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不完美的乌托邦】罗豫：不完美的《不完美的图像》
现代性阴影笼罩的20世纪，乌托邦遭遇到了来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双重打击。当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开头令人不安地描述反面乌托邦场景——“门厅里散发着煮白菜和破旧地席的气味”，过去数百年间从莫尔爵士到H.G.威尔斯笔下构建的乌托邦桃源便已荡然无存，沦为前所未有的可怕梦魇。而这个时代最坚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尔、哈耶克、伯林，以及立场暧昧的阿伦特、塔尔蒙等人，面对极权主义及其变体（集体主义、救世主义、历史主义等）所引发的种种暴政，向乌托邦思想做了毫不留情的清算：“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但在拉塞尔•雅各比看来，上述二者都误解了真正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小说耸人听闻的论调强烈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却使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小说描绘的社会，“几乎不包含作为经典乌托邦显著标志的和谐与友爱”。而自由主义者们则丧失了对乌托邦的历史细加审视的耐心，把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统统归到乌托邦名下，忘了和平、和谐、博爱、友爱一直是乌托邦的重要特点。
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者想象力肆意驰骋，对人类应该怎样生活做出了细致描绘。这种事无巨细一一加以规定的社会蓝图，深深刺伤了那些从极权铁蹄下逃脱的自由主义者敏感的神经。当他们回顾整个20世纪的人类灾难史，发现绝大多数惨案的制造者，从共产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到宗教极端主义，无一例外向他们的追随者许诺了某种看似美好的社会目标。乌托邦的概念由此被偷换成了一切极权团体的社会理想。
雅各比希望重建新世纪人类对乌托邦的信心。在一个商业化全球化的时代，知识阶层早已不再怀有仰望星空思考人类终极目标的上古遗风，他们更喜欢用一种“打地鼠”游戏的方式在诸多地洞之间疲于奔命。而在书中，雅各比希望从历史角度找到20世纪人类悲剧的真凶，洗清“乌有之乡”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试图把人类对自身未来的想象力从对现实的功利主义和对乌托邦的绝望中拯救出来。
通过对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思想家著作的细致解读，雅各比在这群犹太人身上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在传统的蓝图乌托邦以外，还存在着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它们的“未来，也许，只能够被聆听，却不能被展望”。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者一如那些严格遵守《旧约》禁律的人一样，拒斥蓝图设计师对细节的痴迷，也抗拒现代图像的引诱，“用完全敞开的心灵和耳朵去靠近乌托邦，就像靠近上帝一样。”雅各比对他们这一思想的价值进行了长篇论述，并赋予极高评价：“他们对未来画面的缄默程度与他们对当下的关注共存，……对未来的乌托邦承诺与对此时此地的热爱并存。”
不过，雅各比用图像和声音的隐喻来区分传统的蓝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即使不能说明他对相关心理学领域的无知，也至少显得在理论上一厢情愿。“图像”一词是全书的题眼，但在书中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字面意思，指一种视觉影像；二是隐喻意思，指早期乌托邦理论家对乌托邦世界进行的蓝图描绘。作者在该书中的一大逻辑硬伤，就是在这两个意思之间混淆不清，以致于将视觉和听觉的区别问题纳入了论证范围。蓝图乌托邦并非只是一幅世界大同的和谐图画，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也不只是对圣言的聆听。乌托邦是一种理念，它的最初构想者由于并没有把人性的、文化的、历史的诸多复杂因素考虑在内，冒险将这一尚未成熟的理念具体化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的批评家留下了口实。而所谓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意识到了这一过度推论，谨慎地收回了触角，试图在厘清种种复杂社会因素之前采取保守态度，不对社会生活粗暴地指手画脚。与其说这是视觉和听觉的差异，毋宁说这是幼稚和成熟的差别。
雅各比还试图将乌托邦的终结归因为人类想象力的枯竭。这似乎也经不起推敲。看看诡异奇谲的好莱坞大片，四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无处不在的恶搞、反讽乃至作恶手法，就知道人类的想象力之河并未干涸。事实上，当今社会的很多行业，从广告到研发、从建筑到娱乐，对从业者想象力的要求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人们的确不愿意再把想象力用到对社会前景的构想上了。当整部乌托邦实践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案例，很难相信会有人愿意继续尝试。雅各比自己也暗示了读者，需要拯救的不是人类的想象力，而是对乌托邦想象的信仰。无论乌托邦理念中究竟给不确定性和个人自由留下多少空间，乌托邦想象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仍是人类摆脱虚无和绝望、对前途乐观积极的一贴安慰剂。现代人更多缺乏的是关于“什么是善”的想象力，而这才是良性乌托邦的主旨所在。
至于雅各比进一步把想象力的枯竭归咎于儿童成长环境被成人“殖民化”，就让人啼笑皆非了。与其说儿童因为宽松的环境而更具想象力，不如说是儿童因为生活简单而更具有想象的时间和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的想象力优于成人。事实上，伟大的想象力基本上是由成人展现的。想象力催生了乌托邦，但人类精神财富中大部分都是由想象力催生的——文学、绘画、作曲、雕塑、科学研究……都无一能够不借助想象力而有所成就。因而这一主题似乎没有必要放在乌托邦问题下专门讨论。
雅各比为乌托邦恢复名誉的良苦用心让人敬佩，尤其是将犹太思想资源引入乌托邦研究，体现了一种在当下难能可贵的救世情结。然而，正如他所推崇的马丁•布伯在反偶像崇拜同时，“强调需要复兴的犹太教的内在虔诚，认为犹太的复兴必须要注入神秘和千禧年的维度”，雅各比期待乌托邦精神复兴，更像是期待弥赛亚降临的翻版。加之他在图像和想象力这两个关键概念上出现的致命漏洞，某种意义上说，这位研究知识分子出身的历史学教授的这本新著，也只能是个“不完美的图像”。
但在拉塞尔•雅各比看来，上述二者都误解了真正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小说耸人听闻的论调强烈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却使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小说描绘的社会，“几乎不包含作为经典乌托邦显著标志的和谐与友爱”。而自由主义者们则丧失了对乌托邦的历史细加审视的耐心，把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统统归到乌托邦名下，忘了和平、和谐、博爱、友爱一直是乌托邦的重要特点。
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者想象力肆意驰骋，对人类应该怎样生活做出了细致描绘。这种事无巨细一一加以规定的社会蓝图，深深刺伤了那些从极权铁蹄下逃脱的自由主义者敏感的神经。当他们回顾整个20世纪的人类灾难史，发现绝大多数惨案的制造者，从共产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到宗教极端主义，无一例外向他们的追随者许诺了某种看似美好的社会目标。乌托邦的概念由此被偷换成了一切极权团体的社会理想。
雅各比希望重建新世纪人类对乌托邦的信心。在一个商业化全球化的时代，知识阶层早已不再怀有仰望星空思考人类终极目标的上古遗风，他们更喜欢用一种“打地鼠”游戏的方式在诸多地洞之间疲于奔命。而在书中，雅各比希望从历史角度找到20世纪人类悲剧的真凶，洗清“乌有之乡”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试图把人类对自身未来的想象力从对现实的功利主义和对乌托邦的绝望中拯救出来。
通过对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思想家著作的细致解读，雅各比在这群犹太人身上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在传统的蓝图乌托邦以外，还存在着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它们的“未来，也许，只能够被聆听，却不能被展望”。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者一如那些严格遵守《旧约》禁律的人一样，拒斥蓝图设计师对细节的痴迷，也抗拒现代图像的引诱，“用完全敞开的心灵和耳朵去靠近乌托邦，就像靠近上帝一样。”雅各比对他们这一思想的价值进行了长篇论述，并赋予极高评价：“他们对未来画面的缄默程度与他们对当下的关注共存，……对未来的乌托邦承诺与对此时此地的热爱并存。”
不过，雅各比用图像和声音的隐喻来区分传统的蓝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即使不能说明他对相关心理学领域的无知，也至少显得在理论上一厢情愿。“图像”一词是全书的题眼，但在书中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字面意思，指一种视觉影像；二是隐喻意思，指早期乌托邦理论家对乌托邦世界进行的蓝图描绘。作者在该书中的一大逻辑硬伤，就是在这两个意思之间混淆不清，以致于将视觉和听觉的区别问题纳入了论证范围。蓝图乌托邦并非只是一幅世界大同的和谐图画，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也不只是对圣言的聆听。乌托邦是一种理念，它的最初构想者由于并没有把人性的、文化的、历史的诸多复杂因素考虑在内，冒险将这一尚未成熟的理念具体化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的批评家留下了口实。而所谓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意识到了这一过度推论，谨慎地收回了触角，试图在厘清种种复杂社会因素之前采取保守态度，不对社会生活粗暴地指手画脚。与其说这是视觉和听觉的差异，毋宁说这是幼稚和成熟的差别。
雅各比还试图将乌托邦的终结归因为人类想象力的枯竭。这似乎也经不起推敲。看看诡异奇谲的好莱坞大片，四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无处不在的恶搞、反讽乃至作恶手法，就知道人类的想象力之河并未干涸。事实上，当今社会的很多行业，从广告到研发、从建筑到娱乐，对从业者想象力的要求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人们的确不愿意再把想象力用到对社会前景的构想上了。当整部乌托邦实践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案例，很难相信会有人愿意继续尝试。雅各比自己也暗示了读者，需要拯救的不是人类的想象力，而是对乌托邦想象的信仰。无论乌托邦理念中究竟给不确定性和个人自由留下多少空间，乌托邦想象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仍是人类摆脱虚无和绝望、对前途乐观积极的一贴安慰剂。现代人更多缺乏的是关于“什么是善”的想象力，而这才是良性乌托邦的主旨所在。
至于雅各比进一步把想象力的枯竭归咎于儿童成长环境被成人“殖民化”，就让人啼笑皆非了。与其说儿童因为宽松的环境而更具想象力，不如说是儿童因为生活简单而更具有想象的时间和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的想象力优于成人。事实上，伟大的想象力基本上是由成人展现的。想象力催生了乌托邦，但人类精神财富中大部分都是由想象力催生的——文学、绘画、作曲、雕塑、科学研究……都无一能够不借助想象力而有所成就。因而这一主题似乎没有必要放在乌托邦问题下专门讨论。
雅各比为乌托邦恢复名誉的良苦用心让人敬佩，尤其是将犹太思想资源引入乌托邦研究，体现了一种在当下难能可贵的救世情结。然而，正如他所推崇的马丁•布伯在反偶像崇拜同时，“强调需要复兴的犹太教的内在虔诚，认为犹太的复兴必须要注入神秘和千禧年的维度”，雅各比期待乌托邦精神复兴，更像是期待弥赛亚降临的翻版。加之他在图像和想象力这两个关键概念上出现的致命漏洞，某种意义上说，这位研究知识分子出身的历史学教授的这本新著，也只能是个“不完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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