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罗马史》和《古代东方史》
来自: Lisa
2008-10-09 20:04:13
《古代罗马史》 作者:［俄］科瓦略夫 译者:王以铸 编者: 出版社:上海书店 这是一本关于古罗马的史学巨著，作者为俄罗斯著名的古典历史学家。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共和国时期是罗马巩固和走向民主和繁荣的阶段，帝国时期则是不断地遭受内战、奴隶革命和蛮族入侵而最后衰落倾覆的历史。《古代罗马史》结构清晰、史料丰富，是一本了解西方古代史和世界文明史难得的好书。 《古代东方史》 作者:［俄］阿甫基耶夫 译者:王以铸 编者: 出版社:上海书店 《古代东方史》是俄罗斯古典学界对东方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古典的视角，详实叙述了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古代亚细亚国家的自然条件、考古文献、社会制度，以及农业、水利、商业、战争、宗教、语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文化特质和文明演进，向读者展现了不同于希腊—罗马之外的几乎所有古代世界的面貌和这些东方的民族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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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楼主 2008-10-09 20:06:27
王以铸：翻译是麻烦、费心但挺有意义的事 2007-11-29 23:29:15 王以铸 阅读595次 ● 因为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从北京大学退学，自学了数门外文。 ● 他被朋友开玩笑说：“只有你能够跟钱钟书对话。” ● 他翻译了《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等，成绩斐然。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王以铸先生的家里到处都是书。谈话时，我们就坐在书堆中间，稍微活动一下身体，便会碰到书。王以铸感慨：原来住的房子是一个独立四合院，买了几十架子书都可以放得下。几年前四合院拆迁，虽然分给他三套房子，搬家时还是不得不丢掉十个书架。“拆迁过来，像逃难一样。”他指着书堆说，“有些书明明知道我有，不知道在哪儿。” 谈书，王以铸有说不尽的话题。他笑道：“我到现在都没有龙钟的状态，可能跟我一辈子喜欢读书有关系。整天用脑子，总觉得一天的时间不够用。非得看书不可，就老得慢。我现在过八十岁了，求知欲还很旺盛，总想看书，看不完的书。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有书能看。知识分子到了老年不觉得无所依傍。只要我活着，永远不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一天到晚觉得充实，活着不是混日子。”然而说到逛书店，他若有所失：“现在的书店没有什么书，都是炒那些旧的东西。” 又对我说：“我第一次到广州去，想买一点外文书，没有。我以为广州也是通商口岸，外国书一定很多，结果找不到。” 回忆当年离开北京大学后在家自学的七八年时光，他觉得真是幸福：“我有这个条件，不用养家糊口。我给自己下的评语就是：我不笨，能学的我得学。” 他自学了几门外文，甚至连梵文也学了：“越是古代的文字越啰嗦，越复杂。学了梵文可以开开眼界。”所读书种之杂也是越乎常人想像：“我总不满足，喜欢看书，古今中外，凡是能增长我知识，增长我见识，都喜欢。我不是佛教徒，可是我看的佛经相当多。我不是基督教徒，我对基督教的《新约》、《旧约》都很熟。看宗教的书，不一定信教才看，我把它当作一种哲学书来看。我看佛教经典博大精深，境界高，它的平等是众生平等，不只是人跟人平等，人跟臭虫也平等，彻底啊！佛教讲人生的道理讲到家了。” 对工作中的知交叶圣陶、曾彦修、沈昌文，王以铸大为赞赏，用了同一个词：正派。而谈到从文字中理解的人物如钱钟书、聂绀弩、胡适，王以铸自有一番品评：“胡适的英文非常好，聪明。胡适能把问题写清楚，他写的考据的东西能让你看得津津有味，可是真正中国古典的东西他没下过功夫。他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听过他讲演，他能讲得你爱听。” 生活中，王以铸喜欢京剧，还登过台，有一班志同道合的票友。他说：“章诒和懂戏……” “谁抗日，我们就跟着谁” 王以铸1925年生于天津，早年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后入读天津南开中学、新学书院。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念了几个月后，自觉学不到东西，遂回家自学。由于家境富裕，王以铸不必为生计奔波。他在家中自学了数门外语。 南方都市报：你在中学时已经对外文特别感兴趣了？ 王以铸：我初中在南开中学，“七七事变”时，我在南开读初二。我看到日本飞机炸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学生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我高中在天津一个英国教会学校，跟杨宪益是同一个学校，叫新学书院。那时候主要课程都用英文讲。我们在高中看英文的小说都没有问题，那时候看英文跟看中文一样。用功的人英文才好，如果不用功的话，到英国读书也没有用。 南方都市报：考大学的时候，怎么去考在沦陷区的北京大学？ 王以铸：当时本来想到后方去的，父母年纪太大了，坚决不让我到后方去。那时候跟大后方一点音讯都不通，很难接到一封信。 南方都市报：在沦陷区的生活，受日本人的影响大吗？ 王以铸：当时北大里有日本留学生，我们一看就受不了，不愿意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进了学校以后，感觉没什么意思。我感到学不到东西，教科书就那点东西，我自己学可以多得多啊！如果我到后方去，读了北大，我照样退学，学不到东西。1941年冬天，我就走了，在那儿一个学期都不到。 南方都市报：在北大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周作人？这段历史有点不清不楚。 王以铸：他有时候去，有时候讲话，我见过。他是汉奸嘛。他自己说，能维系这些人有学可上，自己还是不容易。他是汉奸，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觉得他是汉奸，那绝对是泾渭分明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自学的？ 王以铸：我回到天津自己读书了。当时住在法租界。我有条件，不是任何人都能像我这样的。我家里的条件好，我愿意读什么书，就买什么书。在家里学的东西很多，在大学里要应付那些课呀，你不上课不行。这种生活就是自己读书，自得其乐。天津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外文书种类也多。从1941年到1948 年就是自己读书，不用上班。没有干扰，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看的书都能买到，卖旧书的人跟我很熟。那时候真幸福，打下了后来研究的基础。 南方都市报：你年轻时学了几门外文？ 王以铸：我在高中学英文的时候，另外一个法国教会学校有一个法文班，我上它的夜班，上了三年，我的法文还真正是科班出身的。在中学，我已经开始自学日语了，我为什么学日语呢？因为我要学俄文，找不到书，可是日本有很好的书。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想学俄文呢？ 王以铸：因为当时倾向革命，斯诺的《西行漫记》刚到天津，我们就拿到了。这个书就是我们的革命入门书啊，那时候我们一个小圈子的人都看。(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以前没有听说这群中国人，而且说得这么详细。那时候稍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抗日的。我们这一代人民族的自觉特别强烈。 南方都市报：还学了哪些外文？ 王以铸：还学德文、西班牙文，后来还用上了，翻译了西班牙作品。我都是学到能用，不是浏览一下。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学那么多？ 王以铸：开眼界啊！后来对希腊、罗马的翻译，英文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得会德文、法文，研究希腊、罗马文化的大学者都是会德文、法文，要学懂这些东西，必须得会德文、法文。 南方都市报：你认识的朋友中，有像你学了这么多外文的人吗？ 王以铸：杨宪益会希腊文，可是他不会俄文，他的英文好。我对语言感兴趣，除了英文、法文是老师教的以外，其它都是自学的。 南方都市报：自学难不难？ 王以铸：有兴趣就不难，喜欢就不难。德文还是相当难的语言，喜欢就能钻进去。有些人一种外文也没有学好，这个也不稀罕。有人听说我是新学书院毕业的，就说英文肯定能学好，我说：“那不一定，我的同学里头好多人英文并不好的。”必须用功，不用功，中国人的中文也学不好，道理一样。 南方都市报：看原版的书比看翻译的书会不会更好一些？ 王以铸：那也不一定，如果翻译得好的话，跟看原版书一样的，这是社会科学书，文学书不一样。文学书看原文跟翻译差远了，翻译诗吧，总觉得不是原来的样子，李白、杜甫翻译成英文成什么样子？我翻译过歌德、席勒的诗，就是把意思翻译出来，跟看德文完全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抗战期间在家里读书时，你对天下大势了解吗？ 王以铸：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希望抗日胜利，绝对不可以虚度年华，自己读书也非常用功。我生在有钱人的家庭，解放前的社会有妓院、大烟馆，到处都可以堕落，我们这一辈的人没有一个人堕落。有钱人的子弟可以变成纨绔子弟，整天花天酒地，可是我们都是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念书，没有一个变成大少爷。就是因为要抗日，所以看到《西行漫记》这本书，就觉得是宝书。一看陕北还有这么一批人，中国绝对亡不了！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那样，谁抗日我们跟着谁，共产党抗日，我们跟着共产党。只要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拥护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抗日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爱国啊！我们经历过最大的欢喜，就是日本投降。简直是高兴到了极点！我们一生经历过大喜，那种欢喜不是一般的高兴。看到日本投降了，我就是死了也值了，就是老杜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后来也经历了高兴，比如说(共产党)把南京打下来也高兴，把“四人帮”揪出来也高兴。 “好像我天生就是右派一样” 1948年，王以铸受邀到母校南开中学任教，1949年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任教。1950年，王以铸调到出版总署编译局，后调到人民出版社，与曾彦修、沈昌文多有交往。1957年，王以铸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以铸下放到咸宁干校，在这里，他写了一批旧体诗，后与聂绀弩等人合出诗集《倾盖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去南开中学教书？没过多久就去了哈尔滨？ 王以铸：1948年，去南开中学当英文教员。1949年，天津一解放，地下党就介绍我到哈尔滨去学俄文。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能看俄文书了，不能说俄语。后来就说：学过的不用跟着学了。就搞了一个考试，结果考试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去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当教员了。 南方都市报：不久又到了北京？ 王以铸：1950年到北京，就没有离开过。当时的出版总署编译局需要人才。 南方都市报：在编译局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王以铸：翻译书，需要什么翻译什么。后来我在编译局主要翻译德文，搞马列的多。英文也用上，法文也用上。我后来不做翻译，做校订了。1953年去了人民出版社当编辑。 南方都市报：曾彦修先生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当领导。 王以铸：我跟曾彦修到现在还经常有联系。我们都很佩服他，他是很正派的人。 南方都市报：在人民出版社的时候，你跟沈昌文认识吧？ 王以铸：我跟他很熟很熟。当时他很小，当曾彦修的秘书。我们是青年，他是小青年，人非常聪明，也很正派。他很有事业心，我们从他小就能看出来，将来他能做出一番事业。 南方都市报：沈昌文说在人民出版社这段时期是他的“研究生阶段”，跟老先生们学了很多东西。 王以铸：他刚到出版社，我们就觉得这个青年大有前途。沈昌文一直跟我有联系。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怎么被打成右派？ 王以铸：冒尖啊，冒尖最危险了！打成右派好像也觉得是顺理成章吧。 南方都市报：你有什么右派言论？ 王以铸：没有啊！因为我业务冒尖，那时候已经有名了，大家都知道我，好像我天生就是右派一样。(笑)当时凡是冒尖的骨干都很难逃得过。没有道理可讲的！现在说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从曾彦修开始，整个出版社的精英都垮了。我们是曾彦修所欣赏的人，右派喜欢右派嘛，肯定跑不了。 南方都市报：打成右派以后让你干什么？ 王以铸：对我还是优待，没有把我搞到北大荒去，好多人都给发配出去。我后来想：“为什么没有让我去呢？”我也没有什么大人物后台，也许是觉得留我在北京还有用吧。有时候上头接到法国、德国、日本的信，就让我翻译，留我有用处啊。按道理说，打成右派，应该批呀斗呀，我没有，就开了一个会。反右是没有话可说，那是乱来啊。已经觉得不可收拾，有反右，以后的事就觉得不奇怪了。有反右必有“文革”。 南方都市报：还能翻译书籍吗？ 王以铸：不能用这个名字，我就用了原来的名字，叫“嘉隽”。人家一看就知道我。 南方都市报：后来去了咸宁干校？ 王以铸：那时候都得去，整个文化系统都去了。1969年去的，呆了两年，1971年回来。回来以后，林彪已经垮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写旧体诗？ 王以铸：我家里请的家庭教师很高明，念了四书、《诗经》、《左传》，旧功底打得挺好的。后来在咸宁写旧体诗，有咸宁杂诗十六首、饮酒诗。我的诗有杨宪益的和诗，我到他那儿去，他不招待茶，招待酒。诗集出来以后，有朋友就打听：这个王以铸是不是搞翻译的那个王以铸？人家以为我是搞洋玩艺儿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认识聂绀弩？ 王以铸：就是因为《倾盖集》这个集子，以前我不认识他。他另有一种风格。诗如其人，你看他的诗就看见他的人。 南方都市报：启功看了你在咸宁写的诗，也有吟和？ 王以铸：对，这也是中国文化里最显著的标志，中国过去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会写旧体诗的，有没有功底，看你的诗就可以看出来。 南方都市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新文学的健将到了晚年都写旧体诗。 王以铸：新诗站不住，到现在新诗还摸不出一条路子，新诗到底是什么呢？还没有成型，还没有成气候。我很少写旧体诗，兴之所至，就写。诗集出来以后，有诗刊就写信来，认为我应该多写诗，我说：“我不是诗人。”我不把心思放在这儿，这以后写诗就很少很少。我就是写着玩，朋友之间看看，觉得发表没有什么意义。我不是认真地以为我要写多少诗，我不承认自己是诗人。(笑)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有人说：只有你能够跟钱钟书对话。你们俩真的对话过吗？ 王以铸：我不认识他，很早都互相知道。大家都开玩笑：“只有你能够跟钱钟书对话。”有两个钱钟书最早的学生，跟他年纪都差不多，他们说：“你必须见钱钟书，我们跟钱钟书是好朋友，跟你也是好朋友，我们要听听你们俩对话。”我说：“他是学文学的，我是学历史的，专业不一样，何以对话？”我不大喜欢交际，后来没有办法，在两位老大哥的挟持之下，先去看俞平伯，再去见钱钟书，钱钟书没在家，后来我没再去。有人编了一本中国比喻大辞典，请钱钟书写书名，请叶君健作序，我作跋。在这中间，我们也没有见面，中间的人帮钱钟书和我互相带去问候。 南方都市报：你跟叶圣陶交往多吗？ 王以铸：我一进出版社，叶老就是我们的领导，一直保持关系到他去世。我的领导中，最没有官气的两个人：一个叶老，一个曾彦修，是学者型，所以跟我关系一直保持得挺好。 “我有责任翻译好的东西” 王以铸致力于外国经典的翻译，曾将多种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学者刘小枫认为：“王以铸先生翻译西方典籍一生辛劳不辍，从1950年代出版的希罗多德《历史》，到19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等大家的古典名著，贡献卓著，却不像善为别人作序的老辈学人那样为后学所知，如今虽年近 90，据说还在翻译西塞罗书简——埋头苦干的老人家，了不起！” “《古代罗马史》和《古代东方史》都是王以铸先生在1950年代完成并出版的大部头译著，作者也都是俄国古典学的佼佼者。如今填补西方古典学这个大空白，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译著，却没法找到……幸而王老健在，赶紧重印。”(刘小枫：《接触西方古典文明的“二渠道”》)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翻译生活幸福吗？ 王以铸：就是做一点事情吧，而且这些事情过去人家不肯做的。挺麻烦、挺费劲的工作，挺有意义的。翻译是千辛万苦的，不是轻而易举的。当然就是觉得要负责任，就翻译得很辛苦。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些翻译很快，一两个月一本书就出来了。 王以铸：那些个东西就是流行的东西。要翻译经典作品非常吃力。 南方都市报：而且要看很多书？ 王以铸：那是一定的，我翻译歌德、席勒的时候，要看很多书。 南方都市报：在单位刚开始从事翻译时，你主要做什么？ 王以铸：搞马列主义的翻译，《马克思传》是我们翻译的，还做了很多注释。那时候很下功夫。 南方都市报：那是工作还是兴趣？ 王以铸：工作。翻译希腊、罗马是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对希腊历史特别感兴趣？ 王以铸：它是一个小国，人也不多，却是古代文明的源头之一。希腊的雕塑那么完美，拿汉朝的东西一比，差远了。 南方都市报：我到西安看过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还是很大气的。 王以铸：(中国)整个建筑、雕塑跟它还是没法比。我们是土木的，人家是石头的，土木的很难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你从什么时候对希腊的历史感兴趣？ 王以铸：从高中的时候，看世界史，总是从希腊开始。中国人讲社会，讲伦理。希腊人讲几何，点、面、线的关系，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气派很大，视野很广。我觉得我有责任介绍希腊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翻译希腊的东西？ 王以铸：我那时候一边学希腊语，一边翻译。我们希腊语的水平比欧洲人差远了，欧洲人从小就学，有那个环境。今天《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谈“今天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今天的大学教育，是社会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不是培养那种追求真理的人才。这种人才不受当前的物欲的影响。当前社会你学了这些东西卖不出去。“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就涉及到哲学问题，到了这里就不是一般的大学知识，这境界就高了。现在把教育看成投资，有些人用几十万块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不知道去学什么，学回来有什么用处？ 南方都市报：顾准曾经研究过希腊的城邦制度。 王以铸：我看过顾准的文章，他就是考虑民主的问题。你看着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其实是民主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在翻译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王以铸：从古代西方起，就跟个人专政做斗争的。中国一直就是帝制，到后来出现那些大的悲剧，解放后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民主政治是大家的，是人民选出来的，要人民认可，不同意，人民可以出来罢免。欧洲这么多年就在这个选择上斗争相当激烈，把皇帝送上断头台，你死我活，到这个程度才争得了民主，不是坐而论道，死了多少人哪！美国二百年基本没有太大的震荡，就是开国的那些人水平高，一开头各方面都考虑到了，对宪法的章程做得比较圆满，就是不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如果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等到他昏了，你就没有办法了。在“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看着没办法，这就是一个教训。反右的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谁站出来了？一个党组织放任一个人胡作非为，等到他整你，你就没有办法了。平时你对他没有什么制约，到时候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读了外国的经典再来反思中国的问题，视野就开阔了？ 王以铸：当然了，你看希腊城邦中，人的威望太高的时候，到了谁都不能反驳他的时候，就让他躲一躲了，因为很容易变成专政。这种制度比较合理，他们知道要避免这个，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慢慢来吧，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下子改得太厉害，还真不行。中国的教育水平还要提高。 南方都市报：搞翻译对你理解世界有很大的帮助？ 王以铸：世界文化所有好的东西都应该介绍过来，就要靠翻译。你翻译一本好的书，比你自己凑一些个垃圾有价值得多。因为凑是很容易的，东拉西扯，拼凑成一本书，那东西站不住呀。有些书过了明年就没人看了。所以我翻译的都是经典作品。我们今天还是穷国，如果水平再提高一点，就需要这些东西。现在还不行，刚不受穷，也就是温饱吧。 王以铸小传 王以铸：1925年生，天津人。北京大学肄业。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翻译家，译有《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古代东方史》、《古代罗马史》、《罗马皇帝尼禄》等。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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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楼主 2008-10-09 20:08:49
刘小枫--接触西方古典文明的二渠 王以铸先生翻译西方典籍一生辛劳不辍 前不久逛旧书店，捡回一本上个世纪50年代的高中教材。 并非我国的高中教材，而是翻译过来的苏联中学第五六年级（可能相当于我们的高中）课本《古代世界史》（柯瓦辽夫著、联邦教育部审定、何东辉译），翻译过来可能是用作我们的教学参考书罢，不然何以由人民教育社（1955年）出版？一版印数1.7万册——那是1950年代呵！如今，我国人口翻了倍，这类书的印数起码下降了三分之二！ 仅仅190页（配有好些耐看的单线条插图），概述了从原始人到古代埃及、波斯、印度、中国再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历史，简明扼要，选取的叙述关节非常精当，绝不比如今我们的世界古代史教本差——尤其吸引我的是：全书重点在古希腊－罗马（占120页）。当时的中学生要学习相当的古代文明知识，而这些知识如今的大学文科学生也未必了解，难免让人感叹：中学教育的确今不如昔！ 由此我想到，咱们中国人了解西方古典文明的历程。 我们学界迄今尚未有直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能力（即直接阅读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献，而古典语文这一关我们就还没过，月前一位日本教授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中国的大学迄今没有古典学系”），都是通过“二渠道”来研究古代的西方（而且从业人员极少）。最初借道日本，民国时期则凭靠英、法学界的古典学研究，到了1950年代，便转而通过俄国这个“二渠道”。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确切地说，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交恶以后，俄国这个我们了解古典西方的“二渠道”就逐渐关闭了，以至于不少俄文相当好的学人一下子感到没事可做，可惜一身俄文好功夫。 俄国的古典学研究其实不亚于西方国家。英、德、法、意的古典学在19世纪才见规模，俄国的古典学同样在那个时期已然形成体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藏有柏拉图全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两位俄国大思想家索洛维耶夫和梅烈日柯夫斯基都是“历史语文学系”（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факультет，相当于德国的“古典语文学系”或美国如今的“古典学系”）出身——索洛维耶夫还和弟弟米哈伊尔（1862－1903）一起重译柏拉图作品，1899年出版了第一部，索氏亲自翻译了其中4篇，并写出部分对话的提要（可惜英年早逝）。据说，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中学还普遍开设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斯大林新政以后被才取消。尽管如此，“天不丧斯文”，俄国仍然有很好的古典学者，他们以各种形式（比如教科书形式）传承古典研究的余绪。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的洛谢夫（А．Ф．Лосев，1893－1988）看起来是个所谓“美学史家”，其实是个古典学家，换言之，他以研究古希腊美学和古希腊神话学的方式传承古典学（参见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版2001，页250－254），看一下他的8卷本《古希腊－罗马美学史》（1963－1994年）各卷的书目就可以知道，哪里是什么美学史，明明是古希腊思想史：———1.早期经典作品（1963年）；2.智术师派、苏格拉底、柏拉图（1969年）；3.重要的经典作品（1974年）；4.亚里士多德和晚期经典作品（1975年）；5.希腊化早期（1979年）；6.希腊化晚期（1980年）；7.最后几个世纪（上下，1988年）；8.千年发展的结论（上下，1992－1994年）。 在我们的印象中，俄国文化似乎离西方的古典传统很远，两者有什么关系？我们至今还不太搞得清楚，从古典希腊到拜占庭帝国再到俄国有着一条文明的传承路线。在漫长的中古时期，保存、传扬古典希腊文明的主要是拜占庭帝国。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人突然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然后瓜分拜占庭帝国——随后，西方人不断从君士坦丁拿走（或盗窃）文物……俄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于18世纪，由于俄语与古希腊语有历史的直接亲缘，在文明路线上承接拜占庭传统，当是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俄国学人头脑中天生的谟涅摩绪涅（近年来，俄国政府出钱，不时在希腊的罗得岛举办国际性学术活动，谈所谓“公共话题”，想必不会是随便乱花钱）。 关注俄国学界的西方古典研究（尤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对于我们承接晚清以来的大问题“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学术意义当不亚于关注西方的古典学——1980年代末期，我在坊间购得一本《古希腊戏剧史》，这本清晰的小书便是著名俄国古典学者、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教授拉齐克的名著《古希腊文学史》中的戏剧部分（俞久洪、臧传真译，南开大学，1989）。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翻译界从俄国译介了不少好东西（比如雅尔荷的《阿里斯托芬评传》，作家出版社1958），余绪延续到1980年代——比如张竹明老先生主持编译的《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选译的基本上是俄国古典学者的研究。到了1990年代，要为俄国古典学者的著作的中译找到出版商就很难了（董友教授翻译了阿斯穆斯长达60万字的《西方哲学史》，十多年前笔者曾多方设法帮忙出版，最终未果）。 王以铸先生翻译西方典籍一生辛劳不缀，从1950年代出版的希罗多德《历史》（北京商务版1959，可惜当初出版社谢绝他翻译注释部分）到19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等大家的古典名著，贡献卓著，却不像善为别人作序的老辈学人那样为后学所知，如今虽年近90，据说还在翻译西塞罗书简——埋头苦干的老人家，了不起！ 《古代罗马史》和《古代东方史》都是王以铸先生在1950年代完成并出版的大部头译著，作者也都是俄国古典学的佼佼者（前者原为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学系的讲义，后者则似乎与19世纪末期的俄国古典学大师图拉耶夫有关系）。如今填补西方古典学这个大空白，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译著，却没法找到……幸而王老健在，赶紧重印。 苏联的古典学者当时写书难免不少政治正确的“时代套话”（其实如今西方的论著何尝没有），善读书的人都晓得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自己当年读敦尼克主编的多卷本《古代辩证法史》（齐云山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就是这么读过来的。（录入：陈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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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楼主 2008-10-09 20:34:21
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光辉 彭小瑜 我于1977年夏天在杭州高中毕业，在年底的高考以后成为了北大世界历史专业——准确地说，应该是“外国历史专业”——77级的24位学生之一。 我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接触的世界史老师，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群体。和北大的其他教师一样，他们不仅传授知识，他们教给我们理想，教会我们鄙视肤浅和追求深刻。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让我们的视野转向了国学以外的境界，同时又教会我们关注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当年的马克垚老师，应该以英气逼人来形容，还不是今天这样可爱的慈眉善目。他经常提醒我写文章要思路清楚和概念准确，不要“糊里糊涂”，使我现在还有过分小心推敲字句和界定概念的“后遗症”。如果非要说一个故事，我始终记得“世界中古史”的第一节课，但不是那节课的内容，而是那节课的开始。马老师说起自己短暂学习机械工程的经历，说起他如何改变初衷研究起了历史，说到他少年时期经历的战乱，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知道怎样能够让国家变得富强起来。这样的开场白，现在的学生也许会觉得过度理想主义了，但是对77级的学生，起码对于我，是具有鼓动效果的，而且难以忘怀。北大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地方。在大二，我们听过潘润涵老师的课，他面色鲜红和兴奋忘情地讲述着“阿芙乐尔号”那一声炮响。到了大三，同样留苏的徐天新老师却对前苏联农业政策的失败，做出冷静、深刻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从讲授古代两河流域的周怡天老师，到讲授亚非拉历史的郑家馨、林被甸老师，我对所有世界史任课老师的共同印象，是他们的感染力和抑制不住的奔放热情。这里有他们的形体语言，也有他们的语气和语调，更有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由讲台照射下来。尤其在每次听潘老师讲欧美近代史的革命运动以前，我都觉得应该敦促自己进入一个振奋的状态，否则真对不住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老师了。潘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和其他很多同学其实都很怀念他的理想和奔放热情。无论大家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是什么、会有什么变化，他的激情是永远让我们感动和怀念的。他也知道我喜欢长跑，曾经鼓励我要跑更多距离，说，“你每天就跑一点点，还吃那么多，越来越像个小胖子了。”真希望他在病好以后，也和我一样每天跑跑步。 1949年以前的中国高校没有系统建设过外国历史学科，我们的学科建设基本上是新中国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苏联专家和留苏学生的贡献，也得益于引进的大批苏联教材。除了厚重的多卷本通史教材，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和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的《中世纪史》等专门史教材，都为学生提供了相当详细和专门的学习材料，许多都是七、八百页厚。这种规模和深度的外国历史学习和研究，在这以前的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群像罗荣渠、马克垚、林被甸教授那样的、由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青年学者，一群像潘润涵、徐天新、郭华榕教授那样的留苏学者，一群像何芳川、何顺果和宋成有教授那样稍微更年轻一些的学者，实际上承担了在中国开拓外国历史研究的使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年青的学生和学者比较多地注意到，前苏联历史学以及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的世界历史研究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相当多的学生甚至不再读50和60年代翻译出版的前苏联历史著作，也很少有学生认真学习俄语。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那些老师闪光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他们在正常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几乎停顿的情况下严谨、认真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最近我读到胡适与李大钊先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反对把“主义和学理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李大钊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更深切的社会关注吗？他这样的热切态度难道不是对照出了胡适的冷漠和麻木吗？回顾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所读的外国历史著作，西方学者的严谨细密是让人钦佩的。而前苏联学者以及我们的老师对“剥削和被剥削”社会现象持久而尖锐的批判，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和继承。马克垚教授对西欧封建社会的研究和批判，潘润涵教授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讴歌和分析，徐天新教授对前苏联体制的解剖和评价，都在教会给我们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教会给我们社会正义感和以及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历史学系自然有拙朴的一面，即便是在做学问的拙朴之外。二院是历史学系在最近30年的办公地点。大家现在很容易忘却的，是这里曾经有鲜红绚丽月季花在每年春天和初夏灿烂开放，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野草园。当年的办公室主任老杨，是一个转业军人，有些木讷，但是非常喜欢伺候院子里的花草，他的园艺顺从自然，没有刻意雕琢。他还种了一些外形象兰花的黄花菜，开出很好看的金黄花朵来。他浇花的时候，我经常在边上和他聊天。老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他种的月季和黄花菜前几年还开放着。学校似乎在规划景观，院子里现在铺上了整齐的草坪，但是杂乱而丰盈的野草、月季和黄花菜却没有了。我很怀念二院往年随意舒展的树木和花草。 备注：作者彭小瑜于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 ------------------------------------------------------- 除了厚重的多卷本通史教材，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和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的《中世纪史》等专门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