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后，悲剧已经死了？

评语：2008年金融危机，也被称作次贷危机、信用危机、金融海啸或华尔街海啸，如今已十年。从人的贪婪，到政府监管不力、信用评级欺诈等，都成为讨伐这一场危机何以发生的因素。极端者甚至由此彻底否定市场经济。然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面临的第一重挑战或“羞辱”是其致力于研究经济运行，却完全无法预测危机。这约等于宣告主流经济学的失败。经济学作为现代知识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什么在市场秩序变动、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理论的终结》一书作者认为，“层展”现象、非“遍历性”、“根本不确定性”及计算不可化约性等因素，决定了人之行为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如果对经济假设和公式过于自信，将可能继续失败。其实，通过数学建模来认识世界也是一种知识发展，因人性之复杂，往往建模难度太大，不计入方程。反对数学计算未必完全正确。只是回到真实世界，而非停留于黑板经济学，这些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时刻提醒经济学家要尊重“人之为人”的自由意志和行为复杂性。

评语：北京大学已迎来百廿诞辰，历史悠久、地位重要，然而，在总结和书写校史的时候，难免只记住其光辉夺目的一面，而对不同时期的痛史则或有意回避，或习焉不察，关于在鄱阳湖畔鲤鱼洲建立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的历史，大抵就在此列。上世纪60年代，鲤鱼洲因围湖造田而形成，后却因钉螺丛生，血吸虫猖獗，被当地农民遗弃。然而，从1969年起，这里却陆续迎来北大和清华的四千余名师生员工，他们以半劳改、半教学的方式在此生活了两三年，建立起当时全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包括侯仁之、乐黛云、汤一介、谢冕、洪子诚、么书仪等在内的众多知名学者，皆曾流落于此。陈平原教授主编的这本《鲤鱼洲纪事》，是北大中文系当年经历过鲤鱼洲的部分师生的回忆文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鲤鱼洲的生活、工作、学习和“运动”状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一帮知识分子被剥夺授课和读书的权利，转身成为耕地、修坝、打鱼、盖房的农民，这一历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评语：绵延了整个18世纪的启蒙运动至今日仍影响着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理性、批判、独立、自由、平等这些如今看来理所当然的理念，都肇始于启蒙运动，它开启了欧洲世俗化的进程，也奠定了如今思想界进展的方向与面貌。但与此同时，“启蒙”这一概念的内涵却也模糊不清，时常令人难以捉摸、困惑重重。罗伊·波特是研究启蒙运动的大家，在这本书里，他并未将精力放在面面俱到的阐述上，而是选取人的科学、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性改革宗教、启蒙运动的遗产等几个重要侧面，去思考这场复杂庞大的运动。透过罗伊·波特的分析，我们看到启蒙运动并非一场简单的、思想统一的运动，运动的侧重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伏尔泰、狄德罗、休谟和卢梭等启蒙哲人的思想，共识与分歧并存；各国启蒙运动的政治和宗教宣言也不尽相同。而这种复杂与争议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或许，人类从未真正告别蒙昧，我们今天仍需要启蒙运动，去破除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迷信。

评语：“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身份标签像铁钉一样将让·埃默里牢牢钉死，从人类自造的炼狱里走过一遭之后，语言、思维、记忆和文字被洗劫一遍，于是有了这本薄薄的《罪与罚的彼岸》。1912年10月，埃默里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家庭，纳粹上台后，他的德文名字让他不断流亡，于1943年被捕，在比利时布伦东克战俘营饱受一年酷刑后，被押至奥斯维辛，直至1945年被英国军队解救。这本书初版于1966年，记录了埃默里流亡、因身份被囚禁、被酷刑折磨，以及战后重新回到德国的亲身经历。时隔十年，1976年冬，在为这本书的新版所写的前言中，埃默里重申他写这本书的意图：“我反抗，反抗我的过去，反抗历史，反抗将不可理喻的事情以历史的方式冷藏，以让人愤怒的方式扭曲。”于是他写集中营的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从语言和哲学的层面思考怨恨，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人的尊严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需要多少故乡才能走出伤痛？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种种历史细节和真实情感，引领我们去思考生而为人的意义与历史的明与暗。

评语：曾经，《安提戈涅》、《李尔王》、《费德尔》这些悲剧意味着人类心智中最纯洁而复杂的部分，意味着净化灵魂的艺术形式，然而，为何到了20世纪，悲剧的话语、主题、人物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悲剧已死”，美国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这个大胆的命题——而非结论。通过对浪漫主义悲剧以及现代悲剧作家的研究，斯坦纳认为，浪漫主义从文学内部对悲剧造成了冲击。尽管所有浪漫主义作家的内心都怀揣复兴悲剧的伟大梦想，但在阅读契诃夫或布莱希特的作品时，对它们精神性的考量却不得不游离在悲剧之外。而现代派作家使用的语言更是造成了戏剧和传统社会的决裂。在文本之外，20世纪的外部环境也促进了悲剧的死亡。乔治·斯坦纳是一位深受大屠杀影响的文艺批评家，他所见证的世俗悲剧与现实罪恶让他对所谓文学的精神净化产生了高度质疑，正如他在另一部著作《语言与沉默》中所言，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说集中营里的管理者读不好里尔克，“这是遁词，事实上，他可能读得很好”。世界的暴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待悲剧与文艺的价值观，以此为出发点的斯坦纳将贝克特所代表的荒诞派戏剧从悲剧中剔除，那些不行动的人在他眼里属于滑稽而非悲剧。在《悲剧之死》结束时，斯坦纳从内容和技术上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悲剧确实死了；尽管在技术上它还在延续；它有可能在未来复活。但很明显，斯坦纳对此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