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混在录象厅的时光

那些混在录象厅的时光 内陆飞鱼 　　从滇池路搬到北市区，从城郊结合部再到城郊结合部，飘荡的日子还是充满了马路边油炸洋芋、烤豆腐的味道。为了熟悉周遭地理环境，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四处游荡。前两天在一条外来人员混杂的巷子里，突然发现了一个录象厅，不禁有些心动。仔细看了门口的告示牌，放的是《香港十大奇案之丧 尽天良》、《杀破狼》，前者早在10年前就看过了，后者基本上没看的价值，看见门口冷冷清清，里面黑暗幽深，想起烟熏，脚臭，阴暗潮湿发霉的这些记忆，怯然止步了。 　　 　　作为喜欢看电影的人，好几年没感受过挤录象厅的感觉了，而城乡各地的录象厅也被家庭影院、互联网挤出了市场，逐一消亡。今天残存的录象厅多半都是在放VCD、DVD，真正那一本本大部头一样的录象带的年代过去了，那时那刻的幸福似乎象个梦，微醺，每个70年代生或者80年代初出生的人，肯定都有这样的记忆，活跃在光与影的大脑皮层深出。 　　 　　1980年代末，家乡小镇上出现录象厅时，露天电影就开始没人看了。第一家录象厅的老板是外地人，租赁了一家民房，在院坝里搭了凉棚，不分昼夜地播放。一台17寸的木制老式彩色电视，画面暗淡，外接喇叭哇啦啦地乱吼，惹大街上驴欢马叫，尘土飞扬一派热闹。我只在父亲用自行车驮我来赶集时看过两次，后来它就被无照经营取缔掉了。他是在我的吵闹下才不情愿地买了5毛的票，然后又买了一根糯米冰棍，把我送进这是非之地的，临走还疑惑地打量了一番。一恍惚，象《喜剧之王》里尹天朝进入了摄影棚，我也进入了奇幻的世界：电视上青山绿水，女子青衣水袖，窈窕美丽，摘花飞叶运气自如，一些装束古怪的人，一些和尚在边跑边打，说话缓慢有力，抑扬顿挫，太吸引人了，手上的冰棍都忘记咂一嘴，任由它融化掉了。 　　 　　我估计我看到的是“邵氏”的片子，似乎有一个“SB”的标志在片头亮闪闪地出现过，更重要的是今天当我再看到这个缩写标志时，除了想笑，竟然还有捻熟的亲切感。等到黄昏，父亲从乡中心完小参加期末改卷完毕，出来接我，我头昏眼花仍然沉浸在这奇妙的一天里。 　　 　　镇上原本有两家电影放映队，一个叫杨根，一个宋明发，除了赶集的日子，他们就被政府委派或自发用牲口驮着机器，去四乡八邻放映免费或收费电影，每家每户娶妻嫁女，总有亲朋出钱请他们来放“免费电影”，彻夜狂欢，添喜气人气。杨根保守，而且新进片的速度慢，喜欢放国产主旋律电影，有政府津贴保护。宋明发年轻新锐，是个体户，有新买的“长江”牌放映机，喜欢进港台枪战、武打，甚至美国片，印度歌舞片。两人都争着放《妈妈再爱我一次》。 　　 　　等到我去读镇中心完小，电影院完全破落，县电影也公司关门在即，杨根的简易电影院随便粉刷，丢几条石凳，条凳，改成了录象厅，宋明发改行摆起地摊，卖昆明螺蛳湾进来的假冒伪劣农器，文化站楼上也开了录象厅，是红漆长椅。开学第二天下晚自习，我就冒着秋雨冲去杨根家录象厅看录象。八点半钟第二场即将开映，还可以蹭第一场的结尾。两台彩电高高地支在土台子上，下面密密麻麻都是人头，我在摸石凳时，摸到一卷钱，仅仅一块多，却兴奋得很，它可以够我看四场录象，或者来十个包子，或者两碗大碗米线。学校集体宿舍十点关灯作息，必须赶着铁门关闭前回去，心情很紧张，看得囫囵吞枣。但是常常有高年级同学绕过保卫岗哨半夜才摸回来。一来二去，才知道男厕所的围墙上被好事者掏了洞，脚蹬手趴可以翻进来，所以跟着他们混上了，更加大胆地看，周末回家也借各种名目要更多的零花钱。 　　 　　这段时间看什么片子都精彩，半大的娃娃集体行动，屁事不懂放什么看什么，看完回来讨论。最多的是刘德华的片子，《庙街十二少》、《十三太保上海滩》、《91神雕侠侣》、《天若有情》等，好象打打杀杀最后都死得很难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林正英的僵尸片，还有一部叫《双面杀手》的片子，讲是某城市风月场的女子被人带出过夜，屡屡被杀，开肠破腹死的神奇诡秘，警察无法限期破案，后面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女孩从小家庭，父亲被坏女人勾引，母亲愤恨自杀，因此她从小立志要杀光天下坏女人……..从来没看过这样片子，我被惊呆了。以今天的视角看可怕是个烂片，因为我一直没见它被转录成光盘。 　　 　　极少部分爆发户的家里也开始有了录象机。我的同桌邱艳，她爸爸是建筑队包工头，一年四季走南闯北，是班上第一家有录象机的家庭。她是校花，人长的大气漂亮，穿的也最艳丽流行，嘴里哼唧的歌曲常换常新，今天是 “爱来爱去，今天爱我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明天就是“对你爱爱爱不完”，个子高挑块头很大，性格火爆，是篮球队主力，杨根的小儿子也和我同班，学习郭富城梳着“两片瓦”的发型，他们比班上任何同学都发育得早，经常眉来眼去，到各自家里交换录象带，有《陆小凤》、《楚留香》、《金剑雕翎》、《日月神教》，我有些看不惯。邱艳人不错，霸道但很有爱心，很多次邀请我去她家玩我都没理睬。 　　 　　倒是，我对的小跟班李艳很有好感，很奇怪不知道是跟风还是文化贫瘠，她们村里的女孩很都叫“艳”，而且名和姓加起来都两字。她留着全校唯一的短发，清新玲珑，人乖巧甜糯，我讨厌短发但不讨厌她，有一次她主动叫全班字写的最好的班长（嘿嘿，是我也），帮她在歌本上抄歌词，我看到里头香港明星汤宝如的大头贴，才知道她的发型来源。她家没有录象机。 　　 　　毕业成绩没出来，我就知道自己可以上县一中了，一是父亲和中心完小总校长打过招呼，二是我的历次模拟成绩从来没下过年级宝座。大家有些伤感，互相邀请同学到自己家玩，轮到去邱艳家时，刚好他们家的果园里也有李子、葡萄等新水果成熟了 ，看录象吃水果好不快活。罗、李、王、二杨，我们五个拜把子兄弟，除了我（老二）全都跟着老大跃跃欲试。莫名其妙地，我来了情绪，死活不去，急得邱同学差点把我的袖子都扯裂了，眼睛红红的。我还是打着《潇洒走一回》的口哨，闪身，若无其事地开溜了。心里有些后悔。以后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最后马小军歇斯底里叫着“带劲”，我都会想起这些情景。 　　 　　他们有录象看我还不是有录象看，有什么了不起？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块多钱，我立马坐到了文化站的录象厅。看着“现代惊险枪战武打片”（牌子上都这么写的）把什么烦恼都忘干净了。最后一场加映了一部三级片，故事讲的好象是唐人街黑帮风云什么的，每隔十分钟左右光着膀子的哥哥姐姐就要横七竖八，纠缠在一起尖声怪叫，录象厅光线有些幽暗，我旁边一些青年男女受不了出去了，有些在发出轻微的亲热声。我当时观影的心得是“不打架，不开枪，没有好人坏蛋，就不是好片子”，看了一半仍然没动一刀一枪，所以失望地出来了。第一次看三级片什么都不懂。 　　 　　多么难忘的一天啊，可惜放假了，不用写作文了。 　　多年后看村上春树的小说，看到主人公和绿子一起看成人电影，绿子的一番关于“森林”的联想，笑得我小腹阵痛。原来6、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谈恋爱都兴这么干来着，《出租车司机》（1976年，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里流着PUNK头的罗伯特.德尼罗，不也是把第一次认识的女孩带到成人电影院里吗？哈哈。 　　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进了县城一中。熟悉校园环境后，没用两个周末，我就迅速掌握了县城五家录象厅的定价，上座率，内部环境等情况。有三家是电视，其他两家是大屏幕镭射投影，如果加上校门口哑巴开的偶尔兼营录象的冷饮室，就有六家。学校阅览室里还可以读到最新的《大众电影》、《上影画报》，太过瘾了。平时好好学习，心无杂念，继续保持成绩不败的神话，满足自己虚荣的同时，继续给父亲在其他老师面前争回面子。 　　 　　周末不愁没去处。高年级同乡学习任务重，为了调节神经，周末经常也去逛录象厅，我们结伴同行，但是没多久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们经常喜欢去外面装修洋气，内部混乱不堪的“梦达尔”，这家基本牌子上都写着“儿童不宜”，舒淇、徐锦江、叶子媚、叶玉卿、吴启华、翁虹等“无名鼠辈”是主打星，广告语还极尽宣传夸张之能事，价格死贵。 　　 　　我人小不懂男欢女爱，而且坚持“不打架，不开枪，没有好人坏蛋，就不是好片子”的准则不动摇，所以就去工人俱乐部旁边小礼堂看周润发、刘德华们。虽然不是镭射投影，不是沙发软座，更没有包厢，但是片源好，服务态度不错，一块钱可以从早上十点看到下午五点。在这里我开始系统地看港片，以导演作品，主演作品来给电影分类，并初步接触到了一些外国文艺片，算是我看电影的启蒙教堂。 　　 　　工人俱乐部小礼堂录象厅是一个老文青开的，皮肤白皙，神情淡漠，他老婆在门口收票，听说好象从什么花灯团还是文体局之类单位下海出来单干的。两台21寸的彩电摆在舞台的黄金分割线偏左，电视之间放着一部能180度“摇头”的电扇，电扇是摆在录象机上的。录象一天放到晚，不清场，电扇也就一直“摇头”为电视和录象机散热。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录象带为什么片源丰富，门类齐全，再经典的片子最多放一两天，很少有重复的。 　　 　　我仔细观察过城里的每个角落，发现唯一一个录象带租赁店，就是县广播电视局开的一家，一个爱打着瞌睡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小姑娘在轮流看店，一样百无聊赖。隔着柜台，我仰望着架子，录象带象一本本美丽的书籍码在一起，整齐有序，一个本子就是一个异色世界，光怪陆离的仙境。大体数了数，顶多一千部片子，很少更换新的。按一天八部左右计，专门供应一家录象厅放映的话，半年就可以放完了。也就是说城里面五、六家录象厅的片源来自地下渠道，是盗版走私只有他们自己知晓，但一定是第三世界民间非法供货组织。 　　 　　小地方，没什么好玩的，急于了解外面世界的年轻人，看录象是主要的业余文化爱好。我挤在他们中间，看见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和史泰龙的肌肉，数不完吴宇森在街头放飞的鸽子，享受着香港铜锣湾神秘的外海，霓虹灯下的俊男美女，觥筹交错，情爱潇洒。很多人因此彻夜未眠，离开故乡。去年冬天，我写过一篇关于《37.2℃》（《巴黎的野玫瑰》）的文字，后来仔细想一想，最早看的应该是录象带，应该是在很多年前的某个下午看的这部电影的，不然对里面大红色原野，蓝天的背景，印象不会那么清醒而深刻，不过一定把它看成一部“诲淫诲盗”的坏东西了。 　　 　　大规模的“严打”还没有到来，社会治安很糟糕，我们县的“乱”是出了名的，位居地区第二。或许就是受录象影响，连校园里也拉帮结伙，打斗成风，很多乡下的学生被小阿飞打跑了不敢读书。每到周末一帮帮小阿飞在校园恶霸的带领下，里应外合，气焰嚣张地来扫荡寄宿生宿舍，四处抢劫“跳墙”，抢夺女孩，吃醋打架。我们被迫在枕头下藏匿好西瓜刀、菜刀、红砖之类的应急武器，以备不时之需。城西录象厅、游戏厅、卡拉OK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集中的地段，每天出没着吸毒青年，放纵的单亲子女，逃学的，痴迷录象游戏的，华灯初上，路边，黑压压的蹲着一大片小太保、太妹，奇装异服，言行夸张轻浮，吸着香烟，睡眼惺忪，迷茫地看着大街，行人不敢正视他们。走在街上，坐在录象厅、游戏室，他们随时可能出现，拍你的肩膀说：“小弟，给几块钱吃饭”、“兄弟，请我玩电子游戏嘛”，如果强硬拒绝不被袭击才是不正常的。 　　 　　而我钻进录象厅，第一个跑在开影前看随机播放的流行歌曲MTV，抢占最佳位置，浑然忘记了自己的学业，和置身鱼龙混杂地界的险境。当时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帮老板换录象带，并参观一下他的片库——舞台后方一个类似密室的黑暗所在，摸索着，在灯光下看看那一本本录象带散发迷人魔力，自己随意挑选来播放。但是一直没有实现，直到有一天。 　　 　　我一直觉得我们年级的段娇是一个奇异的女孩子，天生有种“朋客”摇滚的品性，漂亮，仗义，霸道，敢作敢为，说打谁就打谁，他们班主任兼英语老师“老僵尸”（善哉，善哉，多年后又提到老师的绰号了）差点也被她喊人修理了，理由是不给她面子。段娇不喜欢学习，每天一下课就坐在教学楼拐角的栏杆上，大声呼唤手下小弟，递烟，搜火，讲她本周听的四大天王最新歌曲，看的最新录象，她家庭经济很宽裕，妈妈是新华书店的经理，还承包了单位上的房子，在新华书店二楼开录象厅，档次高，装修豪华，几次放毛片被查封，没几天，又都神奇地解封了，放得更理直气壮。 　　 　　有一天，她家录象厅没人，学校正好上体育课，我们这些小弟有幸被她带去玩。几个人的录象厅，是我们的专场。厚重的窗帘拉上，镭射机打缓缓打开，红黄蓝三原色打在布幕上，我亲自把录象带放进机仓，这个黑色的机器仿佛有种奇怪的磁力，将我连同录象带一起吸纳了进去，当音乐响起，绚烂的画面出现，放的是麦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我激动得哑口无言，飘飘欲仙，轻盈地即将飞起来！看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和画面上那个幸福得晕倒的日本女歌迷一起要疯了。 　　 　　我要离开县城那一年春天，真正的录象厅开始倒闭之中，广播电视局开的录象带租赁行也销声匿迹了，残存的几家都在放《97蛊惑仔》系列，以及《泰坦尼克号》，用的不是录象带，而是VCD2.0，备考复习中，我没时间再光顾了。2000年以后，小县城改造完成，新城区全面崛起，录象厅完全死光，当初靠放录象起家的人们，开起了网吧，水吧，迪厅，社会治安也比以前好多了。 　　 　　当年我看录象的工人俱乐部小礼堂录象厅已经被铲除打倒，开辟成广场，设置着群众健身设施。而厌学的大姐大段娇，也穿上蓝领工作套装，扎着马尾，带着纤细的眼镜，很斯文地在母亲的新华书店当着手银，每天说话很少，每次有人进去都很淑女地微笑家长们说，老师说，报纸的法制版上也说泡录象厅的青年没一个好孩子，就象今天天天泡在网吧里的“聊神”、游戏狂人。而我却这么健康地成长过来了，心智健全，性格温和，端正善良，也没耽误学习。今天，录象带作为古老的影象资料，估计当塑料垃圾都没人买。 　　 　　身为80年代初期生的“21世纪接班人”，我也算是最后一代经历录象厅在中国大地上衰亡的人，光影世界里忘忧投入，嬉笑怒骂地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还乐不思蜀，乐此不疲。所有故事不只这些，即便不添油加醋，写成小说都没问题。你要问这些年看了多少录象带，上千部是有的，我不能准确的回答你，要是问还爱不爱看电影，那是废话！ 　　 　　当我听说当年经常泡录象厅的小混混贾樟柯因为看一部让他流泪录象（《黄土地》），立志报考电影学院，而美国的昆汀.塔沦蒂诺因为在80年代一直做录象租赁店伙计，看遍无数港片、日片，自学各种武打套路，后来拍电影一鸣惊人的故事，在为同类庆幸时，直感叹自己看的少，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能埋怨自己天分低！ 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