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不完美的乌托邦】范昀：雅各比的陷阱
乌托邦在二十世纪的溃败似乎证明了一桩事实：它决非“子虚乌有”。自它诞生之日起，便随历史浮沉。从大革命的壮丽到雅各宾的恐怖，从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到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一切惨烈的革命风暴可以跟它沾上边，一切可鄙的极权主义可以跟它套近乎。所以说，乌托邦从来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着。
二十世纪末的风起潮落，宣告了诸多的终结。有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于是，乌托邦也正走向终结那刻。然而就如埃德加•莫兰所言，终结又是新一轮回的开始。乌托邦之后，我们却又不免怀念它。雅各比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的乌托邦思想》生逢其时，道出这一时代的心声。一个好选题，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然而，雅各比的书并没期待中的精彩。令人失望的是，雅各比面对时代困境避重就轻，混淆了批判对象；此外，在对乌托邦的拯救中渗透了强烈的犹太教色彩，将理想与宗教混为一谈，在扑朔迷离之际，制造了一个隐秘而致命的陷阱。
反乌托邦也是乌托邦
为了挽回乌托邦业已丧失的声誉，雅各比不遗余力地进行历史打捞。他对乌托邦事业的珍爱，合理地表现为对反乌托邦叙事的敌视。在他看来，反乌托邦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了一切乌托邦，令理想主义名声扫地，人类的想象日渐枯萎。
因此，他有意勾勒反乌托邦主义的历史轮廓，有意跟反乌托邦思想家论辩，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从奥威尔《1984》、扎米亚金的《我们》再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普尔、塔尔蒙、伯林、阿伦特……从文学到政治到思想各种历史形式的反乌托邦在此汇聚，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思想谱系。“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
不知道雅各比的结论从何而来。反乌托邦主义者从没宣告过乌托邦的末日，也从未因乌托邦的终结而欢欣雀跃，他们只反对一种乌托邦，这种乌托邦随时会转向乌托邦的反面——极权主义，它才是乌托邦的真正敌人。在扎米亚京笔下的“联众国”中，想像力是不祥的病症；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波普尔批判的“社会工程”与“历史决定论”，恰是唯理主义的后果，而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这种罪恶平庸至极，缺乏想像，怎是梦想中的人类境况？奥威尔们批判的绝非真正的乌托邦，而是驾乌托邦之名行不义之事的伪乌托邦。他们警告我们，乌托邦有演变成伪乌托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根植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深藏于神秘莫测的人性之中。
反乌托邦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告诉我们，需要以人性的代价换取的理想，绝非真正的理想。这种代价，毁灭的是人性，湮没的是理想。他们反乌托邦的初衷，恰恰是为个体、想像与自由留出更多的空间，为乌托邦的新生创造条件。反乌托邦也是乌托邦，那么究竟谁终结了乌托邦？是谁让我们告别希望，唾弃神圣？
谁是乌托邦的真正敌人
不必讳言，雅各比有意回避了乌托邦的真正敌人：后现代主义。熟悉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欧陆哲学的人都应清楚，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实质上已构成了对乌托邦的最重大打击。雅各比在此避重就轻，不仅有损该作的全面与客观，而且也让人怀疑他学术上的诚实。
乌托邦是宏大叙事，作为宗教后启蒙时代的产物，那种继承过来的普世性冲动，难免对文化多元的现代理念形成挑战。在卡尔•贝克尔看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与其说是引领潮流的哲学家，不如说是新天国中的牧师。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伯林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质疑都是合理的，并且是有限度的。他们决非恶意颠覆而意在良性修缮。
相较而言，后现代主义才是乌托邦的真正敌手。詹姆逊说：“反乌托邦迎合了后现代主义，至少迎合了对高度现代主义本身所作的毫不宽容的后现代批判，即认为它是压迫性的、总体化的、男性中心的和权力主义的，带有某种更极端的、非人性的傲慢，比柏克对同代的雅各宾派所能设想的特征更甚。” 德里达的解构以此为甚。其对乌托邦的瓦解最终深入语言层面，以语言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来打击任何意义上的确定性。他不承认任何的自明价值，任何的是非曲直，在他的解构武器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相较于伯林的多元论，这种价值相对论破坏性的力量大得惊人，也大得可怕。
从身份、性别到地缘、阶级，直到文本和语言，后现代主义对乌托邦的打击，不像是拳击场上的公平竞争，倒更似群群白蚁在无声地侵蚀大厦的地基，使其瞬间应声而倒。后现代主义不相信乌托邦，也不相信希望与未来。一切乌托邦都是意识形态，一切同一性都是现代神话。人类的未来受人操控，明天之我是否还是曾经的我，悬而未决。幽暗深处，赫拉克利特在苏醒，在任何时代，苏格拉底都要遇到对手。后现代批判之后不会产生反乌托邦，只会导致“无托邦”。
雅各比不可能不知道德里达、利奥塔、福柯，但对他们连轻描淡写的回应都没有，实在不应该。既然能把自由主义的论域清理得那么清晰，把犹太反偶像乌托邦资源论述得那样详细，为什么就不能认真对待下后哲学文化对普遍性的攻击呢？因为它是一切乌托邦叙事的根本前提。雅各比的言说令人困惑，不过，有关他对后现代的态度并非缺乏证据，他在字里行间显示了某种可能。
其实，雅各比与德里达所用的语调非常相似。他引用摩西•赫斯的话：“我们处于流放中的犹太人，没有权力计划未来，因为救世主有可能倏忽即至。”他自己也认定，新的乌托邦需要用心灵和耳朵去靠近，“就像靠近上帝那样”。德里达同样喜欢这样讲话，在《友爱政治学》中宣称，解构之后的“正义”总是“处于将至的状态”，在某个时候突然“像弥赛亚一样大驾光临”。我们从中读出了什么？雅各比的乌托邦与德里达的反乌托邦，区别究竟在哪里？
我们能够希望什么
雅各比放弃蓝图乌托邦，推崇反偶像乌托邦；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拥抱弥赛亚宗教。这两者虽不能等同，但出于他们共同的犹太背景，不能不感到这两种阐释的大同小异。虽从表面的目标看，前者赞赏乌托邦，后者不相信乌托邦。但骨子里，他们都有弥赛亚宗教情结，都对欧洲的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怀有敌意。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反乌托邦之后的乌托邦，将由古老的犹太希伯来而非希腊传统提供药方，这种异曲同工，似能为雅各比与后现代哲学的暧昧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
雅各比笔下的乌托邦看不见、摸不着，它那神秘莫测的存在方式，避免了图像化的乌托邦政治实践。音乐在他的乌托邦中至高无上，它既传达着对未来的希望，也蕴含着对现世的信仰。“未来是不可以刻画出来的；它只能通过暗示或者寓言来予以探讨。一个人能够‘听见’未来，但是却看不见它”。但我们知道，雅各比意义上的音乐，决非一般的艺术，毫无疑问，音乐也要有弥赛亚情结。不妨去翻翻启发他的布洛赫，音乐、乌托邦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是怎样被杂糅在一块的。
因此，雅各比用图像与音乐的分殊来区别两希传统，很难不让人觉得荒唐。柏拉图对艺术的攻击，恰恰是出于摹仿所产生的图像效应（如“床喻”），反过来，他在《伊安篇》中甚至还将颂神诗人置于甚高的地位。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卢梭，音乐同样在欧洲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种结论不足为信。但这种区分的意图只有在雅各比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在犹太教传统谈论音乐精神，其实早已将音乐的广延性缩小。更何况，《噪音》的作者阿达利早就提醒，音乐照样可以成为极权工具。“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没法征服德国了。”（希特勒）反偶像的音乐乌托邦同样摆脱不了极权的梦魇，这点上雅各比过于乐观了。他看重的并非一切音乐，而是一切与弥赛亚有关的音乐。很难相信他是就音乐论音乐，借音乐论宗教似乎更在情理。
不单是雅各比，不少犹太背景的作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无论本雅明、阿伦特，还是德里达，在他们看似理性化陈述的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犹太精神潜流。这就给他们貌似理性的陈述打上了不小的折扣。可以说，他们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风繁复，以及内容含混，都有这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会给他们沉迷其中的犹太民族主义套上一副理性主义的面纱。忧郁的本雅明有这个问题，德里达以解构起家，到头来却俨然是个弥赛亚牧师，雅各比似乎也未能幸免，他的乌托邦最终是和宗教混到一块了。
很多观念并非越说越清楚，反而越说越糊涂。乌托邦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它的本真面目反而晦暗未明。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产生于近代，作为宗教意识形态后的产物，根本上是不同于宗教的。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只有当社会抛弃了乐园的意象时，乌托邦的历史才开始。”（阿兰•图伦）因此，乌托邦最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主义多于宗教热忱”（库玛）。它的出现，建立在对人性和理性的尊重之上，相信人有能力把握自身的命运。而宗教恰恰相反，尤其是犹太教这样的启示宗教，在根本上不会给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任何创造的空间。乌托邦仰仗于人的主体性，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肯定。丧失这一前提，乌托邦就无所谓乌托邦。雅各比的乌托邦是否可能？
康德给自己一生的人学思考提了三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三个问题中，最难的也是第三个。萧伯纳曾说，没有梦的人是不幸的。的确，无所希望的人是悲哀的，但是希望了不该希望的人，同样也是不幸的。希望的魅力在于让我们永远希望，而不在于无所希望，听天由命，等待上帝降临。自由与决定论之间，有时仅有一毫之差。能够希望的是“我们”，而非“我们”被希望所俘获。这个时代不是“反乌托邦”的时代，而是“无托邦”的时代，正是“无托邦”的虚无，给了一切宗教专制主义又一次死灰复燃的机会。“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的本质性要素在于：它对此时此地的关注。它憧憬未来并珍视现在。”我们不要被雅各比诸如此类的动人描述所迷惑，“一缕无政府主义微风”过后，说不定就是蒙昧主义的卷土重来；《不完美的图像》有它完美的部分，启发良多。但我们也得时时提防雅各比悄无声息布下的种种陷阱。
[美]拉塞尔•雅各比著：《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28元。
二十世纪末的风起潮落，宣告了诸多的终结。有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于是，乌托邦也正走向终结那刻。然而就如埃德加•莫兰所言，终结又是新一轮回的开始。乌托邦之后，我们却又不免怀念它。雅各比的《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的乌托邦思想》生逢其时，道出这一时代的心声。一个好选题，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然而，雅各比的书并没期待中的精彩。令人失望的是，雅各比面对时代困境避重就轻，混淆了批判对象；此外，在对乌托邦的拯救中渗透了强烈的犹太教色彩，将理想与宗教混为一谈，在扑朔迷离之际，制造了一个隐秘而致命的陷阱。
反乌托邦也是乌托邦
为了挽回乌托邦业已丧失的声誉，雅各比不遗余力地进行历史打捞。他对乌托邦事业的珍爱，合理地表现为对反乌托邦叙事的敌视。在他看来，反乌托邦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了一切乌托邦，令理想主义名声扫地，人类的想象日渐枯萎。
因此，他有意勾勒反乌托邦主义的历史轮廓，有意跟反乌托邦思想家论辩，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从奥威尔《1984》、扎米亚金的《我们》再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普尔、塔尔蒙、伯林、阿伦特……从文学到政治到思想各种历史形式的反乌托邦在此汇聚，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思想谱系。“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
不知道雅各比的结论从何而来。反乌托邦主义者从没宣告过乌托邦的末日，也从未因乌托邦的终结而欢欣雀跃，他们只反对一种乌托邦，这种乌托邦随时会转向乌托邦的反面——极权主义，它才是乌托邦的真正敌人。在扎米亚京笔下的“联众国”中，想像力是不祥的病症；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波普尔批判的“社会工程”与“历史决定论”，恰是唯理主义的后果，而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这种罪恶平庸至极，缺乏想像，怎是梦想中的人类境况？奥威尔们批判的绝非真正的乌托邦，而是驾乌托邦之名行不义之事的伪乌托邦。他们警告我们，乌托邦有演变成伪乌托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根植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深藏于神秘莫测的人性之中。
反乌托邦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告诉我们，需要以人性的代价换取的理想，绝非真正的理想。这种代价，毁灭的是人性，湮没的是理想。他们反乌托邦的初衷，恰恰是为个体、想像与自由留出更多的空间，为乌托邦的新生创造条件。反乌托邦也是乌托邦，那么究竟谁终结了乌托邦？是谁让我们告别希望，唾弃神圣？
谁是乌托邦的真正敌人
不必讳言，雅各比有意回避了乌托邦的真正敌人：后现代主义。熟悉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欧陆哲学的人都应清楚，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实质上已构成了对乌托邦的最重大打击。雅各比在此避重就轻，不仅有损该作的全面与客观，而且也让人怀疑他学术上的诚实。
乌托邦是宏大叙事，作为宗教后启蒙时代的产物，那种继承过来的普世性冲动，难免对文化多元的现代理念形成挑战。在卡尔•贝克尔看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与其说是引领潮流的哲学家，不如说是新天国中的牧师。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伯林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质疑都是合理的，并且是有限度的。他们决非恶意颠覆而意在良性修缮。
相较而言，后现代主义才是乌托邦的真正敌手。詹姆逊说：“反乌托邦迎合了后现代主义，至少迎合了对高度现代主义本身所作的毫不宽容的后现代批判，即认为它是压迫性的、总体化的、男性中心的和权力主义的，带有某种更极端的、非人性的傲慢，比柏克对同代的雅各宾派所能设想的特征更甚。” 德里达的解构以此为甚。其对乌托邦的瓦解最终深入语言层面，以语言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来打击任何意义上的确定性。他不承认任何的自明价值，任何的是非曲直，在他的解构武器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相较于伯林的多元论，这种价值相对论破坏性的力量大得惊人，也大得可怕。
从身份、性别到地缘、阶级，直到文本和语言，后现代主义对乌托邦的打击，不像是拳击场上的公平竞争，倒更似群群白蚁在无声地侵蚀大厦的地基，使其瞬间应声而倒。后现代主义不相信乌托邦，也不相信希望与未来。一切乌托邦都是意识形态，一切同一性都是现代神话。人类的未来受人操控，明天之我是否还是曾经的我，悬而未决。幽暗深处，赫拉克利特在苏醒，在任何时代，苏格拉底都要遇到对手。后现代批判之后不会产生反乌托邦，只会导致“无托邦”。
雅各比不可能不知道德里达、利奥塔、福柯，但对他们连轻描淡写的回应都没有，实在不应该。既然能把自由主义的论域清理得那么清晰，把犹太反偶像乌托邦资源论述得那样详细，为什么就不能认真对待下后哲学文化对普遍性的攻击呢？因为它是一切乌托邦叙事的根本前提。雅各比的言说令人困惑，不过，有关他对后现代的态度并非缺乏证据，他在字里行间显示了某种可能。
其实，雅各比与德里达所用的语调非常相似。他引用摩西•赫斯的话：“我们处于流放中的犹太人，没有权力计划未来，因为救世主有可能倏忽即至。”他自己也认定，新的乌托邦需要用心灵和耳朵去靠近，“就像靠近上帝那样”。德里达同样喜欢这样讲话，在《友爱政治学》中宣称，解构之后的“正义”总是“处于将至的状态”，在某个时候突然“像弥赛亚一样大驾光临”。我们从中读出了什么？雅各比的乌托邦与德里达的反乌托邦，区别究竟在哪里？
我们能够希望什么
雅各比放弃蓝图乌托邦，推崇反偶像乌托邦；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拥抱弥赛亚宗教。这两者虽不能等同，但出于他们共同的犹太背景，不能不感到这两种阐释的大同小异。虽从表面的目标看，前者赞赏乌托邦，后者不相信乌托邦。但骨子里，他们都有弥赛亚宗教情结，都对欧洲的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怀有敌意。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反乌托邦之后的乌托邦，将由古老的犹太希伯来而非希腊传统提供药方，这种异曲同工，似能为雅各比与后现代哲学的暧昧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
雅各比笔下的乌托邦看不见、摸不着，它那神秘莫测的存在方式，避免了图像化的乌托邦政治实践。音乐在他的乌托邦中至高无上，它既传达着对未来的希望，也蕴含着对现世的信仰。“未来是不可以刻画出来的；它只能通过暗示或者寓言来予以探讨。一个人能够‘听见’未来，但是却看不见它”。但我们知道，雅各比意义上的音乐，决非一般的艺术，毫无疑问，音乐也要有弥赛亚情结。不妨去翻翻启发他的布洛赫，音乐、乌托邦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是怎样被杂糅在一块的。
因此，雅各比用图像与音乐的分殊来区别两希传统，很难不让人觉得荒唐。柏拉图对艺术的攻击，恰恰是出于摹仿所产生的图像效应（如“床喻”），反过来，他在《伊安篇》中甚至还将颂神诗人置于甚高的地位。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卢梭，音乐同样在欧洲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种结论不足为信。但这种区分的意图只有在雅各比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在犹太教传统谈论音乐精神，其实早已将音乐的广延性缩小。更何况，《噪音》的作者阿达利早就提醒，音乐照样可以成为极权工具。“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没法征服德国了。”（希特勒）反偶像的音乐乌托邦同样摆脱不了极权的梦魇，这点上雅各比过于乐观了。他看重的并非一切音乐，而是一切与弥赛亚有关的音乐。很难相信他是就音乐论音乐，借音乐论宗教似乎更在情理。
不单是雅各比，不少犹太背景的作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无论本雅明、阿伦特，还是德里达，在他们看似理性化陈述的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犹太精神潜流。这就给他们貌似理性的陈述打上了不小的折扣。可以说，他们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风繁复，以及内容含混，都有这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会给他们沉迷其中的犹太民族主义套上一副理性主义的面纱。忧郁的本雅明有这个问题，德里达以解构起家，到头来却俨然是个弥赛亚牧师，雅各比似乎也未能幸免，他的乌托邦最终是和宗教混到一块了。
很多观念并非越说越清楚，反而越说越糊涂。乌托邦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它的本真面目反而晦暗未明。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产生于近代，作为宗教意识形态后的产物，根本上是不同于宗教的。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只有当社会抛弃了乐园的意象时，乌托邦的历史才开始。”（阿兰•图伦）因此，乌托邦最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主义多于宗教热忱”（库玛）。它的出现，建立在对人性和理性的尊重之上，相信人有能力把握自身的命运。而宗教恰恰相反，尤其是犹太教这样的启示宗教，在根本上不会给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任何创造的空间。乌托邦仰仗于人的主体性，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肯定。丧失这一前提，乌托邦就无所谓乌托邦。雅各比的乌托邦是否可能？
康德给自己一生的人学思考提了三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三个问题中，最难的也是第三个。萧伯纳曾说，没有梦的人是不幸的。的确，无所希望的人是悲哀的，但是希望了不该希望的人，同样也是不幸的。希望的魅力在于让我们永远希望，而不在于无所希望，听天由命，等待上帝降临。自由与决定论之间，有时仅有一毫之差。能够希望的是“我们”，而非“我们”被希望所俘获。这个时代不是“反乌托邦”的时代，而是“无托邦”的时代，正是“无托邦”的虚无，给了一切宗教专制主义又一次死灰复燃的机会。“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的本质性要素在于：它对此时此地的关注。它憧憬未来并珍视现在。”我们不要被雅各比诸如此类的动人描述所迷惑，“一缕无政府主义微风”过后，说不定就是蒙昧主义的卷土重来；《不完美的图像》有它完美的部分，启发良多。但我们也得时时提防雅各比悄无声息布下的种种陷阱。
[美]拉塞尔•雅各比著：《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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