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李恪的一生

1、缘何“高贵”的血统

本人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要想以此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身份是多么的睥睨众生的，也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可见汉以后唐以前的所谓王朝血统与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想想杨妃虽然名义上是隋炀帝的女儿，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才干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的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可见恪母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在隋宫里没有公主封号、在唐宫里嫔妃品级低到没有记载甚或是不值得记载。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恪母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恪母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恪母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恪母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

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杨氏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就像汉献帝也是个傀儡皇帝，但直到禅位后降为了山阳公，他这才将两个女儿送去做小妾，而且是直接送给当皇帝的曹丕，可没送给什么亲王。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恪却在李唐武德二年（619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恪母很明显是在热孝期间怀的孕，竟然连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都做不到。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了，若恪母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恪母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按例没入了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贺若弼和诸位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尽管史书上称恪母为杨妃，但这并不能证明恪母生前就位列四妃之位，因为像唐高祖李渊的小妾莫丽芳，生前就没有得到任何妃嫔封号，死后才被追封为嫔，史书上却直接记载其为莫嫔。

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杨淑妃即杨玄奖之女，阴德妃因为儿子李佑谋反被杀后也遭到了连坐，德妃之位空了出来由燕贤妃晋封。还有一位郑贤妃，也是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可见恪母生前并非正一品的四妃，最多只是个二品的九嫔，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再者，还可以根据李恪与李愔在诸皇子中的地位来反推其生母在后宫的等级。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想要给诸位亲王与功臣们世袭都督或刺史的权利，在这次论封建的过程中，除了皇太子李承乾外，长孙皇后的另外两子李泰在相州，李治在并州，而韦贵妃之子李慎在秦州 ，阴德妃之子李佑在齐州，燕贤妃之子李贞在扬州，杨淑妃之子李福尚未封王所以当时并没有封地，后宫王氏之子李恽在襄州。

虽然李慎三人的封地比不上嫡出的皇子李泰与李治，但至少身为四妃之子，李慎三人的封地所在之地是同一个等级的。而李恪在安州，李愔在益州，考虑到李恪还是唐太宗的庶长子，比其他同样庶出的皇子占了名分的先机，但是李恪兄弟俩的封地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连李恽的襄州都比不上——安州与襄州同在湖北地区，历史上这个地区素来以襄州为重，唐朝也不例外，李孝恭平江南萧铣时担任的就是襄州总管（襄州道行台左仆射）的官职。

益州就更不用说了，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中晚唐安史之乱以后。而且当年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唐朝的京城长安对蜀地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而蜀地的地势即使再险峻，这天险却是和关中共享的，由此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李愔的封地连李恽都比不上，更不能与李慎三人相提并论了。所以很明显恪母不仅与四妃之位无缘，而且显然恪母在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论封建时还活着，所以连追封的妃位也没有，否则至少看在追封的四妃之位上，恪母的两个儿子不会连一个后宫位份不明，最多也只是个二品九嫔的王氏的儿子都比不过。

再者杨妃的祖父隋文帝的生母是吕苦桃，史书记载吕苦桃出身非常卑微，“其族盖微”，甚至“求访不知所在”，杨坚的舅舅吕永吉“性识庸劣，职务不理”，舅公吕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而杨坚又自称是弘农杨氏，他的生母是父亲杨忠的嫡妻——真正的弘农杨氏会以吕苦桃这样出身卑微的女子为妻吗？

至于独孤信的血统，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同样是独孤信之女，所以只要是李家的皇子，就都有独孤氏的血统，而不是李恪一人独有。而有些人在提到李恪的血统时，只敢从独孤信的血缘追溯起，唯独不敢从吕苦桃的血缘追溯起，这又是为何呢？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治武功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别说什么李恪无才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李元昌也是失败者，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最为年长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17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汉高祖刘邦在改立刘如意失败后，特意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晋文帝司马昭病重时用陈思王曹植的例子来告诫太子司马炎，让他日后不要为难自己的弟弟司马攸；太后王元姬直到临终也不忘含泪叮嘱长子司马炎，要他记住自己的嘱托，千万不可对司马攸不利；唐太宗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就是为了让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能够同时活着。

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至于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秦州都督、齐州都督、潭州都督、安州都督，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府降级为了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所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仍只是个下州，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被贬为了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则依旧留在了唐太宗的身边，唐太宗甚至下旨让其搬进武德殿居住。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恪被授予潭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不仅被罢免了都督一职，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后来李恪又因为“与乳媪子博簺”，与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300。

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打击对于李恪来说不可谓不沉重，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别的皇子就算是犯了比李恪更加严重的错误，也不曾受到过如此严厉的处罚——齐王李祐“溺情群小，尤好弋猎”，唐太宗也只是将他的长史撤职并“数以书责让”，唯独李恪只不过因为在封地上踩了庄稼，就被罢去了都督一职，后来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去都督一职。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即便是唐太宗去世后，李恪也只是被唐高宗任命为了梁州刺史。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所以单就安州刺史一事来看，李恪在唐太宗心中的分量着实是有限。不仅被提名当太子是作为备胎，提名失败后，更没有因此得到父亲一星半点的愧疚之情或补偿之意。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李恪但凡能在唐太宗的心中有点地位，都不至于落得如此地步。

6、“正直”的下属

说到吴王府的幕僚，就不得不说说曾经担任过吴王长史一职的权万纪。

话说这权万纪也是个“人物”，因为敢于直言，所以从潮州刺史提拔为正四品下的朝廷京官。而身为持书侍御史，权万纪理当好好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向上升迁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直言善谏的一面，结果却不然。根据《旧唐书》《贞观政要》等史书的记载，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陷诽谤，甚至肆意弹劾别的大臣，惹得朝臣惶惶不安。

最后魏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之下非常严肃地向唐太宗上奏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以取强直之名。”一针见血地指出权万纪不过是个意图骗取直言敢谏之名的小人，认为唐太宗若是出于招揽敢于进言之人的目的，也大可不必将权万纪这样的人留在朝中，因为这样做只会有损自己的名声。

唐太宗听了之后，欣然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权万纪后来“奸状渐露”，被贬为连州司马，史书上记载此消息一出，朝廷其他官员的反应是“咸相庆贺焉”，可见权万纪平日里的行径是有多么的卑劣与不得人心了。

事实上，权万纪不仅喜欢通过揭发别人隐私来搏取名声这一点为人所厌恶，他唯利是图，只重眼前利益的行为也招来了唐太宗的憎恶。

权万纪曾提议可以通过大量开采宣饶二州的银矿以获取巨额利润，唐太宗听了后十分生气地说道：“朕贵为天子，所缺的不是钱财，而是没有利于百姓的好建议！与其多得到数百万贯钱，不如得到一名贤才！你不曾推荐过一名贤才，就一心专言税银之利。你这是想让我做汉桓帝、汉灵帝吗？”于是当天就罢免了权万纪的官职，让他回家了。

也正因为此，后世之人在点评权万纪时评价都很低，直言权万纪是“败仁义者”，是个只求幸媚的小人。

权万纪被贬黜后又过了很久，才被唐太宗任命为吴王李恪的长史。结果就在权万纪担任吴王长史之后没多久，李恪就因为打猎时踩坏了百姓的庄稼而被柳范弹劾，唐太宗知道后勃然大怒，认为权万纪没能尽到自己的职责罪该当死。柳范劝道：“房玄龄尚且都不能阻止陛下打猎，何况权万纪呢？”唐太宗这才罢休，不过李恪本人继和乳母的儿子赌博之后，再次被唐太宗削去了安州都督一职，仅剩的500户实封也再次被削去了300户。

而权万纪经历了这样一场惊魂后，对李恪进行了严厉的管教，之后的李恪虽然对大唐无甚功劳，却也没再犯过什么过错而再被唐太宗斥责，对比齐王李祐与蜀王李愔这种屡教不改的，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

由于权万纪终于表现出了“有正直节”的样子，唐太宗也十分惊讶地发现，权万纪竟然能管住一直不能安分守己且不断犯错的李恪，于是将他指派给了另一个同样喜欢屡屡犯事的皇子齐王李祐，意图匡正李佑。

然而事实证明，唐太宗终究还是高估了权万纪。因为做了齐王长史后，权万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性再度暴露无遗。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祐在自己的封地“溺情群小，尤好弋猎”，又在其舅阴弘智——一个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的挑唆下，萌生了谋逆之心。而权万纪接任了李祐长史一职后，自然是兢兢业业，看到李祐胡来就犯言直谏，“骤谏不纳”后便把李祐平日里喜欢接触的那几个小人统统打发掉，结果李祐又将他们偷偷地找回来，还“狎暱逾甚”变本加厉。

而唐太宗见李祐不能悔过，几次写信严厉地责备他。权万纪见状，唯恐自己会像上次李恪打猎踩坏庄稼那样受到牵连，于是主动上京向唐太宗信誓旦旦地保证李祐一定会改过。结果李祐认为只有自己被斥责了，对权万纪极为不满。而权万纪生性由褊隘，只知道一味地严防死守，不准李祐这个不准李祐那个，惹得李祐大怒甚至想杀了他。不过权万纪事先得了风声，将意图谋杀自己的几个人全部关进牢里，并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最后唐太宗令人将李祐与权万纪带回京城，权万纪奉诏先行，却被李祐在半路中射死。

总的说来，权万纪表面上看起来为人挺正直的，然而正如魏征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实质上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说他是小人也许还不够恰当，但半生庸碌、外强中干、唯利是图的确是权万纪的真实写照。因为能够直言进谏所以被诏进朝廷当官，结果又不能真正有贡献于朝廷，反而成天只知道诬陷诽谤别的大臣，就连房玄龄、张亮这样的肱骨之臣都被谗毁过。权万纪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位正直的人会有的。而被外放做官后，权万纪又不能妥善地处理好与李祐的关系，反而变相地让其恶行变本加厉。可见权万纪所谓的“有正直节”不过是表面功夫，“以取强直之名”方是其本质。

7、“显赫”的妻族

根据《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上的志文，杨妃于贞观五年嫁于蜀王李恪，其父是右卫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静公杨誉，祖父为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

如此看来这位杨妃的出身也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贞观七年的时候，杨妃的父亲杨誉居然干出了“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这等极为失仪的事，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审问后，杨誉之子竟然趁机诬陷薛仁方，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和皇亲国戚过不去。好在魏征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薛仁方这才免于了被解职的危险。

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可想而知杨妃的品性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李恪贞观五年便成婚了，却一直等到贞观中期杨妃过世了，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女儿信安县主也是贞观二十二年才出生的。想来杨妃不仅自己无法生育，还不让府中的妾室生。所以“英果”的吴王也只能等到杨妃过世了，续弦了萧妃，这才得以传承自己的香火。

再看李恪的继室萧妃，虽然没有史料说明这位萧氏的出身如何，但即便萧妃的家世再寻常至极，也要比杨妃强上太多了。

毕竟人家贤良淑德总是有的，萧妃进门后，李恪一举得了四个儿子和至少两个女儿就是最大的铁证。而且比起杨妃的父兄整天只知道打着蜀王妃的名号胡作非为，萧妃的家人至少没有因为恶劣行径而被史官记上一笔——不给吴王抹黑就已经是最大的争光了。

由此可见娶妻当娶贤是多么的重要！不然李恪作为堂堂一介吴王，怎么整天只能干出些打猎踩庄稼、和乳母的儿子赌博这些明显有失皇子身份的事呢？所以李恪屡屡在自己的封地上犯错，也着实怨不得是他自己不争气，因为归根究底都是拜其妻杨妃及妻族的胡作非为所赐。

正所谓是妻贤夫祸少，在家中缺乏贤内助帮衬的情况下，李恪就是再“英果”，也是有力无处使啊。

8、“悲情”的结局

话说永徽四年的时候，年轻的新皇李治为了震慑宗室中那群辈分高而又蠢蠢欲动的皇叔皇兄，特地挑了两个大头出来杀鸡儆猴。而这两个不幸撞上枪口的，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庶长子李元景，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庶长子李恪。

李元景是死有余辜，因为高阳公主等人试图谋反就是为了拥立他登基；而李恪可以算得上是被无辜牵连的，因为李恪既不是被拥立的对象，也没有参与谋反。只不过因为李恪身为唐太宗的庶长子，这样的辈分在宗室中仅次于皇叔李元景，再加上唐太宗临终前只顾着担忧长孙无忌等人的安危，而没有记得为李恪作安排，李恪这才悲剧了。

李治登基后，曾将宗室中辈分最高的李元景和李恪二人同时加封为三公——李元景为司徒，李恪为司空，然后为了永绝后患，在高阳公主、房遗爱等人谋反事泄后趁机借题发挥，将这叔侄二人一网打尽。当然，也有人认为想要除掉李元景、李恪的是长孙无忌，而不是李治，但事实上通观整件事的始末，就可以知道唐高宗李治才是真正的主使者。

《册府元龟》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李治曾召见房遗爱，并问他：“你身为皇亲国戚，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则回答道：“我的行为罪该万死，但请陛下看在我告发了吴王李恪的份上饶恕我一命。”李治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现在才告发李恪，不是太晚了吗？”

甚至就在李恪等人被赐死后没过几天，李治就在观德殿里将这帮谋逆之人的财物分成五垛陈列出来，令诸位亲王大臣们举行射礼，然后又将刚空出来的司徒、司空的头衔分别封给了徐王李元礼（李元景、李恪死后宗室中辈分最高者）与功臣李绩，以此给宗室立威。

不过李恪虽然是冤死，史官也称其是“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但实际上所谓的“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比如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比如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比如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再比如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又比如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而且当时的人真的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吗？我们可以来看看唐人在提及此事时是怎样的态度。

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而且虽然有后世的史官拼命地为李恪挣同情分，又是说他“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又是说他的死“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但就史实而言却并非如此。

李恪曾在安州一地担任了十多年的最高行政长官，结果就在李恪被诬陷谋反后，且不说同样出身安州的许圉师与郝处俊这两位朝中重臣对此是未发一言；也不说安州境内著名的富商彭志筠，明明富有到都能够为朝廷的军队捐助大量的绢布了，却没想到要为自己“海内冤之”的父母官上表求情或出资减罪；单说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朝中根本没有一人想过要请求皇帝将李恪被流放的儿子和幽禁的女儿给赦免了。

从民间地方到朝廷中央，都不见有人为这位“中外所向”“海内冤之”的吴王求过什么情，更没有人打着李恪的名号揭竿而起——就在李恪被杀的这一年，民间有位陈硕贞起义，却压根提都没提要为冤死的吴王李恪复仇；而章怀太子李贤死后，徐敬业举兵时就特地打出了李贤的旗号。

李恪死后过了7年，显庆五年时，李治想要显示一下皇恩浩荡，于是追封了当年谋反案的几个主谋，其中就包括李恪。虽然追封的只是从一品的郁林郡王，比原先正一品亲王降了整整两个档次，但好歹也算是有个爵位可以留给儿孙了。只不过李恪死后，他的4个儿子被流放岭南，女儿被幽禁献陵，所以继承李恪香火和郁林县侯一爵的，是与之毫无关系的河间郡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直到又过了24年，光宅元年的时候，李恪的长子李千里遇到武则天的大赦终于能够重返京城，正好这时李荣因罪被贬，李千里作为李恪的长子，这才捞到了机会继承回这个从三品的郁林县侯。

等到李唐王室复辟后，唐中宗在神龙年间大肆追封这些宗室时，只赠了一个司空的头衔给李恪，然后改葬一下就完事了，并没有将他陪葬昭陵。至于李恪是否恢复了正一品亲王爵位，《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同样没有记载，而且因为李元景等人均有“复官爵”的明确记载，唯独李恪却完全无此一提，所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提到李恪时，只称其为“郁林王恪”，而不是“吴王恪”。

再说回李恪的亲生儿女们。由于幼年即被流放或幽禁的经历，从其诸子诸女的经历及事迹来看，李恪的这些后代在心理上被父亲沦为政治炮灰的阴影所深深影响着，甚至4个儿子竟然没有一个是长寿之人。李恪的长子李千里更是堪称是宗室中的奇葩，武后时，李唐宗室中有气节的都选择反抗武后了，唯独李千里是一次又一次巴结讨好武后。

不过这也怪不得李千里，毕竟李千里流放岭南的时候不过7岁，整整31年的人生大好时光却不得不待在瘴气盛行的岭南不得回京，这漫长的大半生看尽人世冷暖，尝尽人间酸苦。所以好不容易光宅元年得到大赦后，李千里回京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进献吉祥的物品给武则天，再加上自身的确是“褊躁无才”，这才在宗室有才有德望者皆被诛杀的时候，捡回了一条命。不过也正因为在武后面前要各种卑躬屈膝强颜欢笑地讨好，所以内心压抑太久的李千里在面对下属时完全是另外一副残暴的模样。

根据史书的记载，李千里曾经从岭南带回一条大蛇，他用绳子绑住蛇嘴将它横放在门坎下边，下级官员前来拜访，因为只能向前看而不能上下乱瞅，所以往往会踏到蛇身上，然后摔倒在地上被大蛇紧紧地缠绕数圈，良久才松开。被惊吓的人失魂落魄，至死都不能恢复正常，李千里却借机取笑为乐。甚至有时李千里还会拿来龟和鳖，命人脱去衣服，然后怂恿龟鳖去咬对方的身体，而龟鳖一旦咬住人就一直不松口，直到自己死去，被咬的人疼得狂呼乱叫，而李千里就和姬妾们在一旁观看，以此来取乐开心。

后来李千里与节愍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结果却是不鸣则已，一鸣就身先死，失败被杀。李恪的次子李玮早早就郁卒而终；三子李琨也没能熬到李唐复辟的那天；四子李璄则受到李千里的牵连，贬为南州司马后郁郁而逝。

再说说李恪的女儿，李恪的第三女信安县主与第四女宣城县主也都是深受其害的可怜人，尤其是宣城县主李华，66岁至死都没能获得武则天和李唐皇室的恩准出嫁。而信安县主的墓志铭上虽然称其是“今上之姑母也”，然而自唐高宗永徽四年起，年仅5岁的信安便一直“桂苑幽居，陪奉献陵，多历年所”，名义上是看守唐高祖的帝陵实际上就是幽禁。结果这一幽禁就是整整37年，直到42岁，信安才得以受封县主，嫁给灵昌县令元思忠做续弦。

这样的遭遇反衬这句“今上之姑母也”，就可知这篇墓志的贴金贴得有多令人心酸了。倘若信安当真是以唐玄宗姑母这样的荣宠身份，又何至于被幽禁30多年后，42岁才得到允许受封嫁人，而且嫁的还是一个没落贵族的续弦？更甚至信安死后，唐玄宗对这个姑母也是完全毫无表示，连对其他唐朝宗室成员最常见的布帛米粟的赏赐都没有。

也正因为自幼年起就过着这样漫长而暗无天日的禁闭生活，所以即便是后来能够如同普通妇人一般嫁人，信安心中的怨恨与执念仍无法诉说，无处可诉，更不能消散，只能在墓志上一再强调自己的父亲是“为权臣所疾，谗言罔极，非命而薨”的。想来必是李恪死于非命的模样在年幼的女儿心中留下了难以淡化的阴影，再加上将近40年的幽禁生涯导致信安的性格出现了无可避免的偏差，否则信安又何至于事隔60多年后，仍要带着如此深重的怨恨之情沉眠于地下？

9、“显贵”的后代们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恪后来被追封为郁林王，实际上是从一品的郡王，长子李千里继承了从三品的郁林县侯。武则天的时候，李唐宗室诸王中德高望重的都被杀得差不多了，只有李千里因为无才无德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多次进献吉祥的物品才得以免于祸患。李唐宗室复辟后，李千里进封成王，与自己的儿子李禧跟随节愍太子起兵结果兵败被杀，等到睿宗即位后，睿宗虽然称其“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又表示“永言沦没，良深痛悼”，结果也只是官复原职，既无追赠亦无改葬。

次子李玮早卒。唐中宗初年追封为朗陵王，他的儿子李袨过继给了李恪的胞弟蜀王李愔，官至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唐玄宗的时候爵位降为了郡王，不过从礼法上来说，这支已经与李恪无关了。

三子李琨，《旧唐书》上说的很清楚，唐玄宗的时候因为占了儿子李祎的光，被追赠了个正三品的工部尚书，并被追封为了吴王。所以显然李琨能够被追封为吴王，与自己的父亲郁林郡王李恪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自己儿子的功劳。而且李琨被追封后没有改葬，也没有因为追赠而补发俸禄。对照一下同辈李治的嫡子们，不是皇帝就被追封皇帝，不能追封为皇帝的即使被废后仍追封为太子；再比较开元同期，李隆基兄弟除早夭的为亲王，其余的不是被追封为皇帝就是太子。再想想李琨的幼子李祗早在唐中宗的时候就继承了吴王这个封号，就知道李琨追封的这个“吴王”究竟能有什么分量与荣誉了。

李琨的幼子李祗继承了这一脉，李祗是经过几次升迁才做到了陈留太守，而他的儿子李巘先是凭借门荫补了个五品官，后来继承了嗣吴王的爵位。《新唐书》中说李巘死的时候被追赠了太子少保，但因其“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留储”，所以最后还是“公卿合赙乃克葬”。这点就不太能理解了，为什么李巘本身是从一品的爵位，死后又被追赠了从二品的官职，然而朝廷却没赏赐任何丧葬钱物，甚至需要同事们凑份子才能顺利安葬呢？

四子李璄，唐中宗的时候被封为归政郡王，因为其兄李千里参与了节愍太子起兵一事，所以连坐被贬为南州司马。最后卒于任上。

至于李琨的长子李祎，因为过继给了江王李嚣，所以从礼法上也排除在了李恪这一脉之外。不过既然《旧唐书》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李琨得以追封吴王是因为李祎的“显贵”，还说李祎的三个儿子“皆至达官，别有传”，那我们就来看看李祎这一脉究竟显贵到何种程度。

李祎本来是继承了江王的爵位，但最后还是被降了一等爵变成了信安郡王。不过李祎在唐玄宗的时候可谓是官运亨通，虽然他立下第二次军功的时候，算起来已是60多岁的年逾花甲年近古稀之龄了。但史书上对吴王李恪这一脉特别的有好感，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固然是因为他的军功得以封官，他自己也加封了从一品的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又兼任了支度使、营田使等官职，但史官仍要为其感慨一句“其赏不厚，甚为当时所叹。”

李祎本人也十分贪得无厌，经常强迫部下送黄金珠宝给自己，夏州都督府别驾苑玄亮因为不肯贿赂他，就被怀恨在心的李祎奏请朝廷，贬为了锦州别驾。

天宝元年李祎成为太子少师后没多久，旋即就退休了；等到第二年升为太子太师时，委任书刚下，李祎就病死了。根据《旧唐书》的记录来看，虽然史官记载唐玄宗听说李祎死后痛惜了很久，但李祎作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官却连个谥号都没上，丧葬规模如何更是不得而知，而太子李亨对他的老师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

由此可以参考一下唐高宗李治是如何对待李绩的，加封李绩为太子太师时还特地增加他的实封共一千一百户；李绩生病的时候，李治和太子送药给他服用；李绩死后，李治为他辍朝七日，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最后风光陪葬昭陵的时候，李治更是“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

再来看看史官专门为之单独成传的李祎三子：李峘、李岘、李峄。

《旧唐书》说李峘是以郡王之子的身份，按例封为国公的，唐玄宗在成都的时候郭千仞趁夜谋乱，李峘等人带兵平定，却只加授了正三品的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而李岘以门荫入仕，经过“累”迁才做到正六品下的畿县令，不过按照“一品子正七品上”的规定来看，可以反证其父李祎的“显贵”了——虽然就在长孙无忌被黜自尽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嫡孙长孙延就已经捞到了正五品以上的京官。李岘后来因为“匡翊肃宗”有功，得封国公。李峄则是最后官至蜀州刺史，史官称这一门显贵的三兄弟为“荣耀冠时”（不知道同祖同辈的李巘被同僚凑份子下葬时这三位在哪里）。

这三兄弟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李岘，史官称其“少有吏干”“为政得人心”。然而正是在李岘身为京兆府尹的时候，杨贵妃的族人横行长安，李岘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还被杨国忠找了个借口贬出京城。直到唐肃宗上台后，才重新重用了他，最后“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担任的不过是中书侍郎一职，不仅有两名中书令做顶头上司，更要与另外三人分享所谓的相权），而李岘“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岘”——结果“专权”的李岘“为中官所挤”，遭到李辅国的排挤，成为唐朝第一位屈辱于宦官之下的知名宰辅。

就史书中的记录而言，李恪的子孙后代看上去都是相当的显贵，不是嗣吴王就是官至正五品以上。然而无论是李恪的嫡系李祗一脉，还是出继江王的李祎一脉，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乃至以后的各代唐朝皇帝，却都不曾将本就葬在长安的李恪之墓陪葬昭陵，这又是何因？反观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出仕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就亲自下诏追赠李承乾为恆山愍王，以及褒赠了李适之的父亲伯父哥哥等好几个人。《旧唐书》中甚至有言：“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

而且相当令人玩味的一点是，李恪的儿子李璄，孙子李祗，曾孙李岘、李峄、李巘等人都曾做过宗正卿一职，而宗正卿职责何在？

简单点说，宗正卿就是掌管皇族资料的。所以聪明的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史书中说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而我们后人读起来只觉得相当的空虚，因为根本找不到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恪究竟有什么文才和武才的，原来原因就在于此。

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有关李恪的资料被人篡改过了，如今看来的确是非常之有可能是被人篡改过了。不过这可不是什么“胜利者的史书”，而是身为掌管皇族资料的宗正卿可比所谓的“胜利者”们更有实质的权力——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他们要是将这些皇族的资料不动声色地润色一下，就算是皇帝也发现不了。

所以别的皇子亲王有名望有才能有吏干，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迹作支撑的，唯独李恪这里就只有非常浮夸的赞美之辞而已。而李恪的后人们之所以只敢添些溢美之辞却没有增加更多的事迹让李恪的生平看上去更完善一些，想来一是因为李恪真的没什么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二来也是不敢随意乱编事迹添上去，因为多方一印证，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所以最多也只是夸上几句，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读者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就算是有所猜测也无法证明了。

而且李恪的后代历任宗正卿的时候已是中晚唐，联想一下五代十国因为战乱，李唐嫡系的资料散佚不少，唯独李恪这一脉的信息却能保存得如此“详实”。其中究竟有多少猫腻，呵呵，自己思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