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5（1）
认识欣蕊（Cinderella）是在台北火车站。
说得明白点，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台南站，而认识她则是在台北火车站。
如果看见可以等于认识，那每个人认识的第一个人，就应该是产婆或护士小姐。
所幸不管是台北还是台南，都在火车站。
Cinderella？外国人吗？不然怎么会有童话故事《仙履奇缘》中灰姑娘的名字？
不，着只是她的英文名字。
她说她的本名叫欣蕊，于是取了Cinderella这个英文名字。
“真的跟灰姑娘没任何关系？”我有次好奇地问她。
“叫Clinton的也不全是美国总统吧！”她总是一贯地随口顶了回来。
记得那个周末，我从台南火车站搭下午4：55的莒光号去台北。
在第一月台上等车时，我就已经注意到她了。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无聊，而是很难不看她第二眼。
就像在一堆柠檬里出现一颗苹果，那颗苹果总是会特别抢眼。
她穿着深蓝色的紧身牛仔裤，暗红色马靴，纯白的短大衣。
她没上妆，却仍拥有一脸素白。
微卷的浓黑长发散在12月底的寒风中。
不过她的短大衣洁白得可以比美鲜奶，所以她的肤色比较像豆浆。
本应如此，不然皮肤白皙的东方女人早就被排除在黄种人之外了。
她悠闲的样子不像在等车，倒像是在欣赏风景，或者是美术馆里的美术名画。
如果以小说家的角度，她不该属于会在人潮拥挤的火车站邂逅的那种人。
她只应该出现在一杯咖啡就要200元的昂贵咖啡馆里。
我不自觉地看了她第三眼，目光相对时，她也不避开，仿佛根本不在乎。
不在乎看人，也不在乎被看。
但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一样，即使只是慵懒地在午后的阳光里打哈欠，仍有残存的余威让人无法亲近。
火车进站的广播声响起，所有的柠檬一拥而上，苹果却还在原地玩弄暗红马靴。
我被其他的柠檬挤上了车，幸好天气微寒，不然就会闻到一古酸味。
找到了座位，卸下背包。透过车窗，我发现她只是慢慢地踱向车门。
“请让一让。”我终于听到她的声音。像12月的风，都有点冷。我移到走道，看着她坐在窗边，脱掉短大衣，然后挂上。
借着眼角余光打量她，黑色的紧身线衫，衬托出她纤细的腰身。
她拿出CD随身听，戴上耳机，调好座椅，闭上眼睛。
火车甚至还没有起动。
仿佛受到她的感染，我也试着闭上眼睛，不过却睡不着。
若要数窗外的电线杆，视线得经过她的脸庞，虽然她闭上双眼，我仍然却步。
那种感觉就像我在走台北最繁华的忠孝东路时不敢穿拖鞋的道理是一样的。
随手从背包里翻出一本《树上的男爵》，打发时间似地浏览。
说也奇怪，我背包里有好几本漫画书，但我连拿漫画出来看的勇气也没有。
原来我阅读的书籍水准高低会跟身旁女孩的气质好坏成正比。
这有点像在逛书店一样，在诚品时总是用指尖轻柔地翻过每一页；在金石堂时，则不会在乎是否会把书翻烂。
“台中过了吗？”她突然睁开眼睛，拔下耳机，转头询问正在看书的我。
“这班火车走的是海线，不会经过台中。”
“我知道，”她调回座椅：“所以我问‘过了吗？’而不是问‘到了吗’。”
“没有‘到’台中，又如何‘过’台中？”
“不要玩文字游戏。我只想知道火车现在的位置。”
“算是过了台中吧！已经快到竹南了。”
“谢了。”她嘴角勉强上扬，算是挤出一个微笑吧！
我再度把主要的视线投到书中，次要的视线仍试着打量着她。
她的右手轻轻揉弄右耳环，耳环下面镶了一个正方形的透明水晶。
在光线的折射下，水晶散发出淡蓝色的水样色彩，穿过我的眼镜，有点刺眼。
“你看卡尔维诺？”她的右手离开耳环的瞬间，问了一句。
“随便翻翻而已。你也喜欢？”
“谈不上喜欢，只是不讨厌。我喜欢的是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是咖啡吧！？”
“我当然知道卡布奇诺是咖啡，但你不觉得跟卡尔维诺的发音很像？”
“这好像有点……”
“有点太扯是吧？！我的幽默感不是一般人能欣赏的。”
她说完后，戴上耳机，再度闭上眼睛。
等她再睁开眼睛时，台北已经到了。
我下了车，在上楼梯离开月台前，又舍不得似地回头往车厢内眺望。
她仍然坐着，右手逗弄右耳环，我仿佛可以看见水晶耳环刺眼的淡蓝色彩。
我想她可能要坐到这班火车的终点——松山吧！
看了看表，10点10分左右，跟朋友约11点在西门碰头，还有得等。
有烟瘾是很可怜的，何况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只得走到西3门外，吞云吐雾一番。
台北好冷，尤其是飘了小雨的深夜，更是冷到骨子里。
“Shit！”等人已经不爽，点不着火更让人火大。
叼着那根烟，突然很想嚼碎它，然后再……
“锵”的一声，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点了火，凑上来。
“喔？谢谢。”
“不客气。同样有烟瘾，我能体会点不着火的痛苦。”
我点燃了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希望能为肺部带来一丝温暖。
“等人？”她拉高短大衣的衣领，拨了拨被风吹乱的头发，问了一句。
“是的。”我小心翼翼不让吐出的烟雾，迷蒙我的视线和她的脸庞。
“我也是。”
她抽了一口烟，白色的Davidoff。
“等女朋友？”
“我不是等女朋友，我的朋友是男的。”
“我也不是等女朋友，”她吐了一个小烟圈，“我等的是男朋友。”
“为什么来台北？”她摁熄了烟蒂，回头问我。
“我住台北，现在台南念书。”我举起左脚，用鞋底也踩熄了烟蒂。
“我跟你相反。”
“你念的是？”
“我今年刚从南部大学毕业，来台北补托福。”
“喜欢台北吗？”
“很遗憾，我不是蟑螂。”
“啊？”
“你难道不觉得能在这拥挤城市生活的人，具有蟑螂性格？”
“很奇的比喻。”
“没办法，我真的不喜欢台北。”她摇了摇头，“你呢？”
“我在南部长大，这两年才到台北，还来不及讨厌它。”
“你的感觉太迟钝。我来台北的第三天，就想喊救命了。”
“是吗？幸好我明年又会搬回台南。”
“那么恭喜你了。不过可惜的是，台北将少了一只蟑螂。”
这应该还是她的幽默感吧！我在心里纳闷着。
“他惨了。”在一阵沉默之后，她又开口了。
“啊？为什么？”
“我最讨厌等人。超过20分钟以上，我会发狂。”
“也许是因为塞车吧！”
“晚上10点回塞车？我倒宁愿相信他出了车祸。”
我有点不可置信地看了看她。她若无其事地耸耸肩，微微一笑：
“你还是无法欣赏我的幽默感。”
“算了，我自己坐记程车吧！”她在看了看手表之后突然作了决定。
“这样不好吧？你男朋友来了之后找不到你怎么办？”
“他让我等待，我令他焦急。很公平。”
“快11点了，你坐记程车有点危险吧！等我朋友来，我们送你！”
“不用了。两个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记程车司机，哪种比较危险？”
“你说得不错，我和我朋友比较危险。”说完后，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进步了，终于可以欣赏我的幽默感。”她也笑了笑。
她跨进记程车，关了车门。我向她挥手道别。
她突然摇下了车窗：“喂！接着。”
我伸手接住在黑夜中划过的一道银色弧线光亮，低头看了看，是她的打火机。
“送给你的，bye-bye，卡尔维诺。”
Bye-bye，卡尔维诺。“
坐上我朋友的车，脑海里一直想着这个应该算是陌生人的女子。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季节的关系，我总觉得她给人的感觉很冷。
这种人应该在夏天认识，才不需要吹冷气。
如果在冬天认识，就应了那句成语，“雪上加霜”。
就在我逐渐淡忘这个女孩时，她却又再度出现。
这次仍然是在火车站，买预售票的窗口前。
“Hi！又遇到你了。”她从后面轻拍我的肩膀。
“是啊！真巧。你也是来买火车票的吗？”
“到火车站不买票，难道买毛线衣？”
“真是金玉良言，小弟茅塞顿开。”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幽默。
“你买哪天的票？”明天下午那班4：55的莒光号。”
“很好，买两张吧！”
隔天，在月台上，我远远地看到她的微笑。
这次她穿着浅蓝色风衣外套，米白色直挺牛仔裤，和上次的暗红马靴。
在车上，我们继续交谈。我才知道她的名字：欣蕊和Cinderella。
我们之间，没有曾经共有的经历，也没有同时属于我们的朋友。
因此，我们的交谈，与其说是找话题，不如说是试着满足对彼此的好奇。
“你到美国打算念什么？”
“教育统计。”
“只念到硕士，还是要念博士？”
“如果可能，我希望待在国外愈久愈好，最好不用回台湾。”
“你那么讨厌台湾？”
“很多人都讨厌台湾吧！不只是我。何况，国外的天空比较辽阔。”
“我觉得想到国外求学或生活，是自己的事，没必要扯到台湾的环境。”
我深吸了一口气，企图让自己的胆子大一点。
“台湾的环境确实很烂，但也不用说成好像因为台湾太烂，而‘逼’你不得不到国外去求学或生活。”
“每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或求学机会，”我看了她一眼：“但追求的同时，也该勇于承认自己的欲望，而不必找代罪羔羊。”
“你教训得很好。”她的口气依然冰冷。
“对不起。这是一个想出国却又无法出国的人的酸葡萄心理作祟，你别介意。”
“我是说真的。我一直很想出国，却从不知道为何要出国。”
他的声音变得柔和：
“而通常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台湾很烂’，或是‘大家都出去’。”
她用右手摸了摸右耳垂，叹口气说：
“有时想想，去国外镀层金，好像也不能改变什么。”
她喃喃说着。
“那你男朋友怎么办？”
“他？应该快分了吧！”
“啊？为什么？”
“跟他在一起时是年少无知，现在我想离开他了。”
“不会是因为上次在台北火车站的事吧？”
“即使没发生那件事，我跟他仍然是名存实亡。所以，我很庆幸。”
她又用右手在摸了一次右耳垂，仿佛松了一口气地说着。
顺着她的动作，我不禁瞥了一眼她的耳朵，透明水晶的耳环却已经不见。
穿了耳洞的耳垂，似乎透露出一些空虚。
“今天怎么没戴耳环？”
“谁规定穿耳洞就必须戴耳环？”
“恩……我只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只是回答，不代表我不高兴。”她淡然地回答。
交谈似乎结束，只剩下火车的引擎声和后座小孩吵着要吃鱿鱼丝的哭闹声。
这种沉默的气氛，从嘉义持续到新竹。
她左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她的视线总是停留在远方。
而这种远方，随着火车的移动而移动。
天空中飘过的云，铁轨旁奔驰的树，农田上矗立的广告标语，都不能干扰她的视线。
“那个水晶耳环是他送我的情人节礼物。”
在火车快到新竹、列车长用客家话提醒要下车的旅客别忘了随身携带的行李时，她突然开了口。
在我还来不及反应接什么话时，她又接着说：
“我还为了这副耳环，特地去穿了耳洞。”她有摸了一下右耳垂。
如果我没算错，这是才能感开始沉默的嘉义算起的第六次同样的动作。
“那时我们南北相隔，想念他时，我总会戴上耳环，抚摸耳环上的水晶。”
第七次了。
“今年毕业，到台北补托福，刚开始时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忍受相思之苦。”
“现在呢？”我终于掌握住空挡，插进一句话。
“现在发现，一段不再需要思念的感情根本不叫感情。”
“有点难懂。”
“思念是用脑子想，相处是用眼睛看。可以思念的感情总是比较美。”
“为什么呢？”
“因为脑子比较容易美化，眼睛却只能笨拙地反映现实。”
她终于叹了一口气，在第八次之后。
“算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思念他了。”
我不忍心再去计算她抚摩右耳垂的次数，沉默地思考她刚刚所说的话。
一如沉默的她。只是沉默的我正在思考，沉默的她是否正在思念呢？
我想她一定以为拿掉耳环就可以抛弃曾有的感情，断绝所有的思念。
但即使透明水晶的耳环已经不见，她仍会不知不觉地抚摩着她的右耳垂。
她希望给她自己所有不思念他的理由，却还保有思念他的习惯。
有形的耳环易去丢，无形的感情不是说抛就能抛的。
因为可以轻易抛弃的，又怎能叫感情？
“终于到台北了。”她穿上外套，微笑地看着我：
“一起去吃东西吧！我该请你。”
“Why？”
“呦！讲英文喔！难道你忘了我还没有给你车票钱吗？”
她突然很灿烂地笑着。我不禁看得呆了……
也许是因为她的笑容很灿烂，也许只因为我没见过她如此轻松而不带低温的笑容。
虽然我知道在南极的冰山上也会看到太阳，但总无法将冰山和太阳联想在一起。
“车票是571元，我们去吃顿好一点的吧！”她兴致勃勃地提议。
“你不是要‘请‘我？”
“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一定不可能。”
“知道就好。因为认识我算你倒霉，所以还是把这571元用掉比较好。”
“好吧！”
我们在台北火车站附近找了家西餐厅，那是一家服务生微笑得很夸张的店。
通常这种西餐厅的价位会跟服务生的微笑成正比。
我们边吃边聊，她开始诉说她的大学生活，还有她在台北的悲惨岁月。
悲惨是她用的形容词。
对我而言，一客500元的牛排才叫悲惨。更惨的是，还得加一成服务费。
“要加一成服务费真的很没道理。”走出餐厅，我有点不情愿地抱怨。
“当然要加啊呀！不然人家为何要很有礼貌地微笑说着‘欢迎光临’呢？”
“我倒宁愿服务生骂我：‘干嘛要来？’然后省下这一成服务费。”
“你的幽默感比我还奇怪。”她又灿烂地笑着。
“不敢不敢。在你面前，我的幽默感只是比较具有人性而已。”
“你拐弯抹角地骂我喔！”她用开玩笑似的口吻说着。
没想到她也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会开这种正常的玩笑。
“还有21元，吃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她的语音有点发颤。
“哇！那里有卖红豆饼的，”她指着一个在对街的大妈：“吃红豆饼好吗？”
“Of course，Why not？”
“你又讲英文了。别忘了，正在补托福的我，可是处于英文程度的最高峰呢！”
“是是是。以后不敢献丑。”
“其实你只是发音不太准，语调不太对而已。我还是听得懂你讲的英文。”
开口说英文，除了发音和语调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说得明白点，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台南站，而认识她则是在台北火车站。
如果看见可以等于认识，那每个人认识的第一个人，就应该是产婆或护士小姐。
所幸不管是台北还是台南，都在火车站。
Cinderella？外国人吗？不然怎么会有童话故事《仙履奇缘》中灰姑娘的名字？
不，着只是她的英文名字。
她说她的本名叫欣蕊，于是取了Cinderella这个英文名字。
“真的跟灰姑娘没任何关系？”我有次好奇地问她。
“叫Clinton的也不全是美国总统吧！”她总是一贯地随口顶了回来。
记得那个周末，我从台南火车站搭下午4：55的莒光号去台北。
在第一月台上等车时，我就已经注意到她了。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无聊，而是很难不看她第二眼。
就像在一堆柠檬里出现一颗苹果，那颗苹果总是会特别抢眼。
她穿着深蓝色的紧身牛仔裤，暗红色马靴，纯白的短大衣。
她没上妆，却仍拥有一脸素白。
微卷的浓黑长发散在12月底的寒风中。
不过她的短大衣洁白得可以比美鲜奶，所以她的肤色比较像豆浆。
本应如此，不然皮肤白皙的东方女人早就被排除在黄种人之外了。
她悠闲的样子不像在等车，倒像是在欣赏风景，或者是美术馆里的美术名画。
如果以小说家的角度，她不该属于会在人潮拥挤的火车站邂逅的那种人。
她只应该出现在一杯咖啡就要200元的昂贵咖啡馆里。
我不自觉地看了她第三眼，目光相对时，她也不避开，仿佛根本不在乎。
不在乎看人，也不在乎被看。
但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一样，即使只是慵懒地在午后的阳光里打哈欠，仍有残存的余威让人无法亲近。
火车进站的广播声响起，所有的柠檬一拥而上，苹果却还在原地玩弄暗红马靴。
我被其他的柠檬挤上了车，幸好天气微寒，不然就会闻到一古酸味。
找到了座位，卸下背包。透过车窗，我发现她只是慢慢地踱向车门。
“请让一让。”我终于听到她的声音。像12月的风，都有点冷。我移到走道，看着她坐在窗边，脱掉短大衣，然后挂上。
借着眼角余光打量她，黑色的紧身线衫，衬托出她纤细的腰身。
她拿出CD随身听，戴上耳机，调好座椅，闭上眼睛。
火车甚至还没有起动。
仿佛受到她的感染，我也试着闭上眼睛，不过却睡不着。
若要数窗外的电线杆，视线得经过她的脸庞，虽然她闭上双眼，我仍然却步。
那种感觉就像我在走台北最繁华的忠孝东路时不敢穿拖鞋的道理是一样的。
随手从背包里翻出一本《树上的男爵》，打发时间似地浏览。
说也奇怪，我背包里有好几本漫画书，但我连拿漫画出来看的勇气也没有。
原来我阅读的书籍水准高低会跟身旁女孩的气质好坏成正比。
这有点像在逛书店一样，在诚品时总是用指尖轻柔地翻过每一页；在金石堂时，则不会在乎是否会把书翻烂。
“台中过了吗？”她突然睁开眼睛，拔下耳机，转头询问正在看书的我。
“这班火车走的是海线，不会经过台中。”
“我知道，”她调回座椅：“所以我问‘过了吗？’而不是问‘到了吗’。”
“没有‘到’台中，又如何‘过’台中？”
“不要玩文字游戏。我只想知道火车现在的位置。”
“算是过了台中吧！已经快到竹南了。”
“谢了。”她嘴角勉强上扬，算是挤出一个微笑吧！
我再度把主要的视线投到书中，次要的视线仍试着打量着她。
她的右手轻轻揉弄右耳环，耳环下面镶了一个正方形的透明水晶。
在光线的折射下，水晶散发出淡蓝色的水样色彩，穿过我的眼镜，有点刺眼。
“你看卡尔维诺？”她的右手离开耳环的瞬间，问了一句。
“随便翻翻而已。你也喜欢？”
“谈不上喜欢，只是不讨厌。我喜欢的是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是咖啡吧！？”
“我当然知道卡布奇诺是咖啡，但你不觉得跟卡尔维诺的发音很像？”
“这好像有点……”
“有点太扯是吧？！我的幽默感不是一般人能欣赏的。”
她说完后，戴上耳机，再度闭上眼睛。
等她再睁开眼睛时，台北已经到了。
我下了车，在上楼梯离开月台前，又舍不得似地回头往车厢内眺望。
她仍然坐着，右手逗弄右耳环，我仿佛可以看见水晶耳环刺眼的淡蓝色彩。
我想她可能要坐到这班火车的终点——松山吧！
看了看表，10点10分左右，跟朋友约11点在西门碰头，还有得等。
有烟瘾是很可怜的，何况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只得走到西3门外，吞云吐雾一番。
台北好冷，尤其是飘了小雨的深夜，更是冷到骨子里。
“Shit！”等人已经不爽，点不着火更让人火大。
叼着那根烟，突然很想嚼碎它，然后再……
“锵”的一声，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点了火，凑上来。
“喔？谢谢。”
“不客气。同样有烟瘾，我能体会点不着火的痛苦。”
我点燃了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希望能为肺部带来一丝温暖。
“等人？”她拉高短大衣的衣领，拨了拨被风吹乱的头发，问了一句。
“是的。”我小心翼翼不让吐出的烟雾，迷蒙我的视线和她的脸庞。
“我也是。”
她抽了一口烟，白色的Davidoff。
“等女朋友？”
“我不是等女朋友，我的朋友是男的。”
“我也不是等女朋友，”她吐了一个小烟圈，“我等的是男朋友。”
“为什么来台北？”她摁熄了烟蒂，回头问我。
“我住台北，现在台南念书。”我举起左脚，用鞋底也踩熄了烟蒂。
“我跟你相反。”
“你念的是？”
“我今年刚从南部大学毕业，来台北补托福。”
“喜欢台北吗？”
“很遗憾，我不是蟑螂。”
“啊？”
“你难道不觉得能在这拥挤城市生活的人，具有蟑螂性格？”
“很奇的比喻。”
“没办法，我真的不喜欢台北。”她摇了摇头，“你呢？”
“我在南部长大，这两年才到台北，还来不及讨厌它。”
“你的感觉太迟钝。我来台北的第三天，就想喊救命了。”
“是吗？幸好我明年又会搬回台南。”
“那么恭喜你了。不过可惜的是，台北将少了一只蟑螂。”
这应该还是她的幽默感吧！我在心里纳闷着。
“他惨了。”在一阵沉默之后，她又开口了。
“啊？为什么？”
“我最讨厌等人。超过20分钟以上，我会发狂。”
“也许是因为塞车吧！”
“晚上10点回塞车？我倒宁愿相信他出了车祸。”
我有点不可置信地看了看她。她若无其事地耸耸肩，微微一笑：
“你还是无法欣赏我的幽默感。”
“算了，我自己坐记程车吧！”她在看了看手表之后突然作了决定。
“这样不好吧？你男朋友来了之后找不到你怎么办？”
“他让我等待，我令他焦急。很公平。”
“快11点了，你坐记程车有点危险吧！等我朋友来，我们送你！”
“不用了。两个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记程车司机，哪种比较危险？”
“你说得不错，我和我朋友比较危险。”说完后，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进步了，终于可以欣赏我的幽默感。”她也笑了笑。
她跨进记程车，关了车门。我向她挥手道别。
她突然摇下了车窗：“喂！接着。”
我伸手接住在黑夜中划过的一道银色弧线光亮，低头看了看，是她的打火机。
“送给你的，bye-bye，卡尔维诺。”
Bye-bye，卡尔维诺。“
坐上我朋友的车，脑海里一直想着这个应该算是陌生人的女子。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季节的关系，我总觉得她给人的感觉很冷。
这种人应该在夏天认识，才不需要吹冷气。
如果在冬天认识，就应了那句成语，“雪上加霜”。
就在我逐渐淡忘这个女孩时，她却又再度出现。
这次仍然是在火车站，买预售票的窗口前。
“Hi！又遇到你了。”她从后面轻拍我的肩膀。
“是啊！真巧。你也是来买火车票的吗？”
“到火车站不买票，难道买毛线衣？”
“真是金玉良言，小弟茅塞顿开。”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幽默。
“你买哪天的票？”明天下午那班4：55的莒光号。”
“很好，买两张吧！”
隔天，在月台上，我远远地看到她的微笑。
这次她穿着浅蓝色风衣外套，米白色直挺牛仔裤，和上次的暗红马靴。
在车上，我们继续交谈。我才知道她的名字：欣蕊和Cinderella。
我们之间，没有曾经共有的经历，也没有同时属于我们的朋友。
因此，我们的交谈，与其说是找话题，不如说是试着满足对彼此的好奇。
“你到美国打算念什么？”
“教育统计。”
“只念到硕士，还是要念博士？”
“如果可能，我希望待在国外愈久愈好，最好不用回台湾。”
“你那么讨厌台湾？”
“很多人都讨厌台湾吧！不只是我。何况，国外的天空比较辽阔。”
“我觉得想到国外求学或生活，是自己的事，没必要扯到台湾的环境。”
我深吸了一口气，企图让自己的胆子大一点。
“台湾的环境确实很烂，但也不用说成好像因为台湾太烂，而‘逼’你不得不到国外去求学或生活。”
“每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或求学机会，”我看了她一眼：“但追求的同时，也该勇于承认自己的欲望，而不必找代罪羔羊。”
“你教训得很好。”她的口气依然冰冷。
“对不起。这是一个想出国却又无法出国的人的酸葡萄心理作祟，你别介意。”
“我是说真的。我一直很想出国，却从不知道为何要出国。”
他的声音变得柔和：
“而通常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台湾很烂’，或是‘大家都出去’。”
她用右手摸了摸右耳垂，叹口气说：
“有时想想，去国外镀层金，好像也不能改变什么。”
她喃喃说着。
“那你男朋友怎么办？”
“他？应该快分了吧！”
“啊？为什么？”
“跟他在一起时是年少无知，现在我想离开他了。”
“不会是因为上次在台北火车站的事吧？”
“即使没发生那件事，我跟他仍然是名存实亡。所以，我很庆幸。”
她又用右手在摸了一次右耳垂，仿佛松了一口气地说着。
顺着她的动作，我不禁瞥了一眼她的耳朵，透明水晶的耳环却已经不见。
穿了耳洞的耳垂，似乎透露出一些空虚。
“今天怎么没戴耳环？”
“谁规定穿耳洞就必须戴耳环？”
“恩……我只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只是回答，不代表我不高兴。”她淡然地回答。
交谈似乎结束，只剩下火车的引擎声和后座小孩吵着要吃鱿鱼丝的哭闹声。
这种沉默的气氛，从嘉义持续到新竹。
她左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她的视线总是停留在远方。
而这种远方，随着火车的移动而移动。
天空中飘过的云，铁轨旁奔驰的树，农田上矗立的广告标语，都不能干扰她的视线。
“那个水晶耳环是他送我的情人节礼物。”
在火车快到新竹、列车长用客家话提醒要下车的旅客别忘了随身携带的行李时，她突然开了口。
在我还来不及反应接什么话时，她又接着说：
“我还为了这副耳环，特地去穿了耳洞。”她有摸了一下右耳垂。
如果我没算错，这是才能感开始沉默的嘉义算起的第六次同样的动作。
“那时我们南北相隔，想念他时，我总会戴上耳环，抚摸耳环上的水晶。”
第七次了。
“今年毕业，到台北补托福，刚开始时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忍受相思之苦。”
“现在呢？”我终于掌握住空挡，插进一句话。
“现在发现，一段不再需要思念的感情根本不叫感情。”
“有点难懂。”
“思念是用脑子想，相处是用眼睛看。可以思念的感情总是比较美。”
“为什么呢？”
“因为脑子比较容易美化，眼睛却只能笨拙地反映现实。”
她终于叹了一口气，在第八次之后。
“算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思念他了。”
我不忍心再去计算她抚摩右耳垂的次数，沉默地思考她刚刚所说的话。
一如沉默的她。只是沉默的我正在思考，沉默的她是否正在思念呢？
我想她一定以为拿掉耳环就可以抛弃曾有的感情，断绝所有的思念。
但即使透明水晶的耳环已经不见，她仍会不知不觉地抚摩着她的右耳垂。
她希望给她自己所有不思念他的理由，却还保有思念他的习惯。
有形的耳环易去丢，无形的感情不是说抛就能抛的。
因为可以轻易抛弃的，又怎能叫感情？
“终于到台北了。”她穿上外套，微笑地看着我：
“一起去吃东西吧！我该请你。”
“Why？”
“呦！讲英文喔！难道你忘了我还没有给你车票钱吗？”
她突然很灿烂地笑着。我不禁看得呆了……
也许是因为她的笑容很灿烂，也许只因为我没见过她如此轻松而不带低温的笑容。
虽然我知道在南极的冰山上也会看到太阳，但总无法将冰山和太阳联想在一起。
“车票是571元，我们去吃顿好一点的吧！”她兴致勃勃地提议。
“你不是要‘请‘我？”
“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一定不可能。”
“知道就好。因为认识我算你倒霉，所以还是把这571元用掉比较好。”
“好吧！”
我们在台北火车站附近找了家西餐厅，那是一家服务生微笑得很夸张的店。
通常这种西餐厅的价位会跟服务生的微笑成正比。
我们边吃边聊，她开始诉说她的大学生活，还有她在台北的悲惨岁月。
悲惨是她用的形容词。
对我而言，一客500元的牛排才叫悲惨。更惨的是，还得加一成服务费。
“要加一成服务费真的很没道理。”走出餐厅，我有点不情愿地抱怨。
“当然要加啊呀！不然人家为何要很有礼貌地微笑说着‘欢迎光临’呢？”
“我倒宁愿服务生骂我：‘干嘛要来？’然后省下这一成服务费。”
“你的幽默感比我还奇怪。”她又灿烂地笑着。
“不敢不敢。在你面前，我的幽默感只是比较具有人性而已。”
“你拐弯抹角地骂我喔！”她用开玩笑似的口吻说着。
没想到她也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会开这种正常的玩笑。
“还有21元，吃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她的语音有点发颤。
“哇！那里有卖红豆饼的，”她指着一个在对街的大妈：“吃红豆饼好吗？”
“Of course，Why not？”
“你又讲英文了。别忘了，正在补托福的我，可是处于英文程度的最高峰呢！”
“是是是。以后不敢献丑。”
“其实你只是发音不太准，语调不太对而已。我还是听得懂你讲的英文。”
开口说英文，除了发音和语调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