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庆：莒地先秦考古述要

古莒地当今之青岛、潍坊、日照和临沂地区之间，大体处于沂沭潍三河之中上游流域，自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的１０年之间，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并对发掘和其有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果显著，现将其主要收获按时代顺序加以简述： 一、莒地文化的源头 莒之早期文化纵向发展的最早源头，是鲁山深处所发现的沂源猿人化石，和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在莒县西北边陲沂源县土门镇鲁山之阳，骑子鞍山东南麓的一个裂隙中，发现了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继之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猿人化石，有头盖骨１块、眉骨２块、肱、肋、股骨各１块和牙齿６枚。所有这些化石约分属两个成年猿人的个体，其眉骨的粗壮和牙齿的原始性与北京猿人近似。同时还出土一些肿骨鹿、李氏野猪、巨河狸、梅氏犀牛、鬣狗等动物骨骼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①。据估计，沂源人化石距今约４０万年左右。这是山东地区首次发现猿人化石，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将莒地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４０万年。由于人种和地缘的关系，我们虽不能视此种猿人即为东方夷人的直系祖先，但仍可认为，他们和以后在此同一地区繁衍生长的东夷文化，有密切的传承关系。 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依赖于沂源猿人这一孤证，而且还通过对该地区考古发掘的，相对集中的大批旧石器文化遗址，进行考证得出来的。 １９８３年在沂水县西北诸葛乡范家旺村，有一南洼洞，高３．６米、宽５米、深１４米，系石灰岩溶洞，在此采集到７件石灰岩质石核、石片和砍砸器，同时出土动物化石葛氏斑鹿，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①。据岩洞规模和残存堆积考察，此洞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一处居住遗址。 １９８３年，日照市北丝山乡的秦家官庄，发现了一片红黄色土状堆积，厚达１０余米，有３层，试掘中在第２层的底部出土１０件打制刮削器和砍砸器，石质为板岩、脉石英和石英，制作为锤击打片、单向修理为主，被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②。 １９８１年于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柏坪山北坡，发现一石灰岩溶洞，名曰上崖洞。洞口面南，高６米、宽２米、进深１０００米，旧石器遗址位于近洞口处，采集到５０多件旧石器，多为石英岩质，均以直接打击法制作，单面修理，有明显使用痕迹。器种有尖状器、刮削器和石核。据推断遗址距今约七八万年③。 在沂水县西南部的湖埠村西北，沂河之东有石灰岩小岭，１９８３年在这里采集到粗大的打制石器１２件，其中刮削器、砍砸器、石核和石球等，石质为石英石和砂岩，均用直接打击法制作④。其原料、器类、特征都与上崖洞晚期旧石器相似，当属旧石器晚期文化遗物。这些遗存物集中分布在沂、沭河的上中游地区，证明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长达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体系。可称之为“沂沭旧石器文化”。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为研究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研究东夷文化的起源，勾画出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更显得意义重大而突出。 二、细石器时代 莒地细石器遗存于１９８２年在临沂凤凰岭首次发现。此后两年，在沂沭河流域开展了以细石器为中心的专题调查。在临沂市的汤头镇和城东的青峰岭；莒县长岭乡坡子、大官庄乡的大官庄和陈家屯；沂水、莒南等地，陆续发现了众多细石器地点和遗址，总数达七十处之多，主要分布在沂沭河中游地带的丘岭之上。虽点较多，但品种、制造工艺和质地方面大体一致，似可暂称之为“沂沭细石器文化”。 沂沭细石器分石核器和石片器两类。前者有船底形、楔形、锥形、棱柱形、漏斗形等多种形状的的石核。后者有拇指盖状、圆头龟状及斧状刮削器，小石片刮削器、斜刃刮削器、尖状器、凿形器、舌形器等。一些代表器物如船底形、楔形、扇面形石核及拇指盖状刮削器等已较定形。石质主要有石英、燧石变质岩和水晶等。多采用直接打击法产生石片，再用间接法修整，多数采用单面加工，压制技术较熟练；不少器物第二步加工时也用直接法；直接法和间接法互使用是沂沭细石器文化的一个特点。 沂沭细石器文化的年代虽未经科学测定，但其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这个阶段，由于未发现陶片和磨制石器，据张学海先生推断，其绝对年代在１万年左右至３万年。其早期遗存已进入旧石器时代之末，晚期遗存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是山东最早的无陶器新石器文化。它可能是由沂沭旧石器文化直接发展而成，它是继沂源猿人“沂、沭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之后，山东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突破性成果。细石器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东方滨海地区分布地理上的空白，而更重要的则是研究东方滨海的关系之根本条件最突出的物证。 三、新石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莒地区域相当繁荣，已发现的这个时期的遗址达数百处，遍布沂沭淮河流域，仅莒县就发现１２０余处。经正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临沂大范庄，日照两城镇、东海峪、尧王城等遗址。通过发掘，莒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已经明确，其顺序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陵阳河遗址位于莒城东１０里，总面积为５０万平方米。１９５７年发现，１９６３年和１９７９年两次清理发掘墓葬４５座；在距陵阳河北７公里的大朱家村遗址清理墓葬５０座；在距陵阳河西１．５公里的杭头遗址清理墓葬５座。出土随葬品千余件，随葬品中有大量酒器。陵阳河第１９号墓中出土一件陶质牛角形号，吹之声闻数里，是大汶口文化以前考古史上仅有的发现，极为罕见。墓主生前当有特殊身份，它象征着东夷民族已经出现了军事领袖。这批墓葬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规模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悬殊，反映了社会贫富差别。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大中型墓葬中有随葬厚胎大口尊，其外上部刻划“图像文字”，目前莒县已有３处遗址发现图像文字２０个。相同者有４个，字体工整、严谨。可见这些图像文字已定型化。已故于省吾、唐兰等先生则认为是早于甲骨文的文字。该遗址属大汶口文化，同时还出土两件酷似鸟形的双銴鬶和诸多鸟头盖钮的高柄杯等，这些器形的出土，对研究古代“鸟图腾崇拜”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大范庄遗址位于临沂相公镇１华里处，面积５万平方米。出土器物有蛋壳黑陶杯、陶鬶、背壶、陶鼎、陶瓶等。器物通体黑亮，尤其蛋壳陶杯，造型优美，质地细腻，堪称原始制陶之精品，文物之瑰宝。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个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遗存。 两城镇遗址位于日照市两城镇西北岭，是一处背山面海的遗址，面积约９０万平方米，１９３６年由尹达、梁思永先生发掘，清理墓葬５０余座，出土石器有石斧、石凿、石刀、石镞等；陶器有蛋壳黑陶杯、红陶档、陶鬶、陶鼎、缸、盆等器物。这些器物长期以来被作为典型的龙山文化器物。 日照东海峪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相距不远。面积约４０万平方米。分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互相叠压。下层是大汶口文化晚期，上层是龙山文化，而中文化层显示了由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发展的过渡形态。如大汶口文化黑陶高柄杯，经过这一期的蛋壳高柄杯，发展为龙山文化宽沿蛋壳杯。从而为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找到了证据。根据古史传说这一地区主要居住着东夷部族，它同中原夏族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文化和风俗。因而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很可能是东夷诸部落远古文化发展的先后两个阶段。 尧王城遗址位于日照市高兴乡尧王城村西，面积５２万平方米，遗址内涵丰富，曾出土石刀、石斧、陶鬶、陶鼎等大量文物，还发现了成正方形的房基建筑，边长３至４米，墙厚０．４米，用粘黄土坯砌成，墙壁内外均涂泥面，为研究新石器时代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遍布莒地，依炭十四测定并经校正这一文化谱系的年代，距今７３００年至４０００年左右，前后延续３５００年，莒地在新石器时代已是泰沂文化区的中心。 自岳石文化确立以来，改变了夏代山东地区文化面貌不清晰的状况。它是龙山文化的延续。其范围以山东为中心，南面包括江苏淮北，北部可能进入河北，东北抵达辽东半岛的大部地区，有同山东龙山文化基本一致的分布范围，莒地岳石文化遗址可谓比比皆是，多数和龙山文化重叠在一起。仅莒县就有塘子、陵阳河、桃园、八里庄子、三角汪、上峪等１０处遗址。 塘子遗址位于莒城东北３公里塘子村东３００米处。总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出土器物有豆、簋、罐等，其特点以夹砂陶和泥质黑灰陶两大类。夹砂陶色不纯，火候低质易碎。陶器的陶胎器重，器表多素面磨光，常见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刻划纹、压印纹等，同时还保存着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三镂孔纹。石器为半月牙形双孔石刀、扁平铲为特征。岳石文化还发现了小刀、锥、镞等青铜小件，是山东一带的早期青铜的文化。 四、岳石文化和商周遗存 岳石文化在莒地的大量发现，填补了莒地古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使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有机的接连在一起，形成海岱之间莒地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完整谱系，为这个地区文化史、文化传统和历史状况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科学资料。岳石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把夏代古文化、民族关系、尤其是夏夷、夷商关系及历史状况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⑤。 莒地１９８８年文物普查时，商代遗址亦多有发现，仅莒县就发现商代遗址８处，还有一些直接坐落于新石器遗址之上。主要遗址有：莒县栗林、大塘坊、庄家山、后横山；苍山县的东高尧；费县等地，分布范围很广泛。陶器主要有厚胎宽沿鬲、素面鬲等，保留传统之因素。１９８１年秋，北京文物工作队从北京铜厂拣选出传为山东费县出土的２８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带铭文者２０余件，铭文内容为“举皻”⑥，这批青铜器的数量多而种类全，绝大多数带铭文，且内容相同。由其组合情况来推断，系出自墓葬。包括礼器和兵器两大类。礼器的有鼎、甗、簋、豆、爵、觚、觯、斝、尊、卣、罍、盉、盘等。金文中的“皻举”乃为二族，孙敬明先生云：“举为商代古老部族，皻乃由其为衍而来，两者同属一器，可见之分衍过程。”卜辞中凡数十条与商王伐皻有关。由此证明，在商代古国中国力之强盛。 由上可见，当时莒国有发达的青铜文化，不但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优厚传承，而且还有殷商文化很多相同之处。亦说明它们之间的文化交融有其悠久的历史。尤其传出费县商代青铜器中所谓的铜豆诸器，颇具地方特色，若再下接其绵绵细流，则于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中出土的莒国自铭曰簋的诸件器物，察其源流，这应是莒地文化中的突出特点之一。 两周时期，经过考古调查，周代遗址，已发掘的主要有：钱家屯、天井汪、老龙腰、柳清河、于家沟、沂水刘家店子、临沂凤凰岭等遗址。 钱家屯遗址位于莒故城北１公里处，１９８２年进行过抢救性发掘，清理西周至战国墓葬５０座，出土器物有鬲、豆、罍、罐、铜剑等，同时从几个龙山文化的灰坑中出土的陶甗、豆盆等器物。该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有龙山文化、西周、东周等几个时期的遗存。 #9% １９６３年在莒城东北２５里的天井汪出土了２２件形体较大的青铜器，应是莒国墓葬。其中列鼎７件（盖鼎１件），罍２件，壶、匏壶、盘各１件，又有编钟６件、镈３件，但都没有铭文，其墓主身份很难推断。从其出土的铜罍、鼎的造型风格及诸器的组合特点，虽无铭文自报家门，但较之其他有铭文者，它们属莒器无疑。 １９７５年在莒城南３０公里的老龙腰发现了２座春秋时期的莒国人殉大墓，墓内皆殉葬１０人，随葬器物的组合，陶器均为７鼎和壶、罐、甗、豆等，墓一有６敦，墓二有６鬲。再有铜质礼乐器、车马器和兵器。在形制上陶器多独具风格、铜器多与其他的基本一致。二号墓出土９件编钟，都有文字相同的７０字铭文，表明作器者是“（莒）叔之仲子平”，据资料报告者推断，此墓主人就是后来做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⑦。孙敬明先生则释此莒国贵族即莒公子季佗⑧。其说为：“视铭文促平为兹平公则系误。这是因为文献中不是兹平公，而是公、平与字形近易讹，番视不谛，就会弄错，这在前人中亦会出现过同样错误。根据墓葬规模及器物组合等情况，我们认为此钟的主人是莒国贵族，佗。” 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典型的莒国之王公贵族墓。它不但器物造型独具特色，而具铭文用语亦颇有地方风格。其谓：“而戈而戈雍雍，闻於夏东”，这不但前所未见，而且为研究夷夏之防，提供科学之依据。 ５０年代初，在沂水县李家官庄曾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近年在刘家店子发现两座春秋大墓，出土鼎、簋、壶、鬲、盆、盘、匜、编钟等青铜器２００多件，为山东省历年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次。这一地带是春秋时期莒国之西北边陲，曾出土一件带铭文的莒公戈，此墓应为莒墓，墓主人身份尚待进一步研究。 １９８８年在莒城东南２５公里的于家沟发掘春秋古墓１座，南北６．５米、东西４．２米的土坑竖穴墓，墓内有两具殉人、出土器物２１件，其中陶器有罍、豆、罐等，铜器有鼎、豆、盘、匏壶、敦各１件。匏壶颈上刻有“莒大步之孝子平……”铭文２９字。 １９６９年于莒城东南１８公里的老营村南，出土青铜器一组，有鼎３件，罍２件，盘、鬲、提梁壶各１件，据器形和纹饰分析属春秋时期遗物。 １９９３年４月，在莒县东莞镇大沈刘庄，齐长城之阳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墓葬，出土陶器有鼎、豆、敦、罐、壶；车马器有辖、辔、马衔、伞头；兵器有戈６件、剑２件，矛１件，同时出土的石贝２００余件。 １９７０年在诸城市臧家庄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有镈、钟、鼎、壶、罐、镂孔奁形器等３８件。其中两组编镈（７件）、编钟（９件）和一件鹰首提梁壶都是这些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这些新奇的青铜器出土，不仅显示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技术水平，而且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在观念形态的反映。 五、文化特点举要 综上所述，莒地是东夷文化的重要中心，是以沂源猿人为祖先，世代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以群众的智慧，逐渐积累，形成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并一脉相承，自成体系，代代延续，且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中国古代诸文化区域中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之一。 举其特点约有以下数种：从旧石器、细石器历新石器时代，直到三代以降，此地区的文化可谓溯源亘古而流风绵绵，此为特点之一；无论该区之旧石器文化、细石器、新石器以及三代人类活动的遗存，大都较之周边地区，而显得内涵丰富，异彩纷呈，此为特点之二；史载东夷地处东方，且有九夷（九种）之谓，稽之文献与考古资料，其实又何止九种，我们由考古文化研究而认为，夷即是一种地域人文文化的概念，其不但与地域、族团文化习俗有密切关系，而且更与时间的变化关系密切。 但是，统览由商而到西周甚至春秋时期，东方诸夷中，尤其濒海而居的诸夷人，大者约在由南而北之淮夷、东夷、莱夷三大种，其中又分好多名类，而东夷中之强者，非莒夷莫属。稍检文献可见，商周时期，东夷一直为两代王室的心腹之患，商之亡国，周之衰微，这都与东夷的侵犯和频繁用兵有关，而其中坚顽抵抗者，亦是莒夷莒国，由铭文、卜辞证之，莒人势力强大，是东夷的首领，而这种文字上的资料，亦是从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大量丰富的文化遗存上得到明确证实。并且莒地文化的历史传承经久不衰和其丰富多彩的特点，亦正是标明此地文化发达之程度始终是高于周边地区的又一特点，此其特点之三。本来莒地即处于苏北鲁南一带，它不但是地域文化的中心区，而且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地带，这种交流从远古之初有人类以来，应当就在产生发展着，而到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则更为明显突出了。若摄其要者，诸墓葬的形制、棺椁制度，殉人与否，随葬品的种类与组合等，都有其独特之处，或可谓其有别于齐鲁与高周王室，同时又与他们乃至吴越楚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特点的出现，恐怕是由于地缘关系的作用，如果我们研究东周历史，以现秦之大统一的因素，而在东方地区这种文化交流与统一的因素，亦不薄弱，尽管从西周至春秋乃至更早所形成的文化共性，因战国异政而出现所谓车不同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情景，但亦不容忽视，在新的否定变异之中，则又有新的统一因素产生，而莒地的青铜文物兼有齐鲁越楚徐诸种浓淡不同的因素而存在，则正是此点之说明，且又是其特点之四。 大概凡古人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中心，相应的亦颇具军事作用，所论之莒亦不例外，其初与商周王朝抗争，后则与齐鲁楚诸侯争雄，最终亡于楚人之手，一则说明其军事力量强大，再则说明其军事地域之重要。春秋齐之筑长城旨在以备楚莒，而莒在长城之阳，有时则逾越长城而侵及齐边之小国土地，互相抗争。齐因长城之防，其于长城之阴设有军事守戌点并今遗留有带铭文的兵器和石垒、石块可资证明，莒则于长城之阳，亦凭山布军，加强北面之防御，前如大沈刘庄出土的铜剑、戈、矛等，并与西之沂水、东之五莲、诸城一线出土的兵器，均可说明莒国军事地理和军事实力，以及古代军事学的发展都较突出，此其特点之五。五点之谓，自属不全，但律之要者，当不致遗失太远矣。 注释： ①见《山东沂水南洼洞旧石器、细石器调查》报告及《考古》一九八五年第八期。 ②见《山东日照秦家官庄旧石器》调查报告及《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③山东省文物普查资料。 ④《山东沂水晚期旧石器、细石器调查》报告及《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⑤张学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⑥程长新等《北京拣选一组二十八件商代铭文铜器》、《文物》一九八二年九期。 ⑦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殉人墓》、《考古学报》一九七八年三期。 ⑧孙敬明：《莒史缀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 （刊自台湾《古城阳》第七、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