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的双重折射--摄影家与他们的镜像
在160多年的摄影发展史中，有一个独特现象已引起人们兴趣：这就是摄影家和镜面折射的关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些独具个性的摄影家总喜欢让镜面出现在他或她的镜头中，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双重折射，同时也折射出摄影家隐秘的心理空间。
其实镜面和摄影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仔细一想就会意识到，除了大片幅相机之外，几乎所有的单反相机和旁轴平视取景相机，都是靠镜面的折射完成取景的--前者是一块反光镜加上五棱镜，后者也是取景框中的镜面在起折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折射之后，摄影家又对新的折射产生了兴趣，这就是利用现实生活中的镜面，再造一重美丽的幻影。
关于镜子（mirror）的定义，在百科全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一块磨光的金属或背面涂银的玻璃，四轴常装有框架，通过反射产生图像。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金属磨光镜，中国古代的青铜镜，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纽伦堡 和威尼斯的制镜中心，以大量豪华镜子装饰著名的凡尔赛宫，镜子在人类的生活空间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摄影家在160多年的历史中对镜子发生兴趣，也许也就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最早使用镜面进入摄影画面的那一位摄影家是谁，恐怕无从考证。但是在历史的记录档案中，有一位被经常提到的英国女性、也是摄影史上被提到的最早的女性摄影家之一：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小姐（Lady Clementina Hawarden，1822-1865）就有一幅作品和镜面相关。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次展出中，她那些颇具风格特征的照片，尤其是拍摄闺中少女以及孩子的画面，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令周围的亲朋好友们羡慕不已。请看一幅题为《年轻女孩和镜子的反射》（1860）的照片，画面中的年轻女性就是霍瓦登小姐的女儿克莱门蒂娜，正站立在一面大的镜子前面陷入一种梦幻的状态之中。如果从她的姿势和以她的左手弯曲的手腕为轴心的镜面效果分析，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故意是以镜面的反射为目的而摆出了这样的姿势。这面带有立座的长镜子经常出现在她的照片中，甚至我们还可以在霍瓦登小姐的作品中找到另外一些相同题目的照片，只不过人物的角度和姿势有所不同罢了。这时候我们就有必要深究这面镜子的底细--原来这面镜子是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家具，是以普赛克，这位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所命名的，霍瓦登小姐让它在自己的照片中反复出现，自然是有所“预谋”的。据古希腊神话，普赛克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而爱神艾洛斯以其激情和肉欲的爱情象征追逐着她。普赛克最终成为灵魂和精神象征，和肉体的爱欲成为对照。画面中的克莱门蒂娜以其美丽和忧郁的神情，成为一种精神和肉体若即若离的象征，镜子的出现也就成为象征中不可缺少的情节，同时暗示着人类无处不在的双重性。
接下来是克拉伦斯·怀特（Clarence White，1871-1925），一位在世纪之交杰出的美国画意派摄影家，摄影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也留下了和镜子相关的作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一幅照相凹版制作的照片《照镜子的少女》（1898），采用白金印相法制作，棕黄色的画面上光影结构微妙多变，一面放在窗口边的方镜子映照了女性另外一个侧面，而一面圆的镜子则将窗外进入的光线反射到少女的脸上，若明若暗之间，强化了画面的神秘气氛和少女的独有魅力。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画面中女性的确切身份，然而正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使画面中的女性永远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尤其是两面镜子的出现，一圆一方，更是令人浮想联翩。克拉伦斯·怀特不仅从表面的迷人风范走入女性内心的隐秘，更擅长于通过人体展现女性双重的魔力。他在1905年拍摄的《裸体和镜面》，也是一幅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面巨大的圆镜，在一个独立的瞬间将女性的身姿演绎成双重的视野，并通过画面中大面积的黑色渲染了神秘的气氛。克拉伦斯·怀特的照片也许试图说出这样一个秘密，女性的人体不仅仅是可以看的，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值得从不同的时空进行欣赏，镜子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摄影家杜安·迈克尔斯（Duane Michals，1932－ ）在摄影界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早年喜欢绘画和诗歌，随后成为在纽约工作的自由摄影家，先是拍摄无人居住的城区环境系列片"无人的纽约"，已经隐含着象征的意味，后来以创作奇特的象征摄影作品而声名大作。比如在60年代初期，才30出头的迈克尔斯就为著名的画家拍摄过一系列的肖像，以其怪诞的风格引起了摄影界的注意。其中面对超现实主义画家米歇尔·杜尚，他以玻璃窗作为镜面的表现手法，一下子模糊了现实与幻觉之间的距离。这幅《米歇尔·杜尚》（1962）初看之下令人吃了一惊，不知画家是坐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被拍摄下来的。面对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初出茅庐的迈克尔斯竟然玩起了挪移大法，的确是有不小的勇气。
除了摄影家的被摄对象在镜子中出现之外，在和镜子关联的画面中，摄影家的自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
女摄影家伊尔塞·宾（Ilse Bing，1899—1998）留下过一幅很著名的和照相机在一起的自拍像——《和徕卡在一起的自拍像》（1931），成为她最为重要的图像之一。有评论说，摄影家所面对镜面的自拍，是一次极需勇气的挑战。当照相机的取景器面对新的镜面时，就是一个混合着不同平面空间的理念，它会对拍摄者和被摄者产生不可名状的压力。在这幅照片中，宾不仅自己面对镜面，而且通过侧面的一面镜子，产生了双重的反射效果，同时也使“徕卡女王”的徕卡相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视觉空间造型，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构成强大的张力。她和照相机的镜头构成了多重的目光视点，令观众在面对这幅照片时也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不知是迎合哪一重视点才好。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照片上发现，女摄影家在拍摄时的眼睛和照相机并非接触的，是保持一段距离的。因此不仅在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摄影家和照相机之间的距离，也必须是由一种被称之为“凝视”的东西连接的。这样的一种凝视就是一种张力，这样一种张力也就是令人激动的神秘因素所在。
其中和照相环境以及镜面在一起自拍最有名的恐怕是美国摄影家曼·雷（Man Ray，1890—1976）的一幅作品《自拍像》（拍摄时代不详）——通过一面扭曲的镜面完成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变形的空间，变性的照相机和变形的曼·雷正在按动快门线。照片从头到底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就是对缺乏创造力的世界一次轻轻的嘲讽。
还有一幅很出名的面对镜子的自拍像，出自纽约的摄影家理查德·阿威顿（Richard Avedon，1923－ ）之手。和前者不同的是，在阿威顿的照片中，不仅有摄影家本人，还有另外两位和时装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哈泼斯市场》杂志的著名编辑戴安娜·维里兰德，著名的时装模特儿多维玛。在这幅题为《时装排练，巴黎》（1955）的照片中，当时还很年轻的摄影家在镜子中组合了时装摄影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对时装摄影的巧妙概括。尽管这以后阿威顿在名人、时装、时尚等领域中游刃有余，在数十年的摄影生涯中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但是这幅作品已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绝非是偶然的。正如阿威顿所说，每一个站在照相及前面的人，都想要“扮演”一个形象，都想要摆出一付姿态，这就离开了自我成为“假象”，所以阿威顿同他的拍摄对象之间便产生了一种虚构与真实的对抗，直到他使对象丢掉了所有的“面具”，才按下快门。尤其是在这幅作品中，他依靠自己同时在镜头前介入的可能，使一次自拍成为早有预谋的演出，利用化妆间的镜子完成了一次颇具意味的对话，同时也成为历史进程中一次不可多得的私人记录。
在50年代出生的女摄影家中，还有一位如同流星般在摄影的星空中闪烁的人物就是弗兰瑟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1958—1981），她也留下了一些和镜面相关的自拍像，而且更具现代意识。这位出生于丹弗的女性，在罗德岛设计学校毕业后，生活在纽约和意大利。她的父母都是艺术家和大学教师，使她从小就获得了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知识，为她以后的创造方式奠定了基础。就在她的艺术生涯刚刚被社会所认同，出版了一本题为《一些零乱的室内几何图形》的画册后不久，突然间以自杀的方式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她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说出了自己想要说出的东西，其它的一切留待天国去寻求了……
伍德曼的创作主要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对象的，然而却和灵魂相关。她的不少作品都是在镜子前完成自拍的。比如《深谋远虑》（1975），就是她自己的身体在镜面上的一次“演出”，彻底虚化的上身和清晰的镜面，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而另外一幅《自我欺骗》（1978），则是她自己悄然爬过墙角的画面，一面预先准备和的镜子，说出了“蓄谋已久”的故事。不管是“深谋远虑”也好，“自我欺骗”也罢，伍德曼总是以其奇妙的、经常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像，在她身后制造了神秘。她试图通过她的图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身体图像的界限在哪里？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映像的区别在哪里？一个人何以活着继而消失？就像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少女，永远是处于一种自我观照的映射之中。在她去世之后，一些回顾展不断地被推出，比如在1986年的美国和1998年的巴黎，她的巡回展览引起了更多人们的注意，《弗兰瑟斯卡·伍德曼》这本书在最近的出版，也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据百科全书的定义，镜子一般有两种反射方式，它可以有平的表面，也可以有弯曲的表面。美国摄影家安德烈·柯特兹（Andre Kertesz，1894－1985）就是善长于利用扭曲镜面的大师。通过一些变形的镜面，随意夸张和扭曲人体的某部分躯干，在30年代的摄影空间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痕迹。比如他曾负责过很吸引人的《畸变》丛刊的工作，该刊登载的人体变形影像富于幽默感，优美而奇特，但绝不排斥人体所固有的温暖和肉体感。他在1933年完成于巴黎的《变形系列》，就是从不同的方位利用镜面肆无忌惮地“观看”女性原本洁净匀称的躯体，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1976年，这位摄影家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化艺术大师头衔，这一系列抽象的人体自然成为他独到目光的一个佐证。
最后我们不应该遗忘的是，在镜面的使用上最为出神入化的，莫过于纪实和时装摄影大师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1928－ ），他在1963年被世界摄影博览会的国际评委推选为摄影史上30名最重要的摄影家，主要原因是他拍摄于1956年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画册《纽约的生活对你有利——威廉·克莱因恍惚中看到的狂欢》在欧洲的巨大反响。在画册中他使用了被称之为“摄影中所不应干的失败做法”，以人为的事故、粗颗粒、模糊和变形，构成了全新的视觉语言，从而恰到好处地将纽约的生活充满激情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我们还能读到一些经典的时装摄影作品，尤其利用了放置在大街上的镜子，以略显夸张的造型和幽默的色彩，就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喝彩。有评论认为他那些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手法，“是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将自我的力量和勇气相结合”。当他的作品在80年代在纽约展出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萨考夫斯基写道：“克莱因20年前的照片或许是那个时候最不妥协的。它们是无畏的，表面上是最腐化堕落的——和人们习惯的正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画面向人们证实了在照片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从而扩大了生活的词汇量。”
这里我们选出他的三幅作品，不难看出镜子在这些画面中的独特意义。一幅是《桑德拉》（1962），杂乱的都市空间因为镜子的映照，呈现出莫名的静谧。一幅是《群像》（1962），诸多名模的身影，恐怕难敌一面镜子中的映像。第三幅是《依莎贝拉》（1962），镜面的折射使名模成了三条腿的“精灵”，还有比这更令人不可思议的吗？
当有人要克莱因谈谈自己的摄影时，他总是说出三个词：“精神恍惚（Trance）、目击（Witness）、狂欢作乐（Revels）。克莱因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将自己退到了镜子的后面，留给世界一片恍惚。
——以上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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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镜面和摄影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仔细一想就会意识到，除了大片幅相机之外，几乎所有的单反相机和旁轴平视取景相机，都是靠镜面的折射完成取景的--前者是一块反光镜加上五棱镜，后者也是取景框中的镜面在起折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折射之后，摄影家又对新的折射产生了兴趣，这就是利用现实生活中的镜面，再造一重美丽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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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镜子（mirror）的定义，在百科全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一块磨光的金属或背面涂银的玻璃，四轴常装有框架，通过反射产生图像。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金属磨光镜，中国古代的青铜镜，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纽伦堡 和威尼斯的制镜中心，以大量豪华镜子装饰著名的凡尔赛宫，镜子在人类的生活空间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摄影家在160多年的历史中对镜子发生兴趣，也许也就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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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使用镜面进入摄影画面的那一位摄影家是谁，恐怕无从考证。但是在历史的记录档案中，有一位被经常提到的英国女性、也是摄影史上被提到的最早的女性摄影家之一：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小姐（Lady Clementina Hawarden，1822-1865）就有一幅作品和镜面相关。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次展出中，她那些颇具风格特征的照片，尤其是拍摄闺中少女以及孩子的画面，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令周围的亲朋好友们羡慕不已。请看一幅题为《年轻女孩和镜子的反射》（1860）的照片，画面中的年轻女性就是霍瓦登小姐的女儿克莱门蒂娜，正站立在一面大的镜子前面陷入一种梦幻的状态之中。如果从她的姿势和以她的左手弯曲的手腕为轴心的镜面效果分析，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她故意是以镜面的反射为目的而摆出了这样的姿势。这面带有立座的长镜子经常出现在她的照片中，甚至我们还可以在霍瓦登小姐的作品中找到另外一些相同题目的照片，只不过人物的角度和姿势有所不同罢了。这时候我们就有必要深究这面镜子的底细--原来这面镜子是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家具，是以普赛克，这位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所命名的，霍瓦登小姐让它在自己的照片中反复出现，自然是有所“预谋”的。据古希腊神话，普赛克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而爱神艾洛斯以其激情和肉欲的爱情象征追逐着她。普赛克最终成为灵魂和精神象征，和肉体的爱欲成为对照。画面中的克莱门蒂娜以其美丽和忧郁的神情，成为一种精神和肉体若即若离的象征，镜子的出现也就成为象征中不可缺少的情节，同时暗示着人类无处不在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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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克拉伦斯·怀特（Clarence White，1871-1925），一位在世纪之交杰出的美国画意派摄影家，摄影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也留下了和镜子相关的作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一幅照相凹版制作的照片《照镜子的少女》（1898），采用白金印相法制作，棕黄色的画面上光影结构微妙多变，一面放在窗口边的方镜子映照了女性另外一个侧面，而一面圆的镜子则将窗外进入的光线反射到少女的脸上，若明若暗之间，强化了画面的神秘气氛和少女的独有魅力。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画面中女性的确切身份，然而正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使画面中的女性永远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尤其是两面镜子的出现，一圆一方，更是令人浮想联翩。克拉伦斯·怀特不仅从表面的迷人风范走入女性内心的隐秘，更擅长于通过人体展现女性双重的魔力。他在1905年拍摄的《裸体和镜面》，也是一幅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面巨大的圆镜，在一个独立的瞬间将女性的身姿演绎成双重的视野，并通过画面中大面积的黑色渲染了神秘的气氛。克拉伦斯·怀特的照片也许试图说出这样一个秘密，女性的人体不仅仅是可以看的，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值得从不同的时空进行欣赏，镜子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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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家杜安·迈克尔斯（Duane Michals，1932－ ）在摄影界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早年喜欢绘画和诗歌，随后成为在纽约工作的自由摄影家，先是拍摄无人居住的城区环境系列片"无人的纽约"，已经隐含着象征的意味，后来以创作奇特的象征摄影作品而声名大作。比如在60年代初期，才30出头的迈克尔斯就为著名的画家拍摄过一系列的肖像，以其怪诞的风格引起了摄影界的注意。其中面对超现实主义画家米歇尔·杜尚，他以玻璃窗作为镜面的表现手法，一下子模糊了现实与幻觉之间的距离。这幅《米歇尔·杜尚》（1962）初看之下令人吃了一惊，不知画家是坐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被拍摄下来的。面对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初出茅庐的迈克尔斯竟然玩起了挪移大法，的确是有不小的勇气。
除了摄影家的被摄对象在镜子中出现之外，在和镜子关联的画面中，摄影家的自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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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摄影家伊尔塞·宾（Ilse Bing，1899—1998）留下过一幅很著名的和照相机在一起的自拍像——《和徕卡在一起的自拍像》（1931），成为她最为重要的图像之一。有评论说，摄影家所面对镜面的自拍，是一次极需勇气的挑战。当照相机的取景器面对新的镜面时，就是一个混合着不同平面空间的理念，它会对拍摄者和被摄者产生不可名状的压力。在这幅照片中，宾不仅自己面对镜面，而且通过侧面的一面镜子，产生了双重的反射效果，同时也使“徕卡女王”的徕卡相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视觉空间造型，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构成强大的张力。她和照相机的镜头构成了多重的目光视点，令观众在面对这幅照片时也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不知是迎合哪一重视点才好。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照片上发现，女摄影家在拍摄时的眼睛和照相机并非接触的，是保持一段距离的。因此不仅在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摄影家和照相机之间的距离，也必须是由一种被称之为“凝视”的东西连接的。这样的一种凝视就是一种张力，这样一种张力也就是令人激动的神秘因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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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和照相环境以及镜面在一起自拍最有名的恐怕是美国摄影家曼·雷（Man Ray，1890—1976）的一幅作品《自拍像》（拍摄时代不详）——通过一面扭曲的镜面完成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变形的空间，变性的照相机和变形的曼·雷正在按动快门线。照片从头到底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就是对缺乏创造力的世界一次轻轻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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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幅很出名的面对镜子的自拍像，出自纽约的摄影家理查德·阿威顿（Richard Avedon，1923－ ）之手。和前者不同的是，在阿威顿的照片中，不仅有摄影家本人，还有另外两位和时装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哈泼斯市场》杂志的著名编辑戴安娜·维里兰德，著名的时装模特儿多维玛。在这幅题为《时装排练，巴黎》（1955）的照片中，当时还很年轻的摄影家在镜子中组合了时装摄影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对时装摄影的巧妙概括。尽管这以后阿威顿在名人、时装、时尚等领域中游刃有余，在数十年的摄影生涯中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但是这幅作品已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绝非是偶然的。正如阿威顿所说，每一个站在照相及前面的人，都想要“扮演”一个形象，都想要摆出一付姿态，这就离开了自我成为“假象”，所以阿威顿同他的拍摄对象之间便产生了一种虚构与真实的对抗，直到他使对象丢掉了所有的“面具”，才按下快门。尤其是在这幅作品中，他依靠自己同时在镜头前介入的可能，使一次自拍成为早有预谋的演出，利用化妆间的镜子完成了一次颇具意味的对话，同时也成为历史进程中一次不可多得的私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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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出生的女摄影家中，还有一位如同流星般在摄影的星空中闪烁的人物就是弗兰瑟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1958—1981），她也留下了一些和镜面相关的自拍像，而且更具现代意识。这位出生于丹弗的女性，在罗德岛设计学校毕业后，生活在纽约和意大利。她的父母都是艺术家和大学教师，使她从小就获得了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知识，为她以后的创造方式奠定了基础。就在她的艺术生涯刚刚被社会所认同，出版了一本题为《一些零乱的室内几何图形》的画册后不久，突然间以自杀的方式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她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说出了自己想要说出的东西，其它的一切留待天国去寻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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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曼的创作主要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对象的，然而却和灵魂相关。她的不少作品都是在镜子前完成自拍的。比如《深谋远虑》（1975），就是她自己的身体在镜面上的一次“演出”，彻底虚化的上身和清晰的镜面，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而另外一幅《自我欺骗》（1978），则是她自己悄然爬过墙角的画面，一面预先准备和的镜子，说出了“蓄谋已久”的故事。不管是“深谋远虑”也好，“自我欺骗”也罢，伍德曼总是以其奇妙的、经常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像，在她身后制造了神秘。她试图通过她的图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身体图像的界限在哪里？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映像的区别在哪里？一个人何以活着继而消失？就像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少女，永远是处于一种自我观照的映射之中。在她去世之后，一些回顾展不断地被推出，比如在1986年的美国和1998年的巴黎，她的巡回展览引起了更多人们的注意，《弗兰瑟斯卡·伍德曼》这本书在最近的出版，也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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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百科全书的定义，镜子一般有两种反射方式，它可以有平的表面，也可以有弯曲的表面。美国摄影家安德烈·柯特兹（Andre Kertesz，1894－1985）就是善长于利用扭曲镜面的大师。通过一些变形的镜面，随意夸张和扭曲人体的某部分躯干，在30年代的摄影空间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痕迹。比如他曾负责过很吸引人的《畸变》丛刊的工作，该刊登载的人体变形影像富于幽默感，优美而奇特，但绝不排斥人体所固有的温暖和肉体感。他在1933年完成于巴黎的《变形系列》，就是从不同的方位利用镜面肆无忌惮地“观看”女性原本洁净匀称的躯体，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1976年，这位摄影家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化艺术大师头衔，这一系列抽象的人体自然成为他独到目光的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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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不应该遗忘的是，在镜面的使用上最为出神入化的，莫过于纪实和时装摄影大师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1928－ ），他在1963年被世界摄影博览会的国际评委推选为摄影史上30名最重要的摄影家，主要原因是他拍摄于1956年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画册《纽约的生活对你有利——威廉·克莱因恍惚中看到的狂欢》在欧洲的巨大反响。在画册中他使用了被称之为“摄影中所不应干的失败做法”，以人为的事故、粗颗粒、模糊和变形，构成了全新的视觉语言，从而恰到好处地将纽约的生活充满激情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我们还能读到一些经典的时装摄影作品，尤其利用了放置在大街上的镜子，以略显夸张的造型和幽默的色彩，就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喝彩。有评论认为他那些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手法，“是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将自我的力量和勇气相结合”。当他的作品在80年代在纽约展出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萨考夫斯基写道：“克莱因20年前的照片或许是那个时候最不妥协的。它们是无畏的，表面上是最腐化堕落的——和人们习惯的正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画面向人们证实了在照片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从而扩大了生活的词汇量。”
这里我们选出他的三幅作品，不难看出镜子在这些画面中的独特意义。一幅是《桑德拉》（1962），杂乱的都市空间因为镜子的映照，呈现出莫名的静谧。一幅是《群像》（1962），诸多名模的身影，恐怕难敌一面镜子中的映像。第三幅是《依莎贝拉》（1962），镜面的折射使名模成了三条腿的“精灵”，还有比这更令人不可思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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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要克莱因谈谈自己的摄影时，他总是说出三个词：“精神恍惚（Trance）、目击（Witness）、狂欢作乐（Revels）。克莱因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将自己退到了镜子的后面，留给世界一片恍惚。
——以上为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