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213075.shtml “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 　　王水照 　　钱锺书先生以渊博和睿智见称于世。早在1946年，《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即有云：“钱锺书以博学和智慧闻名，他目光深远，犀利的观察并且解剖人生。”四十年后，柯灵在《促膝闲话中书君》（《读书》1989年第三期）中也说：“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与睿智”，“他博及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并指出他的“渊博”与“睿智”当然是“互为羽翼，浑然一体”的。可见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如果只容许以一个字来概括钱先生的学术个性，我选择“博”，因为他的“智”实主要来源于他的“博”。 　　然而在钱先生逝世后，在对他作正面评价的同时，时不时也会听到批评、质疑之声，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对他是否淹博的怀疑。说他不知“皮里阳秋”的出处，就是一例。我最早在十年前的《散文百家》（2000年第十期）上读到，以后又时见以此说事，直至2009年1月9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又把《散文百家》上的这段文字重行刊登。 　　据披露者说，他在“干校”后期，曾向钱先生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他（指钱先生）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云云。说钱先生是“始终答不出来”，“红学大师”却随口“说出了个中的奥妙”，一位是“沉吟许久”，一位是“拍案大笑”，抑扬褒贬，对照鲜明；他还不忘补上一句：“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公允宽容之态可掬，但用意是明白的。 　　“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在《赏誉》篇中说：“桓茂伦（桓彝）云：‘褚季野（褚裒）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裁中”，谓内心有裁断。此又见《晋书•褚裒传》：桓彝云“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皮里春秋”，“春”字因避晋帝后之讳而改为“阳”，已作为成语而广为流行，算不上僻典，也没有秘藏多少“奥妙”。钱先生对《世说新语》十分熟悉，刘强《世说新语会评》一书（凤凰出版社，2007年）辑录自唐迄今五十馀家的评点文字，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家。仅从《管锥编》一书检索，已引用达一百零一处。对《赏誉》篇也常提及，如论梁袁昂《古今书评》云：“其衡鉴未必都中肯入里，而巧构比喻，名隽每堪入《世说新语•赏誉》。”（《管锥编》第四册，第1435页）钱先生对褚裒其人亦颇关注，褚裒是北人，他对南人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回答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补充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这则故事也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中指出一般学者对支道林这两个比喻，误解为“褒北贬南”，钱先生认为均为“贬词”。 　　钱先生对《世说新语》是如此熟悉，他竟“不知”“皮里阳秋”的出处，是读书时偶然走眼呢，还是临时失记呢？——抑或另有原因呢？ 　　 　　我第一次在报刊读到这则事例时，脑际油然浮现多年前的一桩旧事。那时我在北京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因担任古代组秘书，常要回答一些社会各界的提问。比如毛主席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时，一位西苑宾馆的大师傅来电问：“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岂非土豆糊了而牛肉还未变熟，理应先下牛肉再加土豆的呀？如此之类，穷于应对。一次，又有一位老干部来电，问一句诗的出处。他说：“‘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是谁做的？我打电话给钱锺书先生，是他叫我来问你的。”我告诉他这是宋代王令的诗。他立即说：“你真有学问，连钱老也没能回答我。”我连忙说：“老同志此言差矣。大学里教授上主课，助教才担任质疑答疑的小班课程，档次是不同的。王令这首诗，《千家诗》里就有，您以后别再向钱先生提这类问题了。” 　　钱先生的“不知”，不少场合下是“佯不知”。回忆我曾向他请益时，多数情况下都是随叩随应，“小叩辄发大鸣”，但有时他会说“不知道”，然后又说，你可在某某书中去找嘛。我就知道提了个不该向他提的问题了。 　　《听杨绛谈往事》第225页讲了另一个“不知”的故事。“锺书一天在王辛笛家闲聊，主人忽笑嘻嘻地问他，uxorious是什么意思？锺书说不知道。回家告诉杨绛：‘王辛笛笑我有誉妻癖’。”这是他另一类“佯不知”了。 　　再一个例子见于他给我的信函。1984年12月22日来信中说道：“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引者按：指《管锥编》）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如对语言、对现实之矛盾两面态度）。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反问曰：‘君必细看过，且亦必对照过lanciotti君意文译本，是否有资神秘主义思想上之新发现否？’渠笑曰：‘绝无。’”这里的“未看亦未求看”，也是体现了他应对机智的曲辞。依照他著述的习惯，总有不完不了的补正、订补、增订，《钱锺书手稿集》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他的著作文本永远是开放的。1973年考古发现马王堆本《德道经》，他不可能不“求看”，以核查有无可资改润之处；他还必定“细看过”洋人的意文译本，胸有成竹，才出语反诘，使接谈对方自己得出“绝无”的结论。 　　《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述袁彦伯作《名士传》，谢安笑话他：“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周一良《世说新语札记》云：“狡狯，犹今玩皮、捣乱、开玩笑之类，为六代习语。”在钱先生身上，随处透出机智、幽默、嬉戏之风，说话云里雾里，真真假假，说白点也就是玩皮、捣乱、开玩笑之类。 　　回到“皮里阳秋”，钱先生很可能也是“佯不知”。但究竟是因问题浅显简单，还是出于应对策略——或竟是不爱搭理此君，时至今日，都已无法论证、判明，变成一件葫芦案，但我想个中人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与“皮里阳秋”事例的不确定性不同，《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30日发表程巍的《“诗可以怨”与钱锺书的〈诗可以怨〉》一文，则是直接批评钱先生的学术论文。该文以整版篇幅表达两个主旨：一是认为钱先生写作《诗可以怨》与当时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有关：“他大概感到‘伤痕文学’在文学史上失之粗糙，而那些为‘伤痕文学’辩护的论文则在理论上失之浅薄。但他并不想直接卷入这场热闹的争论。”作者说“这只是猜测”，是有自知之明的；但不妨再探究一番。二是直言批评钱先生误读《论语》的“诗可以怨”了。他说：“钱先生认为孔子‘诗可以怨’乃言‘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就把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的‘怨’混同于作为一种自我情绪的‘怨’，而两者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大有区别，不可互证互释。”这也是该文的重心所在。 　　钱先生的文章，开宗明义就说明，他提出“诗可以怨”的命题，目的是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正如他的《中国诗和中国画》是对“文艺批评史上一个问题的澄清”，要“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评估”，《读〈拉奥孔〉》再论诗画关系，强调诗尤胜于画，《通感》讲文学中感觉挪移现象，《林纾的翻译》讲中国翻译理论等，是他长期系统考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系列重要概念、专题的一篇独立论文。钱先生早在《谈艺录》初版之时，在引言中就说过要把“年来论诗文专篇”“汇成一集”，而以《谈艺录》作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可也”。惜《谈艺录》越写越长，分量厚重，而作为“内篇”的“论诗文专篇”却未能全写出来，《七缀集》只可视作未完成的白话学术论文结集。因此，说《诗可以怨》的写作乃受当时伤痕文学争论的触发，只是“不想直接卷入”，即是把此文视作“间接”参与争论之作，如此论定其写作动机，是缺乏根据的。至于这篇论文在发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那是另一问题。正由于对钱先生论文这个主旨的误解，即不是为了“间接”参加“争论”，而是为了系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概念”，也造成关于解读《论语》的误解。 　　《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就其本义而言，主要是指诗歌的效用。钱先生在引用后即说：“‘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但钱先生同时指出，“‘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此文论证的对象正是作为“一种文学主张”的“诗可以怨”。“诗可以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已从诗歌功能问题相通于诗歌创作问题，即指诗歌所抒写的幽怨愤懑之情，这已是文学批评史的常识了。历代文评家都从阐释发挥孔子“诗可以怨”中，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文学命题，而且代代相承论述，又形成了一个有系统的学术链。梁钟嵘《诗品序》云“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并列举种种“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情状，然后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钟嵘这篇名文就是从诗歌创作内容上来阐释“诗可以怨”的。黄宗羲《汪扶景诗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谴谪、讽谕皆是也。”又云：“悽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他也以孔子“兴、观、群、怨”说为依据，把“怨”从“专指上政”扩展到更普遍的哀怨之情，这里是合理的推演，并非曲解。王夫之在《诗绎》（见《船山遗书》）中，更以辩证贯通的眼光论述“兴、观、群、怨”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他干脆把四者称之为“四情”，显然也是从诗歌创作内容立论的。其他文论家如司马迁、刘勰、韩愈等，虽未明引孔子之语，但其论述亦一脉相承。钱先生该文，广泛搜集、梳理、比勘中外有关此专题的文评材料，给出了这一专题最完整的内在发展线索，作了精彩的理论阐释，可谓是我国文评史上这一专题的一次最好的总结。但程文却指责钱先生混淆了孔子此语“接受论”与“创作论”的区别，或“读者论”与“诗人论”的区别，“学诗”与“习诗”的区别，这是不够谨慎的。 　　《管锥编》第一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云：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刘宝楠《正义》：“赋、比之义，皆包于兴，故夫子止言‘兴’。”夫“赋、比、兴”之“兴”谓诗之作法也；而“兴、观、群、怨”之“兴”谓诗之功用，即《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兴”。诗具“兴”之功用者，其作法不必出于“兴”。孔注、刘疏淆二为一。 　　钱先生这里虽仅论“兴”，指出“兴”有功用、作法二义，“兴、观、群、怨”讲功用，“赋、比、兴”讲作法，不能“淆二为一”。他批评孔安国（孔注真伪学术史上有争议）、刘宝楠不懂《论语•阳货》篇是讲“功用”的，想不到后人会同样指责他“不懂”，令人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程文又说：钱先生因把“怨”解释为“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一指责也是引申过头的。钱文里在引陈子龙“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后，解释说：“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这是称引别人的观点，不等于作者本人的看法，此其一；钱先生明明加了一个“有些”的限制词，表示对陈子龙“皆”字有所保留，不指全部《诗经》，此其二。说钱先生认为“《三百篇》皆‘怨诗’”是毫无根据的，还可举出另一处论述。他在论及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也作为一个例子”，“笼统”之评即是对司马迁说法的明确保留态度，事实上又有哪位妄人会说《三百篇》全都是怨诗的呢？这不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了吗？ 　　程文对于孔子“诗可以怨”之“怨”本义即“功用”意义上的诠释，也是可商的。他反复说，“怨”指“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这里暂不论他在字义训诂上的是非，只谈他的一个自引为新发现的论点。他说：解读孔子此语，应该把“此句与前句对读，而此句恰恰是孔子本人对‘诗可以怨’的一次运用”，“可惜，诸多解家”都懵懂不知。什么是“此句”？即“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什么是前句？就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首先应该指出，这是《论语•阳货》中前后两“章”，而不是两“句”。朱熹《论语集注》即将此两章分别列为第九、第十，前章是孔子对“小子”即弟子们说话，后章则是对儿子“伯鱼”之语，厘而为二，于理显然。我们知道，《论语》一书是孔门弟子们（包括再传弟子们）记录孔子言行片断篇章的汇辑，各章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容上的联系，其前后次序的安排也无必然的理路。程文将其作为“前句”、“后句”的连贯整体来解读，是缺乏根据的。更可怪异的是，他把孔子教导伯鱼应研究二《南》，说成是规劝儿子不应“无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孔子本人对‘诗可以怨’的一次运用”，“他劝伯鱼读《二南》，使之‘引譬连类’而知男女之事、家庭之义，好使孔家‘其叶蓁蓁’”，以此与“前句”紧密绾合，这真是匪夷所思的解读了。孔子明明说，研究二《南》，关系个人立身行事至大，否则就会像面对墙壁而立，“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论语集注》语），闭目塞耳，寸步难行，怎么能扯到“子无后，乃子之过，故夫子特举《二南》以委婉训导之”？　　 　　程巍选择《论语》对钱先生发起质疑，真是大胆。《论语》这类中国古代基本典籍，在钱先生那一代学人是须臾不离、读得滚瓜烂熟的书籍。年谱材料表明，钱先生与堂弟锺韩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在伯父钱子兰先生开蒙教导下，读完《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他父亲钱子泉钦佩陈澧，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后东塾”。陈澧就说过：“《论语》二十篇，束发即受读。”“今人谁不读，读者谁不熟？”（见《谈艺录》第359页引），也可作为钱先生的写照。记得钱先生1998年逝世时，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悼念文章中说：“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二十一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余先生在这里“郑重”地表达了两个尊重，一是对钱先生的尊重，高度肯定钱先生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二是对下一代学人的尊重，期望经过他们“不断地勤苦努力”，出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再生和新生”。目前一股“隔膜”批钱之风，不仅缺乏对钱先生应有的尊重，也说明我们有些后辈学人缺乏自尊与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