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研究计划］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进

评语：托洛茨基指出，同法国大革命不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并未经过城市手工业小资产者主导的基尔特时期，代表城市生产力的只有无产阶级，因此俄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取得专政地位后，将对外推动世界革命，对内持续改造社会关系，即不断地创造出非平衡状态，指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演化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不可能的，只有社会主义生活条件才能把这种意识再生产出来。更为天才的是他在1930年写的德文版序言，里面阐述了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平衡发展规律形成了民族国家体系，但它必然日益从属于世界经济规律，应对之道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搞一国社会主义，而应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的资源，若迷信剥夺农业剩余进行积累，将是一种本无必要的牺牲。

评语：作者持一种审慎的悲观主义态度。黄金时代不是常态，但伴随着黄金时代一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往往错将黄金时代当成常态，因而便对1973年增速的放缓感到匪夷所思。作者在书中揭示，一度奇迹般地扭结的多重要素（技术、原料、人口、投资、阶级和解）的瓦解决定了黄金时代的终结，表现为生产率的下降。但正如罗伯特•戈登所说明的，黄金时代本身也可能是幻觉：它来自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中大量公共投资的漏计。学者政客焦头烂额，想出一切法子以刺激生产率，推动经济向右转。然而，他们所哀悼的，无非是中产阶级生活质量无法稳步提高而已。若将世界经济视为整体，我们看到的却是大多数地区的贫困问题完全没有得到解决，与其说高速发展结束了，不如说真正的发展尚未开启；而学者政客们自然是不会把向那边投资当作“增长”的，这也是全球化的悖论。

评语：全书探讨了一个问题：为何在美国滥用货币霸权、金融危机威胁日益显著的今天，美元资产却越来越受欢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愿意为这个随时可以违约的债务人买单？人们普遍认为，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越难以持续，美元危机就越迫近，但事实恰好相反——国际货币体系越混乱，美元的主导地位反而越牢固（尽管意图挑战它的国家越来越多）。这和阿瑞吉所讲的金融化逻辑有共同之处：相较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除了逐利外，也更重视自身的自由度与流动空间，而美国的国内制度能够保护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和市场深度，这是新兴市场无法比拟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安全日益缺乏保障，这一方面激励人们做好随时逃离新兴市场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倾向于手握大笔外汇储备，其结果均是购买美元资产，亦即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

评语：这本书有多好呢？倘若受过经济学理论的训练，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等，这本书给人的教益便将是“开光”式的：教科书中的那些模型瞬间被串联起来，在不长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各安其位（毕竟本来大部分经济理论就成熟于二十世纪），干瘪的变量被注入了历史的血液，理论大师的智慧不再停留于技术性的严谨，而展现出极强的现实维度与问题导向——正因如此，他们才是“大师”，而不是在既存学术评价体系中飞黄腾达的“大牛”。时刻重视在历史演变中活跃着的理论争论，这正是本书独具匠心之处，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理论与历史的互动反映了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利益决定立场。

评语：SSA是一群美国人对制度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后知后觉的复兴，其分析基点是一现存制度的“目的性”或积累导向性，二是全社会可以围绕这一方向通过某种方式整合起来。和调节学派一样，SSA强调“制度”并非新制度经济学中那种抽象的约束，而是由不同具体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又有潜在张力的部分结构而成的，因此学习SSA可以帮我们避免对制度的简单化思考。

评语：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出发，资本和政府是人类社会的两个异化物，两者均是这个负反馈世界中反常的积累性力量。资本是流体，政府根据自己权力的需要，时而固滞资本，时而释放资本，一般来说，政治权力与资本同步集中，形成了种种现代性景观。全局性地看问题，巨大的官僚机器与高耸的大厦不会凭空产生，人类不会光合作用，也控制不了核聚变，我们仍然大部分依靠从存量中攫取发展资源，世界体系论讲求“有得必有失”，在温这边就成了成本转嫁，与点对点的剥削理论不同，将成本看作和资本一样的流体。缺少生产性投资，服务业为主的高福利社会便主要是分存量的结果，成本、风险先是转移给国内落后人口，再转移到国内自然环境，而后还有机会向外国转移。用哈维的讲法，原始积累从未结束，纯粹的单一生产方式内部的剥削关系只是种种代价转移形式的一种。

评语：21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大师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反思和展望，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中心思想就是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合作秩序是不稳定的，无论在贸易、货币还是金融上的相互依存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努力和信心。国际经济合作需要政治前提，包括霸权领导、大国合作和民众对全球化红利的信心，正因如此，在大国力量消长的年代，国际经济合作就不可能是稳定的，本书从多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这种脆弱性。序言中提到的“新贸易议程”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产业领导地位的撼动，及其建立于不稳定的金融霸权地位的焦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各国究竟应该是一个进出口的“黑箱”，还是应该拥有同构的国内制度环境？这种对国内制度的“宽容度”其实能够体现全球合作的稳定与否...

评语：美国人写书真是平易近人，激情但不魔怔。垄断资本时代，经济舞台的主角变成了巨型公司，作为个人主义代表的大资本家失去了威风，被严格服从公司利益（即追逐集团更大利润）的经理阶层代替。作者证明了垄断资本时代经济剩余持续增长的趋势已经取代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原因在于一种共同的压成本＋提技术的内在驱动力。强大的企业力量与过剩的经济剩余意味着控制而非竞争成为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赚钱对于他们不再是激烈竞争下的被迫应对，而是游刃有余的精心计算，创造性破坏的暴风也被纳入进他们的内在运行中。为了在民众消费能力未能显著提升的基础上消化这部分剩余，人口增长、技术更新、国外投资等一系列办法被采用，却纷纷陷入无力，垄断资本及其政治代表不得不在广告等销售努力、政府购买乃至军事扩张上寻求出路。总之把重点放在“控制”就对了！

评语：世界体系分析以世界体系而非民族国家为单位，研究对象转向“历史体系”，或“作为世界的体系、经济和帝国”。这一说法结合了布罗代尔的“世界经济”和ECLA的中心边缘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不是简单地从一国蔓延至另一国。该三分法也是对波兰尼的三种经济组织形式在世界层次的重述。这一说法也是对普雷维什的修正，因为中心—边缘在这里成了对生产过程而非国家的描述，同时中心—边缘也是相对而言的。中心和边缘生产过程的特征在于生产过程的垄断与自由市场性质，这样在两者发生交换的时候，前者就会从后者那里汲取剩余价值。这种二分来源于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其长时段方法亦是WSA的重要视角，此外还充分考虑了类似亚细亚生产方式那样不属于任何一个线性发展脉络的研究对象。

评语：体现作者水平的地方在于：对不同发达国家特性与差异的洞察力；对一国作为一个制度、政策、产业、社会阶层整体中各种关键但琐碎的变量之间相互关系游刃有余的分析力；运用各处数据作为某个比较命题的论证素材的说服力...但恰恰因为功力藏在细节中，读来才云里雾里。不管怎么说，福利国家是值得今日在收入分配上面临大问题的某国好好揣摩研究的历史现象。福利国家成为不同后工业路径的重要自变量，但福利国家自身也是上一阶段某种生产与社会组织方式的因变量，三种福利国家形态在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困境当然各不相同，但有没有什么共性呢？

评语：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步都走对并笑到最后的势必是极少数，但比较研究的优势就在于不会预先设定唯一的正确答案，而是把发展选择置于国际地位和历史源流中去考量。农业仍是经济剩余的初始来源，进行土改，搞家庭农业而非种植园经济，能提高对生产者的激励，同时省去了经济剩余再分配的过程，但土改的前提却是极强的国家能力，光这一点就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的了。经济剩余怎么花呢，要搞工业扶持和出口规训，不然会陷入以剩余买地的循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土地国有化呢？作者认为不一定，因为土地国有化可能导致农业规模化，那会减少产量，而且让政府控制土地可能不比让地主控制更高明，很可能诱发剥削农民和腐败，这里就是一个死局了。此外就是发展适合产业特征的金融体系，推迟金融自由化进程。但最难的还是如何妥当地转移剩余到制造业。

评语：第一卷要求我们放下一切成见，完全地置身作者所描绘的世界里，去观察日常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今天的吃穿住行究竟是如何产生了，经历过怎样的古与今、内与外的碰撞交融，唯有作者这样事无巨细、涵盖全球所有地区的考证功夫才能作出解答。十五至十八世纪，人们刚刚走出戴蒙德的领地，但仍逃不出马尔萨斯的世纪，一万名士兵就是大军，人们仍需提防野兽的侵扰。小麦、稻米、土豆、玉米，人们在复杂的农业生产中孵化社会的习俗。用手吃饭仍是主流，就连在宫廷也不例外。工具机的种种天才发明已经出现，只等能源革命引爆一切。交易中采用的流通手段与权力强加的记账单位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货币体系，信用凭证几乎和金属货币同时发展。大城市有自己的卫星，在中心剥削外围的基础上孕育了新的生活方式。

评语：除了最常讲的“双向运动”和“虚拟商品”理论，波兰尼对于“社会”的界定也是颇为重要的。在书中，社会好像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整体，天然地站在市场体系的对立面，同时人与社会的非市场性原则也得到了作者的人类学论证，这在格雷伯的「债」一书中进一步深化。还有就是波兰尼对丰富的史料的组织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重点关注波兰尼对金本位和国际贸易网络的评述，文采斐然，引证详细，日后还要翻阅的。

评语：书中提供的国家主义、新古典政经、社会联盟和制度主义与其说是四种范式，不如说是一个更广阔视野的四块拼图，迟早要被综合在一起的。在大的演化逻辑下，历史惯性与理性选择共同塑造了土地上的制度环境，影响了其中诞生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之普遍理性和特殊偏好的面貌；此后，国家与社会角力妥协，政治经济参与者小心地实现自己的责任、伦理与利益，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在环境的变幻下分分合合。书中也对发达国家、后发国家与转型国家的政经模式和时代困境作出了剖析，总的感觉是，演化和长波才是背后的黑恶势力，不能脱离族群竞争和利润率波动的总背景谈国内经济运作。

评语：泛泛而谈的概述性作品，强调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的政治含义，也回顾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形成史，适合IPE入门。

评语：这本书是德米尔古克-肯特和莱文等人的论文集，主要讨论金融结构（尤其是银行导向型vs市场导向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供了大量实证证据和一定的国别比较。碍于数据本身的信息量，几篇文章的启发性有限，更为重要的历史描述和过程追踪基本上被忽视了，一系列结论都倾向于否定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质的区别，低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与高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远大于实行不同金融结构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更为重要的应是整体金融水平、完善的制度与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总之，稳定经济预期、保证企业安心进行长期投资才是金融制度的发展目标。

评语：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资源的筹措与利用，只要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调动资源的凭证就是钱，那么钱从哪里来？13章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调动国内资源，可以通过储蓄、投资、印钞三种方法募集资金，各有侧重和约束；14章提出，如果想要调动的是外国的资源，那就要么需要外币，要么吸引FDI，外币只能通过出口和外债募集。一般来说，本国资源和外国资源有不可替代性，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同时需要两者，作者提出了一个富含洞见的两缺口模型来阐释这种双重约束思想。16章提出了国际收支约束型增长模型，将贸易条件和汇率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此外，作者也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

评语：全书从人口开始，讲完农业和城市化后就讲城乡二元结构，随后分析整个结构的协同推进：线性的资本积累、非线性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然后转向开放经济与金融，资源、制度和国家等问题都触及到了，结构安排颇为合理，每一话题的背后都是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有选择就有限制和代价，模型表达出的经济变量间的联动关系就是最关键的限制，政策不可能无视代价自动澄清，认识到这些联动因素的复杂性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盲人摸象的困境。

评语：作者洞察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市场与民主的矛盾。人们习惯于将民主类比于政治市场，但二者从来不是天然地联合在一起，而是时刻辩证运动着，构成了一整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成员的消费者身份和公民身份有一种根本冲突，而我们今天总是习惯性以前者思考问题，例如多样化、个性化、自由选择，而非一致、认同、妥协与一定的强制。市场的逻辑天然是超越国界的，一旦对市场负责超过了对公民负责（体现为金融危机后流行的“财政整固国家”实践），社会的撕裂与崩溃就可以预知了。第七章对欧元的剖析极好，货币不仅是一个交易媒介，更是一种整体性的制度，欧洲北部和南部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根本不同使得寻求一致性的欧元体系必然失败。

评语：克鲁格曼批判了一些瞧不起模型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稻草人谬误，这一点我是比较赞同的。他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两个观察结果之上的：明显可以带来收益的机会，绝不会无人利用；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单凭这些非常简单的原理就足以说明一些未能掌握模型化思考的作者的直觉式经济判断是相当浅薄的。同时也谈到了微观行为“涌现”（书中译为“突变”）出宏观现象的思想，他自己对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空间经济学解读也拥抱了计算机演化模拟的方法，验证了杜能早在两百年前作出的理论洞见。克鲁格曼本人就是综合运用空间经济学、新贸易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演化方法等知识的典范。

评语：“资本主义是地地道道从顶端的、或伸向顶端的经济活动中衍生出来的。……是由两层垫子托持的，一层是物质生活，一层是结构紧密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代表的是高利润领域。”作者从日常生活着手，认为人们的习惯构成了真正的生活史，因而“经济史就是人类整个体的历史”。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作者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其中第二种，即不平等、反竞争、链条长、范围广的市场经济催生出了资本主义。第三章讨论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区分了经济世界与世界经济，其中经济世界具有地理空间、一个中心、广大边缘三重意义，中心外围并行出现，故没有线性发展模式，只有同时性、同步性。资本主义是由一整套社会结构决定的，故不能诉诸企业家精神；而资本主义从出生起便是垄断的，不是什么新鲜事。

评语：把关注点置于全球范围内的垄断竞争市场之上，运用规模报酬递增、进入壁垒、寡头博弈、技术投资与学习曲线等主流经济学工具，推演出“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结构，为产业政策提供了依据，与非正统国际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合流之势。在新国际经济学看来，产业和贸易政策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变企业间的战略博弈环境，以古诺模型为例，产业扶持政策释放出足够可性的提高产量承诺，从而迫使竞争对手缩减生产，实现利润转移。

评语：哈维对历史与现实高度理论建构化的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对阿瑞吉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之二分的回应，并指出这两套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今日帝国主义运作模式变化的核心。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有其固有的空间地理特征，故从地理的角度观之，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死资本同活资本的斗争，活资本的增殖以死资本即固定资本的地理嵌入为条件，但前者不可避免的外溢又势必导致后者的贬值，引发危机与权力转移；金融化肇始于服务生产性投资的需要，却日益获得独立生命，甚至同国家联盟。剥夺性积累这一概念十分有创见，“原始积累”绝非仅仅作为资本积累的源动力，而是时刻伴随资本积累左右，一方面释放廉价资产以吸收过度积累的资本，另一方面将剩余资本的贬值成本施加给最虚弱的人群，剥夺性积累直接刺激了愈演愈烈的后现代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