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会那么讨厌这部金棕榈丨深焦圆桌

前言

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开幕前，我们再次回顾由阿莫多瓦领衔的主席团，选出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方形》。作为镶钻金棕榈得主，《方形》自然引发了众多讨论，而本次圆桌除了电影本身，也为如何评价金棕榈电影提供了一份观察样本。三位嘉宾不同的观影情境（戛纳/后金棕榈电影节/院线）以及不同的电影评价体系，对《方形》评价的影响在此次讨论中得以体现。希望大家能从中一瞥电影在电影节发行体系下的独特hype cycle。

策划│深焦编辑部

编辑│十二辰子

主持人

Stevie 非影迷

嘉宾

缴蕊 电影研究者

把噗 青年影评人

朱马查 曾经说再也不去戛纳（ta又去了）

Stevie:

大家好，我是Stevie，本次《方形》圆桌的主持人。今年戛纳70周年的镶钻金棕榈颁给了首次入围主竞赛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但影片口碑两极化，是近十年来法媒评分最低的金棕榈获奖影片。而从导演领奖时的手舞足蹈，以及出现在各地电影院门前的“方形”装置来看，鲁本本人倒是十分满意，大概认为自己是实至名归吧。那么就首先请各位嘉宾分享一下于何时何地何种制式观看了本片，并按照百分制打分。

《方形》剧照

缴蕊:

大家好，我是缴蕊。

今年9月13号《方形》刚刚在瑞典上映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郊区Solna的“斯堪的纳维亚电影城”看了普通2D版（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一家购物中心顶层的商业连锁影院，一个周三的晚上，影厅居然几乎满座，可见瑞典观众对这部产自本土的金棕榈片还是充满了期待。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看的时候瑞典语和丹麦语+瑞典语字幕的部分我90%是听不懂的，不过因为提前做了一些功课，且有同伴小声翻译，所以也基本get到了意思。后来11月在巴黎二刷，把细节仔仔细细都补上了，甚至还发现法语字幕有些部分其实没翻译出来。

《方形》剧照

和在电影节上与“专业人士”一起神经紧绷地看片不同，在这种普普通通的商业影院看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管什么片都能看成喜剧片。就我的个人体验来讲，现场轻松愉悦的气氛大大提升了观影快感。各种现代人生活中尴尬(awkwardness)情境的营造可以说有张有弛，既有轻松的嘲讽，也有更为严肃的困境思考。笑点设置非常符合瑞典“冷幽默”的游戏规则，观众该笑就笑，该震惊就震惊，相当入戏。毫无疑问，在一些时刻，Christian这个人物和观者之间是有共鸣的。而且，由于很多素材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广场的乞丐，城中的移民区等等），可以说就是“就地取材”。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匠气，反而觉得亲切和真实。总之，如果不非得扣着金棕榈的大帽子来吹毛求疵，也不非得“推心置腹”地揣摩导演创作思路的话，我会给这部影片打出80分。甚至，就近几年金棕榈影片的总体水平来看，我认为《方形》在电影的完成度方面是超出了平均水准的。

以上，请大家批评。

《方形》剧照

把噗：

大家好，我是把噗。

《方形》我是在平遥国际电影节上看的，一同观看的还有今年的另一部金棕榈——中国导演邱阳的短片《小城二月》。比较也许是不对的，但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观看，不能不引发自然的反应。其结果是，我为邱阳感到有些惋惜。《小城二月》对还未拍过长片的青年导演来说已然够好了，但被置于《方形》面前，仍然流露出学生作品般的明显痕迹。可见，《方形》中的调度与掌控都多么厉害了。

《小城二月》剧照

在讲《方形》前，我想先谈谈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早在2014年因《游客》为大家广为熟知前，我便已经“发现”奥斯特伦德。他在《儿戏》(2011)中展现的惊人掌控力，让我认定他可能会是未来的电影之星。因此，带着这份期待观看《方形》，再加上有金棕榈的光环护体，要保持客观恐怕很难了。最后在影院获得的观影效果——我时常发出了爽快的笑声，说明我对这部电影还是持认可、赞赏的态度。

当然，它也有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任何满腹才气的青年导演可能陷入的困境。不得不说，《方形》的锋芒过于尖锐了，主题的展开过于直接了，恐怕是这点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好在，电影内在嵌进了现代艺术的概念，使得整部电影可以从现实中脱离，将自己变为一件艺术品。这样，也就缓解了导演个人意图过分置入与显示的问题。电影的力量最后还是被不断的收尾削弱了，海报上的那场酒宴戏其实已经可以结束。

基于以上这些，我给《方形》80分。

《儿戏》剧照

朱马查：

大家好，我是朱马查。

不好意思，回复拖太久了，因为听说我是这次圆桌唯一的“反方”觉得压力肾大！还因为这部片我在戛纳看过一遍本片，过去已经大半年了，一直没有机会重看，也因为当时并不喜欢，这么久来很多都忘记了，而为了这次圆桌去下载的资源是只有一条俄文音轨的，挣扎了半部片过后还是放弃了。再加上戛纳的观感十分不好，尤其影片的后半部分基本处于一种无法进入的分心状态，所以十分害怕在这里说得太过个人观感，只能说就当我在这里发出一种不赞同的声音吧。

在戛纳的时候因为第一场首映没有挤进去，所以看的第二场，由于已经听了一些看了第一场的小伙伴的评价，都觉得很不错，并且我之前对《游客》的印象也不差（虽然必须承认因为各种原因，只看了半部），所以对本片还挺期待的。但看下来，综合各方面我只能给到《方形》50分，我承认在场面的调度，人物塑造很多方面是很有技巧性的，导演的确是在大大的施展他的“功力”，但是在我看来，整个影片综合起来看是不及格的，anyway打分这种事情，一旦印象不好，哪个缺点处手重多扣一点，哪个优点处挽回多少，本来是不能量化的，不要太在意。

影片前半个小时印象是蛮好的，但是渐渐开始开始感到不适，讽刺的方式和笑料都并不新鲜，甚至是故作姿态，并且每个场景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整体松散（当然我也看到有人觉得这是优点的），每个场景的目的更像只是为了表述这一场里该有的反转与讽刺，这让电影有一种段子式的节奏，在电影过半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在乎剧情怎么往下发展了，总感觉每个场景的配方都差不多，只是尽力找出些不同的weirdness来配比罢了（更由于影片趋近结尾时已经几乎处在一种失控状态中）。

《方形》剧照

《方形》这部电影的核心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导演的挑衅而觉得不舒服，相反是因为不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促发人思考的“挑衅”，这更像一种嘲弄一切的幼稚的愤世嫉俗，一种“艾玛你看我都会自反了”，”你懂我的幽默吗“，“快看这是一个高级的冷幽默”的莫名优越和洋洋得意，一种恶作剧式的观察，这种导演的态度和操控在片中随处可见，随时感到他会从镜头后面跳出来（可能姿态就和他在戛纳领奖是的姿态差不多）。如果好的作品是发出一份邀请踏上一段旅程，我觉得奥斯特伦德发出邀请让大家进入的却是一个陷阱。他在自己精心构筑的世界里关怀底层，就好像在那个空洞的方形里标示平等与人权一样。他要你去关注生活在底层的人的方式，不是激发你伸手去把下面的人拉上来，而是把你推到坑底，反正大家都不体面都不好看，没有谁比谁好。在我看来这不是“道德焦虑”，这是“觉得自己有道德而不焦虑”。

以上，偏颇之处还请见谅。

《方形》剧照

Stevie:

感谢大家第一轮的回复。本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导演意图的（过度）置入。从把噗的回复来看，他认为鲁本作为青年导演，虽然主题切入过于直接，但通过现代艺术概念的嵌入，缓和了其中的锋芒。但朱马查认为，本片的问题不仅是导演通过强调自己意图而试图操纵观众，更是这种意图本身就有所偏颇。暂且不提影片整体的讽刺效果和力度如何，而这种讽刺本身就是一种故作姿态的讽刺，不具有反思的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观点，请各位嘉宾谈一谈你们对本片在导演创作意图显现上的看法。缴蕊还提到她认为导演在片中所选取的片段在瑞典非常常见，令人感到亲切真实。所以不知道缴蕊对这种“导演高人一等地进行观察”的批评有何看法。

《方形》剧照

缴蕊：

关于“导演用高人一等的姿态操纵观众“（不知道概括是否准确）这点，我和不同的朋友已经有过讨论。确实有些观众会有这种主观印象。坦白说这跟影片片段是否来自现实，是否亲切倒没有什么联系或对立关系。

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主观（但并不是说“正确”或“错误”）的观影感受，而且从你一出现这种印象开始，很可能后面的每一个段落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感受。我本人主观上没有这方面的感觉，没有感受到他在挑衅，也并不觉得他“高人一等”……何况鲁本在一个访谈中还说过，他相信观众的智商可以自己完成对这些困境的反思过程。观众的反思也不会因此就“低他一等”。按他这个思路，一些把事儿说的太清的电影是否反而有“故作高人一等姿态”的嫌疑呢？

《方形》剧照

抛开对这一点的争论，由此出发，我突然感受到了他和罗伊·安德森的一个共同点（一些影评人已经指出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就是对（往往是荒谬的）生活情境片段式的呈现。而且就是节制和高度形式化（安德森的形式化程度更高）的呈现(showing)，而并不靠对话或其他方式陈述反思过程(telling)。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身边喜欢《每分钟120击》的朋友往往不喜欢《方形》，因为它缺少《120击》中那种“真诚的思考”，没有在片中涉及的社会议题上挖得更深。就我的感受，这其实更多的是文化或表达偏好上的区别。像《120击》这种将思考过程赤身裸体乃至“开膛破肚”表达出来的方式在瑞典艺术文化中真的很少见。包括高度形式化的罗伊·安德森的电影，背后其实是对人性的思考，政治性的意图和对历史的观点等等，但对他来说，精心建立的形式语法已经足以表达他的观念了，观众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眼与心去思考，过多的言语只会破坏他建立的形式的完整性。同样，对于《方形》，它可能存在对素材技术处理上的问题，但我倒不想把这种“段子的堆砌”恶意揣测为作者的自作聪明。

《每分钟120击》剧照

至于导演的意图是否是有益的，我不是很理解朱马查具体指的是什么，希望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导演的意图”。我认为他自己所说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崩坏”是说得通的。特别是在从五六十年代公信社会走到今天的瑞典，很多人确实会有这样的体验。如果他有嘲弄和讽刺的意思，那我认为里面也包含了相当程度的自嘲意味，毕竟自嘲和对生活困境的调侃是瑞典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认为甚至是他们的文化精髓，从斯特林堡到伯格曼，还有很多瑞典民间歌曲，都特别热衷在离婚、死亡等很丧的题材上做文章，甚至挖掘出很欢乐的东西）。他对自己bourgeois的身份也有明确认识。Christian身上难道没有他自己的影子吗？他肯定会承认是有的。“关心底层”我倒没见他提，不知道出处在哪里？我倒不大认为这个片子是宣扬“关心底层”的，我看他根本不关心底层啊，都没有一丝丝伪装……

总之，我的主观出发点还是把导演和观众放在平等的，同一个“我们”的立场上的，所以真的很难感受到他的“恶意”。即使他不关心底层，我也不会因此讨厌这个电影。但要说艺术形式上的成就，安德森还是比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方形》剧照

把噗：

导演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思想观点，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观点不够新颖或表达上过于直接，都将影响到观众对作品的接受。电影里的这种情况在其它艺术门类中是一致的，放置在美术馆的艺术作品同样需要接受这种考验：观众能否舒服地体验到作品的核心价值，取决于导演以何种适宜于作品的方式让观众接受。从这点来看，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方形》中表现得明显过于直接了，不仅背后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简单表述：“方寸见人心”，传递这种观点的形式（剧本上的建构）也是非常直接，这恐怕是导演让人觉得“不真诚、操纵观众”的真正原因。

《方形》剧照

如果电影换为一件在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静态的绘画、雕塑……还是动态的装置——恐怕都不会触发此类的反感。原因不只在于电影是在黑暗中延续90分钟的观看，需要观众付出全神贯注的精力，相反艺术品的观览往往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并不会“强迫”长时段的专注。并且，电影似乎已经将自己从严肃的艺术作品中区隔了出来，走向“大众”（“大众艺术”本身就是具有悖论性质的表达），因而需要以尽可能亲切、适切的方式走入观众的内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学会如何于电影中隐藏观点，将电影拍得越来越客观，而只从形式上显示出自己的“作者”性。

观众已经养成了此种观看／体验的方式，他们去电影院不是去接受教育的。因而，面对像《方形》这样以直接又曲折的形式来传递核心观点时，观众引发反感情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正如电影的核心主题来自于一个装置作品，场景放置在美术馆，故事紧紧围绕着当代艺术，《方形》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了当代艺术作品的表达。鲁本·奥斯特伦德似乎既想保持电影原初的叙述形态，同时也想将电影制作为一件艺术品。观众不能再保持过往被动接受者的状态，而必须将自己化身为一位专程赶至某个美术馆的游客，做一位能动的阐释者。

《方形》剧照

新的观看要求与观众保守经验间的冲突，我想是《方形》遭遇到的根本困境。大多数人其实只能看到《方形》背后的核心观点——“啊，过于直接了”，及观点的直白表达，而不太会注意到这个观点如何被层层的叙述与形式包裹。想一想，如果只给你一个“方形”的命题，让你来完成一件艺术作品，你会怎么办？可能会有重重的困境。倘若这件艺术品又得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困难恐怕会更加严峻。因为为了考虑大众的接受情况，这个观点必须包裹得不“显山露水”。就像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中，观点很聪明地被放大又藏好（越模糊，越能被隐藏）。

鲁本·奥斯特伦德与罗伊安德森是不一样的。《方形》真正体现了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根本悖论：作为“艺术”，它的接受群体狭窄，必须接受过相应的艺术教育才能理解作品中设置的密码和暗语；而作为“大众”，电影属于无分别的诸众，是作为娱乐形态存在的。鲁本·奥斯特伦德显然有意将《方形》也制作为一部用电影形式呈现的当代装置艺术品——不仅电影里有大量的艺术语汇和元素，同时通过嵌套的形式将电影本身投射为一块“方形”。

观看同一部电影的观众就像被圈禁在导演画出的“方形”中，共同幽闭于一处抽象的观看空间。目的在于让观众认识到他们观点的殊异，能以一种更平和、客观的反思态度来观看电影。就像进入“方形”的人必须暂时搁置身份的差别，在其中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我想这件艺术品的目的不在于让大众在某个短暂的时刻平等互待，而是激发他们反思自己由来的阶级与身份，以及因此产生的殊异观点。目的在自我反思，而不是逃避或游戏。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方形》，是相当微妙的。作为一个布尔乔亚，鲁本·奥斯特伦德能提出这种反思贵显真诚（如果撇掉某些才华出众的人个性上必然带有着的锋芒）。另外，我还在想，我们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其实都局限在自己的感知经验，大部分人将对《方形》的批评安置在“态度不真诚、操纵观众”，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使然的结果——我们都希望电影是从自己所处的阶级出发来探讨跟自己阶级切身相关的问题。但因为我们每个人分属不同的阶级，便看见了迥然不同的情境。从导演站立的阶级看，电影有难得的反思精神，但从我们的阶级看，看起来只有洋洋得意的姿态。

《方形》剧照

朱马查：

这次中间影片的资源终于出了，我也再（硬着头皮）看了两遍，上次全凭久远的印象，讲得可能比较模糊草率，这次详细一点。可能有点长，不好意思……

关于影片的自嘲。有的自嘲是来自于对自身和自己处境的清晰的认知而发出的，更有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处境的清晰的认知，是从精确、切肤的经验上发出的，之所以触及到我们也是因为我们体认其中的经验，认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在这个没有业务能力的明星都能够通过自黑红起来的年代，有的自嘲已经越来越廉价，不是向内的自我认识，而是向外的，对关注的渴望，一种卖萌撒娇耍酷而已。自嘲这种姿态本身并不能给一个电影增加多少价值。

《方形》剧照

而在《方形》的所谓自嘲的幽默里，只是一种对喜剧中早就已滥见的老套刻板形象的嘲讽，并且也缺乏层次和精微的nuance，没有任何的复杂性，有钱有闲上层人士就是自私自利虚伪，贫民窟孩子就是粗鲁暴力，传媒广告就是只求吸睛完全脱离现实丧失共情能力，当代艺术就是一坨屎等等。表面看来极尽疯狂离经叛道，实际里子都是乖得不得了的安全牌——把主角小丑化，人物变成了他的实验小白鼠（正如元首的评论，这是他的关于人类行为研究的疯狂实验），都是一些毫无立体维度的纸板人，因此没有观众会认领任何一个人物的经验，对这些人物的极尽嘲讽不会得罪任何人，同时又仅仅通过一些诸如“布尔乔亚”“文化人士“这样一些十分大而化之的概念的联系自身，让大家都感受到了“自嘲”这一高级的文化。

《方形》是一个非常拧巴的矛盾体，是其作者宏大的野心和最后的操作并没有匹配造成的分裂感（当然所说的操作，不是调度或声画等，这些显然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强项）。一方面它是信息量的爆炸，一方面却又形成一种无比巨大的空洞。

所谓的提供的新观看经验就是需要观众去“做一位能动的阐释者”，但《方形》本身是在反对阐释，他也无可阐释，他需要观众自己去想象出电影的骨肉来。作者提供的只是对一些议题和框架的提及，造成如此信息爆炸的场面，每一场景游移在一个又一个的议题之间，从未进入其中，这就类似于name dropping，或许这就是他的“方形”，就好像他的镜头俯瞰楼道看到的一层层框架。从一切论题上滑过而不沾染自己，当然这也是让观众engage，但也未免太过偷懒简陋耍滑头了，这也才是他的不真诚之处。而当每个场景都一样地带有强迫性的发生-反转-讽刺时，固定的节奏使得他的挑衅如此的可预见，反而让人麻木。

提供一个个框架，从不填满，所谓的人类行为的研究，分散在断片的章节中，没有延续感，每个场景人物的逻辑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场景论述而服务，这里要收回上一封邮件里对人物塑造尚可的称赞，这是一个成功而出色的演员，在一季喜剧小品集中出演不同的角色的合集。而这些框架，却因为沾上了题材的光，让大家充满了想象力与讨论，中产阶级，当代艺术，移民，贫穷、信任，任何一个话题拿出来都可以写上个千百篇论文……讽刺的是，这就好像皇帝的新衣，看到了的聪明，没看到的傻蛋（当然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里本来就已有了天花乱坠的艺术家阐述，放在今天大概的确可以成为一件当代艺术作品……）。

《方形》剧照

因此我觉得也不应该说他这里并不关心底层怎么了，何况现实的来说，在当下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级别的制作里，在这样一个几乎是盯着戛纳主竞赛在制作的影片里，沾上了难民叙事和底层叙事的“热点”却说“不关于底层”将其排除在外，我是怎么也没办法去相信创作者的这种“纯粹“的。

上次可能略显草率说到不觉得这部电影是有益的，所谓的“有益”的反面，并不是说这部电影有害，我不是很想用“没有建设性”这样的词，因为并不是说电影应该为现实提供一些答案甚至建议，但是这种所谓“反思”是极其简易的，一种站到反面即可的二元的立场。如果反思至少应该是一种提问，那么这个问题也是不深刻的。

《方形》剧照

导演的确是聪明地找到了嵌套，并且以视觉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出来，由此他似乎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把一切放进去，嵌套内的层层指涉相互勾连，甚至和现实藕断丝连，好像是怎么看怎么都成立，怎么都高级。

这部电影里很难看到一点主角们之间可信的、像个正常人一样的行为，难有任何真实的情感流露，甚至Christian难得感到愧疚给小男孩视频道歉，却又好像强迫症一样开始给自己辩解。抽走他们的人性先，这就是导演的实验，导演的确在扮演上帝，所以一个接一个冰冷的社会实验上演，然后突然之间中间插入一段视频，炸个小女孩吧，“How much inhumanity does it take before we access your humanity? ”，黑底白字，这信息传递得还能更不直接吗？整个影片就如同这一条广告一样，晚宴一幕、避孕套一幕等等那么多冰冷的场景都在狠狠地重复着这一条信息，鲁本才是把事儿说得太明白并且还反复说的那一类导演。

《方形》剧照

这部片的反社会人设，是要让我们注视深渊（方形，楼梯间，Christian在这里的人生在一个个场景间仿佛就是一个自由落体运动），这样的警醒我们或许在哈内克，在冯提尔那里都得到过，但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同一意象和手法使用，可以看看有多少次俯视楼底方形的镜头，再加上整个影片段落式的对这一信息的叠加，就好像有人给你指出“这里有个深渊”，然后再按着你的头“快看这里有个深渊，我发现的！”

以片中的灾难性的广告来自况自己的影片，这倒的确像是导演的自嘲，他甚至拍了广告导演自信满满阐述广告分镜时的样子，也是在每个镜头阐述后面必定带上“这时观众会……”的话语。看起来就好像他算到了自己会收到的各种批评一样，哈哈我就是这个自以为是，觉得观众一定会照我这么设计感受的导演，哈哈我的电影就是这样一部没人性的反社会的灾难。片中的广告导演在看到网上各位的评论后，依然是一脸得意的说，“至少我们引起了争论”，由此片中的方形作为“信任和平等的神庙”的展览，的确收到了极大的关注。联想到影片《方形》从拿到金棕榈到上映后各方的评价，对其中议题的关注，这个嵌套操作，的确是看起来收尾相连，坚固无比。一切归结于嵌套的形态，这样的解构造成的讽刺意味，让人觉得真是个中有深意，而导演穿着嵌套和自嘲的金缕衣从各种批评中顺利溜走了，why so serious……

《方形》剧照

也许有人说，这是部好电影，因为至少让我们去思考了背后的政治正确、中产阶级、难民危机等等问题，但这可以是“《方形》获得2017年戛纳金棕榈”这一新闻事件的价值，并不一定是《方形》电影本身的价值。好的，可能在银幕前试图去严肃思考的观众，不一定就是电影自己。

戛纳时候的颁奖词说到了“这部影片讲到了政治正确的独裁” (The Square parle de la dictature du politiquement correct)，有评论就指出过，“它又何尝不是政治正确的一切反面的独裁呢？”何况，当今还有比嘲笑政治正确更政治正确的事吗？

Stevie:

三位嘉宾在之前的讨论中都提到了电影的政治语境和阶级语境，把噗与朱马查也一再提到了“政治正确”这个界线日渐模糊的概念。所以三位嘉宾能否针对电影的政治语境以及语境的建构进行一些更清晰的阐述？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我与鲁本的采访中，他可以说是一再试图将《方形》从其涉及到的政治问题（尤其难民）中抽离出来，起码从创作意图的角度上声称这部电影是非政治的。而从他的职业生涯来看，2011年的电影《儿戏》因对种族、移民等问题的直接展示与讨论，在瑞典引发了轩然大波。到了《方形》，他选择将这些问题嵌套隐藏在了他用现代艺术元素精心设计成的形式中。那么对于这种文本风格的发展路线，各位嘉宾又有怎样的看法？

《儿戏》剧照

缴蕊：

感谢主持人和大家的讨论。观影的心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这部片子的态度。比如我已经很久没去电影院了，看这个片子就是去消遣娱乐的，那我的期待就是搞笑就行了。虽然知道它得了金棕榈，也并不会要求它达到什么标准，然后拿它和别的片子对比打个分什么的。虽然一开始我对这部电影比较满意，但也仅限于“不亏票价”这个不高的标准。它传达的信息并不深奥复杂，形式上也没有达到什么“影史流芳”的高度，所以并没有做把它反复咀嚼的准备。

但在读了大家的回复之后，我想还是可以冒着越说越无聊的风险继续谈一谈。至少大家不同的观感比这部电影本身给我的印象还要有意思一些，在讨论和思考中我对这部电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我本人所身处的文化语境也有了更深的了解（真诚地）。

《游客》剧照

虽然进入了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但我仍然认为《方形》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很本土化的，就是瑞典社会公信原则的消亡，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瓦解。具体表现为路遇儿童被抢，弱者被袭击，老奶奶被车撞倒，人们不再不假思索地伸出援手，而是冷眼旁观……《儿戏》和《游客》都多少涉及了与此相关的问题。鲁本也说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来自一则“儿童在哥德堡闹市被抢，路人漠不关心”的新闻报道。（《儿戏》还因为很“贴近现实”地用了黑人演员演不良少年而遭到批评）在《方形》中，这一议题的主干地位其实相当明显。如果说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是一次旅程，那通过“Christian一段糟糕的生活”来探究“信任危机”才是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剧中的一系列段子串联起来。Christian一开始在地铁口被偷是因为他仍然相信“公信原则”，有人遇险必须施救。而后来的剧情发展则是他本人在生活的一系列波折中对这个原则不断的质疑和再质疑。而其他的旁支，最多只是行程中一闪而过的路灯，最多是暂停几秒的红灯，是随手添加当做笑料的路边广告牌，并不是导演在这个片子里主要关心的问题。但这些小插曲有时候却喧宾夺主，成了一些观众，甚至是一大部分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这反射的不是瑞典社会的状况，而是这些观者自己心里的疑虑。

《方形》剧照

关于对这些“旁枝侧节”的解读，有些实际上是误读。误读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我说错了，请你们提醒我。第一，主持人和朱马查提到了“难民问题”。这个电影里没有难民，也没有“难民问题”（倒是有不少乞丐）。那个小男孩肯定不是2015年难民潮来到瑞典的难民，有可能是早期难民或移民后代，总的来说身份是“移民”而不太可能是“难民”。但是看了这个电影想到“难民问题”的人不止一两个，这背后是一种什么心理机制呢？有一些情节，有的人非要把它阐释成“影射移民”是ta的自由（这些阐释很有可能涉及种族歧视），导演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是薛定谔的猫，问他他肯定说没有。我姑且认为他是个诚实正直，不种族歧视，能如实面对社会真相的瑞典人，也倾向相信他没有影射移民的意思（但是确实讽刺乞丐了）。至于《儿戏》讨论的到底是不是“种族移民问题”，可以以后在讨论。

《儿戏》剧照

第二，关于“政治正确”，戛纳颁奖词提到的“政治正确的独裁”究竟是这个片子的主旨，还是颁奖者在有意“借题发挥”呢？本片唯一和“政治正确”有关的可能是那个小女孩爆炸的广告，以及它引起的争议（新闻发布会）。但这称得上对“政治正确的独裁”的讨论吗？它是与主线剧情紧密相关的一个恶作剧：因为Christian忙着想自己的事，没有注意文案人员的介绍，才由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脱线下属草率通过了决议，导致他自己最后被迫辞职。而至于这个广告的具体内容和记者们一边倒的攻击，当然可以说是个擦边球，有夹带私货讽刺左翼人士扣帽子的意思，但是这最多是主菜里的一个小佐料。如果只是为这个小插曲给这片子颁个奖，我认为实在是借题发挥。不管是在影片中还是在现实中，“政治正确”都远远没有达到“独裁”的地步。甚至可以说，恰巧是因为现实太不正确了，才使得“正确”的讨论显得那么令人不悦，让这些人想要借题发挥来攻击。

至于广告中的“How much inhumanity does it take before we access your humanity?”本身是这个粗制滥造的恶作剧广告的一部分，我起初没有重视。在朱马查的提醒下，我注意到它确实可以跟主线问题发生关联。但究竟是以什么方式相关？我的想法可能和朱马查不太一致。例如，联系艺术家扮演猩猩袭击宾客无人阻拦的场面，或许可以解释为“面对暴力/不公等事件，你真的能视而不见吗？”（避孕套那个场景我实在扯不出来联系了）鲁本提出问题的方式确实很直接，毫不隐藏，但是他没有强塞一个标准答案给观众。广告里这句话说明了导演的任何立场吗？我认为没有（如果有，那至于非要把这么重要的观点放在恶作剧小丑表演里吗？）。对于“公信原则消亡”这样一个事实，导演并没有作出对与错的评判，也没有敦促或暗示人们应该怎样去做。这是他和“把事儿说的太明白”的鸡血/鸡汤电影的区别。

《方形》剧照

另外，我并不同意这部影片是“对人类行为研究的疯狂实验”，也不觉得片中的人物没人性或者脸谱化。（这是比较个人化的观感问题，不强求同意。）贫民窟小孩给我的印象不是“粗鲁暴力”，他可能是大喊大叫了一下，但那是因为他很生气嘛（而且大喊大叫在他的文化里可能根本不算个事儿），他来讨公道这行为也没毛病啊，多么正直，简直是这个电影里最纯洁的人了。我也不觉得导演给Christian的定位仅仅是“自私自利虚伪”，他在片头“见义勇为”的举动恰恰说明他不是个完全自私自利的人。但发现自己被骗以后，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让他决定报复，他开始对周围人提高警惕，坚决保卫用过的避孕套……这难道不是人性中很真实的一部分吗？这个片子里当然也有“真善美觉醒”的瞬间，比如商场的乞丐帮他看东西，他最后登门找小男孩道歉，围观“猩猩”打人的宾客最终见义勇为……但是那些“假恶丑”的部分就不是人性吗？它们不但是人性，而且是非常需要正视和反思的人性，是导演在这部片子里主要想要探讨的人性。这种负面人性也不只存在于中产阶级身上，那个得寸进尺要吃不带葱鸡肉面包的乞丐就不自私自利吗？当然，话说回来，这些小讽刺，小笑料仍然只是路边风景，确实不够深刻，但也无可厚非，至少是不功不过。

那么主线任务处理的怎么样呢？“Christian一段糟糕的生活”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够糟的。个人生活：自己在广场被骗，写恐吓信被小男孩追的焦头烂额，最后恼羞成怒把小孩推下楼梯，开始真正良心不安；工作方面：The Square项目还没公开展出就麻烦连连，艺术家演猩猩在晚宴袭击客人，二货文案搞出丧病广告，害得他狼狈辞职；感情关系：和女记者本来相处愉悦，但因为对方不按常理出牌，他自己又处处疑心，最后不欢而散。这些段子并不是机械的包袱堆积，他们都以Christian为中心，在各个方面渐次发展。而主角Christian在经过这些事件的一次次洗礼之后，已经与开场时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精英人士大不一样了。他本人最后的转变（从推小孩以后）正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意义所在。导演没有从这一系列圈套中溜走，Christian带着女儿爬楼梯找小男孩，已经是导演离“给出答案”最近的一次了。虽然他还是让小男孩溜（搬）走了，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认同了主角的心理转变。在这里我无意为导演辩护或为其他观众代言，但至少我相信他这次道歉的出发点是真诚的，导演对结尾的处理也是真诚的。

《方形》剧照

关于形式。我倒觉得“方形/广场”所谓的“嵌套模型”也就是有些讨巧，没啥新鲜的。而镜头语言也就是正常发挥。特别是非要跟把一种风格推到极致的罗伊·安德森相比的话，他恰好是形式做得不够纯粹和惊艳。（如果形式做到了安德森的水平，是不是他那些有的没的毛病就都能被原谅了呢？）

最后，很多评论对《方形》的评语都是ambitious。也许在“想要拿奖”的预设下，《方形》确实显得处处蹭热点，心机满满。但是抛开金棕榈，就以一部“周末去电影院随便看看”的电影来说，它顶多是包袱抖得勤了点，话唠了点，嘴贱了点，但也没有达到讨厌的地步。这一点还是见仁见智吧。还是那句话，观影心态决定了我们对它的态度……

把噗：

关于“导演的意图显现“的问题，我先想分享一个观感，就是我在电脑上重看一遍后，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反而增加了。说“反而”，是因为我其实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事先便做好了批判的准备，这种先入之见来自于众声讨伐的声音：也就是朱马查所说的“政治正确”、人物“脸谱化”、“失真”……于是我想到这部电影最先在戛纳上映时，从前方发来的媒体评论中，赞叹声里夹杂着不少极度厌恶和贬低。我也反思了这些批评声音对我最初的观影造成了什么影响：既然会有如此强烈的讨伐声音，电影就不可能是平白无辜的。我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多少带着这种找问题的倾向，于是，即便不算问题的地方也能被当作问题来分析。我想，很多人其实是被这些观点误导的，就像只要举起“政治正确”的词，对立的双方已经列队站好。但宏大的观念剖析对于一部作品基本没有好处，还是应该回到电影自身内部来。

《方形》剧照

因此，当我第二次观看的时候，我刻意让自己不带上任何前见，就像是看一部完全陌生的作品。我仍然被电影中设计的桥段愉快地逗乐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被导演嚣张的气焰冒犯，或感觉到电影中的角色是无生命的。也并没有恶心之感，觉得导演过度地在电影中阐明自己的意图，后者正是在《神圣车行》这类电影中能看到的。而且这种阐明并不明确，我们能模糊地感觉到导演想表达的意思，但并没有清楚地说出来。相反，我从中读出了一种真诚。这种真诚来自于导演只将自身安置在所属的阶级中，以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作为素材来创造电影。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像电影中的克里斯蒂安那样的生活经历（可以说阶级是很不同的），所以观众很多时候都带着自己所处阶级的有色眼镜来观看电影，来评价导演在电影中设置的元素。于是，仅仅一个简单的小男孩就可以被阐释为移民问题，或者露骨地嘲讽一下中产阶级就算政治正确了……我想，这些帽子恐怕都是提前扣好的，面对这样一部让人“大开眼界”的金棕榈，如果不批评几下，好像没啥存在感。

所以我比较认同缴蕊的观点，而且她谈到了瑞典人们是怎么看待这部电影的（影院里时常发出笑声），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也说明了导演其实已经在电影中切实反映出瑞典中产阶级的真实面貌。既然连瑞典的观众都没有引发厌恶感，难道我们比他们还中产？这是共情过深，还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值得人深思。导演是真诚的，他之所以会让人觉得“不真诚”，很可能是因为才华过于炫目引来的嫉妒。克里斯蒂安的形象没有问题，他所有的表现都在维护他中产阶级形象，但因为剧情不断地让他滑移出这条界线，迫使他去做阶级之外的事务时，他不得不进行伪饰，以维护好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形象，在此类越界中，幽默便产生了。我甚至还能在内心感受到一种对克里斯蒂安的同情心，即便我无法与他共情，但看见他依然也会深陷困境，这种超出惯常想象的东西让我觉得很真实。

朱马查：

我想观感之前已经分享过了，看到这片的时候，还并未金棕榈加身，因此也不是说非要以批评金棕榈来找存在感，或是提前站队扣帽子。并且观影前已经听见了团队里一些“真的很严格”的伙伴十分难得的好评，因此观影前我对此片抱有的还是一个适量期待的正常态度的。

另外，我觉得瑞典人怎么看待这部电影，怎么时常发出笑声，我们也不能就说“这部电影是成功的”，或者说，一个电影即使是“成功”的，也是不能对批评免疫的。这部电影获得金棕榈确实就说明了它成功了，因为“成功 ”不是用来衡量一部电影的艺术价值的。更不能说，因为我们并不比瑞典人更“中产”（我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瑞典人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更不该觉得有问题了，否则就是在嫉妒导演才华……

《方形》剧照

相反，我觉得确实本片引发一些笑声确实可以说明，他的这种成功某种程度确实来自他的有效性。鲁本一些采访中也提到了，片中的很多片段来自生活中的事件启发，来自真实的人物原型，来自YouTube视频，但之后会加入更多的戏剧性反转(twist)，会更推向极致。确实他对于当代生活的语境、媒介传播有着高度的敏感，从他以前片中模拟监控镜头，插入的视频广告等等可以看出。这样广泛的取材、与当代语境的融洽确实可以让他比较容易地去触及到很多人，所以才会有人觉得“啊哈！ ”，但我感到的多半是表面处境和场景的相似，并非情感和经验的认同，因此反而觉得多是陈词滥调，并无新事，少有惊喜与扎心。而我觉得如果只是通过表面的处境、经历（阶级）的相似来抵达观众，似乎也说明了作品一定程度的肤浅吧，因此如果说因为我和导演/主角生活经历不同、阶级不同，所以理解不了，就会带上有色眼镜来看，我觉得也是不成立的，不然世界上可有太多作品我们没法欣赏了。

从前作能看出鲁本可以是非常不错的社会观察家，那种冷峻地观察能从长时间的看里看到荒诞的“现实”，还有一种近乎纪录片式的沉着是他一直以来展示给人看的强项。但这一部，从一开始他就说的是，一部讽刺剧(satire)，他简直就是笃定了你肯定要笑，以至于除了营造反转喜剧的效果，几乎没有给我们看多少其他的东西。但就是后面这个反转，推向极致，试图将这个讽刺榨出来的过程，是我觉得他没弄好的地方，差不多已经在前面邮件讲到了原因，也许的确许多喜剧要从夸张、超现实中而来，就好像刻板印象在某些喜剧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但如果没有从取材来的现实里，没有从这些夸张极端中点明一种真实，这种喜剧很容易成为一种姿态，并且显得过时且廉价。

《方形》剧照

关于主持人的问题，的确导演在大部分时候都比较强调《方形》讲述的是社会中的信任和契约的问题，看似确实是想从政治中摘出来，但其实他也不是完全避讳讲政治的，至少本来这个社会信任和契约问题就包含在政治当中。如果说《儿戏》让人更看到社会政治的那一面，从相对远距离的观察中看到更宏观的面向，《游客》可能是比较单纯地讨论人的本能和社会角色、责任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更走向个体的角度，但同时又比较能够触及大多数人的日常状况，《方形》也在延续讨论人的本能和对社会的责任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再次也向一些宏观的方向延伸。

记得他有在某个访谈中确认了记者关于“liberal guilt ”的问题，质疑是不是政府、公共层面上的失效，导致了个人层面上，许多人似乎需要背负对社会的责任（垃圾要分类啦，要给乞丐钱啦等等）而人的本能常常让他们做不到，因此陷入愧疚，甚至是社会中的窘境。因此我觉得肯定也不能说这部影片是非政治的，然而他选择了隐藏对公共层面、政府的讨论，只展示了个人如何因为本能，做出符合人性的选择，懦弱逃避了，而去背负社会的责任，并且还是一种断面的，散漫的展示，实在有些太避重就轻了。那么这个系统失效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liberal guilt的侵袭究竟从何而来的？这样的痛点反而揭示得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