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平：历代孔子造像述略

案：此文刊发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国家级核心期刊《中华文化画报》2007年第8期，刊发时题目改为《图溯孔子圣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的思想学说经过历代补充、改造，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文化正统和思想基础。可以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影响力遍及古今中外。孔子以“仁”和“礼”为主体的思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与其思想受到推重相伴随，孔子也受到历代帝王的礼遇和重视。在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前478），鲁哀公就以孔子所居立庙，以其生前之衣冠、车、书置于“三间庙屋”，“岁时奉祀”。汉代以降，孔子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代先后有五位皇帝亲幸曲阜祀拜孔子。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开始以太牢规格祭祀孔子。尤其是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确立。 1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春秋时期就已重视图画圣贤像的教化作用，汉代更是如此。自孔子至汉代以前，由于缺乏相关文献，孔子造像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曲阜所藏《孔子夫妇楷木雕刻像》，据传是孔子弟子子贡在为其师结庐守墓期间所作，表达了对其师的追思之情。然经专家考证，该作品当为宋代仿刻。其仿刻所依原本为何，原本是否就是子贡所作，也都还缺乏确凿的证据和有力的说明。 汉代皇帝注重宣教作用，常常借助图画、塑像以达其用，其中就有孔子造像。西汉景帝时（前156—前141年），文翁在蜀郡任太守，曾在其所修学官内画《孔子像》，这可能是有关孔子造像的最早记载。东汉桓帝时（147—167年），曾在老子庙壁上画《孔子像》。光和元年（178年），灵帝命画工刘旦、杨鲁在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这是我们已知最早创造孔子形象的画家。这些造像早已随同建筑物的坍圻而荡然无存，所画孔子形象如何已不可知。那个时期对孔子形象的描绘，我们只能依靠保存到现在的极其有限的画像石和墓室壁画窥其一斑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孔子形象，是在山东嘉祥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孔子见老子》和《孔子击磬图》。这种石刻画在嘉祥境内发现有多幅。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室壁画中也有对孔子形象的描绘。从这些记载和造像遗存情况来看，到汉代时，以孔子作为造像题材已经非常普遍，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表明此时已不是孔子造像的开端。 西晋以降，关于孔子造像的记载渐多，但直至宋代，均鲜有实物遗存。西晋太康（280—289）中，张收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在东面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殿内画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南朝陆探微、刘瑱、张僧繇也都曾以孔子作为创作题材。陆探微有《孔子像》、《孔颜图》等“并传于代者也”。据《益州名画录·卷下》记载，齐永明十年（492）成都刺史刘悛再修玉堂礼殿，刘瑱于其壁上画《仲尼四科十哲像》。关于张僧繇画《孔子像》，《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均有记载。其中张彦远说，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江陵的天皇寺，是明帝时所置，张僧繇在其内柏堂壁上画《仲尼十哲像》。武帝见而奇之，问他为何把孔子像画于释门，僧繇则回答：“后当赖此耳。”后来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唯独因为此殿有孔子像而不令拆毁。梁元帝萧绎开始时在荆州，起宣尼庙，自图《孔子圣像》，还自撰并亲书孔子赞诗，时人谓之“三绝”。 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周昉、常粲，南唐董源、卫贤、王齐翰，宋代石恪、高克明、李公麟、王瓘、马远、梁楷，元代赵孟頫，明代张楷（1398－1460）、季本（1485－1563）、韩爌（1565－1644）、吴伟（1459－1508）、吴彬、文徵明（1470—1559），清代陈尹、焦秉贞、黄慎（1687—约1772）、允礼、改琦（1773-1829）、顾沅、孔宪兰等也都创作过以孔子为内容的绘画作品。 2 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在绢、纸上的孔子像是南宋马远的《孔子像》，今藏故宫博物院。更多见的则是明清时期作品，其中以曲阜孔府所藏最为集中。据孔传《东家杂记》（宋绍兴四年，1134年成书）记载，北宋时曲阜孔庙就存有多幅孔子像，其中以“衣燕居服、颜子从行者，世谓之小影，于圣像为最真。”但这些孔子画像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其中几幅摹刻石上而得以保存，现存曲阜孔庙圣迹殿内。明清时，孔府继续收藏孔子像，据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时已有八幅。“纸本像三，绢本者五。纸本者一为燕居像，失名；一为吴道子画司寇像；一为明蜀惠王朱申凿摹吴道子司寇像。绢本者，一为宋人摹吴道子司寇像，有明神宗书宋高宗赞；一为杏坛讲礼像，石壁下老松盘曲，文杏杂列，先圣执如意，群聚讲业者十有六人，内一人抱琴，三人执卷，余或拱手，或敛袖，或曳杖，或行相问答，凡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画；一为观攲器像，明郭翊画；一为冕旒像。皆失名。”之后继续收藏充实，民国时已达十三幅。这些画像除《冕旒像》外均保存完好，其中十一幅现仍藏在孔府，两幅《明蜀王赞司寇像》于解放初期调往济南，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曲阜孔庙中有孔子塑像，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魏黄初元年（220），文帝令郡国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庙有夫子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东魏兴和二年（或三年，540或541），兖州刺史李挺命在阙里塑《孔子容像》。唐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衮冕。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定大成殿孔子像“冕十二旒，衮十二章”，后依为定制。元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雍正二年（1724）阙里孔庙毁于雷火，五年后，新修孔庙落成，塑孔子新像。新像为夹纻彩塑，“冕十二旒，衮十二章”，高3.3米，宽2.3米，是当时最华丽、最尊贵的孔子像。此像于“文革”前期被毁。今天曲阜孔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塑像是1985年重新塑造的，据称是完全依照清代塑像仿塑，但两相比较，仍有很大差别。 3 宋代以前，曲阜孔庙大成殿中就有木刻孔子像，用作祭祀，后因木刻易于损坏，宋代时改为石刻。这些画像石现在保存在曲阜孔庙的圣迹殿内，有《颜子从行像》三幅、《孔子凭几坐像》、《鲁司寇像》和《孔子行教像》等。三幅《颜子从行像》画面相似，刻画二人，孔子前行，颜回拱手相随其后。其中一幅，当时称为《行教像》，传为吴道子绘，像上有画赞，北宋绍圣二年（1095）四十八代孙孔端友立石。另一幅《颜子从行像》为北宋政和八年戊戌（1118）胡宁刻，四十九代裔孙孔瑀立石。《孔子凭几坐像》，宋时称为《小影》，传吴道子画，像上有赞语，下有题记，北宋绍圣二年（1095）四十六代孙孔宗寿据家藏原本摹刻。《鲁司寇像》镶嵌在圣迹殿正中壁上，传为顾恺之绘（一说为吴道子绘），孔子戴司寇冠，着司寇服，面容威严刚正。《孔子行教像》影响最深远，后世摹本也极多。孔子头顶束髻，身着儒服，面目凝重，姿态稳健，其圩顶、隆鼻、海月骈齿等，与民间传说中的孔子形象均相符合。像上有赞：“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 石刻画《孔子像》，除曲阜孔庙所存外，在山东泰安、浙江杭州、绍兴、衢州、上海、广州、西安、台湾等地均有遗存。其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大致不外曲阜所存。它们之间或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尚需进一步考证。 4 木刻版画是中国古代主要画种之一。随着刻书业和木刻版画的发展，出现了附在书籍中的孔子画像插图和专门表现孔子事迹的连环图画《孔子圣迹图》。 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刊刻的《东家杂记》，卷首冠图中就出现了《孔子杏坛讲学图》。据郑振铎考证，冠图虽为后来的补版，但不会在1200年之后。 元代时，把儒学视为宗教，将儒、道、释三教并尊。金正大四年（1227）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将家谱与《东家杂记》合著并续编成一书，“卷首创添图本十二”，以《孔氏祖庭广记》为名刊行。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曲阜孔氏刻本《孔子祖庭广记》，冠图作者自署为“太学生介山马天章”，其中就有《孔行颜随像》、《孔子凭几图》和《孔子乘辂图》。元至大二年至泰定元年（1309－1324）苍岩书院刊本《孔子家语·附素王事纪》，卷首有《鲁司寇像》。 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的木刻画尤为精彩，“细致而不流于庸俗”，《阙里志》中的插图《孔子冕旒像》、《孔子行教像（颜子从行）》、《鲁司寇像》、《孔子凭几像》和《孔子乘辂像》，都是这个时期木刻画里的上乘之作。到清代还出现了将孔子神话的《孔子神位图》。 5 《孔子圣迹图》是记录孔子一生行迹的连环图画，是一部形象化的孔子编年史，在中国连环画史和中国版画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内容主要选取《史记·孔子世家》，个别画幅取材自《孔子家语》、《论语》和《孟子》，形式有石刻本、木刻本、手绘本，有线刻、白描、套色、彩绘等。 最早的《孔子圣迹图》出现于元代。据沈津介绍，最早的《孔子圣迹图》传为元代王振鹏所绘，共十幅，旧藏明项元汴天籍阁，后流落日本。而谢巍经过考证则认为，“最古者为元大德时（1297—1307）五十三代孙孔津所编刊，至明宣德时已罕见。”（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626页。） 明清时期，《孔子圣迹图》日渐丰富，幅数从十几幅到百余幅不等。明代张楷（1398－1460）所作《孔子圣迹图》石刻120幅，有图有文，图绘刻精美，文叙事简明。石刻曾在上海青浦县孔宅内，后张氏后人镶之四壁，石刻今已不存。明正统九年（1444）所刊《孔子圣迹图》木刻本应为其后众多版本之祖。其后有明弘治十年（1497）何珣跋刊本、明成弘年间（1456－1505）彩绘本、明正德元年（1506）邓文质刊本（已失传）、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明隆庆六年（1572）刊本、明万历十七年（1589）武林吴嘉谟辑、程起龙绘、黄组镌刻《孔圣家语图》第一卷《孔子图录》等，以及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尹绘、朱璧镌《孔子圣迹图》（一名《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周流之图》），石在上海市。手绘本则有清焦秉贞《孔子圣迹图》、改琦（1773—1829）《孔子圣迹图》。 曲阜所存《孔子圣迹图》最早为木刻版，“散在各庑”。由于木板易于毁坏，万历十九年（1591），山东巡按御史何出光提议将木刻改为石刻，并建圣迹殿加以保存。次年，山东按察副使张应登按部都曲阜，将原稿增至112图，曲阜县学生员毛凤羽汇校，淮阳画工杨芝作画，吴郡章草刻石。原石现存曲阜孔庙圣迹殿。除此之外，曲阜孔府所藏还有3种，其中彩绘本2种、木刻本1种，皆为明代作品。彩绘本之一款署仇英；另一绢本彩绘作者不详，作于明成化弘治年间（1456－1505），有文有赞无题，前有二跋。 《孔子圣迹图》是在宋元书籍插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并在发展中逐渐完善。它可能曾经受到佛教、道教《圣迹图》的影响，但《孔子圣迹图》除少数画幅具有神话传说色彩外，绝大多数均依据史实，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质，这又与其他宗教绘画有着本质的区别。 结语 孔子造像的产生，或源于弟子对其师的追思之情的表达，或源于对圣贤图像教化作用的重视，或源于学官学生祭祀之用。纵观历代孔子造像，唐代以前主要形式是壁画和塑像，东汉时期出现了石刻画像。宋代以降，卷轴画、石刻画渐多；随着儒家之学的更加凸显，儒家特别是理学的知识和思想越来越“俗化”，明代以后孔子造像更加普遍；刻书业的发展，还导致了《孔子圣迹图》的盛行，到清代时则出现了神化孔子的《孔子神位图》。 孔子的真实形象如何，当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其中也只是说他“生而首上圩顶”，这时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三百多年。由于关于孔子真实形象记载的缺失，使孔子造像从一开始就具有美化的特点，发展到明清时期的《神位图》，则将孔子完全神化。 孔子造像的兴衰和图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代帝王尊孔崇儒的情况，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孔子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指向标。 丁亥七月初一修改于曲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7ffc901000ag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