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研究计划］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进

评语：不算出色的slogan式著作，因为“踢开梯子”这一意象如此好用，所以成了讨论类似问题不得不引用的文献。作为异端经济学者，“自由市场”实在是个太容易树起来的靶子，而更重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何以成为典型的发展政策建议”这一问题，对此，无论是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还是对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都是必要的。另一问题则是发展政策在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的有效性的问题，例如19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可以一概而论，等等。

评语：简单的逻辑、冗长的讨论、极致的键政，读后立即能拿来用。许久不见的古早凯恩斯总量均衡分析，把全球当成整体来探讨各国总产出结构和贸易平衡之间的联动效应。基本的框架都写在附录中了，两个全球层面的恒等式（Y=C+S=C+I），收入不均带来消费抑制（MPC递减），S偏高，在Y不变前提下，为消化这部分储蓄，要么I上升，要么S回落。如果I上升，那去向无非是生产性投资，存货投资、投机性投资三种；如要S回落，则需要靠富人或政府消费、普通人提高消费（如虚拟资产价格上升使他们产生了变富的假象）以及失业（收入为0，消费为正，比如全职子女）。全球水平总是平衡，但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失衡，比如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的对子（东亚对北美，中欧对南欧）。中国和德国的出口经济来自国内的消费不足，如工资增长滞后、汇率低估与金融抑制。

评语：以二战为界，战前的帝国主义理论大致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趋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会在全球扩张，发达国家向落后地区展现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样子；战后的帝国主义理论转向了“分化”论，认为落后地区难以脱离的欠发达状态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得不够，而恰恰是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再生产出来的。本书除了不够新以外，对各家学说的讨论基本都做到了系统清晰、问题明确。读这本书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看各个思想家如何从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出发，阐发出一种较有普遍性的因果链条，这就决定了其理论对我们今天的适用程度，例如希法亭所立足的20世纪初德国经济，巴兰所处的垄断技术民用化时代的美国经济，依附理论家们所关注的拉美经济。毕竟，时代赋予因果链以成立的条件，中国之于世界经济的依附与自主，是我们需要据此予以重点研究的话题。

评语：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不可能持续？

评语：从需求侧，或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方式出发的比较政经研究。解释美国极端富裕和极端贫困共存的“悖论”，回答的是经典的“为何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问题。本书的结论是，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不是太少而是太多。19世纪末期美国农业生产大发展在金本位的限制下，造成了全世界农业品的价格下降，恶化了农民的生活境遇。因此，农民和农业精英联合起来谋求变革。在那些手握关键选票的农业界政客的鼓动下，最终美国在信贷民主化和严格的商业管制中确立了一种累进税制和农业管制模式，然而，累进税制和对消费信贷的依赖却悄然瓦解了支持福利国家的政治主张。

评语：“帝国主义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指：（1）宗主国大企业的垄断结构；（2）经济中心增长和控制原材料来源以及市场的必要性；（3）为满足宗主国的需要，劳动力国际分工的连续性；（4）工业大国之间在彼此的市场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市场上的出口和投资机会上存在着国家间的竞争。这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国家解放运动的传播，解放运动努力将本国从帝国主义贸易和投资网络中转移出来。这个因素增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帝国主义系统的维护比任何时期更紧迫。”

评语：总的来说，摩尔似乎暗示了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即在他所涉及的几个“大国”中，纵向的历史包袱和横向的世界关系共同推动了该国迈向某条现代化道路。如果我们简单划分出三波工业化浪潮，那么最先自主孵化出工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形式的英国当然占据了第一波，通过农业品出口、圈地运动和殖民地掠夺，英国最先建立了工业化和与之相适配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英国之后，同时有英国作为借鉴和威胁，德国和日本开启了自上而下的第二波工业化，通过自己占据比较优势的农业品出口与工业品相交换，既为土地贵族带来了利益，又为工业化提供了积累，然而这些国家的历史包袱使得它们不能容忍社会秩序的根本性颠覆，只能选择搁置内部矛盾的军国主义工业化模式。在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的威胁下，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农业经济占据最为深厚的统治地位的国家必须开展极为激烈的社会变革，没有时间依靠长期的农产品出口获取经济剩余，而是由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剥夺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资本，故而导向了共产主义模式。从第一波工业化到第三波工业化，我们可以看到留给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商品化的时间越来越短，传统势力对农民的压迫越来越深，面临的外部威胁也越来越强，这就可以提供一个对它们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构解释。

评语：一部深度、广度和通俗性俱佳的现代央行运行手册，涵盖时期从大萧条到新冠大流行，所有对宏观经济有兴趣的人，包括激进理论研究者都能从中获得教益。美联储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的搏斗历程既是一部央行独立性的争夺史，也是一部各种宏观经济学模型的发明史，从中可以一窥诸种理论创见发挥作用的时代情景。

评语：可以和“金融化”文献对读，在佩蕾丝的理论中，金融化不是什么时兴的现象，而只是每一轮技术革命周期中必然要经历的环节。这本书有趣的点在于它把金融危机放在了周期的中心，和生产危机区分开来，从技术爆炸开始，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经历了甜蜜的恋爱期，随后金融资本渐渐占了上风，并在转折点崩溃，崩溃造成的经济动乱激发公共部门的干预，整合现存社会制度以与新技术相匹配，并带来了随后的生产资本主导的黄金时代，而随着技术潜力消耗殆尽，旧的技术—经济范式成了阻碍，越来越多的留存利润转而寻找新的范式，而新范式又会和惯性较大的社会—制度范式形成冲突。模型对于中心国家之外的国家并不有效，例如在典型的赶超国家——中国，就很难找到四个阶段的对应。

评语：“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存续需要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维持一定比例，但工业和农业的非对称发展势必导致这一比例被突破。工业技术进步固然带来劳动替代，但是高强度的竞争和较弱的土地约束会带来工业规模扩张，因而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而农业技术进步几乎必然带来劳动力节约（反例：日本农业的劳动力密集型技术进步），由此便导致了劳动力从农向工的外流。流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不可能被“上山下乡”，只能靠工业部门进一步扩张来吸收，由此必须需要更多的农业原料。在国际范围内，也形成了工业国对农业国原料的需要，为此就需要把农业国锁在原材料出口的位置，在前期可以靠自由贸易，后期只能转向强制性的帝国主义。

评语：格申克龙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发展观，认为落后国家不一定要完全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经过国别比较历史研究，可以发现工业化常常不是自发的积累过程，而是在银行、国家的主导下敛集资源，使用制度化手段在各个领域铺开的“大爆炸”，而且国家越落后，这种大爆炸的烈度就越强。格申克龙还主张，不能孤立地观察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而要把它放在一组有先进有落后的国家群中，落后国可以学习先进国的经验、引入它的创新与人才存量，因此在很多时候，工业化的“前提”和“结果”可以倒置。通过研究中欧和东欧等落后“大国”的历史经验，格申克龙对国家主导“大推动”的意愿和能力产生了一种略带天真的想象。

评语：从奴隶制的角度来审视全球经济的另一面。当今的全球经济肯定利用了欠发达地区的一切资源（包括暴力、奴役、腐败等），为自己的扩张和持存服务，这也是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的过程——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从未停止，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许多消费品之中都带有奴隶劳动的结晶。但并不是说新奴隶制由结构必然性产生，我们就无力做出改变了，在边际上为消除人道主义灾难而努力仍然是重要的。本书的价值，除了丰富了直观的例证材料外，还提出了在现行体制下能做的改进办法，比如帮助富国国内的消费者认识到新奴隶制的形式，利用新的法规压缩新奴隶主的盈利空间，通过人道主义集体运动去抵制与奴隶制相关联的产品等等。

评语：纲领性文献。提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章节：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第十三章“机器大工业”；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

评语：日本增长率下降来自设备投资率下降（或积累率下降），企业策略由“开源”（扩大规模、技术进步）转向“节流”（压缩支出、解雇正式工），供给侧的颓势来自企业预期不足，主要是对消费增长率持悲观态度。消费低迷原因是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再加上劳资和谐时期形成的低社会保障条件（社会保障多为企业内保障，其可持续程度依靠企业积累而非财政收入），对低社会保障的担忧压抑了消费能力，人们倾向于将收入转化为预防性储蓄。作者的建议仍旧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关键是建立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银发经济，而需求端的刺激（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激励企业进行更高技术水平的投资（或产业外包）。虽说作者把产业升级似乎当成一个可以自然发生的事情，但其对银发经济持拥抱而非拒斥态度，有借鉴意义。

评语：1、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2、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3、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评语：诺思的前提是一个完全市场能够确保经济活动的私人回报与社会回报的等同，在此情况下，私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就等于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其预设是只有私人才能真正做出扩大规模、发明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行为。但是，进一步的推论是，现实中私人与社会的成本与回报并不等同，存在交易成本与外部性，制度安排的重要目的就是确定和保护产权、消除市场不完全性，促使两者等同，而制度同样作为有正外部性的产品，需要政府出马进行制度建设，因为政府若能从经济繁荣中获得税收收益，它就相当于把制度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了。这里，政府也做出了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行为，诺思无意间违背了只有私人才能进行这种活动的预设，这点是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不断尝试进行修正的“国家理论”部分。

评语：曼德尔的这本“入门小菜”以极短的篇幅为一个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周期理论奠定了一个极宏大的框架，在其中，没有康波，没有“创造性破坏”，有的是经济运动客观规律与人类主观应对的辩证法。客观规律就是在技术总体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带来一般利润率下降。主观应对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利润率上升的阶段，包括：在新技术出现后广泛将其普及至生产领域，改造劳动过程，赚取超额剩余价值，提高一般利润率；利润率上升阶段，采用利润分享收买工人，提高劳动力福利；在繁荣和扩张阶段末期加大基础技术研发，但由于旧技术的利润率提升潜力尚未耗尽，再加上旧生产组织的路径依赖，暂时没有激励将基础科学突破应用化；一般利润率下降阶段，利润挤压，劳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进入萧条，不得不加快技术更新，至此完成一轮周期。

评语：其实可以用一个框架把这本书的诸多内容重新组合：M-C-M’的下凡史。当稳定市场、控制生产、开辟市场、畅通运输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想型”遭遇历史、文化、政治的多样性，有趣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加尔各答的孟加拉贸易商与英国侨民合伙建立金融服务机构，安道尔和巴拿马利用离岸体制建立自己的独特制度，巴西森林中和阿根廷草原上的原住民因与原材料开辟不相兼容而被边缘化，中英茶叶贸易改变太平洋岛国的制度状况，“勤劳革命”背后的生产强度上升和消费需求扩张的双重意识形态塑造，种种成瘾类食品的普及与合法化，等等。通过深入具体的细节，挖出各种现代事物的“黑历史”，彭慕兰指出：全球化早已开始，但我们今天想象中的作为一种历史新阶段的“全球化”又似乎从未真正开始，因为从贸易中获利的理想一直在种种现实中穿行，变换自己的面目。

评语：精细绵密的历史分析，全面展示了英美日的生产组织形式并非由技术单向决定，而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技术进步的互动演进过程之中：日本在车间中培养技能，美国在车间中清除技能，英国则把技能留在了车间。但正如对具体性过于深入的钻研会让人滑向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个案陷阱，作者显然意识到每种管理组织模式往往随经济周期的起落而兴盛或衰退，但他过分关注具体生产组织中的劳资和谐，对国际分工环境的影响却屡屡一笔带过。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劳资和谐情境都出现在经济繁荣的上升期，今天我们再次见到日式雇佣在新一轮经济下行压力面前力有不逮，外包成为新趋势。作者的“祛魅”工作反而带来了另一种“赋魅”，那就是倾向于把日本模式当成“历史终结”，把“组织感召力”当成管理问题的灵丹妙药，实在可惜。（接下来的重点是研究经济周期的相关解释）

评语：19世纪末，三股不同的殖民势力在刚果盆地雨林攫取资源。来自东非海岸的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组成的联盟控制名为马涅马的雨林东部，由几大贸易商组成的松散且易变的联盟管理，每方都声称拥有专属的贸易和掠夺领地，武装商队在乡间搜刮象牙和俘虏。法国政府控制着名为法属刚果的雨林西部，由于在法的帝国利益版图中处于较低顺位，故其不愿意在该殖民地加大投资，倾向于保护贸易路线，并屯兵扩大其边界。马涅马和法属刚果之间是刚果自由邦，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在最初尝试自由贸易后，发展出了一套体系：将大片领土授予拥有私人军队的比利时公司和英比公司，迫使原住民攫取森林中最宝贵的资源；当强制措施被反抗时，军队将介入支持这些公司。世界市场的需求、三种的剥削方式和殖民势力的相互作用，构建了赤道非洲最早的殖民统治体系。

评语：不错的入门书。主要意义在于视角的转换：时代从产业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需要理论从主流贸易框架到全球价值链框架与之相匹配。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具体的产业进行深入且现实的分析。

评语：第一、二章和第五章值得一读。作者反复讲的两个价值链分析方向：从全球层面出发的自上而下分析，核心是“治理”；从地方层面出发的自下而上分析，核心是“升级”。战后全球分工结构经历了从生产商驱动商品链到采购商驱动商品链，再到新兴的生产商发展壮大，开始与采购商相抗衡的过程。第五章指出，在比较拉美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和东亚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时，常见的思路是从国家战略和产业选择等供给侧方面来分析，但需求侧亦即全球市场结构方面同样重要，尤其是零售革命后大型采购商和合同制造模式的兴起，给积极寻求市场的东亚制造商提供了价值链准入的机会，而采购商和供应商的反复匹配和供应商内部的激烈竞争和迭代，又间接塑造了东亚各经济体独特的产业组织结构。

评语：这本书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能源-科技-金融环流的运行方式，但从石油生产的视角描摹了沙特政治经济史，最大的收获是理解了沙特对抗资源诅咒的过程。沙特王室和阿美公司都是极彻底的现实主义者，颇有战略投资的长远视角，无论是与兄弟国家的关系还是文化和宗教政策都被视作依现实而应变的积极谋划与适度妥协。书中关于不同时期减产决策的不同效果颇有启发。在今天的全球化分工格局下，原材料生产商的地位在掌控和依附之间往往仅有一步之遥，沙特阿美继承了美国式公司的开明氛围和发展型国家的赶超动力，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新技术、改进生产率、参与全球合作、争取垄断优势、保持决策独立、鼓励高待遇和多元化创新，至今站立在掌控的一端。

评语：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贸易保护主义的踢掉梯子故事，先发国家如何先建立殖民体系以锁定原材料来源，再通过转向自由贸易、宣传“自然禀赋”以在维持劳动分工格局的基础上节约军事与殖民地管理开支；第二部分讲主流国贸理论的谬误，无视了各国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和工业部门的收益递增特性，因而错误预测了世界经济的“趋同”倾向；第三部分引入外汇和对外赔款的问题，作者持结构主义和弹性悲观主义立场，指出欠发达国家为了偿还外债而实行紧缩和出口导向是危险的，原材料多为低弹性商品，加大出口量会导致价格下降，越出口挣得的外汇越少，同时，经济紧缩拉高利率，卡死初始投资，债务国无法转变生产方式，始终被锁定在原材料供应国地位，该政策框架再结合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倾向，鼓励在国内没有投资机会的资金外逃到发达国家的股市房市，进一步加剧分化。

评语：托洛茨基指出，同法国大革命不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并未经过城市手工业小资产者主导的基尔特时期，代表城市生产力的只有无产阶级，因此俄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取得专政地位后，将对外推动世界革命，对内持续改造社会关系，即不断地创造出非平衡状态，指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演化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不可能的，只有社会主义生活条件才能把这种意识再生产出来。更为天才的是他在1930年写的德文版序言，里面阐述了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平衡发展规律形成了民族国家体系，但它必然日益从属于世界经济规律，应对之道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搞一国社会主义，而应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的资源，若迷信剥夺农业剩余进行积累，将是一种本无必要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