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关于第五届研究生论坛的总结报告
一、两位老人的话
“把种子埋入土里！”
——摘自林耀华《金翼》
我想五十多年前，当民大的老前辈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如果非要妄加的猜想一下，我想，林先生所谈的无非是一个学术的传承和创新的问题。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饱含了老一辈学人对于我辈的殷殷期望，他们希望我们在继承我院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能够在学术上有更多的创新和发展。而这次的研究生论坛就以一种不同于平时讲课的方式带给了我们许多新的感悟和思考，从而就可以让新的“种子”萌芽，让新的“果实”勃发，让新的“思想”融汇，让我们的学术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是人类学中的一匹野马。”
——摘自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费先生这里所说的“野”自然不是那种跨越“文野之别”的“野”，他所强调的是在做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学科，而应该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各个相关的学科内去自由的纵横驰骋，本次研究生论坛的召开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它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可以让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四大学科出现一种“共融”的完美角度。
二、学术部工作感想总结
这次研究生论坛中我负责的工作主要有：前期与老师联系确定参会人员名单、确定名单后通知老师会议议程以及老师的讲座时间、提醒老师提交论坛的论文摘要、会前联系老师安排来讲座的行程、会议提问环节递话筒、会议期间安装播放投影仪以及一些会议期间临时性质的工作。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觉得增加了我的协调和应变的能力以及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受益良多。另外，通过这次论坛的会务，我也养成了自己“三心二意”的习惯即待人接物必须要细心，面对琐碎必须要有耐心，完成任务必须要有恒心；在任务遇到阻力的时候，自己必须要有“新意”，此路不通就必须有能力走出另一条路来；而在与老师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有“诚意”，这往往是决定前期工作成败的关键。
总之，学术部的这些工作对于我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
三、听讲座的感想总结
11月18日 8:00——11:45 主讲人：杨圣敏 朱伦
杨圣敏老师的揭幕演讲主要讲的是“内隐”和“外显”在民族关系研究中如何结合起来运用的问题。民族学、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讲究的是到达田野现场之后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用深度访谈的方式来获取第一手资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转变思维和观念来改进这种田野调查的技术，但实地调查的可信度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而杨老师的这个方法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于我们发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大有裨益。可以说传统的田野作业只是发现了当地民众“外显”的一面，通过与心理学的广泛合作，我们才能发现深藏在他们心中的“潜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来说真实可靠的答案。但我认为这个“地方性知识”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到达，近期美国主流人类学界流行一种“合作民族志”的方法或许是通往“罗马”的“另一条道路”。合作民族志的基本思路就是改变传统的人类学由人类学家来撰写民族志的方式，而是改由当地的民众来撰写，在获取多个民众的撰写样本之后，再由人类学家进行分析整理后写出一个全新的民族志。这种“合作”的方式对于发现“内隐”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朱伦老师的讲演的主要关注点是“民族共治”，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与“民族自治”对立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从表面上来看，朱老师的观点是要挑战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来挑战国家的民族政策。其实从深层次来看，朱老师的出发点恰恰相反，他更多的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延伸自己的观点的。我们可以看到，朱老师理论基本点是“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个权利更多的是指政治权利。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权是要大于民族权的。所以，少数民族应该和汉族一起被平等的看待。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也就没必要再强调“差异”，一个“民族共治”的社会就这样诞生了。而在我看来，这个看似平等的提议背后蕴含了太多“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在朱老师的操作规范里面，少数民族是完全被边缘化的，他所说的“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不过是一句空话。
11月18日13:30——17:15 主讲人：张静 旦增伦珠
张静老师首先区分了两类研究即“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从目标取向、资料获取、阐述逻辑等几个方面来讲解了这两类研究的差别。而在我看来，这两类研究无非是“生活”和“兴趣”的对立。每一个做学问的人，因为身处在这个体制之下，有很多时候为了生活的更好必须去做一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政策性研究。而学术研究则更多的与自己的兴趣有关，根据自己研究的兴趣和方向去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亦算是人生一快事。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策性研究如果能够成为学术研究，也就是像费孝通先生那样“从实求知”，真的成为一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样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大学问。
张静老师更多的是想在区分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告诉我们一种如何从“案例”中提取“知识”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会选择案例，因为有些案例是新闻型案例，而我们要选择的是研究型案例。选择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那个具体的案例一定要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我们选择的目标不是朝着一个单纯的具体的行为和事件，而是要朝向那隐藏在背后的，具有因果意义的行为泛型。在选择案例的基础上，我们再通过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才能获取“知识”。
旦增伦珠老师是知名的藏学研究专家，他讲座的内容主要围绕拉萨社区的变迁展开的，当然他这个“变迁”主要是指城市的变迁和居住格局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谈了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旦增老师认为在传统的“拉萨”居住格局是民族交往的条件，这方面尤其是以“唐蕃古道”（连绵的驿站）为代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当地政府的住房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进入对居住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汉藏混居的情况，但这种居住格局的打破是不是意味着民族隔阂的打破？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应该并不是那么乐观。
11月18日19:00——22:00 主讲人：王建民 赵杰
王建民老师讲演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艺术人类学这个分支学科对于人类学理论反思的意义。王建民老师认为，以往的艺术研究过于关心艺术的“本质”和“规律”而忽略了背后的文化表现。而在我看来，人类学最初有“艺术人类学”转向的时候就是要消减艺术领域里无“人”的一种境地，从而艺术研究就更关心艺术背后人的活动和展演。另外，王建民老师还谈到了艺术人类学对于人类学理论反思的主要意义。这主要是在于它能够通过“艺术民族志”来帮助人类学家更好的理解艺术背后所关联的价值观、道德观、宇宙观，从而可以更好的理解和阐释当地的文化观念。
赵杰老师的讲座与语言人类学有关，一般学人类学的都知道，语言人类学、认知人类学都是很枯燥的学问。但赵杰老师的讲演给了我一个“意外”，让我认识到了语言人类学的真味和趣味所在。赵老师先回到了人类学的“古典时代”，从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的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告诉了我们“语言”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作用。接着赵老师又从对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语言人类学调查方法的介绍中，让我们明白了语言的“相对性”，并不是思维决定了语言，而恰恰是语言决定了思维。赵杰老师最有意思的研究是关于全世界“您好”的研究，他认为死板的把外国所有的见面的问候语都翻译成“您好”是不正确的，比如韩国的“您好”其实是汉语“安了没有”的意思，这就反映了韩国人最关注的一种文化态度。因为以前韩国经常被外国欺负，所以大家见面第一句就是问大家最近是否安全。而与此相对应，最具中国特色的“您好”就是“您吃饭了没有？”，这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民以食为天”的观念。
11月19日8:00——11:45 主讲人：潘蛟 袁靖
潘蛟老师的讲座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民族问题与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关联。从而潘老师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不仅仅是外患问题、边疆问题、历史问题、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内政问题、内地问题、当下问题、象征问题。潘老师对“市场化”的全新解读，让我认识到市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镶嵌在语言和文化中。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农民工的素质问题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一种文化的差异，但现实中把这种差异扩大化到了一种歧视的地步。另外都市农民工其实也面临着一种“城市化”的问题，他们进入务工的同时，也无时不受到城市这种强势文化对他们的“强制涵化”，尤其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在都市里最容易引起蜕变。
袁靖老师的讲座与“家养动物”有关，通过他的介绍我们认识到动物的起源是要晚于陶器制作和栽培作物出现的时间的。而家养动物的起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把它们变为家养动物。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交流，从其他地区直接引入一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以羊和马为代表。袁老师通过这一系列的介绍后提出了他的“被动发展论”，也就是说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大致上总是在肉食量需求的增长及居住地周围自然环境所能提供动物资源的多少这种制约下被动地形成和发展的。这反映了环境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在早期的人类社会我们虽然在积极的改造自然，但更多的是被动的适应自然。这在体质人类学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曼定理和艾伦定理里也有很好的反映。
11月19日14:00——17:45 主讲人：孙立平 洪大用
孙立平老师的视角很是独到，他有一种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解释。这与社会学传统将“社会”看成是“无差异”的正好形成了一种对立。孙老师认为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是中国目前的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所以就必须有“社会结构”的眼光，而社会结构的构成特征包括财富、权力、威望、年龄、性别、种族、城乡等等。孙老师还谈到要将社会结构的因素加入国家/社会关系中去，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种眼光下，社会不再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与国家相对应，如果再考虑到国家本身也可能不再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话，这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不再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关系。
洪大用老师关注的则是很具热点性的环境问题，洪老师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环境风险是一个客观但充满建构的社会事实。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很多环境风险是外在于社会的、客观的、可监测的、有害于社会与个人的； 另一方面，环境风险又往往具有认知上的非经验性（特别是一些全球层面的风险）、理解上的歧义性、被定义为问题的过程性、进入政策议程的选择性以及容易随社会经济情境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在定义完“环境风险”之后，洪老师谈到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广泛提升也逐渐有了很严重的环境风险，而且他还预言环境风险必定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随后洪老师认为中国的环境风险问题跟中国持续加剧的社会分化有关，这种持续分化的社会削弱了社会团结，妨碍着社会共识的形成，还为环境风险的转移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没有社会财富的适度公正的分配，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所以，在当今世界，面对日益扩大的环境风险、持续加剧的社会分化，我们需要更加强调发展的公正性。只有公正地分配发展成果、公正地分担环境风险、公正地对待当代人与后代人、促进发展的共同参与、公正地对待环境与人类，这样才有可能增进发展的可持续性。
11月20日8:00——11:45 主讲人：马戎 蔡华
马戎老师则是在区分了学术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的基础之上以一个老前辈的口吻在告诉我们如何走好学术之路。这让我想到了现在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的区分，这两种培养模式的区分我觉得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以前完全的不区分“学术”和“应用”，那样会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上之后不能很快的适应社会，与社会是有严重的脱轨的。而在区分之后，专业硕士重视实践的特点对于无志于学术而纯粹为了一个文凭去就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谈到如何定义一个合格的学者的时候，马老师提出了四个评价标准即——品：人的流品（理想抱负，社会关怀）；德：人的操守（循规守法，谦逊待人）；才：人的才气（高屋建瓴，开拓创新）；能：人的能力（运作资源，组织实践）。马老师娓娓道来的这些关于学者品性的建构对于我们这些处于成长期的小硕来说具有很深远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蔡华老师思考的问题则是后现代之后的人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蔡老师认为不论各个民族的差异多么巨大，从人类学的视角观之，各种形式的个体身份都是等价的，都具有一种根据繁衍观念取得的身份。为此，在文化身份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多样性之下隐藏着同一性：文化血缘和社会血亲性禁忌具有普世性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还必须要承认信仰是支配着人的行为的。在谈到现在的人类学方法论的时候，蔡老师认为人类学奉为“金科玉律”的“从一个民族的内部去理解这个民族”并未被很充分的执行。而且不同的语言背景下产生的人类学术语很可能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残余”。所以，在知识增长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亲属关系就必然是人类学发展的趋势，因为亲属关系是人类学研究中唯一可以称为科学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蔡老师的建议是对于“后现代”我们可以选择集体pass，完全的可以不用去理会。对蔡老师这种极端的观点，我是十分不同意的，虽然我也经常深陷后现代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后现代对于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的反思我想任何一个做人类学的都是不能跳过的。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后现代，而不是我们如何去“绕过”后现代，在有些事情上逃避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11月20日14:00——17:45 主讲人：苏发祥 王铭铭
苏发祥老师的讲座是一项关于西藏乡村社会研究文献的梳理。首先，苏老师谈了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成果和80年代以来的著名人类学田野点回访的相关情况。但苏老师注意到，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华南、华北和东南的汉人社区，对于西藏的乡村社会研究资料则有所匮乏。随后苏老师主要介绍了50—60年代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和80年代之后的西藏乡村社会研究资料的梳理以及国外一些学者所作的藏学调查和研究情况。
王铭铭老师的压轴演出十分精彩，他通过讲座想提出的是一种“关系体的民族志”。王老师首先对民族志这一概念在学科中的大概“位置”进行了梳理。他指出，我们一般说人类学有三个层次的研究：民族志、民族学与人类学。所谓民族志，就是收集基本材料的一个过程，民族志研究不简单是个写作问题，而是个研究过程。但是对它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历史发展等问题，一直也有很多争论。他认为，国内介绍的多是小规模的群体和共同体、社区的研究，而国外的民族志同时还指更广泛的、包括更大区域的研究，他以俄罗斯的史禄国教授等人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说明。接着，他对“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概念在不同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不同的发展时期所包含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民族志工作中的“主位”观察、局内-局外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强调，目前的民族志研究，仍应该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民族志作品好好研读和学习。此外，他还讲到，面对目前所谓后现代思潮提出的一些批评，人类学家进行了许多探索，甚至在实践中走得更远。他因此提出了一种“关系体的民族志”，也即是在本次讲座中所涉及的民族志中的“四对关系”：
1、内外关系：他认为，没有一个共同体不是生活在所谓的 “内外关系”之中，他以研究村庄中的民间宗教为例，指出在研究中“不能单只研究它固定于当地的那个“社”祭的仪式,还要研究“会”，即人们怎么结盟、怎么通过仪式来串连沟通，更要研究这些村子广泛存在的朝圣仪式。
2、上下关系：王老师指出，再偏远地区的文化也具有外向性。通过对外的依赖形成一种对“上”的敬仰。例如中国先前的帝王文化就存此现象，帝王要通过横向延伸出来的五岳来跟天沟通。
3、左右关系：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两对关系，王老师认为在研究中如果聚焦于一个共同体内部，也可以看到同一个共同体内在的差异，即“左右关系”。这有的时候体现在邻里关系等方面，还体现在不同的流派。他还以当代著名学者巴斯的著作《创造中的宇宙论》为例，这本书研究了新西兰小山区中的传统和亚传统，作者认为，即使是像新西兰这样的一个偏远之处，当地人也不是一块白板，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创造性，“再偏远的地方，他都会有思想流派的交锋、对话、斗争。”因此他认为该书是在研究“思想上的左右关系”。
4、前后关系这里主要指的是历史意义上的 “前后关系”，王老师希望以此强调“过去和现在”对于民族志的重要性。
四、结语：知识的饥渴与饱和
在研讨会的三天里，无论是在椅子上坐着，还是站在靠近门口的墙边，还是靠在报告厅最后的墙壁，我都会想起师大的那个党校教室。因为我曾经以各种姿势在那个阶梯教室里听过各种不同的讲座。这里边既有让我第一次知道社会学的刘少杰老师的理性选择的经济社会学讲座，也有我根本听不懂的物理学讲座。那是一个“知识的饥渴年代”，因为学校一年到头讲座很少，所以只要有时间，我都会选择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场景和氛围。虽然不一定有收获，但平淡如水的生活终究是有了一些不同的涟漪。所以对于养育我成长的太行山下的那个不出名的小学校我是心怀感恩的，无论对那里有过怎样的抱怨和指责，师大都以一种永恒的姿态掠过了我的生命，在此，请允许我简单真诚的说一句：谢谢！
在知识的传播上，我是更感谢民大的。学校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但在很多时候知识是有些饱和的。每天的讲座都很多，多到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别的专业的讲座了。不过研究生应该做的更多的是在相近似的学科内实现融会贯通，所以这种高密集的讲座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在专业内部继续深入钻研的“种子”和动力。
但知识无论“饥渴”还是“饱和”，还能够读书终究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
——关于第五届研究生论坛的总结报告
一、两位老人的话
“把种子埋入土里！”
——摘自林耀华《金翼》
我想五十多年前，当民大的老前辈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如果非要妄加的猜想一下，我想，林先生所谈的无非是一个学术的传承和创新的问题。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饱含了老一辈学人对于我辈的殷殷期望，他们希望我们在继承我院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能够在学术上有更多的创新和发展。而这次的研究生论坛就以一种不同于平时讲课的方式带给了我们许多新的感悟和思考，从而就可以让新的“种子”萌芽，让新的“果实”勃发，让新的“思想”融汇，让我们的学术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是人类学中的一匹野马。”
——摘自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费先生这里所说的“野”自然不是那种跨越“文野之别”的“野”，他所强调的是在做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学科，而应该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各个相关的学科内去自由的纵横驰骋，本次研究生论坛的召开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它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可以让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四大学科出现一种“共融”的完美角度。
二、学术部工作感想总结
这次研究生论坛中我负责的工作主要有：前期与老师联系确定参会人员名单、确定名单后通知老师会议议程以及老师的讲座时间、提醒老师提交论坛的论文摘要、会前联系老师安排来讲座的行程、会议提问环节递话筒、会议期间安装播放投影仪以及一些会议期间临时性质的工作。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觉得增加了我的协调和应变的能力以及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受益良多。另外，通过这次论坛的会务，我也养成了自己“三心二意”的习惯即待人接物必须要细心，面对琐碎必须要有耐心，完成任务必须要有恒心；在任务遇到阻力的时候，自己必须要有“新意”，此路不通就必须有能力走出另一条路来；而在与老师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有“诚意”，这往往是决定前期工作成败的关键。
总之，学术部的这些工作对于我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
三、听讲座的感想总结
11月18日 8:00——11:45 主讲人：杨圣敏 朱伦
杨圣敏老师的揭幕演讲主要讲的是“内隐”和“外显”在民族关系研究中如何结合起来运用的问题。民族学、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讲究的是到达田野现场之后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用深度访谈的方式来获取第一手资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转变思维和观念来改进这种田野调查的技术，但实地调查的可信度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而杨老师的这个方法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于我们发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大有裨益。可以说传统的田野作业只是发现了当地民众“外显”的一面，通过与心理学的广泛合作，我们才能发现深藏在他们心中的“潜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来说真实可靠的答案。但我认为这个“地方性知识”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到达，近期美国主流人类学界流行一种“合作民族志”的方法或许是通往“罗马”的“另一条道路”。合作民族志的基本思路就是改变传统的人类学由人类学家来撰写民族志的方式，而是改由当地的民众来撰写，在获取多个民众的撰写样本之后，再由人类学家进行分析整理后写出一个全新的民族志。这种“合作”的方式对于发现“内隐”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朱伦老师的讲演的主要关注点是“民族共治”，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与“民族自治”对立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从表面上来看，朱老师的观点是要挑战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来挑战国家的民族政策。其实从深层次来看，朱老师的出发点恰恰相反，他更多的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延伸自己的观点的。我们可以看到，朱老师理论基本点是“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个权利更多的是指政治权利。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权是要大于民族权的。所以，少数民族应该和汉族一起被平等的看待。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也就没必要再强调“差异”，一个“民族共治”的社会就这样诞生了。而在我看来，这个看似平等的提议背后蕴含了太多“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在朱老师的操作规范里面，少数民族是完全被边缘化的，他所说的“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不过是一句空话。
11月18日13:30——17:15 主讲人：张静 旦增伦珠
张静老师首先区分了两类研究即“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从目标取向、资料获取、阐述逻辑等几个方面来讲解了这两类研究的差别。而在我看来，这两类研究无非是“生活”和“兴趣”的对立。每一个做学问的人，因为身处在这个体制之下，有很多时候为了生活的更好必须去做一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政策性研究。而学术研究则更多的与自己的兴趣有关，根据自己研究的兴趣和方向去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亦算是人生一快事。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策性研究如果能够成为学术研究，也就是像费孝通先生那样“从实求知”，真的成为一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样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大学问。
张静老师更多的是想在区分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告诉我们一种如何从“案例”中提取“知识”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会选择案例，因为有些案例是新闻型案例，而我们要选择的是研究型案例。选择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那个具体的案例一定要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我们选择的目标不是朝着一个单纯的具体的行为和事件，而是要朝向那隐藏在背后的，具有因果意义的行为泛型。在选择案例的基础上，我们再通过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才能获取“知识”。
旦增伦珠老师是知名的藏学研究专家，他讲座的内容主要围绕拉萨社区的变迁展开的，当然他这个“变迁”主要是指城市的变迁和居住格局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谈了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旦增老师认为在传统的“拉萨”居住格局是民族交往的条件，这方面尤其是以“唐蕃古道”（连绵的驿站）为代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当地政府的住房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进入对居住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汉藏混居的情况，但这种居住格局的打破是不是意味着民族隔阂的打破？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应该并不是那么乐观。
11月18日19:00——22:00 主讲人：王建民 赵杰
王建民老师讲演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艺术人类学这个分支学科对于人类学理论反思的意义。王建民老师认为，以往的艺术研究过于关心艺术的“本质”和“规律”而忽略了背后的文化表现。而在我看来，人类学最初有“艺术人类学”转向的时候就是要消减艺术领域里无“人”的一种境地，从而艺术研究就更关心艺术背后人的活动和展演。另外，王建民老师还谈到了艺术人类学对于人类学理论反思的主要意义。这主要是在于它能够通过“艺术民族志”来帮助人类学家更好的理解艺术背后所关联的价值观、道德观、宇宙观，从而可以更好的理解和阐释当地的文化观念。
赵杰老师的讲座与语言人类学有关，一般学人类学的都知道，语言人类学、认知人类学都是很枯燥的学问。但赵杰老师的讲演给了我一个“意外”，让我认识到了语言人类学的真味和趣味所在。赵老师先回到了人类学的“古典时代”，从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的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告诉了我们“语言”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作用。接着赵老师又从对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语言人类学调查方法的介绍中，让我们明白了语言的“相对性”，并不是思维决定了语言，而恰恰是语言决定了思维。赵杰老师最有意思的研究是关于全世界“您好”的研究，他认为死板的把外国所有的见面的问候语都翻译成“您好”是不正确的，比如韩国的“您好”其实是汉语“安了没有”的意思，这就反映了韩国人最关注的一种文化态度。因为以前韩国经常被外国欺负，所以大家见面第一句就是问大家最近是否安全。而与此相对应，最具中国特色的“您好”就是“您吃饭了没有？”，这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民以食为天”的观念。
11月19日8:00——11:45 主讲人：潘蛟 袁靖
潘蛟老师的讲座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民族问题与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关联。从而潘老师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不仅仅是外患问题、边疆问题、历史问题、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内政问题、内地问题、当下问题、象征问题。潘老师对“市场化”的全新解读，让我认识到市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镶嵌在语言和文化中。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农民工的素质问题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一种文化的差异，但现实中把这种差异扩大化到了一种歧视的地步。另外都市农民工其实也面临着一种“城市化”的问题，他们进入务工的同时，也无时不受到城市这种强势文化对他们的“强制涵化”，尤其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在都市里最容易引起蜕变。
袁靖老师的讲座与“家养动物”有关，通过他的介绍我们认识到动物的起源是要晚于陶器制作和栽培作物出现的时间的。而家养动物的起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把它们变为家养动物。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交流，从其他地区直接引入一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以羊和马为代表。袁老师通过这一系列的介绍后提出了他的“被动发展论”，也就是说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大致上总是在肉食量需求的增长及居住地周围自然环境所能提供动物资源的多少这种制约下被动地形成和发展的。这反映了环境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在早期的人类社会我们虽然在积极的改造自然，但更多的是被动的适应自然。这在体质人类学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曼定理和艾伦定理里也有很好的反映。
11月19日14:00——17:45 主讲人：孙立平 洪大用
孙立平老师的视角很是独到，他有一种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解释。这与社会学传统将“社会”看成是“无差异”的正好形成了一种对立。孙老师认为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是中国目前的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所以就必须有“社会结构”的眼光，而社会结构的构成特征包括财富、权力、威望、年龄、性别、种族、城乡等等。孙老师还谈到要将社会结构的因素加入国家/社会关系中去，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种眼光下，社会不再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与国家相对应，如果再考虑到国家本身也可能不再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话，这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不再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关系。
洪大用老师关注的则是很具热点性的环境问题，洪老师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环境风险是一个客观但充满建构的社会事实。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很多环境风险是外在于社会的、客观的、可监测的、有害于社会与个人的； 另一方面，环境风险又往往具有认知上的非经验性（特别是一些全球层面的风险）、理解上的歧义性、被定义为问题的过程性、进入政策议程的选择性以及容易随社会经济情境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在定义完“环境风险”之后，洪老师谈到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广泛提升也逐渐有了很严重的环境风险，而且他还预言环境风险必定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随后洪老师认为中国的环境风险问题跟中国持续加剧的社会分化有关，这种持续分化的社会削弱了社会团结，妨碍着社会共识的形成，还为环境风险的转移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没有社会财富的适度公正的分配，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所以，在当今世界，面对日益扩大的环境风险、持续加剧的社会分化，我们需要更加强调发展的公正性。只有公正地分配发展成果、公正地分担环境风险、公正地对待当代人与后代人、促进发展的共同参与、公正地对待环境与人类，这样才有可能增进发展的可持续性。
11月20日8:00——11:45 主讲人：马戎 蔡华
马戎老师则是在区分了学术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的基础之上以一个老前辈的口吻在告诉我们如何走好学术之路。这让我想到了现在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的区分，这两种培养模式的区分我觉得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以前完全的不区分“学术”和“应用”，那样会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上之后不能很快的适应社会，与社会是有严重的脱轨的。而在区分之后，专业硕士重视实践的特点对于无志于学术而纯粹为了一个文凭去就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谈到如何定义一个合格的学者的时候，马老师提出了四个评价标准即——品：人的流品（理想抱负，社会关怀）；德：人的操守（循规守法，谦逊待人）；才：人的才气（高屋建瓴，开拓创新）；能：人的能力（运作资源，组织实践）。马老师娓娓道来的这些关于学者品性的建构对于我们这些处于成长期的小硕来说具有很深远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蔡华老师思考的问题则是后现代之后的人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蔡老师认为不论各个民族的差异多么巨大，从人类学的视角观之，各种形式的个体身份都是等价的，都具有一种根据繁衍观念取得的身份。为此，在文化身份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多样性之下隐藏着同一性：文化血缘和社会血亲性禁忌具有普世性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还必须要承认信仰是支配着人的行为的。在谈到现在的人类学方法论的时候，蔡老师认为人类学奉为“金科玉律”的“从一个民族的内部去理解这个民族”并未被很充分的执行。而且不同的语言背景下产生的人类学术语很可能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残余”。所以，在知识增长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亲属关系就必然是人类学发展的趋势，因为亲属关系是人类学研究中唯一可以称为科学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蔡老师的建议是对于“后现代”我们可以选择集体pass，完全的可以不用去理会。对蔡老师这种极端的观点，我是十分不同意的，虽然我也经常深陷后现代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后现代对于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的反思我想任何一个做人类学的都是不能跳过的。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后现代，而不是我们如何去“绕过”后现代，在有些事情上逃避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11月20日14:00——17:45 主讲人：苏发祥 王铭铭
苏发祥老师的讲座是一项关于西藏乡村社会研究文献的梳理。首先，苏老师谈了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成果和80年代以来的著名人类学田野点回访的相关情况。但苏老师注意到，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华南、华北和东南的汉人社区，对于西藏的乡村社会研究资料则有所匮乏。随后苏老师主要介绍了50—60年代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和80年代之后的西藏乡村社会研究资料的梳理以及国外一些学者所作的藏学调查和研究情况。
王铭铭老师的压轴演出十分精彩，他通过讲座想提出的是一种“关系体的民族志”。王老师首先对民族志这一概念在学科中的大概“位置”进行了梳理。他指出，我们一般说人类学有三个层次的研究：民族志、民族学与人类学。所谓民族志，就是收集基本材料的一个过程，民族志研究不简单是个写作问题，而是个研究过程。但是对它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历史发展等问题，一直也有很多争论。他认为，国内介绍的多是小规模的群体和共同体、社区的研究，而国外的民族志同时还指更广泛的、包括更大区域的研究，他以俄罗斯的史禄国教授等人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说明。接着，他对“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概念在不同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不同的发展时期所包含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民族志工作中的“主位”观察、局内-局外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强调，目前的民族志研究，仍应该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民族志作品好好研读和学习。此外，他还讲到，面对目前所谓后现代思潮提出的一些批评，人类学家进行了许多探索，甚至在实践中走得更远。他因此提出了一种“关系体的民族志”，也即是在本次讲座中所涉及的民族志中的“四对关系”：
1、内外关系：他认为，没有一个共同体不是生活在所谓的 “内外关系”之中，他以研究村庄中的民间宗教为例，指出在研究中“不能单只研究它固定于当地的那个“社”祭的仪式,还要研究“会”，即人们怎么结盟、怎么通过仪式来串连沟通，更要研究这些村子广泛存在的朝圣仪式。
2、上下关系：王老师指出，再偏远地区的文化也具有外向性。通过对外的依赖形成一种对“上”的敬仰。例如中国先前的帝王文化就存此现象，帝王要通过横向延伸出来的五岳来跟天沟通。
3、左右关系：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两对关系，王老师认为在研究中如果聚焦于一个共同体内部，也可以看到同一个共同体内在的差异，即“左右关系”。这有的时候体现在邻里关系等方面，还体现在不同的流派。他还以当代著名学者巴斯的著作《创造中的宇宙论》为例，这本书研究了新西兰小山区中的传统和亚传统，作者认为，即使是像新西兰这样的一个偏远之处，当地人也不是一块白板，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创造性，“再偏远的地方，他都会有思想流派的交锋、对话、斗争。”因此他认为该书是在研究“思想上的左右关系”。
4、前后关系这里主要指的是历史意义上的 “前后关系”，王老师希望以此强调“过去和现在”对于民族志的重要性。
四、结语：知识的饥渴与饱和
在研讨会的三天里，无论是在椅子上坐着，还是站在靠近门口的墙边，还是靠在报告厅最后的墙壁，我都会想起师大的那个党校教室。因为我曾经以各种姿势在那个阶梯教室里听过各种不同的讲座。这里边既有让我第一次知道社会学的刘少杰老师的理性选择的经济社会学讲座，也有我根本听不懂的物理学讲座。那是一个“知识的饥渴年代”，因为学校一年到头讲座很少，所以只要有时间，我都会选择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场景和氛围。虽然不一定有收获，但平淡如水的生活终究是有了一些不同的涟漪。所以对于养育我成长的太行山下的那个不出名的小学校我是心怀感恩的，无论对那里有过怎样的抱怨和指责，师大都以一种永恒的姿态掠过了我的生命，在此，请允许我简单真诚的说一句：谢谢！
在知识的传播上，我是更感谢民大的。学校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但在很多时候知识是有些饱和的。每天的讲座都很多，多到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别的专业的讲座了。不过研究生应该做的更多的是在相近似的学科内实现融会贯通，所以这种高密集的讲座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在专业内部继续深入钻研的“种子”和动力。
但知识无论“饥渴”还是“饱和”，还能够读书终究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