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李鱼川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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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 | 魏斌：李鱼川推理

原创： 魏斌 读书杂志 5月13日

编者按

李鱼川是《北史》提到的一个小小的地名，虽然中古史史料缺乏，但作者由既有的三十二字史料和清人的说明，一步步探案，对“开李鱼川”的时间和这个地理空间做了推理。与历史事件的时空推理相联系，李鱼川背后实际是一段中古士族社会在地方形成和存续的权力建构史。这一层空间和地方视角，或可成为中古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李鱼川推理

文 | 魏斌

（《读书》2019年5期新刊）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名作《啤酒杀人案》（Murder in Retrospect），叙述的是案件发生十六年后，侦探波洛（Hercule Poirot）根据和五位当事人的谈话，拼构出当年的场景，最终发现真相。由于案件过去了太久，波洛没有机会去现场，而只能依赖于蛛丝马迹的线索进行推理，这个过程很像是历史学者根据口述史料考证、重构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场景。

波洛用的方法，让人联想到近年中古史研究中流行的史料批判方法。每种史料、文本，都会有一个生成过程，撰写者的立场、导向隐含于其中，有时候是有意的，有时候是无意的。只有对这些立场、导向保持相当的警惕性，才能真正理解史料和文本说了什么。在《啤酒杀人案》中，五个人的口述内容就是如此，波洛通过比较每个人由于立场不同而隐瞒、曲解或隐匿的内容，从中发现了真相。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剧照（1974），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部作品中采用了与《啤酒馆杀人案》类似的手法，故事中主角波洛请立场不同的涉案人士各自叙述事发过程，最终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事件的真相（来源：tv.sohu.com）

不过，推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证据和线索都是小说家的预设。历史考证则并没有这么幸运。遇到史料极为缺乏的场合，往往陷入孤证难为定说、推测多于证据的困境。这大概是很多中古史同行都有过的感慨。每当这个时候，常常幻想能够乘坐时光机回到中古，亲眼观察那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谜团，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下面要讲的李鱼川，就是这样一个地点之谜。主角是李显甫，李元忠之父，《魏书》卷四十九、《北史》卷三十三有他的传记，都非常简略。《魏书》仅有寥寥四十几个字，扼要记载他的官爵。《北史》则除此之外，又记有开李鱼川之事：“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

这条记事仅有三十二个字，却非常有名。李显甫出自中古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赵郡李氏，这条记事中提到他的身份是“宗主”，曾被认为可能与北魏宗主督护制有关，而这个制度涉及基层统治、大族经济、荫庇和农民身份等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界关注，成为北朝史研究经常提到的内容。尴尬的是，这是一条完全孤立的史料。李鱼川在哪儿？李显甫为何要集合李氏族人数千家“开李鱼川”？具体时间是哪一年？如果不弄清楚这些，用来讨论相关的历史问题，就很难落到实处。

这是赵郡李楷一支的部分后裔世系表，李显甫属表中李楷五子李叡一支；《李显甫集诸开李鱼川史事考辨——兼论魏收所谓的太和十年前“唯立宗主督护”》一文引用此表来推测“开李鱼川”一事的实际情况（来源：pep.com.cn）

历史事件最基本的要素是时间和空间，而这条记事却是二者皆模糊。最早对此做出说明的，是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认为李鱼川在赞皇县城以东的五马山一带，时间则是北魏孝昌（五二五至五二七年）末年。他依据的有可能是地方志史料，由于成书时间太晚，并不能直接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证据使用。

不过，这个说法毕竟提示了一种可能性，研究者可以根据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首先验证他的说法是否正确。

先来看时间。时间考证在方法上并不复杂，关键是找到可以参照的目标。传记显示，李显甫去世于李元忠开始做官之前。李元忠开始做官，则是担任清河王元怿的司空府士曹参军，元怿迁太尉后，又任长流参军。而清河王元怿出任司空、太尉的时间，文献有明确记载，是在延昌（五一二至五一五）年间。这就是李元忠开始做官的时间，李显甫“开李鱼川”自然在此之前。卢开万就是用这个办法，指出了顾祖禹的错误，并做了新的推算（《李显甫开李鱼川时间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四辑，一九八三年）。杨际平、李卿后来又做了进一步补充（《李显甫集诸开李鱼川史事考辨——兼论魏收所谓的太和十年前“唯立宗主督护”》，《厦门大学学报》二○○三年第三期）。他们推算出的李显甫“开李鱼川”的时间下限，分别是不晚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和太和二十三年（四九九）。

《读史方舆纪要》明显的时间错误，问题应该是出在殷州这个地名。殷州设置于北魏孝昌二年（五二六），北齐天保二年（五五一）因为避讳而改名为赵州。《北史·李显甫传》既然使“殷州”这个地名，按理说，应该是发生在孝昌二年殷州设置之后。这是初读之下都会有的印象，大概也是“孝昌末年”说的由来。现在已经知道这个说法并不正确。那么，为什么《北史》会使用这个“开李鱼川”时尚不存在的地名呢？

《读史方舆纪要：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来源：kongfz.com）

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史料批判方法。“开李鱼川”这件事，就仅见于《北史》，但《北史》肯定是参考了更早的某种文献。由于使用了“殷州西山”这个地名，可以推测，最早记述这件事的文献，应当撰写于殷州这个地名存在的期间（五二六至五五一年）。这让人想到李显甫之子李元忠去世的时间——武定三年（五四五）。换言之，会不会是李元忠去世后形成的个人传记材料如行状、墓志中，以当时地名追溯父亲李显甫“开李鱼川”这件事成为《北史》记事的源头？《北史》同卷的李元忠传记提到，他在母亲去世后，“还李鱼川”，似乎就隐约透露出二者在史源上的密切关系。

再来看空间。“殷州西山”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在当时的文献记述中，太行山以东各州郡所谓的“西山”，一般来说就是指辖境内的某段太行山。顾祖禹说李鱼川在赞皇县五马山一带，符合这种一般性的认识。而且，这个说法也有一个重要的旁证，即赞皇五马山一带有赵郡李氏的“别业”和家族墓群。

出身于赵郡李氏的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中记述赵郡李氏的居住和墓葬空间，主要有两处。其一是平棘（今赵县）西南、高邑县北部，现在的里村、段村、封斯村一带。其二是赞皇县东的百陵冈。前者作为赵郡李氏传统的集聚地，在文献中多有提及，姜士彬（David G.Johnson）也有详细讨论（《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收入范兆飞编译《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三联书店二〇一八年版）。后者作为赵郡李氏的重要聚居点是如何形成的，却一直不太清楚。得益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这一带近年有不少赵郡李氏墓葬被发现，出土墓志已有十多方。五马山东侧赞皇县城东的西高村、赞皇县东南的南邢郭村，以及稍北元氏县南部的南白楼村，是三个主要地点。三者呈蛇形南北分布，相距均在十里左右。这里就是李吉甫提到的百陵冈。

在《李显甫集诸开李鱼川史事考辨——兼论魏收所谓的太和十年前“唯立宗主督护”》一文中，研究者认为李鱼川应在今河北省尧山至隆尧县城之山谷谷地一带，“殷州西山”为“柏人西山”。卫星地图可帮助我们直观地看到现赵县、隆尧县和赞皇县的位置，即赵县李氏家族的活动范围（来源：map.qq.com）

百陵冈几处墓地的埋葬时间，从北魏后期一直持续到唐代前期。时间最早的是西高村发现的李仲胤墓志，北魏正始三年（五〇六）去世于洛阳，次年归葬于赵郡“房子县之西岗”。与平棘地区的旧茔相比，这里出现较晚，是一处后来出现的新墓地。从时间上来看，这处墓地的形成要晚于李显甫“开李鱼川”。

可是，旁证毕竟是旁证。由于李鱼川地名仅此一见，究竟是否在赞皇五马山一带，仍难以落实。而在寻找赞皇县相关地名资料的过程中，我不经意间读到李延青先生记述赞皇乡村生活的随笔集——《鲤鱼川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城西有两条山谷，一在正西，曰戌定川，两边皆是贫瘠山丘；另一条沿泜河南拐而后西转，叫鲤鱼川。……泜河多数处于干涸状态，两岸宽敞处看得见或大或小的村庄，灰头土脸的像一片片枯叶在山脚下蜷缩着。山渐行渐高，逾百公里后，公路被一道道粉红色的悬崖拦住，山崖壁立，状若斧劈刀削，有羊肠小道可及崖顶，登上悬崖就是山西省的地界了。（1页）

作者使用的是谐音地名。戌定川的真实名字是许亭川，鲤鱼川当地民众则一般称为李川沟。两条山谷均在赞皇县城之西的山中，分别是槐河（北泜水）的上游和支流，至今李姓居民人数很多，特别是许亭川，至今保留了不少赵郡李氏的传说遗迹。虽然是谐音地名，但鲤鱼川这个名字，很自然地让人想起谐音的李鱼川。李鱼川会不会原本就是“鲤鱼川”？《魏书》卷九十三《王椿传》中有一条记载：

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后以老病，遂辞疾客居赵郡之西鲤鱼祠山。兴和二年春卒，时年六十二。

王椿是太原人，晚年不知为何离乡客居，选择的地点是赵郡西部的鲤鱼祠山，东魏兴和二年（五四〇）在此去世。这座山应该是由于一座鲤鱼祠而得名。该山位于赵郡西部，看上去跟顾祖禹记载的赞皇五马山——李鱼川方位相近。据说，赞皇县槐河（北泜水）以往水产丰富，特别是盛产鲤鱼（当地现在有槐河渔郎传说），地名或许来源于此。

虽然无法更进一步，但有了这些旁证，顾祖禹的说法看起来似乎颇为合理。不过，正如推理小说总是会设置一些歧义线索以迷惑读者一样，认为李鱼川在赞皇县五马山一带，也面临一个文献上的反证。

杨际平、李卿两先生最早指出这个问题。赞皇五马山一带北魏后期属于房子县，隶属赵郡。而李显甫父子籍贯柏人县，隶属南赵郡。结合李元忠的传记来看，他的活动确实主要与南赵郡有关。这样的话，李鱼川在赞皇五马山一带的说法，从政区统属上来讲就是不合理的。考虑到这一点，两位先生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李鱼川应该在今隆尧县城之西（殷州治所在广阿县，位于今隆尧县以东）的尧山、宣务山一带。这一地区靠近古大陆泽，当时是“土广人稀，多有寇盗”（《魏书》卷五十一《韩茂传》）之地。

李鱼川在哪儿，由于这个文献上的反证，又陷入困境。读者至此，可能已经感受到历史考证在李鱼川问题上面临的苦恼。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旁证和推测。最后能够确定的，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下限——太和十八年或二十三年。本来看起来颇为合理的地点——赞皇县五马山一带，也有明显的难解之处。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推理视角，先来尝试分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李显甫要组织族人开李鱼川，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李显甫率领几千户族人开发山泽，这样声势不小的集体行动，从常理上来说，需要获得官方的允许才能进行。而《魏书》中明确提到了几次朝廷允许民众开发山泽的诏令，分别是皇兴四年（四七〇）十月“诏弛山泽之禁”（《显祖纪》），太和六年（四八二）八月“罢山泽之禁”太和七年（四八三）十二月“开林虑山禁，与民共之”（《高祖纪上》）。这几次开山泽之禁，与前面推测的李显甫“开李鱼川”的大概时间，正好处在同一时期。

这几次开山泽之禁，“与民共之”，背景都是灾荒问题。特别是太和六、七年，河北地区连年水灾，导致大范围的饥荒。朝廷为此连续下诏，采取免除赋税、开仓赈恤等救助措施。太和七年三月，又以冀州、定州（当时包括赵郡）“二州民饥”，下诏让郡县官府“为粥于路以食之”，同时又“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这次施粥赈灾救活了不少饥民。六月定州上奏称：“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九月冀州上奏称：“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高祖纪上》）具体数字或有夸张，但可见数量之大。

（明）周臣 《流民图》(局部)， 现藏于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来源：douban.com）

这次河北大灾荒波及地域相当之广。太和九年十月诏书提到，“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因此下令：“今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高祖纪上》）可以想象，太和六年到九年之间，定、冀、幽、相四州必然是饿殍满地，民不聊生，而赵郡、南赵郡正处于受灾地区的核心位置。由于饥民众多，放开山泽，弛关津之禁，让民众入山求食，成为政府采取的救灾措施之一。这不由得让人产生联想：李显甫统领“诸李数千家”开李鱼川这件事，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对于河北大平原来说，“罢山泽之禁”，让民众入山泽寻找灾年活命之地，主要所指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像隆尧县西的尧山、宣务山那样规模很小的山体，对于灾年饥荒来说意义是不大的。而太行山东麓即现在元氏、赞皇、临城三县的山麓地带，是槐河（北泜水）、泜河（南泜水）源出之地，也是距离赵郡李氏最近的山林地带，会成为他们开发的首选。换言之，赵郡李氏开发山泽，应该是沿着南北两条泜水上行。五马山及其以南的条形山岗，正好处在南北两泜水之间，在山泽开发的背景下成为赵郡李氏的新葬地。

李显甫主持的这次开发山泽事件，是赵郡李氏生活空间上的一次重要转折。除了水旱灾荒，河北大平原也不断遭受战乱。平原聚落在战乱中的自保能力是比较弱的，太行山东麓地区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弹性空间。正如葛洪所说：“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比如槐河（北泜水）上游的李川沟到槐泉寺一带，易守难攻，很久以来就一直是“逋逃薮也”，“四方无赖之徒，往往隐匿于此”（光绪《赞皇县志》卷一《山川》）。这种地理环境为乱世中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避难场所。不过，赵郡李氏向太行山东麓的移动和扩散，或许很早就在进行，但从百陵冈墓地的出现时间来看，成为稳定的新居地，很可能是始于李显甫的这次组织化行动。前面提到，北魏正始四年（五〇七）李仲胤葬于“房子县之西岗”。而据元氏县的《大唐开业寺李公之碑》，至迟北魏延昌（五一二至五一五）年间，迁居元氏县的赵郡李氏在当地已拥有“山第”别业，并舍宅为寺。这些碑志提到的时间，都是在“开李鱼川”之后。

跟随李显甫开发李鱼川的“诸李数千家”，力量颇为可观。李元忠的传记提到，六镇流民在河北起义之后，曾在葛荣率领下进攻南赵郡，李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多次击败葛荣。这支颇具实力的武装，应该就是继续了李显甫时代的力量。高欢于河北起事之始，李元忠“聚众于西山”，与高欢合力擒斩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李元忠在“西山”所聚之众，核心也应该是李鱼川的“诸李数千家”。这让人想到姜士彬提到的一个现象，唐代以后赞皇县的赵郡李氏支系兴起，取代平棘旧地而成为政治上显赫的一支（《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227—236页）。从中心聚居区扩散到边缘山麓之地，边缘山麓之地的支系又取代中心区而兴起，这是赵郡李氏的家族轨迹在区域空间上的表现。

文中所引用姜士彬《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一文收录于《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而进一步说，河北平原的灾荒和战乱，波及的肯定不会只是南北泜水流域的赵郡李氏。比如北边不远、滹沱河沿岸的博陵崔氏、钜鹿魏氏等等，必然也都会受到影响。有没有他们入太行山东麓开辟生存空间的类似例子呢？

答案是肯定的。李吉甫《元氏郡县图志》卷十七提到，今石家庄之西、太行山东麓的鹿泉县土门有博陵崔氏的支系：“皇唐贵族有土门崔家，为天下甲族，今土门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

不只是鹿泉县土门村。同样是在太行山东麓、平山县城北的三汲村，曾发现去世于北齐天统二年（五六六）的崔昂墓，墓志提到是葬于旧茔或“常山旧茔”，可知这处墓地在崔昂之前已经存在。巧合的是，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收藏有崔昂叔父崔孝直夫妇及孝直长子崔宽三通墓志，出土地点不详，墓志记载的葬地是“常山零寿县临山之阳”。崔昂墓所在的三汲村处于平山、灵寿两县之间，可能就是墓志记载的这处墓地。平山县三汲村、鹿泉县土门村，均位于滹沱河沿岸。而博陵崔氏的旧居地安平县东黄城村，同样是在下游的滹沱河沿岸。《酉阳杂俎》就提到，“俗呼滹沱河为崔氏墓田”。可以看出，博陵崔氏支系向太行山东麓鹿泉、平山、灵寿一带的迁移，也是沿着滹沱河向西上行。

故里同样在滹沱河流域的钜鹿下曲阳魏氏，也有居于西山的例子。魏收的族叔魏季景，在东魏天平元年（五三四）迁邺之时，可能是出于对政局的观望考虑，“遂居柏人西山。内怀忧悔，乃为《择居赋》”（《北史》卷五十六《魏季景传》）。柏人城位于尧山、宣务山之西，因此这里提到的西山，肯定不是尧山、宣务山，而只能是柏人城之西的太行山东麓地区。前面提到，太原王椿在老病之时选择离乡客居赵郡西山。这个举动显得有点不太合常理。而仔细阅读传记可以发现，他的夫人是“钜鹿魏悦之次女”，“明达有远操”。王椿选择客居赵郡西山，或许是依靠钜鹿魏氏在这一地区的产业和影响力。

魏季景居于“柏人西山”，对于理解杨际平、李卿提出的疑问，也是一个重要启发。北朝后期南赵郡柏人县的辖境，可能一直延伸到太行山东麓。现在元氏、赞皇、临城三县的太行山东麓地区，当时虽然分属赵郡（北泜水上游）和南赵郡（南泜水上游），但对于赵郡李氏来说，实为连绵一体的生活空间。

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冲积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二十世纪以来，门阀士族一直是中古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在不少学者的推动之下，同时也是得益于墓志的大量出土，又再度兴起热潮。一个传统课题，如何历久弥新，不断扩展生命力，大概是目前很多关心士族研究的学者都在考虑的。除了原来重视的门第、婚姻、社会流动，现在重视的谱系建构和历史书写，还能有什么呢？我想，回到最基本的空间与地方上来，也许是一个路径。回顾过去，会发现我们对于中古士族阶层在区域、地方上的生存场景，其实知道的很少。而他们如何在地方上获取生存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地方权力建构，是中古士族社会形成和存续的关键。唐代中期以后士族社会的消失，很大程度上也与这种地方权力的弱化有关。李鱼川这条只有三十二个字的史料，意义其实就在于此，它提供了一个北朝大族在地方上扩展生存空间的重要线索，让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强宗大族在区域历史过程中更具画面感的一幕。

遗憾的是，我们对李鱼川知道的太少。大概是二〇一二年的冬季，我去看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在突如其来的灾荒面前，地方上的士绅和民众在逃难过程中面临着饥饿和求生本能，导致人类行为的原始化，给人很强的震撼感。在推理李鱼川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部电影，想象河北大灾荒带来的饥饿、嘈杂和恐慌。灾荒带来的社会危机与自救行为，与官府救荒措施纠缠在一起，展现出官府、大族、民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蕴含的学术线索，值得关心士族研究的朋友们思考。

电影《一九四二》（2012）剧照（来源：douban.com）

李鱼川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小场景，也是山地、平原人地关系的一个展现。赵郡李氏、博陵崔氏等大族呈现出的区域空间结构，是逐渐走向平原—山地复合体系。这种结构可能是在河北平原不断的战乱中逐渐演化而来，是一种为了生存的自我进化。而这种地理生存空间上的进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些大族在河北平原的优势和社会统治力，成为“赵李人物，今实居多”（《北齐书》卷二十九《李浑传》）的地方背景。巍峨绵延的太行山，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山脉不仅是滋润平原的河流之所出，同时也以它自己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着平原上的历史。正由于如此，笔者每次乘高铁往返于京汉之间，经过一望无际的河北大平原时，总忍不住翘首西望，对窗外远处的太行山脉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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