一个人的诗歌史》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书籍。如果说读了第一部之后，还有疑问，那么读了第二部之后，可能心里的疑问就会稀释很多了。假以时日，第三部和第四部出版后，我想，也许不会再有读者提出类似的问题。另外，个别读者说这本书不像“诗歌史”，可能还因为我写的不是普通读者所习惯的那种“史”。的确，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以及我自己的诗歌阅读史，在这个基础上，又会牵涉到很多“正史”可能会隆重提到也可能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的作品、故事。和教科书的客观机械地梳理和介绍不同，我希望我的文章比较生动，有血肉，以及有自己的立场。一句话，我写的不是教科书，而是随笔集。我甚至想，如果大学的诗歌史教科书编者能够参考一下我这本书的风格，也许对诗歌感兴趣的学子会成倍增加。
关于“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书名的多重指向，诗人柏桦在第一部的序言里曾有详细阐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书名中的“一个人”，既是我笔下的一个个诗人，也是我自己。既然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和“我自己的阅读史”，所涉及的人选及作品自然会与别的研究者不大一样。有人会觉得某某很优秀，而我则有可能觉得这个人很差劲；有人觉得某首作品非常重要、无法绕开，而我也有可能觉得即使不提到那首作品也不会影响读者对诗人的整体判断。总之，这是我所认可的历史，你如果读了有同感，我很高兴；如果你认为和你的观念差距太大，也很正常。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好恶，与自己的生活、阅读以及世界观密切相关，没有任何一部图书能够得到所有读者的赞赏。假如那些抱怨我写得不够好的读者持着这种心态去阅读这本书，也许心里会平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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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写史，最担心的是史实问题。前几天，有刊物编辑向我反馈说，一个诗人读了我发表在他们刊物上的文章，觉得有的地方提到的史实与他所了解的不同，是不是我弄错了？
这个诗人说中了我内心的忧虑。史实一直是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文章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果一部号称“诗歌史”的著作，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复杂。
我历来对“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怀有同感，远的不说，这句话暗含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微言大义此处也不说，单谈谈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时产生的困惑。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诗歌史》第一部里谈到的关于顾城在激流岛上杀鸡的事（这关系到顾城的品格和形象），芒克、顾乡、舒婷、英儿的描述就大相径庭；关于海子在“幸存者诗歌俱乐部”遭到“前辈诗人”批评这段公案，无论是那位“前辈诗人”所说的话还是事情的发生地点，唐晓渡、芒克、王家新等人的叙述也有很大区别。又如本书写到的张枣1986年出国，人民文学出版的《张枣的诗》封面则写的是“1985年赴德留学”（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的“蓝星诗库”第二次在封面出现差错了，第一次是在《海子的诗》封面把“南京出版社”写为“南京大学出版社”），关于张枣出国后是在西德什么大学读书或工作的问题，我看到过三种版本；张枣是何时发现自己患病的，也有几种说法。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很多消息的来源不可靠。有的是叙述者道听途说而以讹传讹，有的是诗人记忆模糊而出错（比如于坚就一度记错《尚义街六号》的写作时间），有的是看似错了其实没错（比如海子的父亲名叫“查正全”，但有时候他自己也写作“查振全”），甚至有的可能是相关人士为了维护诗人的形象而故意弄得云山雾罩……在“诗歌史”系列文章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处理历史事件的方式——对同一事情，时常列举出多种说法，如果这些说法经过考证与核实，就在文中提供结论，如果我自己没把握的，就不下定论，只将各种状况罗列出来，供读者自己甄别、判断。
同一件事情出现各不相同的说法，也不算什么坏事，正是差异的出现，才吸引人们去寻找事实的真相。而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又会遭遇更多的趣事，从增加文章的丰富性来说，这份劳动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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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本《诗歌史》稿件全部编定之后，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
第一，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甚至对于“今天派”或“朦胧诗”的同时代诗人，北岛的地位也堪称至高无上。不管你是敬仰、崇拜还是批评与质疑，北岛都是一个人物、一个象征，难以避开。
第二，新时期三十年，好诗很多，大诗人呼之欲出。两本《诗歌史》重点书写的十个诗人，每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仅就本书详细解读的篇目来说，就有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在漫长的旅途中》，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最后的幻像》、《傍晚穿过广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海子的《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张枣的《镜中》，顾城的《一代人》、《墓床》，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柏桦的《往事》、《现实》、《在清朝》……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经典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难以想象，缺少了它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图景将会是何等地苍白。
第三，新时期以来，对青年诗人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西川、柏桦、钟鸣、黄灿然、臧棣等诗人，其诗学随笔和评论所达到的深度和受到的关注度并不亚于专业批评家。一些评论家其实本身就是诗人，比如唐晓渡、陈超、张清华、程光炜、沈奇、杨远宏等。两者加起来，足以占据新时期诗歌评论界的半壁江山。
第四，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举一个例子——《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书中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巩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的作品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写作之初，都是从旧体诗开始的，由此可见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力。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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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五篇文章，除了一篇没有联系上所写的诗人，其他四篇都经过相关诗人核实（关于张枣的那篇由张枣的好友柏桦审阅）。由于我有不停地修改文章的习惯，因此本书以及《诗歌史》第一部增补的部分，没有再发给诗人们。如果这一部分出现错漏，责任自然应该由我承担。
与《诗歌史》第一部不同，这一部没有请名家作序，而是选用了黄芳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本是《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媒体的朋友约她写的，后来被几个网站转载。我无意中从诗生活网读到，既感动又惭愧。经出版社编辑同意，现请她稍作改动，作为《诗歌史》第二部的序言收录入书中，算是对我的写作的鼓励与鞭策吧。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作品。如今，第一部的修订本和第二部即将同时面世，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事。很多朋友希望我按照这条路子一直写下去，我感谢他们的关注，却也很清醒地知道，这条路将越走越艰难。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当然会继续《诗歌史》第三部、第四部的写作，现在，我只想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刘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2010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