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大学老师比中小学老师差在哪

7月24日，我看书的时候又震了一下，杯子的水晃得厉害，站了起来，做好要跑的准备。好在很快恢复了平静。坐下来，有些沮丧，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是不能做到镇定自若。 在这次大地震中，有很多中小学和幼儿园老师在生死之际选择了保护学生，而我的第一反应是跑。虽然地震发生时我不在课堂上，但还是为此而羞愧。据说，成都几所高校的老师不顾学生自己先逃的人不少。学生对此议论纷纷，尤其是有谭千秋老师等英雄的事迹作对照，更使人感到大学老师那“长袍下的小”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敝校也有几位老师立刻投入到抚慰学生心灵的工作中）。 也有人对此问题发表另一种看法，大意是说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不能保护自己；大学生都已成年，本不需老师的保护，故老师自己逃生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弱小的生命当然总是更易唤醒人的仁慈与怜悯。面对孩子，一个成年人的道义感可能会更强烈一些，故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可问题是——若是一条大汉即将入井，难道人就可以不动心了吗？所以这话也只能是人家说说，自己是不能拿来搪塞的。 关键是，这是否意味着大学老师不如中小学老师善良？我想未必。今天的学者虽离知识分子的“理想型”差得甚远，但多少还保有一份读书人的心志。我们中有不少人在逃生后应会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做得到，我们做不到？这至少代表了一种见贤思齐的努力，不是一团漆黑。况且，说一个社会群体整体的道德素质比另外一个群体差，大约也很难成立。 地震袭来，房屋倒塌，只有短短十几秒乃至几秒，要走还是要留都不能经过缜密的思索，只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因此，一个人成为英雄还是普通人的答案不在危险发生那一刻，而在日常生活之中。且这种日常生活也不见得就是每日面对雷锋画像悬想揣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只容高尚的情操流过内心狭窄的通道，而更多的是一种类乎穿衣吃饭这样的平常琐务。实际上，这种在生死之际不假思索的选择，基本上可算是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所谓在一种特定文化“场域”中养成的“习性”。他在一篇讨论道德准则的文章中说：“只有当人们积极创造一种道德政治的制度手段，道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变成了，是什么样的“场域”或“制度手段”使得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我们不能？ 比起大学老师的“智识生活”，中小学老师的日常活动要繁琐得多。他们不得不关注课本和知识以外的事务：找学生谈话、家访，有些还要照顾学生的起居，扮演的角色里有一半是爸爸妈妈。也正因此，在中小学，师生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不管是“爱”还是“对立”，情绪都浓烈得多，这一点也很像家人。相反，大学老师多不怎么管知识以外的事情。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大学生作为成人，不再需要长辈代为设计一切；另一方面也因为很多老师常只把自己的工作界定为知识的传播，而并不认为学生在智识之外的生活与自己有何直接的关联。社会上流传上完课就走人的大学老师形象，师生之间维持着相对客气的氛围和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自然难以在关键时刻把学生当作子弟一样保护。 在我们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关注学生的心灵属于政工序列的辅导员而不是老师的工作。这一制度利弊得失牵涉极广，无法在这里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体制认为大学老师没有帮助学生塑造自己心灵的资格或义务。久而久之，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就仅把自己当作了单纯的“授业”者（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一个重要原因。 http://www.infzm.com/content/1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