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转型时期中国的立法原理》
刘海波
汪丁丁先生的文章《寻求转型时期中国的立法原理》针对中国现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意指中国法治的难以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法理基础不清或缺失造成的。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理解就是语言存在逻辑上的误区,这种误区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立法依据不清,法律条文相互打架。 文章例举立法三原理。这些经验表明了一种立法的态度,并没有触及立法要依据的行为模式。也就是立法要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符合人性的基础行为出发。这个基础行为中隐含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就是立法工作要看齐的。 文章指出中国的法源于欧洲大陆法系,较少源于英美法系。而20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大陆法意识到英美习惯法(也称“案例法”或“普通法”)与市场经济更相适应而逐渐引入英美法系的原理。 这些法史渊源我不甚了解。但以文章所述,欧洲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靠近,是因为英美法系更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我想文章在这里指出了立法工作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模式靠近的事实。也是说市场经济中包括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那么市场经济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为基础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分工,交换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普遍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中体现出的常识就是通常我们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或不劳动不得食。这也是说市场经济中的人性之私是指付出劳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私,而不是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自私。那么人性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自私如何来区分呢?到日常生活中随便考察一些劳动分工交换行为,会发现这些行为的发生是建立在合约的事先确立的基础上的。人们通过订立合约使彼此确信双方能够在付出劳动后获取报酬,于是劳动分工交换便发生了。订立合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人性自私的正负两面区分开来取前者而弃后者,从而使人们在分工过程中彼此受益。这也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靠一系列合约支撑的。契约精神在合约的确立过程中及履行过程中,已将劳动分工交换这些行为依据的准则体现了出来:合约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合约是在人们的基本权力平等的前提下达成的,再在契约条件下进行劳动交换——这是说人们付出的个人劳动能转化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也。所以在背后支持劳动分工交换行为发生的这些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即市场经济的法理基础。经过不断的经验总结,人权平等和私人财产(个人劳动)神圣不可侵犯已成了现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基础。 劳动分工和交换是不分时代种族地域国家存在的行为,所以支持其发生的条件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立法工作就要向这个行为模式靠近。 中国自古就有等级专制的传统,奉行的儒家的等级观念和法家的立法原则,即将法律典藏官府待需要时再拿出来治民。民众是没有参与制定社会契约的权力的。如今也是如此。这和公开平等的契约精神是相违背的。中国要想由人治向法治过渡,首先人们要有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此才能从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制定法律这个社会契约。其次要搞清楚人权平等和私人财产(个人劳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平等的基本权力个人劳动和私人财产就没有保障,否则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法治就是空谈。 中国转型时期立法工作的困难,似乎还是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问题。产权理论已经证明这是个伪命题。产权不清只会带来非公非私的特权所有制。就如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国企实际上是垄断特权阶层的提款机,全民唯一能享受的到就是为他的高耗低效买单。税这种公有制形式因为纳税人没有制约权力可以被官员予取予夺。上市公司这种公有制形式由于股民没有制约管理层权利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红十字会这种公有制形式由于捐款人没有制约权力只能忍受自己的善意一次次被强奸。这是个道德和法律体系早已彻底破产的当下。货币支撑的社会信用也因为积压的债务危如累卵,在这样的条件下谈什么立法原理尤为困难,因为谈立法工作是改革,而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毫无进展,人们已对改革不抱什么希望,已经开始幻想革命。 于无望中谈希望,等于痴人说梦。现下正流行中国梦,不妨在这里梦呓一番。对于改革和立法,事实上马克思理论里有个很好切入点。只要稍加修改,使其逻辑通顺,具有普遍意义。就可以此为支点撬动摸不过河的大石头。这个理论就是剩余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属于工人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说的没错,但这也是他的局限性。因为他只是把工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当做剩余价值。从劳动分工交换的条件来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合约——否则就不会有劳动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劳动分工交换后面都有合约的存在,而任何人之间都有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或劳动被无偿占有的可能——即剩余价值的产生。这样马克思理论就有了普遍意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资本家劳动被无偿占有甚至被消灭后,产生的大量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其严重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马克思的理论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只是奇怪拥有马克思理论工作者无数的天下第一大党怎么没从马克思的视角审视自己。我们还可以把马克思理论再救一救,彻底救活。科斯定理说合约权利安排不清晰,就会导致无效的结果。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因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权利安排不够清晰(原因已在别的文章里讲过,即工人与生俱来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被剥夺了),就导致了无效的结果无效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就是经济危机,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天下大道,殊途同归。 清理了马克思的逻辑基础,剩余价值论就有了普遍意义,即反对无偿占有工人劳动应该是反对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个人劳动即私人财产,所以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意思。但我认为用“劳动”一词正确。亚当斯密开篇就说国民“劳动”构成了全年消费品的资源。他可没有说资产或资本是资源,他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搞清其中内在的逻辑关系,才有了马克思挺身而出。这可以以后另文慢慢道来。 仅将“反对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作为马克思理论基石还不够,因为它不是无本之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等下层人民的劳动能够被无偿占有是因为他们的天然权力被剥夺了,与之对应是资本家等权贵将天然人权按财产分配,把持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也就把持了立法权,由此导致了下层人民在法律上的弱势地位,所以他们的劳动可以被任意无偿占有。以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看,英国当时也存在立法原理问题。法律是一个合约,从科斯的合约角度看,法律是一个合约,在宪法这个合约中存在权利安排的缺陷,才导致了工人劳动被无偿占有的效果发生。由此,就可以知道“反对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或“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其先决条件就是“人权平等”。所以说“人权平等”和“反对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是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马克思的时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照财产分配是忽视或颠倒了这种关系。 要想避免劳动被无偿占有,消除或减少剩余价值的产生,人们的基本权利必须有保障。这就是经过历史检验后得出普世经验相符的马克思理论。也是现在中国需要的立法原理和基础。这也可以检验出那些高举马克思的人是不是叶公好龙抑或滥竽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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