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正、绝望、谦逊、强大的表意密度--胡续冬对戈麦的评价够精确

戈麦，或不死的种子/胡续冬 (从戈麦小组拷过来的，组长见谅） 1991年9月，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同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诗人戈麦在万泉河自沉。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戈麦是什么人，因为我那时还和那几届不幸的北大新生一样，在石家庄接受整整一年的“军政训练”。一年以后，我才正式跨进北大的校门，并迅速开始写作。随着习诗阶段对戈麦其人其事其诗的逐步深入的了解，我越来越觉得，我和这个在我考上北大的同时悄然逝去的诗人之间，似乎有一种超出了阅读、领悟、技艺承传的神秘的联系。 　　几乎所有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诗人，特别是在各大高校依靠一种近乎于兄弟情谊的帮会伦理来相互砥砺的习诗者，都有一段迷恋在那时刚刚逝去的海子和戈麦的时期。我也不例外。在习诗的早期生涯里，海子和戈麦总是成为朋友们之间谈论诗歌的中心话题，关于他们的诗歌理想、他们的才能和禀赋、他们的死亡和他们留给我们的可供汲取的技艺。我记得当时我还曾经为无法在海子和戈麦之间确认最喜爱的一个而苦恼终日——因为虽然海子的作品凭借其剧烈的情感强度和诡异的想象力可以让我烂熟于心，但戈麦作品中的纯正、绝望、谦逊和强大的表意密度也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戈麦的很多“写作性格”被当时的我们当作“遗训”草草继承了起来。譬如在“逃避抒情”的理念下进行更谨慎和隐秘的抒情；譬如在“厌世者”的自况之中为诗歌开辟另一个自足的想象世界；譬如在“诗人是发现奇迹的人”的信条之下在各种习以为常的表达素材中挖掘“元素态”的诗意；譬如书写一种铿锵、缜密、具有戏剧对白性质的“无韵体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诗歌写作、尤其是对诗歌和当代生活之间的一种微妙而富有喜剧性的互文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朋友们之间的诗歌话题开始偏离了“死亡的加速度”或者“我们脊背上的污点”，更多地讨论着精湛而狡猾的技艺手术刀如何在驳杂的万象和漆黑的记忆之间来回穿梭。戈麦，还有海子，渐渐地从我们的日常切磋之中消失。 　　但这是否意味着戈麦就真的成为一种被“厌弃”的过期精神商品？不。在北大，近10年以来，每年都有纪念海子的春季未名湖诗会和纪念戈麦的秋季诗会，由于我是这两个小小的“传统活动”的肇始人之一，几乎年年都要参加，而每次在参加活动之前我多少都要重温这二位诗歌“先贤”的作品，因而，我总是将每年自己在诗歌上新的想法和做法和海子、戈麦所形成的某种不定形的“传统”相比较。我发现其中的继承还是远远大于断裂和背离。海子，尤其是戈麦，他们作品中的某些品质已经成为我们写作中牢固的后景，成为我们理解诗歌的某种前提，就像我们日常的言谈无须逐个用拼音拼读出来一样，他们的写作抱负、写作伦理、写作技艺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常识和“前理解”之中了。这不是“过期”，而是更深的渗透，一种不被察觉的敬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面对戈麦(包括海子)，我永远怀着一个离乡别井闯世界的人对他的乡村启蒙教师所怀有的难以言传的感激之情。 　　戈麦的那首《如果种子不死》我一直非常偏爱，虽然它在戈麦丰富、多变的诗歌作品中并不属于在技艺上无可挑剔的那一类，但我偏爱它的理由非常简单，一是它像谶语一样说出了戈麦自己死后他的诗歌在汉语诗歌史上的命运，二是它隐约触及了我在前面提到的、我所感到的我和他之间的某种神秘的关联。这首诗中写道： 　　如果种子不死，就会在土壤中留下 　　许多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东西 　　这些地层下活着的物件，像某种 　　亘古既有的仇恨，缓缓地向一处聚集 　　在我看来，戈麦的诗歌正是一粒不死的种子，它在汉语的土壤里和所有其它怀着伟大的诗歌理想的汉语诗人所留下的未竟事业一道，在后来者写作行为的深层驱动空间释放着隐秘的力量，这力量终将促使迟到的现代汉语诗歌以复仇者的身份向古典、向世界诗歌索取它应有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