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IPE&CPE 阅读标记

评语：美国在IMF贷款决策中有绝对的话语权，让其代理最后贷款人角色又可以避免国内的政治拉扯，并稀释提供流动性的风险，为什么美国从60年代以来屡屡摆着IMF不用而要让国家资源承担风险去帮助外国银行摆脱困境？（最后贷款人：在银行遭遇流动性危机时反向注入资金以平衡借贷者恐慌的机构）作者主张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IMF的机制性局限（缺乏应对性、资源有限）。每次出手原因各异（60年代是为了保护本国黄金储备和美元汇率，80-90年代是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和货币危机波及美国，08年是为了避免海外银行欠款波及美国加剧国内次贷危机），但美元本位下美国的金融系统和外国银行紧紧捆绑，而美国商业银行又在海外投资交易，这就使得美国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雪中送炭。按照这个逻辑，美国给不同国家的汇率稳定基金（ESF）和政客对于美国利益受损的评估以及IMF的无能程度都应该成正比，虽然国内金融机构有一定能力影响财政部，但结果更多的还是政治互动过程所决定（ESF可以避开国会），不同的章节针对不同时期论述。IMF方面关于借款总安排的改革解决了资源有限但繁琐的过程更让其难以快速应对金融危机），因为未来的改革有待继续。布雷顿森林一个侧面的简史了，理论也很简明有说服力，难以想象到2017年才有人写出来。

评语：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非洲国家不通过征税来增强国家能力？原因在于税收对公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本质改变，在“纳税会使公民要求更多公共产品”的传统理解上，作者主张在民主国家的问责制下，征税而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表现糟糕对于政府的代价更大于不纳税不承担这一期望，因为纳税本身已经带来了公民对其收入的“失去感”，而纳税后公民对国家表现的不满更会强化这种感觉。所以当代国家（主要是非洲）在面对国家经费紧张时首先想到的依靠其他途径比如贷款或外援，而非征税，民主国家更是如此（因为观众成本更高）。非洲经验不能简单套用欧洲，因为潜在内部威胁更大，存在其他收入来源，以及代议制发展与国家税收需求的相关性更小。博弈论模型+实验和跨国观测数据和案例分析，方法上确实挺全面……对于理解不同类型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治经济挺有帮助。

评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福利政策上有多大程度会受到逐底竞争压力？全球化是否伤害的是脆弱的最底层群体？国内机制是否随着制度合流而变得无关紧要？可以看做是对莫斯利2003的一种发展，作者主张其实从最低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安排中收益的从来都是中产而非最底层，所以全球化逐底竞争最多损害的是他们的利益。全球化对不同的福利项目影响不同：会促使教育方面增强公平性的改革，而公共资助的项目（医疗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则更多受到政治游说和庇护主义的威胁。而三个国内制度因素影响政府应对全球化：一是劳工运动的碎片化，二是政府-劳工互动过程中的制度性约束，三是国家层面的政策配置；以此可以分出三类福利改革：保护性福利国家（鼓励再分配，如印度）、生产性福利国家（注重限制福利成本，如韩国）和双重福利国家（两者皆有，如巴西）。

评语：IPE里远被低估的政商理论。为什么国家有时力挺（补贴）身处贸易纠纷的大公司，而有时不闻不问？作者主张这取决于不同产业的外部性被吸收和内化（只在本国境内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两国之间吸收和内化这种外部性的能力差异。对于一国而言，当补贴该产业的外部性可以被吸收或者内化时国家就更愿意干预，但如果补贴该产业的外部性也会外溢到其他国家，但他们就更可能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而在两国之间，如果他们吸收和内化外部性的能力相当，双方都会强力介入（美欧的民用飞机、机器人）；如果双方都只能吸收而不能内化或者双方都同时不能吸收或内化（美日的半导体、超导体），就都不干预而交给市场；如果只有A能吸收和内化B什么也做不了，A会选择强力介入而B放任自由；如果A只能做到吸收而非内化，A会选择有限介入而B不变（美日的高清电视）。贡献在于把行业本身的特质融入国家的贸易政策考量当中，有一种很精细但很有大局观的感觉，以及很难想到20年前就有人在关注半导体行业和贸易战之间的关系。

评语：为什么IMF的贷款规模和条款有所不同？为什么会对某些特定国家在特定的时间更慷慨？其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被政治考虑所左右，所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作者主张国际资本流动的构成（债券持有人取代资本银行作为贷款方，私企加入主权政府寻求海外资本）影响了其最大股东国以及专业经济学家的偏好，从而塑造了IMF作为国际社会最后贷款人的政治决策。G5作为委托者/股东国，国内与借债者的经济联系更强时，他们就更可能批准该国的借款申请，而IMF职员一方面是贷款安排谈判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则通过评估报告等IMF的执行机制享有议程设置的权力，从而能左右其决策。但后者比前者更专注IMF的核心政策目标，即帮助借款国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困境，重返私有资本市场。是基于Stone的理论的一种拓展，主张G5作为集体委托者和职员作为代理人的角色都不可缺失也并不矛盾。案例是韩国和墨西哥（很有意思！）对IMF借款项目和运作模式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构成变化的梳理也挺有帮助的。

评语：为什么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举债累累的债务国依然要坚持还债？作者主张这说到底是个政治决定，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国家欠债的代价更大，也构成了债务人履约的强制执行机制：1）国际债权垄断集团所强加的市场纪律，使得债务人一旦欠债未来信贷会受到影响；2）IMF的有条件信贷有助于保持债务人的偿债能力，腾出资源用于偿还外债，也进一步通过扣留未来信贷的方式加深欠债的溢出成本；3）国内财政精英因为其吸引外国信贷的能力而话语权得到加强，将（债权人的）纪律内化到债务人的国家机器中而起到桥梁作用。至于为什么有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在这样的趋势下仍然选择欠债，则需要看国际金融的结构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具体渠道，以及国内的社会抗争。替代解释是国际信誉、国际法和贸易制裁，以及司法独立和产权保护机制。正文还需要花更多时间细读，对思考当下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挺有帮助的。

评语：为什么中国在非洲的铁路项目完工、运营情况和速度有所不同？作者主张这折射出的是非洲各国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国家能力和办事效率方面存在的差异，而这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和权威，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完成这个项目，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排除万难，付出政治代价（例如减少反对联盟的不满、规避官僚系统所造成的障碍、奖励或惩罚手段以及创造共同预期）。这种解释并非否认中国作为援助或出资国的重要角色，而是强调东道国的政治条件对发展项目的制约作用。替代解释包括国企承包商的办事效率和制度性因素例如官僚系统的办事效率，但作者假设这几种解释是互斥的（虽然理解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应该这么说但还是有点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不然为什么只有中国的项目总被拿出来讨论呢）。或许也可以放到其他国家/机构援助的发展项目当中去检验一下可推广性。

评语：债务国在什么情况下拥有债务重组和改革的国家能力，而什么情况下被迫欠债？作者主张这取决于国内掌权者的政治激励和维稳需求，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进口商并非重要的政治角色，那么货币贬值就会比削减政府开支更有吸引力。进一步说，这取决于公民行为对于当权者政治生存的影响，无论其政权民主与否。抗议和动乱在城市更容易发起，而最直接的动因可能就是生活必需品的缺失，因而城市化程度越高、越依靠粮食进口的国家就会越愿意面对欠债的经济后果，因为短期内还债可能引发暴动。而如果非民主国家存在选举机制，当权者便还需要考虑农村选民潜在的政治主导地位。而民主国家政权只能通过选举更迭，所以抗议不像暴力那样存在即刻威胁。然而通过改革（削减农业补贴）减债可能影响选票，因而农村人口越多、越依靠农业出口的民主国家也会越可能欠债来规避选举自杀。抗争民主国家的行为则更接近城市主导的非民主国家，因为选民影响的优先级次于对暴力夺权的防备。

评语：为什么政府愿意给企业激励政策，即便他们在吸引投资方面低效甚至无用？以及为什么他们在给予激励时作风高调？为什么激励政策在非选举民主当中也更常见？政商勾结、逐底竞争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作者主张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迎合，即向选民释放信号，显示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努力和决心，包括把外资流入归功于自己以及不为外资迁出背锅。因为激励在决定投资场所时是否有效并不重要，重要的激励行为本身。在选民掌握不完全信息，但又对于激励行为、激励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用有一定了解时，激励行为就可以成为一种竞选工具。而在非选举民主中，这一迎合则是向上迎合，同时是对于决定其政治命运的主宰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Clawback和Transparency。发达国家的激励政策确实是个很少被提及的问题（明明那么普遍还老批评别人…），实证价值更大。

评语：什么情况下金钱政治会促进经济发展而什么情况下起阻碍作用？作者用韩国和菲律宾的案例比较说明这取决于政商之间的力量博弈。在政商都强的情况下（韩国），两者相互挟持，都想要占主导但都做不到，虽说这一囚徒困境并不能使合作自然发生，但程度适中的腐败也只能维持在对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保证了经济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而如果两者之间的力量反复（菲律宾），则会失去稳定性，导致大量自下而上的寻租或自上而下的捕食。对于案例的具体解析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康指出韩国经济发展中的大政府角色（提供公共产品）可能也是一种无心插柳，其出发点是对于私有物的竞争而不得不去承担大角色，这对于重新审视腐败是有意义的。另外韩国的成功也有其他因素加持，只能说东亚这几个国家成长起来都有其特性，又想去研究发展型国家了！

评语：为什么在国际组织没有实际法律执行效力的情况下，国家政府依然要为其军事行动寻求外部授权？作者主张这一非直接机制在于国际组织决议对成员国内部公共舆论的影响。当国家需要向国内民众释放信号以降低其对战争代价的估计时，他们就更需要也更愿意通过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来取得外部认可，以增强合法性。但取决于成员国权力结构和投票规则，如果国际组织最终反对这一决定，结果则会适得其反，使提议国的军事行为更得不到舆论支持。而这在对于选票、政治支持率更为敏感的民选政府国家比如美国更为明显。其贡献在于一是提出国际组织对于主权国家的另一重作用和影响，即不是约束国家行为而是作为信号释放器服务于国家行为，二是对于国际组织改革的现实启示，即如何独善其身于国家权力。从建构理论、博弈论模型到大样本和质性分析，思路清晰，论证也很细致。

评语：外资的“国籍”及其多元化对于东道国毁约行为的影响。外资国籍越多元，在政府毁约时采取集体行为对抗国家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对于产权的保护能力越弱，即一次毁约对于其他外资撤出的影响较小，东道国毁约的机会成本越小（受经济全球化对于保护产权的压力小），因而毁约的可能性更大。结论是反常识的，即外资多元化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削弱了外资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东道国拥有了更多作为资金和技术来源的外部选项而不用再被外资巨头牵制。总体而言很有说服力，不过一是对于国籍到底意味着什么（背后主权国家撑腰？对国际法工具的熟悉程度？）的讨论可以更深入一些，二是可以关注更主流的外资流入地案例。很标准的建构理论-量化模型-案例分析结构，还有历史溯源和政策建议，质性论证可以看出Rachel真的对这方面钻研很深了。吾辈楷模，几乎都能picture出自己将来在preface里说I won’t be where I am if not for her了呜呜，小黄加油！

评语：强权政治能在多少程度上左右国际组织决策？投票比例有限的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作者提出国际治理机制包含正式和非正式两套规则，一般运作在投票权、议事规则这些正式制度的框架下进行，但国家可以通过非正式制度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强权在这一方面更有优势。为了吸纳小国参与国际组织以确保其合法性，强权需要约束自己的自主性例如投票权，因而制度上的公平公正是国际法的基础。但强国在主导制定国际法时也留了口子，就是所谓的escape clauses，因而他们还是可以规避正式制度的约束，拥有小国而没有的灵活空间，而因为投票比重的不同他们往往又有否决权。不同的国际组织类型有不同的权力机制，国际组织说到底都是power delegation，但其程度取决于组织本身和主导、构成这个组织的成果国这两个层面上的诸多因素，同时还有time inconsistency也会导致对于credible committment的顾虑。例如IMF不是立法机构，但为占有资源的国家主导；WTO是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相对界定清晰且难以操控；而EU是区域组织，只delegate了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

评语：为什么政府选择国有化在本国从事采掘行业的外国公司？作者主张这种行为的本质是通过增加短期税入，增强财政能力以维系政治权力。这更可能发生在制度能力弱的国家领导人（一般也没有长期执政的可能），因为他们不会顾及征用行为会带来的长远代价而更在意短期税入的好处。国有化形式有两种，一时运营产权同时国有化，而是运营权仍然下放给私有企业，本书关注前者，因为运营权关系到采掘产业（主要是石油）增强财政能力的三个渠道：减少政商信息不对称、确保生产弹性，和提高运营效率。所以当领导人对于政治生存有需求、具备技术能力，以及其他国家纷纷采取国有化行为时，国有化行为更可能发生，而其直接后果就是当权者得以巩固或者被推翻（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将短期税入转化为政治资本）。案例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还用了一个跨国的国有化行为数据集。结论挺可信的，研究也很扎实！

评语：在民主制度语境下为什么有些领导人更愿意采取补贴政策？作者主张补贴政策给领导人提供的激励取决于经济地理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在多数制下，领导人更愿意为地理分布较为集中的利益团体提供补贴，以换取更多选票，而代议制下的领导人可以选择为地理分布较为分散的利益团体提供好处以触及更大的范围、更大比例当选，但是否提供这种公共产品仍取决于许多因素。因为补贴有附带成本，所以领导人的考虑因素是选票最大化和有效的选区竞争策略，因而多数制领导人更可能提供补贴。理论是有新意的，论证层次包括国家、行业和选区，也很全面。而且作者对于补贴政策的识别（至少在案例分析中）是违反欧盟区域协定，因为也上升到了国际反补贴机制和国际贸易法的层面（WTO）。很有意思！

评语：为什么区域霸权会冒国际法之大不韪以及置经济利益于不顾而选择领土扩张？以及为什么他们用“灰色地带策略”来满足其野心而不是军事手段或者国际机制？作者主张产权争端说到底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即争端地带的资源尤其是硬商品（油、气、稀土）。但这种追求受到经济互相依存和国际机制的约束。当两者都无效有战争的风险，而当经济依存度高而国际机制难以约束时，市场驱动力就会导向拖延战略。贡献是经济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还有制度在基于市场的领土争端中的角色（focal points&reputation cost）。方法以质性为主，但argument没有很深（或说缺少挖掘），论证显得有些拖沓重复（读到第三章才大概get到在讲什么），感觉是IR新老生代作品之间的一种混合物…（结构性和实证性强但论证方法还是老一套）。

评语：可能是很早期做中国环境问题的作品，感觉argument和evidence都很停留在表层。作者反对race to the bottom的一贯认知，主张外资企业的到来改善了中国地方的环境标准，理由是他们并没有进行污染天堂式投资，并且随后投资所在处的环境政策有很大改善。可能是我在这个领域太jaded了吧，但我确信这中间省略了太多环节（比如外资污染行为被曝光后民间社会施压，发达国家消费者施压），以至于这个只看相关性的主张很难成立（而且否认了很多activists的努力）。首先，东部沿海现在看来当然不能算污染天堂，但几十年前改革开放处那也是小渔村一穷二白的港口城市，基本上没什么环境标准，怎么就不算可以转嫁污染的发展中地带了。其次，我所知道的环境标准提高经历了“外资污染—民间反抗—官方被施压出台政策”以及“外资污染—非政府组织曝光—发达国家消费者抵制—跨国企业被施压重视供应链溯源提高标准”这两个渠道。从数据上看，外资进入和环境标准提高都会是正相关，但中间的诸多环节说明了两者并没有积极因果，甚至应该是消极。再次，作者做的问卷实验是直接问人家企业执行层他们对于环境合规以及负责任生产的看法，人家CSR算盘打得飞起当然不会说不愿意为环保做贡献了……这问卷不是问了个寂寞。最后，作者用了一个东南亚的例子来证明这个主要关注中国国内政商关系的argument，我觉得很扯。你当然总可以找到一个例子来说外资进入起到了些积极作用，但我可以列举出至少十个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污染生产损害劳工权益的实锤，纪录片还有NGO的考察报告还少吗……？某种程度上反映了IPE学者看待贸易和投资现象过于simplistic的一面，而在窝锅这样复杂的政商和社会环境中，很多现象所映射出的理论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有太多值得深究的微妙机制。

评语：为什么有些城市可以比其他城市斩获更多基建项目？高铁的例子说明中央的碎片威权给地方创造了bargaining的空间，而他们富有主观能动性地运用体制性（省级决策影响力）和外体制性（群众力量）的渠道为自身争取更多项目，以为地方创造税收，同时为官员自身的升迁铺路搭桥。和另外一篇讲国内基建政治决策过程的文章有互为呼应但侧重点也不同，贡献分为distributive politics & authoritarianism两部分，对于很多其他问题比如环境治理、对外经济行为等等的央地决策和博弈过程都有很大借鉴价值。申请季翻了好几遍也请马老师给我看了sop（感恩的心），很喜欢这种扎实细致的mixed method，感觉是我一度想读cp的很大原因，但cpe可能仅仅是永远的白月光了……

评语：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导致各国限制移民政策：①贸易开放导致国内依赖低端劳动力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公司倒闭，削弱支持移民的游说群体；②公司流动使得竞争力强的公司有机会outsource，也无需继续依赖向国内输送的廉价劳动力；③技术进步使得公司生产效率提高，因而只需要比以往更少的廉价劳动力。首先框架很自洽和连贯，论证也很严谨（第一二章展开论点，第三章分析因变量，随后论证公司层面的异质性和对于移民政策态度的转变（OVB）；参议院移民政策投票（逆向因果）；美国之外的小国家案例（OVB和逆向因果）。同时讨论全球化生产和移民的本质替代关系这一点就很对我胃口，我觉得作为dissertation topic也合情合理（但确实有over defend的嫌疑，而且说到底argument真的不需要那么多证明……？感觉是为了证明而证明）。课上讨论提到的两点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一是这种substitute关系乍一看很反直观，但其实把动刀劳动力当做生产要素就完全make sense，也就是移民政策取决于国家经济的产业结构到底需要多少低端劳动力，那么这个现象是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其实就已经可以解释（where’s the politics?）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移民尤其非法移民的难度也降低了，换言之政府限制移民其实不一定是为了要更少的廉价劳动力，而只是将其控制在原来的水平，这样是不是需要更精确的measure来看这个puzzle到底还存不存在。在移民这个问题上high-skill和low-skill labor的区别与联系确实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深究的问题，尤其是在deglobalization语境下（high-skill到底是否有更多优势和选择）。Anyway还是希望自己至少能写出这样的dissertation吧！（但确实让人觉得IPE有点over simplistic……？）

评语：战争是否必然造就国家？作者的回答是依赖外部资金资助战争的国家相比于通过内部征税资助战争的国家更难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国家机制与能力，从而难以突破发展困境。全球化时代的资金流动使得国家发展早期的统治者更容易依赖外部贷款，从而扭曲其展开改革增强财政能力的动力，且容易为极端附加条件、外部资金限制乃至债务陷阱所困，虽然如果可以通过外债倒逼国内征税，国家能力也能够得到增强。前半部分解释关键概念和因果框架，后半部分是基于历史档案、围绕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的案例分析。Framing和empirics都很到位，带薪读书的目的就是写出这样的dissertation了。

评语：探究在产权保护领域私企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在法治薄弱、缺乏demo的政治环境当中，企业家与公共领域的互动（人事安排）来确保自身个体化的利益不受损害，这个过程同时也在形塑正式的制度改革，催生选择性的产权保护。对话pe of dev，产权保护和威权制度（比较视角），方法包括问卷、实验和深度访谈。刚读完Kellee Tsai会觉得没什么理论创新性……价值在实证吧。

评语：对于发展理论的一种创新性理解：基于变易性complexity而非适应性、市场与制度共演发展的观点。基本路径是①在缺乏国家能力时有什么用什么，利用常规的弱制度去建立市场，②通过市场对于制度变革产生压力，催化强制度的生成，③通过强制度维护市场。既有的理论已经充分验证了②和③，案例成功的经验主要在①，其实现的方式是引导创变directed improvisation，中央进行自上而下的引导，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利用已有资源实现创变，从而生成出适应地方情况和发展阶段的各种解决方案。个人觉得不要过分在意ideology的争论，能够解释现实有所推进就是好作品，理论基础确实很扎实，行内行外看了都能有所收获。

评语：探讨非国家角色在生态标签等环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供应链跨国治理的制度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治理框架涉及的受众范围并不够广泛，且管理标准不够严格，所以很难给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化造成较大影响，那么1公司是否愿意接受生态标签体系？2公司何时/是否有动力接受这些跨国治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本书给出的角度是公私互动，更具体地说是官僚机构（和国家资助的行业协会）以及与市场的互动如何为企业接受生态标签体系提供动力。三个案例分别是水产、棕榈油和茶叶的跨国供应链，区别在于：1市场和政治要素不同；2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3受到官方角色支持的可能性不同；因变量是目前市场当中的跨国治理项目和国家证书体系发展程度不同。框架和Yasuda的书很像，不过相比之下理论视角稍弱，实证性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