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秘密（之二）

在上海读书的那几年，构成了我对于城市阅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个城市的墙壁、弄堂里逼仄的生活，它们夹杂着气味和方言，会在我离开上海之后电影一般地在脑海里回放。第一次回到沈阳，彷佛对“建筑”觉悟了，对“城市”觉悟了，骑着破自行车，沿着卷烟厂的红墙，杀到马路弯、中山广场，我想找找家乡的风韵。可惜，那年的冬天冷极了，路边堆着煤灰色的积雪，大树似谢了顶的秃子。路上自行车川流不息，却找不到和平饭店和渣打银行。那时，心里泛出些失望、失落、遗憾，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字眼：没文化。这个念头如种子一般在我的意识里扎下了根，让我以为，如果城市不够细腻，没有积淀，好像就不配文化二字。这株内心的荒草，要等到我旅行了半个世界，住在了加拿大的西海岸之后，才逐渐地自行枯萎。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当我们去寻找他们的秘密时，反而照见了自己。铁西的机器、烟囱，北陵茁壮的水柳，都是这个城市的肌肤。粗砺也叫生命。
（2）来自7000年前的线索
在10年前的那个冬天。在破旧的新乐遗址展馆，讲解员看着我，努努嘴，意思是，你自己看吧，转过身就踱出去了。。。。。。
                
                
1973年，人们在靠近沈阳北陵的新乐电工厂宿舍附近发现了“新乐遗址”。该遗址断面上存在着三个文化层。最上面的这一层为青铜文化层，出土了鼎、鬲等形制完备的陶器、还有与夏家店上层和高台山上层相似的铜斧、刀。高台山上层的炭14测年在3370年左右。新乐上层的文化层很有可能属于这一时期，并且绝对年代可能延续到战国的秦汉时期。再往下，新乐遗址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新民“偏堡子”遗址二期的文化层，被考古学家们称为“偏堡子”文化类型，或新乐二期。其中，没有发现青铜器，出土的陶器都为带着瘤耳的红褐砂土陶罐。因资料稀缺，专家们不好断定在新乐下层和这个二期之间之否存在在另外一个过渡阶段。偏堡子文化的绝对年代在距今3370－6000年间，即5000年左右。在新乐二期的下面，经过了1973年、1977年、1982年至1987年的多次挖掘，人们在新乐下层发现了成行排列的房址28座（沈阳文物办公室1987），小型房址在10平方米左右，中型者在40－60平方米，大型房址近百平方米。“灶设于室内中间，有抹角方形和圆形两种。一部分房址内设有两个灶，有的房址设有门道”（郭大顺 张星德 2004：p.217）在位于中心部位的“大房子”内，出土器物达540多件，有陶器、石磨、细石器、石镞、斧式雕刻器、圆凿雕刻器等玉器、石珠与玉珠，还有骨锥、骨笄这样的骨器。在房址北壁出土了一件相当精美的龙鳞纹木雕，似木笄，又似族徽。考古学家通过对下层火塘中木炭的炭14测年，断定新乐文化存在与距今7000年的时代。新乐文化因此是下辽河流域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郭大顺 张星德 2004：p.222）
新乐下层的出现，引来了人们各种猜测。新乐遗址最初的发现者就曾大胆地给出了若干联想。比如，1。认为新乐人的先祖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2。新乐人是肃慎乃至满族的远古祖先；与商族先祖有同源关系；3。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盘族，更新世晚期，由黄海大陆架、折入渤海盆地沿辽河北上到此居住。4。是最先“逐鹿”中原的北狄族系。。。（孟方平 1983： p.62）。但更多的考古学家只是谨慎地把目光投射到物质遗存的特征上。孙力、傅仁义、于崇元、高青山、曲瑞琦、李恭笃、郭大顺等人，都曾比对过新乐下层文化与中原同期的磁山文化（7300年）、裴李岗文化（7300年），以及辽西稍晚的红山文化、辽南大连长海小朱山文化之间的异同。包括其中细石器的种类、做法，那些直筒缸、鼓腹罐的形制和“之字形”篦纹，还有房址布局和作法。大家比较认同新乐下层的陶器压纹与中原同期的陶器压纹具有某些相似性，并更加肯定新乐下层的文化很可能在红山文化那里得到了延续。但考古学家们还没有找到新乐下层之前的那个“无陶时代”的遗存。还有，对新乐二期的“偏堡子”文化类型也多有狐疑：人们不清楚是新乐文化后来影响到了偏堡子文化，还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年代里，由来自辽南的一种新文化辐辐射到了新乐二期。
在沈阳地区新石器早期的器物数量如此有限的条件下，考古的推证也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
但是，对“新乐遗址”9个地层上残留的孢粉化验却确切地展现了一幅非常不同于当下的地景画面。当下的沈阳地区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受季风影响较大，四季分明，全年平均气温为8.1℃ 左右，7月份气温最高，月平均气温约24.0℃；1月份气温最低，月平均气温-8.5℃。年降雨约721.9毫米。可以说，沈阳是一个缺水、干旱、冬季寒冷、夏季越来越炎热的城市；而且，地面上几乎没有原生植被，最古老的树木也只剩下北陵陵内人工栽种的那些清代松柏。但是，新乐下层出土了许多炭化谷物、果核，石镞、网坠，还有许多为似乎是用作储藏的鼓腹罐，同层中还有一些碾磨用的石磨、石板，这些都意味着7000年前的新乐人可以在这里靠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生存。在对8号房址（F8）和3号房址（F3）中不同地层上发现的植物孢粉进行化验之后，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新乐遗址中下层时，植被比上层的植被类型丰富许多，乔木灌木树种多，该时段的古气候比上层要湿润，明清时期，树木已经明显减少，草本植物成为当地的主要植被（刘牧灵 1983：p.39）。
对此，孟方平曾经诗意地写到：“到了距今7000年，这里[指新乐遗址]已迅速变暖，雨量充沛，草木繁茂。台地上有以柞栎为主的阔叶林，林缘和河边坡地则有山杏、山里红、悬钩子、榛子等野生果树，河流两岸的平川地，则有茂密的榆木林，雨季到来，河水泛滥，水势凶猛，颓岸拔树。枯水季节，河叉纵横，池沼棋布，水族富饶，鸟兽群集”（孟方平 1983：p.61）。
对比眼下沈阳寒冷的冬天、草根裸露的土地、不断干燥的风沙气候，“新乐下层”所代表的世界的确是“沧海桑田”般地不同。原本，史学家们很少会关注天气、季风、雨水、温度，以为1000年前甚至2000年前的自然世界跟今天差不多，在他们的眼里，自然世界只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并不主动参加演出，默默地构筑着一幅稳定持久的背景。可是史学家们错了。
早在1924年，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就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中的气候变化以及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可能影响，他曾经发表过“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等论文，并在1966年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见《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又见，竺可桢1979年）。在环境史崛起的大背景下，类似的研究一直在继续（竺可桢 1979；Domoros & Peng 1988；周昆叔 1991；Dunbar 2000；张光直 2002；邹逸麟 2005）。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在仅仅过去10000年的时间里，我们周遭的世界就已经经历了多次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就辽东地区而言，在距今18000年－15000年的时候，东海的海平面还比现在的海平面低上110米，而距今7000年的时候，东海海平面已经上升到今天的水平，并且，在随后的海侵高峰期上升到比今天还要高出6－7米的水平。在海侵高峰期，下辽河流域从营口到辽中这一段，都是海陆过渡区。（见《美国地质科学杂志》1981年第1期8页，转引自张光直 2002：p.58）；而古辽河的入海口也在今天辽中境内的沙岭、牛庄一带（李孝聪 2004：p.398）。我们在该区域的新石器中晚期考古遗址的分布图上，也会看到这样一个规律，即聚落遗存是环绕着当时的海陆区。
                
                
                
                
海平面的涨落，乃全球气候变暖或变冷的结果之一。在大理冰川期结束、全新世开始（10000 a B.P.）之后，全球气候变得相当温暖湿润。像辽南，在差不多整个全新世中期（3000a B.P.到7500a B.P.）里，年平均气温都在12－13℃左右（《中国科学》 1977；转引自张光直 2002：p.65）；西辽河赤峰地区的同期年气温也比现在高出0.5－1.5℃；更重要的是，最冷月的均温比现在要高出3℃（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杨虎 1991：pp.112－119）。沈阳的情形应该比较接近如今辽南或河北北部地区的气候（孟方平 1983），也就是说，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那么3到4℃；但赤峰的例子告诉我们，沈阳当时的最冷月气温一定要比现在的-8.5℃高出许多。
考古学家们在对位于本溪庙后山（距沈阳90公里）洞内堆积层所进行的孢粉分析进而证明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地表植被更迭。张光直也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总结过：“在全新世早期，桦树林密集分布遍及辽宁，其间点缀着落叶阔叶林（主要是榆树）。与现在相比仍然寒冷而干燥，然而，普兰店期的气候已有了显著的改进。第二期，即大姑山期， 阔叶林分布得更加密集（大多数是栎树和桤树），它们取代了原先得桦树林和干旱的、生长于盐沼的以及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的植物，它们沿着岸边或山坡广泛地生长。在该阶段后来的部分，阔叶落叶林逐渐被针叶林（主要是松林）所取代。”（张光直 2002：p.64）接着，辽河流域的温润世界在全新世中期的末尾—距今3000年的时候—发生了蜕变。平均气温下降到比现在还要低的水平。 “从距今2500年前开始（庄河期），气候变得更凉爽、更湿润，森林变得针阔相混杂。蕨类植物和草本植物繁盛，损害了森林，最终占据了平原、山谷、岸边和坡地”。（张光直 2002：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