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努力：纪念玛丽安•摩尔
by Elizabeth Bishop
在玛丽安•摩尔1951年的《诗选》初版里，有首诗叫做《爱与努力》（Efforts and Affection）。在我持有的这本书里，玛丽安•摩尔划去了and而用of代之。我爱极这个修改，于是把“爱的努力”作为整篇文章的题名。
我初识玛丽安•摩尔是在1934年春天，那时候我是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一名高年级学生，我们的介绍人是范妮•博登小姐，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一位学友和她的母亲，她们的阅读面和文学趣味都较那时的我更深广，几年前曾跟我说起过玛丽安•摩尔的诗。我已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摩尔小姐的每首作品，在《日冕》杂志的副本上，“小杂志”上，学院图书馆的选本里。我不知道诗歌竟可以那样；我立即爱上了它，虽然我知道她已出了一卷叫做《观察》集子，图书馆却没有收藏，我也从未见过。
将我引荐给玛丽安•摩尔，博登小姐看起来是这样合适的人选，因此关于她我还要多说几句。她是福尔里弗的莉齐博登（19世纪末期的著名女杀人犯，用一柄小斧砍杀了父亲和继母。）的侄女，学校里有传言说莉齐博登骇人听闻的案件给范妮•博登小姐的性格造成了永久的压制性影响。她极度羞怯，保守，声音柔和得难以听清。她身材颀长；总是穿褐色和灰色的服装，沉默，古旧，不怒而威。她骑一辆无链自行车。我记得曾看见她缓慢地骑向图书馆，坐得又高又直，然后将它停靠在车架上（那会儿我们还不用挂锁锁车），这辆车倒是比有链自行车更具淑女风范。有一次，在她进去之后，我仔细研究了这辆无链自行车，想弄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但我失败了。与图书管理员的接触是很稀少的；间或那么一两次，为了寻找某本书，你会被遣去博登小姐的办公室，那里四处叠放着书，洞穴般重叠着阴影。她的书桌上用光滑、圆润的石头作镇纸，从海边买来的好大的石头，有一回，我的室友喜欢上其中一块，博登小姐用她难于听辨的声音说：“你喜欢吗？送给你吧，”她递给她，灰色的，圆润的石头，很重。
有一天，我也因为某本书的缘故去了博登小姐的办公室，哪本书我不记得了。谈了一小会儿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为什么在瓦萨学院的图书馆里没有收藏那位杰出的诗人玛丽安•摩尔的诗集：《观察》。她瞧起来像是温和地吃了一惊，然后问道：“你喜欢玛丽安•摩尔的诗么？”我说当然，就我看过的有限几首。博登小姐遂平静地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认识她，”接着她问了我一个很有可能改变我一生的问题：“你想要见她吗？”我那时候有种极恼人的——不，让人痛苦的羞怯，我已然回绝了许多被介绍给远不及玛丽安•摩尔有名的成年人的机会，但我还是立即回答：“是的。”博登小姐说她会写信给住在布鲁克林的摩尔小姐，并且她很乐意将她那本《观察》借给我阅读。
博登小姐的那本《观察》在许多方面让我大开眼界。那些诗作，比如“章鱼”，关于冰川，“彼得”，关于一只猫，“婚姻”，关于婚姻，当时和现在一样，让我深为震撼，它们是语言和建造的奇迹。为何从前从未有人以如此清晰又令人晕眩的方式写作？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博登小姐（现在我知道她是摩尔家的一位老友）对这些诗歌并不抱有与我同样的喜爱。在书的背面褶藏了好些关于诗集的评论，写作于1924年，《观察》刚发表的时候，其中的许多都是让人极度不快的，有些甚至是粗鲁。甚至还有一首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戏仿之作。更说明问题的是，博登小姐没有为她朋友的诗集在图书馆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年晚些时候，我自己买到一本，在梅西书店的二手书书架上。）
终有一天，博登小姐告诉我她收到了摩尔小姐的回信，摩尔小姐愿意在纽约约见我，某个星期六下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玛丽安答应做这件事是心怀踌躇的；过去，似乎亲爱的博登小姐曾介绍过几个瓦萨学院的姑娘去会见摩尔小姐，有时候也见她的母亲，而每一个都多少未能让人满意。这或许能够解释我们最初几次约会的场景：我会发现摩尔小姐坐在通向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门右侧的长椅上。还有些更严肃的地点。后来我得知，如果摩尔小姐确实并不期待喜爱即将到来的客人，她会将会面地点安排在中央车站的问询台——无地可坐，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立即走人。同时，博登小姐告诉了我更多关于她的事情，她把她描述成一个孩子，长着亮红头发的奇异、诱人的小生物——爱嬉耍，并且，如人所料，爱用动物的名字呼唤家人和朋友。
我极度惊慌，但还是穿上了新的春衣坐火车去了纽约。我从未见过摩尔小姐的照片；只知道她一头红发，通常戴一顶宽檐帽。我料想她的发色是亮红色，她本人高挑而咄咄逼人。我很准时，甚至早到了一点，但她已先于我在那里了（不管你到得多么早，玛丽安总是在你之前赶到），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并不高，毫无夺人的气势。她那时候47岁，对那会儿的我来说是有点老了，她的头发是白色混杂着锈红色，她锈红色的眉毛也有些霜白。巨大的黑边帽和我想象中的一样。那天她如常穿着蓝色粗花呢套装，一件男人的“马球衫”——当时是那么叫的，脖子上结着黑色的蝴蝶结。这风格很古怪，有点1909年布林茅尔（玛丽安摩尔1909年毕业于布林茅尔女子学院，译注）的意思，但又很时髦似的。我坐下，她开始说话。
在我看来接下来的35年里玛丽安一直在与我谈话，但这显然是胡说。那些年里我远离纽约，很久才能见她一面。她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妙的谈话者之一：有趣，富有启发性，令人着迷又难忘；她的言谈，就像她的诗，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第一次见面时我并不清楚她在讲些什么；要是留有日记就好了。幸亏克服了在我之前的瓦萨姑娘们的缄口沉默，我觉得不那么紧张，并也开始说话。我曾有过某种被称为灵感之物，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将我的好运气归功于认识了玛丽安这个朋友。“林林兄弟”（美国马戏家族，译注）和“马纳姆和贝利马戏团”这个春天会到纽约演出，我问摩尔小姐（有两年时间我们互称小姐）下下个星期六她是否愿意与我同去观看。我并不知道她常去看马戏的，不会为任何事错过，当她接受了邀请，我兴高采烈地坐着肮脏的坐席客车回到了波基浦西（Poughkeepsie）。
马戏团
我很早就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我们定下这个时间是为了在表演前就看到动物们——但玛丽安还是比我早来了。她的负担过重，一只手臂各挎着一个蓝色布包，还拿着两个巨大的棕色纸袋，盛满了物什。她递了个纸袋给我。这里面装着，她说，给大象准备的不新鲜的黑面包，因为黑面包是它们的最爱。（我后来怀疑它们或许也同样爱白面包,只是玛丽安很为它们的健康着想。）我们走进去，下到较低的台阶，在那里我们可以听见（闻到）动物们，她告诉我她关于马戏团的初步计划。她的兄弟，沃纳（Warner），曾给了她一只象发编织的手镯，两到三股黑发被金色的钩子束起，她喜爱极了。其中的一根象发松脱并遗失了。我大概应该知道，象发仅只长在小象的头顶。玛丽安在包里带了一把强韧的指甲剪。我的任务是用面包把成年象引开，如果幸运的话，守卫不会发现她待在小象们的队尾，而她就能拿出剪子，从一只幼象头顶偷剪几缕头发，用来修补她的镯子。
这主意妙极了；象们果然钟爱过期黑面包，不久就开始为了争抢面包而鸣叫和推搡。我站在队伍的一头，将一块块面包放入成年象的象鼻，摩尔小姐迅速走到队伍另一头，小象们的跟前。由于成年象群里起了一阵骚乱，守卫果然走向了我这一边，我用眼角瞟到摩尔小姐踮着脚尖斜身探过护栏绳索，手里高举着发剪。象发很坚硬，我担心她很难完成这偷剪的任务。但她做到了，我们大获全胜地分发了剩余的面包，起身去看别的动物。她打开袋子给我看，一张克林内斯纸巾里包着三四根斑驳、灰色的象发。
我厌恶看见动物们被关在囚笼里，尤其是很小的囚笼，尤其是马戏团的动物，但我想玛丽安，虽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却如此热情地对它们感兴趣，并且对它们知道得那么清楚，以致可以放下一切道义上的痛苦或愤怒。那天，我记得有一条花纹美丽的蛇，蜷曲在一个玻璃笼子里，看起来仿佛是抬起头来向我们致意。“看，他认识我！”摩尔小姐说。“他从去年就认识我！”这是个玩笑，我想，但也未尽然。然后我们走上楼，六元环的马戏开始了。蓝袋子里装着我们的茶点：一罐罐橙汁，煮熟的鸡蛋（只有蛋黄），还有更多涂了黄油的新鲜黑面包。关于这第一次看马戏（之后还有许多次）我还记得，在我们前面坐着一个父亲和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场盛大的马戏要花费许多时间，孩子们开始变得不耐烦。玛丽安以她特有的唐突动作倾身上前，对父亲说如果小女孩想上洗手间，她很乐意带她去。
坎伯兰大街260号
从瓦萨学院毕业之后我在纽约待了一年；其后的30多年里我不时地返回纽约居住，但正是在这第一年里我开始与摩尔小姐和她的母亲，以及她们在布鲁克林的小公寓熟稔起来。它在一栋公寓的四层上，朝向一座难看的黄色砖房，房前有明亮的花岗岩回廊，门前两侧的石柱上各顶着一个白色玻璃地球仪。（玛丽安告诉出租车司机停在门口有两坨卫生球的公寓前。）电梯又小又慢。按响电铃之后，我试图在玛丽安下楼亲自接我上去之前乘电梯上到四楼，但很少成功过。极度狭窄的大厅，被一旁齐腰高的书柜挤得愈发狭窄，有两扇门朝向狭小的卧室，另一端通向起居室。书架近门的一端放着著名的镍币碗，那是乘坐地铁的旅资（很多年都是镍币，后来变成一角硬币，然后是镍币和一角硬币，最后是25美分）。每个来客临走时都会被赠与其中一枚；这完全是出于礼节需要。在一两次尝试拒绝之后，我离开时总是主动地拿走一枚镍币，而终究我为此获得了奖赏，玛丽安对一个抗议的朋友说：“伊丽莎白是个贵族；她拿走了镍币。”（在此我想提及玛丽安拼读我的教名的奇异方式。她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伊莉莎白。我喜欢这样，尤其作为一声惊叹，当她假装为我所说的话震惊的时候。）
小小的起居室和餐室里挤满了家具，这些家具明显来自一个更古老、宽敞的家，墙上挂着许多画儿，有新有旧，有的是家族财产，也有朋友的馈赠（描画的多数是动物和鸟。）一张树木和小溪的画卷在本已模糊的树林部分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玛丽安亲自进行了修补——我感觉，刻薄点说，并非太成功——用她所称的“普鲁士蓝”。她很谦虚地对自己的手工技能感到自负。有一套木匠工具挂在厨房门口，玛丽安还亲自动手组装了部分书架。在一个门口有栓链的吊杠圈在门楣上。我从未见有人用过，但那是玛丽安的，她说当她用它来锻炼，而她兄弟也在场时，他总是说，“这只猿又在抖弄她的锁链了。”起居室的凸窗里立着一个胸像，青铜的玛丽安的头颅，出自拉雪兹（Gaston Lachaise，20世纪早期活跃的美国雕塑家，译注）之手。这胸像也总是被高高垒砌的新书挡住。我最开始认识玛丽安时，她写作很多评论，随即又将这些评论在西四大街（West Fourth Street，曼哈顿的主要街道，译注）售卖。
我总是被安置在同一张扶手椅上，我身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但我每次到访尽量只抽1-2支烟，或者完全不抽。我感到摩尔夫人喜爱烟客。有一次，当我离开，在门口等待缓慢的电梯时，我注意到楼梯栏杆上有一个深深的烧痕，于是出言询问。摩尔夫人忧伤地叹了口气说，“艾兹拉干的。他来拜访玛丽安，把他未熄灭的雪茄留在这里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雪茄……”多年之后，在圣•伊莉莎白医院，我将这段话复述给艾兹拉•庞德。他大笑说：“18岁之后我就没抽过雪茄！”除了烟灰缸，甚至一包新的Lucky Strikes香烟，有时候我会得到一杯杜本内开胃酒（Dubonnet）。我怀疑我是唯一一个饮用杜本内的访客，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同一瓶，几个月过去了，还有我上次离开时那样多。但通常我们喝茶，偶尔我会被邀请共进晚餐。摩尔夫人厨艺很棒。
我初次见到摩尔夫人时她已经70来岁了，十分严肃——甚至是庄严——虽然她不乏讽刺的才能，并且非常虔诚。她的面庞苍白而重，大大的浅灰色眼睛，她深色的发丛里没有一丝白发。她对待玛丽安的态度像个和蔼、克制的家长，感到她的女儿随时可能失之轻浮——或者，在她眼里是相同的罪过——语法错误。她曾在女子学校教过英语，她的句子是约翰逊式的，有着考究的分量与平衡。她是我遇到的讲话最慢条斯理的人。有一个四十多年前的例子可以表明她的谈话风格。那时，玛丽安在厨房里沏茶，我和摩尔夫人单独在一起。我说起才读过玛丽安的新诗，“9个油桃和其他瓷器”，钦赏不已。摩尔夫人回答说，“是的，我真高兴玛丽安决定让动物园的居民们……歇歇了。”等待她更长的陈述的结尾，甚至让我紧张不安；但是，我感到她极致的精确让人羡慕，我想我能在其中探测到玛丽安风格的回音：使用两重或三重否定，更轻巧和更智慧的反讽——摩尔夫人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的低音。
她给我写过一两封措辞精美的，关于宗教的便条，我知道我的未曾回复让她伤心。每次离开时她都会送我到大厅，在想象的“艾兹拉”雪茄焦痕旁，她会握着我的手念一段短短的祷文。每次餐前她都会祈祷，有一次，玛丽安有点儿邪恶的叫我也说几句祈祷词。庆幸的是，儿时的祷词蹦入脑海。之后玛丽安把它们记了下来。
的确，摩尔夫人和她的女儿在某些人眼里过分拘谨了；或许说她们“过分挑剔”更合适。这指的更多是摩尔夫人而非玛丽安；玛丽安，虽然随着年岁增长愈见如是，仍能把铲子叫做铲子，或者至少用古老的名字称呼它。我记得她担心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命运，他的性向对我来说从不是秘密：“我们该拿X怎么办呢？……为什么，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已沦落入索多玛的人群！”你几乎能嗅到那地狱之火。但是30,40年代的一些小说，比如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她的友伴》，被扔进了地下室的火炉。认识摩尔母女一两年后我发表了一篇非常糟糕的短篇小说，而我因为用了“唾液”一词倍受责备。（两三年后我因为在诗里写到“洗漱室”一词而遭谴责，但那时我已变得顽固了。） 玛丽安曾告诉我她关于俗语的实用规则。她说：“通常，我不会用‘臀部’一词。但我可以很得体地向妈妈说：“妈妈，有一根线沾在你臀上，’因为她知道我指的是考珀的宠物兔子，‘老蒂内伊’，它喜欢在地毯上玩耍，扭动它的臀部！”
她给我看过许多老照片和快照，以及，一套她们去英国与法国带回的明信片——那是玛丽安彼时唯一的欧洲之旅。明信片主要来自牛津，其中有份手抄菜单，包括各种酒，乔治•森兹伯里（George Saintsbury，英国作家、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译注）款待她的午宴。我还有幸参观了她的笔记本，其中有摩尔雅致的素描作插图。
除了吊杆之外，玛丽安非常喜欢打网球。我从未见她打过，但从她的谈论来看，她似乎和享受游戏一样享受它的规则和惯例。她找来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孩陪她练习，有时候在前景公园，有时候在公寓楼顶。但他最终因为缺乏“网球礼仪”而被驱遣了；他最大的过错似乎是发球时不说“发球”，而是说“OKAY”！
浴室小而狭长，仿佛我还是个孩子，玛丽安会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建议我去洗手间。（在地铁站也一样：“我帮你拿着包和手套，伊莉莎白。”）浴室里有个我喜爱的物什，一个有着金属脚蹬的旧式擦鞋盒。有一次我去拜访时，擦鞋盒才被玛丽安用黑色瓷釉重刷过，另一只铁铸小马也才被刷过，放在擦鞋盒旁边的一张报纸上，作奔跑状，有着流动的鬃毛。瞧起来仿佛原先被套在一只玩具消防车上。我问起这只小马，摩尔夫人说在玛丽安两岁半时，她带她去一位姑姑家；这只小马必须被带着同去。摩尔夫人走进客房，发现玛丽安从写字台取出一条蕾丝，许是一条蕾丝衣领，把小马打扮起来。“玛丽安！”她说——你能想象这一刻有多严肃——“你不能拿碧姑姑的蕾丝穿在你的小马上，是不是？”但年幼的玛丽安，无畏的艺术家，回答道：“很好看呢，妈妈！很好看呢！”
摩尔夫人关于诚实或光荣的认识，以及她对礼仪的尊重，是惊人的。关于这一点，玛丽安有时会揶揄她的母亲，甚至是当着我的面。有一次摩尔夫人决定将5个空奶瓶送回杂货店，这样它们才能从杂货店被送回牛奶场。它们并不是店里的瓶子，那些瓶子会在瓶身上有所注明，也不是那种需要放在门阶上的瓶子，但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牛奶场。杂货商瞧了一眼，从柜台上将它们推回给摩尔夫人：“您不必归还这些瓶子，夫人；扔掉它们好了。”摩尔夫人将瓶子推过去，平静地说：“这上面写‘博登’；它们属于牛奶场。”杂货商：“我知道，夫人。但这里并未注明‘店属’或‘需要归还’。把它们扔掉吧。”摩尔夫人更缓慢，更平静地说：“但它们不是我的。这是他们的瓶子。”“我知道，夫人，但他们真的并不想要回它们。”这个可怜的人低估了摩尔夫人。她坚定地站在那里，再次向他阐明这是对这5个瓶子唯一体面的做法。最后，杂货商只得将瓶子都抱在怀里，嘀咕道“上帝啊，夫人！”，然后消失在柜台背后。
毫无疑问服饰是玛丽安取之不竭的乐趣的源泉，尤其随着她年事渐长。正如她自己所写的（一篇给《基督教科学导航》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文章），她的衣服几乎总是别人穿过的，有些非常雅致的服装来自她富有的朋友。这些衣衫会被加大，或更经常地，被拆宽（玛丽安偏爱宽松的衣服，比如那大了4个号的“马球衫”。）帽子总是被剥掉了装饰，缎带也都被换成黑色或海军蓝，而且多是折平了的。她有一顶赫尔班-伊拉兹马斯款（Holbein/Erasmus-type）的帽子，后来是那顶著名的三角帽，但在我认识她的头几年，总是那顶巨大，扁平，低矮花冠，装饰着毛毡和稻穗的圆帽。
有次我来到布鲁克林公寓，玛丽安和她母亲正忙于旧式的被称为“重造”的缝纫。她们在缝制一条衬裤，玛丽安1908年去布林茅尔学院时曾将它穿在衬裙里面。衬裤是非常美丽的服饰，用精致的白色上等麻布制成，长及膝盖，周围绣着蕾丝，饰有一行行装饰。我没再看见过这件尚未成型的衬裤，但我见过别的类似的工程并且有时候会被要求给予建议。这些年来玛丽安有时很唐突地问我，“伊莉莎白，你的裙子下穿着什么？你穿了几件内衣？”我会枚举我的两到三件内衣，玛丽安会说：“好吧，我知道我（或者，妈妈和我）穿了过多的内衣。”有时候，当我穿着朴素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傍晚到来，我会遭遇这样的问候：“伊莉莎白，丝质长袜！”仿佛我为人鲁莽或者盘算着自杀。我的着装都服从她仔细的考虑。在我第一次与出版商会面之后，第二天打电话给她报告，玛丽安的首要问题是：“你穿了什么，伊莉莎白？”
玛丽安的头发总是编成发辫在头上盘成花冠状，可以追溯到1900年的式样，我想，而且从未改变过。她的肤色姣好，浅浅地透明，在我认识她时已有些苍白。她的脸苍白和潮红的如此迅速，让我想起W.H.赫德森（W.H.Hudson，20世纪早期的自然主义者，鸟类学家，译注）的《绿色公寓》中的女孩里马（Rima，又称丛林女孩里马，是赫德森《绿色公寓：热带森林罗曼司》中的女英雄）。她双眼明亮，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双眼明亮，当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机警；它们机警，而且闪闪发光，像小动物的眼睛，总是朝向旁边一瞥——极快地，在一个精妙句子的结尾，为了瞧瞧它是否奏效。她的脸小而尖，但并不是三角形的，有点儿不均衡，精致的下巴看起来很好斗。有一天我告诉她她看起来像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当时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她感到十分高兴。
她告诉我她的诗“斯宾塞的爱尔兰”非关“热爱爱尔兰”，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而是关于“反对爱尔兰”。然而她喜爱做爱尔兰的后裔；她的曾曾祖父从都柏林梅里恩广场的一栋房子（有一次，我从它的外面打量过）出逃，我记得当收录这首诗的书装帧成爱尔兰绿色，她是十分欢喜的。
她有种发笑的方式，当她对自己或别人所说的话表示愤怒或佯装反对时——一种粗糙的，类似“oh-ho”的声音，伴随着头部向后和向着左肩的摇动。在她接受赞美时也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却不说一句话；它贬损和轻视它们，并暗示她和她的听众都远高于此种荒诞。我想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会为称赞动怒的一个，同时又因喜悦而脸色绯红。这头部的动作在有
男士在场时会更显著，玛丽安生就是个很有风情的人。
摩尔家的中国风度让赠送礼物变得复杂。她的所有朋友都乐于赠送她礼物，而这有时候，按照她说法，变成了负累。你从不知道什么礼物会博得欢喜，但你会知道当一件礼物没有取悦受赠者，会被原物退还，毫不引人注目地，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我最成功的礼物是一双手套。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讨喜，但确实如此；它们实际上没被佩戴很长时间，但却出现在了她的一些照片里，被她握在手中。玛丽安将它们包在原装的包装纸里带去照相师那里。另一件很成功的礼物是一只贝葵，后来变成她一首诗“贝葵”的主题：
……它的胡蜂巢般的瑕疵
白色堆叠着白色，而紧密
依偎的爱奥尼亚式折痕
像帕台农神庙前
骏马鬃毛的线条，
水果和花朵被称赞和观察，但从未，我感觉，被真正欢迎。但一条来自摩洛哥的难看的手链，斑驳的线上交替编织着圆珠和龙涎香，却深受喜爱。我有幸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见她戴着它，后来又得知，由于这条手链对玛丽安的手腕来说太大了，摩尔夫人仔细地将它缝在了玛丽安的袖边。另一个朋友试图送她一台留声机，结果变成场灾难，持续了几个月的戏剧。最终（留声机是便携的，虽然很重）玛丽安将它送回了纽约的店铺。
她喜爱展示她收藏的珠宝，其中确有一些珍品。有一次我送她一支素雅的，由红色和绿色的电气石和紫水晶镶成的胸针；她喜爱得不行，于是我又送了支手镯去配它。几年之后我从巴西写信给她询问我能在归途给她带点什么，她回信说：“我喜爱珠宝。”
知道她爱蛇，我在福罗里达时曾给她弄了一个漂亮的剧毒银环蛇标本，蛇身上英寸宽的玫瑰色与黑色的条纹被窄窄的白色条纹间隔开，明亮的蛇身蜷曲在低矮的玻璃瓶中的液体里。有好几年，这个瓶子放在她厅中的书架上，与另一端放镍币的碗遥遥相望。当它的颜色渐渐褪去，福尔马林溶液也变得浑浊，我终于对玛丽安说她可以扔掉那条蛇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玛丽安总算放了心；她一直讨厌那条蛇。也许只在我来访时候它才被展示。
玛丽安曾告诉我一个关于她厌恶红色的故事。她在布鲁克林的内科医生有几年是个土耳其女人，拉弗罗菲医生，玛丽安经常将她当作健康专家引用。罗菲医生曾给玛丽安开了一大瓶红色药片，但在吃药前，玛丽安会将那层闪亮的红色糖衣彻底洗掉。一些，也许是消化不良的症状，让玛丽安把这件事坦白给了罗菲医生，后者先是怀疑，随后大为惊骇。她解释说医学天才们经过多年研究，专门为了玛丽安的好处，才发明了这她刻意洗掉的珐琅质红色糖衣。玛丽安对她自己极为苛刻；有一次，在纽约的一位医生办公室里，她被确认发着104度的高烧。医生准备为她叫辆出租车回布鲁克林，但玛丽安坚决不同意。她坚持要乘地铁回家，并真这样做了。
除了我猜想的她对红色的厌恶，玛丽安曾给我看一个圆形，浅褐色，有点像只小猪的行李箱，是为了她到西海岸朗诵的第一次旅行准备的。“你会觉得这太炫耀了，伊莉莎白”，长长的拉链在顶部由一只亮红色的挂锁锁住。我说不，这是只可爱的行李箱。“当然，”玛丽安说，“红色挂锁是最出色的部分。”
有年冬天摩尔夫人因为带状孢疹大病了一场。初愈之后，她仍需要去曼哈顿看牙医。一个有车的朋友和我去布鲁克林接玛丽安和摩尔夫人进城。摩尔夫人仍然感觉虚弱。她戴着一顶皮毛的圆帽，很有1890年的调子，貂皮的，我想，或许是黑貂，由于她不愿意挽起头发，那醒目的尚未灰白的头发编成发辫重重地垂下来。牙医办公室在一栋高楼里，电梯中有许多乘客和一个开电梯的男孩，我们乘电梯上楼。我记忆犹新的是，但我们到了应下的楼层，玛丽安和摩尔夫人一同愉快地向电梯男孩鞠躬并致谢，摩尔夫人动作尤其娴雅。那男孩不习惯这样的礼仪，但仍感到开心，并努力不像在其他楼层那样快速摇动扶手或关上梯门。电梯男孩，地铁换钞员，检票员，出租车司机——都会受到相似的礼遇，而他们，一般说来，也会愉快地感到惊讶，并给予和善的答复。
一位著名的，也很优雅的作家，在他还是个青年时就认识玛丽安，对她满怀崇敬之情，却从未像他的朋友们那样受到过坎伯兰大街的邀请。我曾天真地问玛丽安为何从未在此见过他，玛丽安严厉地瞥了我一眼，说：“他和母亲过不去。”
坎伯兰大街260号的氛围是当然古旧的，但更加是，超越凡俗的——人仿佛居住在另一个世界的潜水钟里，下降穿越20世纪尘俗的喧嚣。手握镍币离开这潜水钟，在走向地铁站和45分钟返回曼哈顿的车程中，你会在智力和道德上有小小的倾斜——这样多的事要被记住；故事，话语，不习惯的敬重，精心的被延长的礼节——这些很难与新段大街站（New Lots Avenue，纽约市地铁BMT Canarsie线的一站，译注）的标语，面对一行行冷漠脸庞的尴尬行程和解。然而我每次离开坎伯兰大街都不能更愉快了：心灵升举，甚至是倍受鼓舞，决心要变得更好，更勤奋，不再考虑别人如何想，绝不发表任何东西除非我觉得已做到了最好，不管那需要多少年——或者根本不寻求发表。
从空气的图像转变为水的图像：不知为何，在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各种压力之下——警告，克制，原则，朴素的斯多葛主义——玛丽安，或者她的话语，在一架萦绕不绝的闪亮气泡的喷气机中快乐地升起。我曾在预科学校学过化学；我也可以想象在这水中，或这深水玻璃中，我看见了那变成她诗歌的复杂、缜密的结构正在形成。
写作和几个作者
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公寓的厨房地板上，我曾见过一只用来盛苹果或西红柿的蒲式耳圆篮，其中满溢出揉皱了的稿纸，有些是打字机打印的，另一些是手稿。这篮子稿纸中被遗弃的一篇评论的草稿，不长的一篇评论，关于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一本新诗集。当它刊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篇评论十分优美，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然而，玛丽安把它从自己的文选里删除了；它没有达到她的标准。
如果她愿意在两到两页半的一篇评论上下这么多功夫，你能想象她为“飞鼠”（‘The Jerboa’），或者“He ‘digesteth Harde Yron’”（关于鸵鸟）这样的诗歌投入了怎样的精力，它们有着精美的押韵和分音步的节律。当她没有坐在桌边时，她会把诗稿夹在有纸夹的笔记板上随身携带，“即便是在我掸尘或洗碗的时候，伊莉莎白。”
她对“浅”韵的喜爱已被批评家广为论述。原则上，她说，她是不赞成用韵的。然而，当她为我朗读或背诵诗篇的时候，她显然醉心于韵律，她会从眼镜中抬起眼睛大喊那真是“让人高兴”（that was ‘gusto’）——这是她最爱用的赞誉之词。怀着极大的喜悦，她读道：
强健的狮子——如同碳石
他的眼球——仿佛堡垒的痣
他的前胸与敌人对峙：
强健，他背上栖息的小鹰，
强健地抵制潮汐，他经过的海途
浮现广阔的鲸鱼。
她崇拜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20世纪美国诗人，轻体幽默诗的作者，译注），常常因为韵律的缘故引用他那首关于幼年熊猫的诗：
我喜爱巨大的熊猫幼仔；
我欢迎它来我的阳台。
（I love the Baby Giant Panda;
I’d welcome one to my veranda.）
有一次，我发现她在查阅一本厚厚的韵律词典，她说，是的，这是“不可缺少的”；而我自己也因为将“antennae”和“many”押韵而受到称赞。
除了“gusto”之外，她欣赏“勇敢的攻击”，因此她觉得以“长长格”开始一首诗是个好主意。
在《观察》里，她似乎在自由体诗和她辅以变化无穷的“浅韵”的严格诗节形式之间摇摆。虽然她声称鄙视它，韵律在有几年仍然胜出。然而，在1951年，她的《诗选》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无情地大幅删减她的一些最美妙的诗作，而这通删减中最大的损失便是她几年前苦心经营的精美韵律和诗节。
传统的韵律和节奏的冲突发生在玛丽安•摩尔翻译拉封丹《寓言集》的7年中（1946-53）。我自己感到很有趣的是，我已经建立起关于玛丽安的一套完全不科学的理论，她被一种独特的，不自主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挟持，它们与任何人的都不相同。她看起来不与任何人相同；她谈话不与任何人相同；她的诗展示的智识不与任何人相同；而她关于节奏和韵律的概念区别于所有传统的概念——所以，何不相信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仍然自然悦耳的古英语节奏对她来说是极度别扭的？何不相信玛丽安天生就被安排了一种异常的音调？或者原因仅仅是她有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敏感的耳朵，由于她开始写作时正是诗歌本身经历巨变的时期，她自由地利用了这一点并做了她认为恰当的实验和改变。
这7年当中，当我偶然身处纽约，她经常将正在翻译的寓言拿给我看（或者在电话里念），并会要求我给她一个韵，或判断这个节奏是否正确。许多人都应有相同的经验。这些都是奇异的要求，这要求来自一个让当代诗人自觉粗野的人，不敢将“bone”与“stone”押韵,不敢用流水韵脚“umpty-umpty-um”。你能看到，玛丽安已经尽其所能遵循拉封丹的步子，当她觉得拉封丹在顺遂“umpty-umpty-um”，但看起来——我要再次用这个词——对她来说这样做“天生”就不可能。如果我建议，比如，“flatter”与“matter”押韵，这会很尴尬地被惊呼为神来之笔；或者如果我说，“如果你删去（添加）‘and’或者‘the’，那样音节会顺畅，”玛丽安会欢呼，“伊莉莎白，谢谢你，你救了我一命！”虽然我也被写进了这本书的前言，但我对这本拉封丹实在没什么贡献——几个韵脚，节奏的打磨和诗行的规整。但它们让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真正的原创性的珍稀，同时还有这原创性可能携带的疏离。
她谨慎而严谨的诚实可能被带入一种新教徒、长老会教徒，苏格兰-英格兰式的文字意义上的极致，这一点让我觉得有趣。我们一同去看一部罕见的美妙电影，关于非洲的彩色纪录片，有一群群的瞪羚和长颈鹿横跨原野，我们爱极了。接着出现了一群大象，密集而清晰，播音员开始评价它们的脚和踏步。我悄声地向玛丽安说它们的脚好像被看不见的踏板从地面抬起似的。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说起我关于大象行走的评论，然后突然说：“伊莉莎白，为了这句话我可以给你10美元。”你总是难以辨别她到底有多认真。我的回答大致是：“天啊，玛丽安，你竟可以拿去，”但我相信它从未在哪首诗里出现过。我有一点小小的恨意：她的确用过我的一个句子而没有注释。这在我大概是孩子气的，但我想纠正一下。有次一个朋友叫我从科德角给她买3个玻璃的浮标球，有时候也被叫做“驱邪球”，装在网兜里带回去。当我回到我住的旧旅馆，一位老门房把它们连同我的包一起接过来，当我瞧着他引我走下回廊，我对自己说：“提着浮标球的侍童（The bellboy with the buoy-balls）。”我爱极这句的音调，于是满心虚荣地在一两天之后念给了玛丽安听。之后，你会在“四只水晶时钟”第五节看到“海边的/重负，不会羞辱/提浮标球的侍童/他正努力越过/旅馆的恩客”。这件事完全不似玛丽安的所为，我从未能够理解。我有时也会惊骇地想起我无意中从她那里窃取了多少东西。也许我们都是收藏家。
最深沉的情感总是
在寂静中显现；
不是寂静，是约制。
这几句早期诗作《寂静》中的话是玛丽安的另一个确信。她和她欣赏的奥登一样，相信得体的举止——以及写作——需要某种缄默和谨慎。她告诉我：“艾兹拉说所有奉献都是寒酸的，”但是显然她在《诗选（1935）》写下这则附笔不仅是为了规避寒酸：“奉献意味着给予，而我们并不愿意将不足之物呈献为礼物；但是在我最亲近的家人中有一位‘用很特别的方式思考’，我要说，这些篇章里存在思想的力量和精髓之处，那思想以及通常那些句子都是属她的。”这则附笔说的显然是摩尔夫人，1947年在摩尔夫人去世之后，玛丽安变得越来越乐于谈起奉献；然而，当她以一位老友之名写一首离合诗时，这个词仍因为颠倒书写而被半隐藏起来。
我第一次听玛丽安公开朗诵是在她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布鲁克林的共同朗诵会上。我怕是到晚了一点。寥寥无几的听众，都坐在前排，我尽量不被人注意，悄悄走下铺着红毯的陡峭侧廊。当我走到较低的几级，她用眼角的余光认出我，打断一首正在念诵的诗，欠身说道：“晚上好。”她和威廉斯博士公用一个高而窄的舞台，轮流朗诵。台上两把高背椅，相隔远远的，诗人在朗诵的间隙会坐下来。装帧是晚期维多利亚-哥特式的，我清晰记得那些红色长绒，暗木，哥特式的尖角，旋钮，切割的线条。玛丽安戴着帽子，穿着蓝色衣裙，看起来又小又紧张。我看出威廉斯，他是相当大方的，极力地让她放松心情。当他们在讲台上互换位置时，他会对她微笑并耳语。我完全不记得那天都读过什么，除了威廉斯的一首关于海怪的诗，念的时候他发出了些高声的具有真实感的咆哮。
她很少评价别的作者，我记得的很少一些，也是含混和矛盾的。她有种将最微弱的赞美与诅咒搭配的无与伦比的技巧。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作者，我猜想玛丽安也不喜欢，有好几次因为“洗的很干净的衬衫”被称赞。某次我在纽约会见她，她说她刚好在公共图书的阶梯上碰到多年未见的杜娜巴恩斯（Djuna Barnes，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美国女小说家，译注）。我很好奇，问她杜娜巴恩斯“如何”。长长的噤声之后玛丽安如有所思地说，“呃，……她看起来很聪明，她的鞋擦得很亮。”
我不记得她曾提到过艾米丽•迪金森，但有一次，当我们走向布鲁克林的一个喜爱的茶馆，我发现我们所在的街道与《布鲁克林之鹰》（布鲁克林的一份日报，惠特曼曾在该报社担任编辑）颇有关联，于是我傻傻地说，“玛丽安，想象你和沃尔特•惠特曼一次次地走过同一条街道，不是很奇怪的事么？”她用她嘲弄且凶猛的声音尖叫起来：“伊莉莎白，别跟我讲起那个人！”于是我再也不敢了。另一次，当她说起她在《日冕》（The Dial）的时光，我问她当哈特•克兰走进她的办公室时，她对他有何感觉。她的回答同样出人意料。“哦，我爱哈特！我总是特别喜欢他——他是这样博学。”虽然她也同样欣赏埃德蒙•威尔森并能更确信地谈起他的博学，她曾经问我是否读过他早期的小说《雏菊之思》，当我说没有，她几乎逼迫我承诺绝不要去读它。她热爱W.H.奥登，他在布鲁克林茶室里拍过的猫咪正是供我钦慕和拍打的。
近来我读到几分女性主义者写作的对她诗歌的批评，其中之一将她描述为一个“用反复无常压制恐慌的诗人”。有时候的确反复无常，但幽默也不罕见（这些批评家们很可悲地缺乏的天赋）。难道不是所有艺术作品总都潜藏着对必死的恐慌与惊惧么？即便如此，你仍会怀疑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读过玛丽安多少作品。他们真的读过“婚姻”吗，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正在说而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的一切？它将合法化的对伤害的知觉转化成了艺术：
这间机构……
我好奇亚当和夏娃
该作何感想……
无助的海门！
某种过度生长的丘比特
被游行如不自控的评论般
机械的广告语
被亚当那场有路可退
无路可进的实验——
婚姻的仪祀
降格到卑微……
他们知道玛丽安•摩尔在她的时代也是个女性主义者吗？他们知道她与妇女政权论者一同游行吗，伊内斯莫罗兰德（Inez Molholland，20世纪早期妇女政权轮者和公共发言人，其活动极大影响了美国的女权运动，译注）骑着白马，带领人们走下第五大道。有一次，玛丽安告诉我，她在一次为争取妇女投票权的集会上爬了电灯柱。她爬上去做了什么，发表了什么言论，我不知道，但她确实穿着长裙和衬裙，戴着大帽子爬上了电灯柱。也许是骄傲和虚荣让她免于抱怨，而这让她的不公正感通过“各种解剖刀”棱柱般的折射进入诗句。她太过骄傲不会为小事抱怨，她的愤怒带有幽默感，不过仍是愤怒，当出版商为了推出两个年轻的男性诗人而两次拖延她的出版，这两个年轻男性诗人现在已无人听闻。既然一切可被言说，可被执行，我们当中有谁能与玛丽安•摩尔相比，她努力建立起自己的规则，而它们又是最为严厉的——“自由”的反面？
在1934年我遇见玛丽安不久之后——虽然我将其隐藏了对我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开始以某种方式尝试写诗。5,6年间我偶尔会把诗寄给她看。关于它们她很少说过或写下些什么，除了她喜欢这个或这个句子，或者，很古怪的，喜欢某个头韵，而我却觉得矫揉造作了。当我问她她在布林茅斯学院写的诗是怎样的，她说，“就像斯温伯恩（Swinburne），伊莉莎白。”有时候她建议我对词汇或诗行做修改，有时我也接受她的建议，但她从未暗示过这样或这样的一句也许是受到她的影响或下意识地从她的某首诗中窃取而来，正如后来我有时候发现的那样。她给我的便条署名总是“你的桃乐西•迪斯”。
因为玛丽安，我的诗歌在1935年第一次出现在一本书里，一本名叫《实验的平衡》的选集。这本选集中的每个诗人都有位导师，导师为其诗歌写一则简短的序言或介绍，玛丽安得知这个计划之后，主动提出做我的举荐人。我太羞涩，做梦都没想到去请求她。我有两三首略微模仿17世纪晚期诗歌的作品，名叫“瓦伦丁们”，其中一首，我用“甚至尘土里的英格兰麻雀”（even the English sparrows in the dust）与“lust”押韵。她并不很喜爱那些英格兰麻雀，她也这样说了（“毕晓普女士的麻雀是不反抗的，它们只是疏远”），但她的推介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发表。
一首长诗，我当时最野心勃勃的作品，显然让她与她母亲极度不安并立即引来了迅疾的批评。在我把诗寄给她的第二天她电话我，说她和母亲昨天熬夜将那首诗为我重写了一遍。（这就是那首“洗漱室”一词被审查的诗。）她们的新版本在下一封信中寄给了我。瓦萨大学有一位我很喜爱的英语老师，名叫罗丝皮布尔斯小姐（Miss Rose Peebles），不知为何玛丽安对这个名字极为着迷。重写过的诗被打印在很薄的纸上，叠成小小的方形，由金色的星形贴纸密封，并在封皮上署名，“深情的，罗丝皮布尔斯”。我的原诗从头到尾以严格的诗节押韵，玛丽安和母亲的版本不规则地打破了这些诗节。一些诗行是押韵的，另一些却没有，一些除了“洗漱室”之外的俗语被替换了，一两条关于圣经的引据被修正。我固执地坚持我的诗节和韵脚，但采纳了一些她们的新词。很遗憾我现在无法记得是哪些词，也无法再知道除非这迷人的交流再次发生。
1940年玛丽安给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最后的诗与两部戏剧》，作者是威廉•巴特勒•叶芝，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诗里对色情的强调，玛丽安也是一样，我写信告诉她我喜欢“马戏团动物的潜逃”以及如今耳熟能详的句子“我需躺下，在所有阶梯开始之处，/在污秽的，心灵的旧货铺。”她回信说：
我会“对你非常失望”，如果你像他的一些助手一样感受叶芝。一种“效果”，一种无穷的巨大的感受力（和感受力的失去？）以及组建词音和句子的天才。但终究，这些令人艳羡的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如果不是用来改变我们凡俗的精神结构。它让我想起马来的王子——被太监、艺人和脚夫簇拥；突然王子头上的华盖低下来了，因为一个更强大的王子经过。从我对W.B.叶芝的背叛你会猜到，我去听了博登赫姆斯（Burton Holmes，美国旅行家、摄影师和电影导演，译注）的一个关于爪哇岛的讲座，还有个关于马来的讲座……
有一天她很唐突地问我，“你喜欢裸体吗，伊莉莎白？”我说总体来说是喜欢的。玛丽安：“恩，我也一样，伊莉莎白，但是有节制地喜欢。”随即她掷给我一本肯尼斯克拉克（Sir Kenneth Clark，英国作家，艺术史家，译注）的新书，《裸体》，这本书她刚刚收到。
远行
摩尔夫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关于在我遇见她们之前一年夏天的一次远行。她们遇到一场可怕的热气流，玛丽安感到“不堪重负”（重负在布鲁克林词汇表里是个重要的词儿）。摩尔夫人觉得玛丽安应该“修一门关于大型哺乳动物的课程”，并说，“玛丽安，我要带你去科尼岛看示巴（Sheba）”，示巴是一种罕见的巨大而温顺的大象，在海边散步道的穿插表演中能看到。即便从布鲁克林去科尼岛也要乘长时间的地铁，但忍受着酷暑和人群，两位女士还是成行了。示巴举止庄严，慢条斯理地和主人抛掷一个莹白色的球。我问起大象的外观，玛丽安说，“她装扮得很简单。全身洒着凋枯的玫瑰，戴着踝链，前腿上有大的空心铜球。她的头饰是三支鸵鸟毛。”玛丽安喜爱过山车；无畏的玩家，她喜欢坐在前排。摩尔夫人告诉我她如何在下方等待着，当过山车恼人地吱吱嘎嘎地爬到高处，再可怕地俯冲。玛丽安长长的红色发辫散开被吹到了脑后，同时被吹走的还有她最珍惜的琥珀色的“真正的玳瑁”发夹，幸运的是发夹落到了后座两位海员的膝盖上。在过山车旅程结束时，他们“很礼貌地”把它交还给她。
玛丽安的朋友，两位年长的波士顿女士，在缅因州北部同住一所有隔间的极度整洁的房子。我曾在那里逗留过一天，看到她们揶揄玛丽安藏匿食物的习惯。她脸红大笑，摇着头，当其中一位说要去她的房间取一本书，实际上是为了寻取放在梳妆台上的两颗煮熟的土豆时，玛丽安看起来也毫不介意。几年之后，较年长的女士从波士顿打电话给玛丽安，告诉她她将死于癌症。那位女士对此事显得极其坚韧克制，她说她住在医院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请求玛丽安前去陪伴她直到她去世，玛丽安答应了。在医院里，她告诉玛丽安，虽然她非常感激玛丽安每天的探望，但她知道玛丽安不可能所有时间都陪伴她，所以她为玛丽安安排了驾驶课。玛丽安那时差不多已70岁了，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她一直想学驾驶，于是她每天上一节驾驶课，然后再到医院探望病人。在她的朋友去世的一两天后，她通过了驾驶证考试。她说她与科普利广场的路灯出了点小问题，并坦白说测验她的“警官”有些过分仁慈了。我说我希望她没有开的太快，她回答：“稳稳的45英里，伊莉莎白！”回到家后，她很骄傲地将驾驶证给她的兄弟沃纳看，而他以像极了母亲的口吻说：“一定是搞错了。这（驾驶证）必须立即送回去！”
玛丽安强烈地对事物的工艺感兴趣——山茶如何生长；石英棱柱在水晶钟内部如何运作；穿山甲如何收起它的耳朵，鼻子和眼孔，用手的外沿行走并“将爪子留用于/挖掘”；怎样驾驶汽车；最棒的球手如何投球；如何为她侄子的帆船做一个船头小人儿。一切事物工作、制造、运行的精确方式——对她来说都是诗。
她甚至学会了跳探戈。在她拥有自己的电视机之前，她常常下到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地下室，和门卫与他妻子一起看棒球赛，门卫有台电视机。在一场比赛间隙播放了布鲁克林舞蹈学校的广告。任何电视观众，只要致电，就会在布鲁克林学院获得一堂私人的探戈课。玛丽安宣布她从来就喜爱探戈，急急地冲上四楼去打电话，并得到了上课的机会。年轻的舞者们，男的或女的，一定感到有些惊奇，但他们很快就争着要和她共舞了。她被教授了的一整套精简的探戈课程。我问起探戈本身如何，她承认说他们也许感到探戈对她来说太费力了，于是教了她一个“修正过的”版本。她还学了些更流行的舞步和舞蹈，坚持说每个人都感到十分开心。
1963年的晚冬还是早春时节，那时我在纽约，有天傍晚近8点时我从莱克星顿大街地铁站出来，走在去向在YMHA举行的诗歌朗诵会的路上。突然我发现玛丽安在我前面半个街区的地方独自疾行，携着一包书和稿纸。她比我先到YMHA，但她并没有出席我参加的聚会；我很好奇她去那里做什么。后来她告诉我她参加了YMHA诗歌研习班，那期的讲课者是路易丝博根（Louis Bogan）。她说她学到了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博根女士是另一个她认为“博学”的人。不久之后我在一个聚会上遇见博根女士，问起她的诗歌研习班和她著名的学生。可怜的博根女士！我相信玛丽安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给她带来了怎样的痛苦。玛丽安经常记笔记，问许多问题，热情地参与讨论。但其他的学生却胆怯和困惑，包括博根小姐也是如此，除了感觉到班门弄斧，以及从不知道下一个需要回答的是怎样的技术性问题。
我很少参加玛丽安出席的文学活动，但我与她同去了为伊迪丝和奥斯伯特西特韦尔（Edithe Sitwell, Osbert Sitwell和Sacheverell Sitwell三姐弟是特立独行的英国作家，创作诗歌、历史、传记和短篇故事，译注）在歌潭镇图书商业中心举行的聚会。我原本没有打算参加；事实上，我根本不想去，但玛丽安，这个多少有点亲英的人，态度坚决。“我们应该对西特韦尔以礼相待，”她说。
聚会的主办方是《生命》杂志，那是个糟糕的聚会。摄影师们像摄影师那样工作：在我们脚下撒满了电线，在我们头上大呼小叫，不停地把我们推来搡去。他们花了些时间来区分诗人们，照片的主角，以及非诗人们，这让我想起牲畜被分类装入家畜拖车。非诗人们和一些真正的诗人感到受了冒犯；然后摄影师宣布摩尔小姐的帽子“太大了。”她拒绝摘下它。奥登是少数几个从中获得乐趣的人。他进入照片的姿势是攀在梯子上，他坐在那里，在我们头顶上发出高声的，愉快的评论。最终照相机取了个半圆形的角度。玛丽安同意让我和一位朋友带她去吃晚饭，然后乘出租车回布鲁克林。我那天戴着小小的天鹅绒圆帽，玛丽安说，“我希望我也戴着最小的帽子，像你的一样。”那时节去布鲁克林的出租车费大概在5美元还多，还不算小费。那天晚上是我的朋友付的餐费和出租车费。在谈论西特韦尔聚会的间隙，玛丽安不时高叫，“W先生——，这简直是马路抢劫！”
她跟我讲过另一个，更优雅的，在“楼顶阁楼”举行的文学聚会，为了庆祝一本图书的精装本上市，我想作者大概是华莱士•斯蒂文斯。椅背装饰着“柠檬色的天鹅绒”，有一幅她不太喜欢的马蒂斯的作品，她喝了杯香槟然后为此后悔了一晚上；酒精让她的脸通红。我问起更多的细节。她显得有些轻蔑：“呃，我们签了好几次名，在那场轰动之后我就回家了。”
有时候我们会同去看电影，我记得‘Kon-Tiki’（一部用竹筏横越大平洋的历险记，译注）看了两次。我从未试图引诱她去看任何戏剧性的或“艺术性”电影。既然西布莉夫妇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她一定看过他早期的实验电影，比如《罪恶之地》。我听说我一个悲惨的故事，两个年轻人听说玛丽安没看过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于是极力要带她去看。在《战舰波将金号》之前，有一段沃尔特•迪士尼的短片；那时候迪士尼电影还仍然欢乐迷人。电影之后，他们去喝茶，玛丽安详详细细地谈起迪士尼短片的出色之处，对别的不予置评。终于，年轻人问她对《战舰波将金号》怎么看。她的想法简短而具决定性：“生活”，她说，“不是这样的。”
我们去了两次自然历史博物馆周六上午给孩子们开的讲座——一次是为了看Meshie，一只三岁大的猩猩，她踩着三轮车上台，与我们分享她的食物。另一次是为了去看一对我在墨西哥认识的年轻夫妇展示他们收集的宠物，一只被他们训练得可以像鹰隼一样捕食的美国秃鹰，这只鹰栖息在他们车中的扫帚柄上一路随他们去了墨西哥。当然还有更多有趣的动物：玛丽安抱了只猫熊在她怀里，这种可爱的动物会用尾巴紧紧抓住你。在这对夫妇给我们看的一本家制电影中，年轻的男人在书房里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在他这样做时，无意中掸去了书皮上的灰尘。玛丽安突然笑了。她喜欢这样；这是和她欣赏“gusto”一样欣赏的另一种“自发的动作”。
倒数第二次与玛丽安共同出行时在1968年的夏天。那时候她母亲已去世多年，她搬离了布鲁克林，居住在曼哈顿西第九街（West Ninth Street）35号。我当时住在附近的郊区，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与她同行去选举投票区；她想投票。那是第一次，我想，她真正在请求我的陪伴。那天很热。她准备好了，等待着，戴着她的帽子。那是寻常大小，用海军蓝的稻草编织的帽子，她穿着蓝白色格子花纹的泡泡纱套装和蓝色运动鞋。她那时已有些站立不稳，需要用手杖，手杖就斜倚在门框上。但她讨厌手杖，我从未见她真正用过。投票地点很近，在第六大街一间公立学校的地下室里；那里人头攒动，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着，大部分是女人。玛丽安的到来引起了轰动；她们似乎知道她是谁，走上前来与她说话，并在她投票时向我问起她的事。她们都是格林威治的母亲们，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和女学究。我暗想玛丽安投的也许是当天给共和党的唯一一票。
正是玛丽安语言的独特和新鲜，她使用多音节词的精湛技巧，在最随意的谈话中，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次她说起一个著名诗人，“那男人脸上的雀斑像只不得体的鳟鱼。”一位朋友跟我说起，在一次诗人和艺术家的聚会上她把一位画家介绍给玛丽安时说：“摩尔小姐具有据我所知的最有趣的词汇表。”玛丽安对此感到开心，并且立即即席而精确地在一句话里用了一个我不再记得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动物们着迷于将日冕或钟表上发光的数字舔掉。在同一个聚会上这位朋友向玛丽安介绍了当时相对年轻的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让这个朋友和格林伯格先生惊讶的是，玛丽安似乎很熟悉他的写作，在握手时说，“哦，无所畏惧的格林伯格先生。”
有一些关于她的好朋友T.S.艾略特的事情让玛丽安很觉有趣。在艾略特与瓦莱丽结婚后第一次去布鲁克林，他的年轻妻子要求他们坐在一起拍张快照。瓦莱丽说：“汤姆，用你的手臂抱着玛丽安。”我问他是否照做了。玛丽安回报以自嘲而简短的一笑，说，“是的，他做了，但极度小心地。”在最后的日子里，玛丽安将她与艾略特的通信托付给罗伯特吉鲁（Rober Giroux，玛丽安作品的编辑和出版商）妥善保管，后者告诉我玛丽安保存了这些信件的每一个信封。一个信封上有艾略特亲笔写的玛丽安在布鲁克林的地址，但是没有寄件人地址或别的身份证明。在信封里是一张黄色的便签纸，上面画着一个巨大的被箭射中的心，下书“来自无名而感激的崇拜者。”
最后的岁月
字典对回忆录的定义是：“基于写作者的个人经验与知识的对事件的记录。”几乎我所记录的一切都是亲自观察和亲耳听到的，大部分是在1951-1952年之前，那一年——正如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所说——“她获得了三项桂冠”（国家图书奖，柏林根诗歌奖和普利策奖）并且变得真正的著名了。如今她是玛丽安•摩尔，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被爱戴的人物；棒球迷；许多卖弄的名人的朋友；胡佛总统、艾森豪总统和琳赛市长的忠实崇拜者；16项荣誉学位的接受者（她曾经戴过她最喜爱的学位帽给我看）；行遍全国的诗歌朗诵者，其背景已迥异于我在30年代听她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共同朗诵的布鲁克林礼堂。她享受她受到的每一寸关注，虽然那也可能变成一种“负累”。在常年节制的生活和无比艰辛的工作之后，她在暮年——直到无能为力的最后一刻——谢天谢地，获得了极不寻常的幸运。
她曾经批评道，在一次拜访过她兄弟及其家人之后，婚姻状态和养育小孩有一项极大的好处：“你从不需要担心你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你没有时间考虑。你总是得去市场，或者驾车带孩子们去某个地方。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当然她是经常担忧的。但是，正如她诗歌的注解一样，玛丽安从不泄露全部的秘密。那流畅、机智、自我暗嘲的笑，从未真正澄清她的那些迅速的决定——或者决定性的直觉，不论——好或坏，正确或错误；而她缜密的伦理体系会让人无从捉摸。有几次我们差点争吵起来，其中一次是在40年代时，我告诉她我在看精神分析师。她强烈地反对此举并说精神分析师告诉我们“邪恶不是邪恶。可我们知道它是。”我并没觉得我那几乎圣人般的分析师医生有这种表现，但我并没有试图反驳，这个话题也没再被提起。我们从不谈论长老会主义，或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我仅只是胆敢小小揶揄她当她说她相信占星学中有部分真理的时候。
大约90年前，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写信给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谈论“绅士”的典范，或者“绅士”之相对于“艺术家”。今天他的想法听起来不可想象地具有维多利亚之风，但我依然觉得这封信得体而动人：“事实上诗人和艺术家，我很遗憾地说，无需也并不常是绅士。因为绅士并不迎合欲望或卑鄙，也不会……给予自己曲调和虚饰，也不会做任何在现代作品中能看到的事……如果一位艺术家或思想家感到他在这些方面无比出色，他仍然低于一位并非艺术家或思想家的绅士。然而做一个绅士乃是位于道德的边缘，更是对得体的礼貌而非道德的要求。那么艺术、哲学、礼貌、生养以及其他一切离那真正的善的最低级别差距更有多远？这便是潜藏在每一颗心灵当中，哺育所有善的理智的纯洁，立即看到那最好的，抓住它，不允许任何事物为其反面辩护……那么我同意，坚决地同意，一位绅士……理应鄙视诗人，不管他是但丁还是莎士比亚，鄙视画家，不管他是安哲洛（Angelo）或者阿佩里斯(Apelles)，鄙视一切在他看来不够绅士之物。他理应这样做，但如果他是个绅士也许这正是他所不会做的。”“绅士”一词如今已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了，而其女性的对应词，“女士”或“淑女”，更让我们尴尬。但我相信玛丽安会“坚决同意”霍普金斯的责难：做一个诗人并非存在的唯一和存在的终结。
我感到难以做出结论或梗概。当我尝试去做时，我发现我愚蠢地被困惑包围：我在无意识中瞥见大写的字母M在叠加。我翻阅一份说明性的手稿一次再次地看到这个字母：玛丽安的姓名缩写（M.M.）；母亲（Mother）；礼貌（Manner）；道德（Moral）；我发现自己在低语，“玛丽安和道德，作为道德的礼仪？或者作为礼仪的道德？”就好像爱丽丝，“以梦幻般的方式”，我无法回答任何问题，我怎样回答并不重要；它看起来已意义圆满。
C．1969
HQ 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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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nne Moore(1887-1972) |
在玛丽安•摩尔1951年的《诗选》初版里，有首诗叫做《爱与努力》（Efforts and Affection）。在我持有的这本书里，玛丽安•摩尔划去了and而用of代之。我爱极这个修改，于是把“爱的努力”作为整篇文章的题名。
我初识玛丽安•摩尔是在1934年春天，那时候我是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一名高年级学生，我们的介绍人是范妮•博登小姐，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一位学友和她的母亲，她们的阅读面和文学趣味都较那时的我更深广，几年前曾跟我说起过玛丽安•摩尔的诗。我已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摩尔小姐的每首作品，在《日冕》杂志的副本上，“小杂志”上，学院图书馆的选本里。我不知道诗歌竟可以那样；我立即爱上了它，虽然我知道她已出了一卷叫做《观察》集子，图书馆却没有收藏，我也从未见过。
将我引荐给玛丽安•摩尔，博登小姐看起来是这样合适的人选，因此关于她我还要多说几句。她是福尔里弗的莉齐博登（19世纪末期的著名女杀人犯，用一柄小斧砍杀了父亲和继母。）的侄女，学校里有传言说莉齐博登骇人听闻的案件给范妮•博登小姐的性格造成了永久的压制性影响。她极度羞怯，保守，声音柔和得难以听清。她身材颀长；总是穿褐色和灰色的服装，沉默，古旧，不怒而威。她骑一辆无链自行车。我记得曾看见她缓慢地骑向图书馆，坐得又高又直，然后将它停靠在车架上（那会儿我们还不用挂锁锁车），这辆车倒是比有链自行车更具淑女风范。有一次，在她进去之后，我仔细研究了这辆无链自行车，想弄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但我失败了。与图书管理员的接触是很稀少的；间或那么一两次，为了寻找某本书，你会被遣去博登小姐的办公室，那里四处叠放着书，洞穴般重叠着阴影。她的书桌上用光滑、圆润的石头作镇纸，从海边买来的好大的石头，有一回，我的室友喜欢上其中一块，博登小姐用她难于听辨的声音说：“你喜欢吗？送给你吧，”她递给她，灰色的，圆润的石头，很重。
有一天，我也因为某本书的缘故去了博登小姐的办公室，哪本书我不记得了。谈了一小会儿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为什么在瓦萨学院的图书馆里没有收藏那位杰出的诗人玛丽安•摩尔的诗集：《观察》。她瞧起来像是温和地吃了一惊，然后问道：“你喜欢玛丽安•摩尔的诗么？”我说当然，就我看过的有限几首。博登小姐遂平静地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认识她，”接着她问了我一个很有可能改变我一生的问题：“你想要见她吗？”我那时候有种极恼人的——不，让人痛苦的羞怯，我已然回绝了许多被介绍给远不及玛丽安•摩尔有名的成年人的机会，但我还是立即回答：“是的。”博登小姐说她会写信给住在布鲁克林的摩尔小姐，并且她很乐意将她那本《观察》借给我阅读。
博登小姐的那本《观察》在许多方面让我大开眼界。那些诗作，比如“章鱼”，关于冰川，“彼得”，关于一只猫，“婚姻”，关于婚姻，当时和现在一样，让我深为震撼，它们是语言和建造的奇迹。为何从前从未有人以如此清晰又令人晕眩的方式写作？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博登小姐（现在我知道她是摩尔家的一位老友）对这些诗歌并不抱有与我同样的喜爱。在书的背面褶藏了好些关于诗集的评论，写作于1924年，《观察》刚发表的时候，其中的许多都是让人极度不快的，有些甚至是粗鲁。甚至还有一首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戏仿之作。更说明问题的是，博登小姐没有为她朋友的诗集在图书馆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年晚些时候，我自己买到一本，在梅西书店的二手书书架上。）
终有一天，博登小姐告诉我她收到了摩尔小姐的回信，摩尔小姐愿意在纽约约见我，某个星期六下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玛丽安答应做这件事是心怀踌躇的；过去，似乎亲爱的博登小姐曾介绍过几个瓦萨学院的姑娘去会见摩尔小姐，有时候也见她的母亲，而每一个都多少未能让人满意。这或许能够解释我们最初几次约会的场景：我会发现摩尔小姐坐在通向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门右侧的长椅上。还有些更严肃的地点。后来我得知，如果摩尔小姐确实并不期待喜爱即将到来的客人，她会将会面地点安排在中央车站的问询台——无地可坐，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立即走人。同时，博登小姐告诉了我更多关于她的事情，她把她描述成一个孩子，长着亮红头发的奇异、诱人的小生物——爱嬉耍，并且，如人所料，爱用动物的名字呼唤家人和朋友。
我极度惊慌，但还是穿上了新的春衣坐火车去了纽约。我从未见过摩尔小姐的照片；只知道她一头红发，通常戴一顶宽檐帽。我料想她的发色是亮红色，她本人高挑而咄咄逼人。我很准时，甚至早到了一点，但她已先于我在那里了（不管你到得多么早，玛丽安总是在你之前赶到），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并不高，毫无夺人的气势。她那时候47岁，对那会儿的我来说是有点老了，她的头发是白色混杂着锈红色，她锈红色的眉毛也有些霜白。巨大的黑边帽和我想象中的一样。那天她如常穿着蓝色粗花呢套装，一件男人的“马球衫”——当时是那么叫的，脖子上结着黑色的蝴蝶结。这风格很古怪，有点1909年布林茅尔（玛丽安摩尔1909年毕业于布林茅尔女子学院，译注）的意思，但又很时髦似的。我坐下，她开始说话。
在我看来接下来的35年里玛丽安一直在与我谈话，但这显然是胡说。那些年里我远离纽约，很久才能见她一面。她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妙的谈话者之一：有趣，富有启发性，令人着迷又难忘；她的言谈，就像她的诗，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第一次见面时我并不清楚她在讲些什么；要是留有日记就好了。幸亏克服了在我之前的瓦萨姑娘们的缄口沉默，我觉得不那么紧张，并也开始说话。我曾有过某种被称为灵感之物，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将我的好运气归功于认识了玛丽安这个朋友。“林林兄弟”（美国马戏家族，译注）和“马纳姆和贝利马戏团”这个春天会到纽约演出，我问摩尔小姐（有两年时间我们互称小姐）下下个星期六她是否愿意与我同去观看。我并不知道她常去看马戏的，不会为任何事错过，当她接受了邀请，我兴高采烈地坐着肮脏的坐席客车回到了波基浦西（Poughkeepsie）。
马戏团
我很早就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我们定下这个时间是为了在表演前就看到动物们——但玛丽安还是比我早来了。她的负担过重，一只手臂各挎着一个蓝色布包，还拿着两个巨大的棕色纸袋，盛满了物什。她递了个纸袋给我。这里面装着，她说，给大象准备的不新鲜的黑面包，因为黑面包是它们的最爱。（我后来怀疑它们或许也同样爱白面包,只是玛丽安很为它们的健康着想。）我们走进去，下到较低的台阶，在那里我们可以听见（闻到）动物们，她告诉我她关于马戏团的初步计划。她的兄弟，沃纳（Warner），曾给了她一只象发编织的手镯，两到三股黑发被金色的钩子束起，她喜爱极了。其中的一根象发松脱并遗失了。我大概应该知道，象发仅只长在小象的头顶。玛丽安在包里带了一把强韧的指甲剪。我的任务是用面包把成年象引开，如果幸运的话，守卫不会发现她待在小象们的队尾，而她就能拿出剪子，从一只幼象头顶偷剪几缕头发，用来修补她的镯子。
这主意妙极了；象们果然钟爱过期黑面包，不久就开始为了争抢面包而鸣叫和推搡。我站在队伍的一头，将一块块面包放入成年象的象鼻，摩尔小姐迅速走到队伍另一头，小象们的跟前。由于成年象群里起了一阵骚乱，守卫果然走向了我这一边，我用眼角瞟到摩尔小姐踮着脚尖斜身探过护栏绳索，手里高举着发剪。象发很坚硬，我担心她很难完成这偷剪的任务。但她做到了，我们大获全胜地分发了剩余的面包，起身去看别的动物。她打开袋子给我看，一张克林内斯纸巾里包着三四根斑驳、灰色的象发。
我厌恶看见动物们被关在囚笼里，尤其是很小的囚笼，尤其是马戏团的动物，但我想玛丽安，虽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却如此热情地对它们感兴趣，并且对它们知道得那么清楚，以致可以放下一切道义上的痛苦或愤怒。那天，我记得有一条花纹美丽的蛇，蜷曲在一个玻璃笼子里，看起来仿佛是抬起头来向我们致意。“看，他认识我！”摩尔小姐说。“他从去年就认识我！”这是个玩笑，我想，但也未尽然。然后我们走上楼，六元环的马戏开始了。蓝袋子里装着我们的茶点：一罐罐橙汁，煮熟的鸡蛋（只有蛋黄），还有更多涂了黄油的新鲜黑面包。关于这第一次看马戏（之后还有许多次）我还记得，在我们前面坐着一个父亲和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场盛大的马戏要花费许多时间，孩子们开始变得不耐烦。玛丽安以她特有的唐突动作倾身上前，对父亲说如果小女孩想上洗手间，她很乐意带她去。
坎伯兰大街260号
从瓦萨学院毕业之后我在纽约待了一年；其后的30多年里我不时地返回纽约居住，但正是在这第一年里我开始与摩尔小姐和她的母亲，以及她们在布鲁克林的小公寓熟稔起来。它在一栋公寓的四层上，朝向一座难看的黄色砖房，房前有明亮的花岗岩回廊，门前两侧的石柱上各顶着一个白色玻璃地球仪。（玛丽安告诉出租车司机停在门口有两坨卫生球的公寓前。）电梯又小又慢。按响电铃之后，我试图在玛丽安下楼亲自接我上去之前乘电梯上到四楼，但很少成功过。极度狭窄的大厅，被一旁齐腰高的书柜挤得愈发狭窄，有两扇门朝向狭小的卧室，另一端通向起居室。书架近门的一端放着著名的镍币碗，那是乘坐地铁的旅资（很多年都是镍币，后来变成一角硬币，然后是镍币和一角硬币，最后是25美分）。每个来客临走时都会被赠与其中一枚；这完全是出于礼节需要。在一两次尝试拒绝之后，我离开时总是主动地拿走一枚镍币，而终究我为此获得了奖赏，玛丽安对一个抗议的朋友说：“伊丽莎白是个贵族；她拿走了镍币。”（在此我想提及玛丽安拼读我的教名的奇异方式。她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伊莉莎白。我喜欢这样，尤其作为一声惊叹，当她假装为我所说的话震惊的时候。）
小小的起居室和餐室里挤满了家具，这些家具明显来自一个更古老、宽敞的家，墙上挂着许多画儿，有新有旧，有的是家族财产，也有朋友的馈赠（描画的多数是动物和鸟。）一张树木和小溪的画卷在本已模糊的树林部分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玛丽安亲自进行了修补——我感觉，刻薄点说，并非太成功——用她所称的“普鲁士蓝”。她很谦虚地对自己的手工技能感到自负。有一套木匠工具挂在厨房门口，玛丽安还亲自动手组装了部分书架。在一个门口有栓链的吊杠圈在门楣上。我从未见有人用过，但那是玛丽安的，她说当她用它来锻炼，而她兄弟也在场时，他总是说，“这只猿又在抖弄她的锁链了。”起居室的凸窗里立着一个胸像，青铜的玛丽安的头颅，出自拉雪兹（Gaston Lachaise，20世纪早期活跃的美国雕塑家，译注）之手。这胸像也总是被高高垒砌的新书挡住。我最开始认识玛丽安时，她写作很多评论，随即又将这些评论在西四大街（West Fourth Street，曼哈顿的主要街道，译注）售卖。
我总是被安置在同一张扶手椅上，我身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但我每次到访尽量只抽1-2支烟，或者完全不抽。我感到摩尔夫人喜爱烟客。有一次，当我离开，在门口等待缓慢的电梯时，我注意到楼梯栏杆上有一个深深的烧痕，于是出言询问。摩尔夫人忧伤地叹了口气说，“艾兹拉干的。他来拜访玛丽安，把他未熄灭的雪茄留在这里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雪茄……”多年之后，在圣•伊莉莎白医院，我将这段话复述给艾兹拉•庞德。他大笑说：“18岁之后我就没抽过雪茄！”除了烟灰缸，甚至一包新的Lucky Strikes香烟，有时候我会得到一杯杜本内开胃酒（Dubonnet）。我怀疑我是唯一一个饮用杜本内的访客，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同一瓶，几个月过去了，还有我上次离开时那样多。但通常我们喝茶，偶尔我会被邀请共进晚餐。摩尔夫人厨艺很棒。
我初次见到摩尔夫人时她已经70来岁了，十分严肃——甚至是庄严——虽然她不乏讽刺的才能，并且非常虔诚。她的面庞苍白而重，大大的浅灰色眼睛，她深色的发丛里没有一丝白发。她对待玛丽安的态度像个和蔼、克制的家长，感到她的女儿随时可能失之轻浮——或者，在她眼里是相同的罪过——语法错误。她曾在女子学校教过英语，她的句子是约翰逊式的，有着考究的分量与平衡。她是我遇到的讲话最慢条斯理的人。有一个四十多年前的例子可以表明她的谈话风格。那时，玛丽安在厨房里沏茶，我和摩尔夫人单独在一起。我说起才读过玛丽安的新诗，“9个油桃和其他瓷器”，钦赏不已。摩尔夫人回答说，“是的，我真高兴玛丽安决定让动物园的居民们……歇歇了。”等待她更长的陈述的结尾，甚至让我紧张不安；但是，我感到她极致的精确让人羡慕，我想我能在其中探测到玛丽安风格的回音：使用两重或三重否定，更轻巧和更智慧的反讽——摩尔夫人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的低音。
她给我写过一两封措辞精美的，关于宗教的便条，我知道我的未曾回复让她伤心。每次离开时她都会送我到大厅，在想象的“艾兹拉”雪茄焦痕旁，她会握着我的手念一段短短的祷文。每次餐前她都会祈祷，有一次，玛丽安有点儿邪恶的叫我也说几句祈祷词。庆幸的是，儿时的祷词蹦入脑海。之后玛丽安把它们记了下来。
的确，摩尔夫人和她的女儿在某些人眼里过分拘谨了；或许说她们“过分挑剔”更合适。这指的更多是摩尔夫人而非玛丽安；玛丽安，虽然随着年岁增长愈见如是，仍能把铲子叫做铲子，或者至少用古老的名字称呼它。我记得她担心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命运，他的性向对我来说从不是秘密：“我们该拿X怎么办呢？……为什么，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已沦落入索多玛的人群！”你几乎能嗅到那地狱之火。但是30,40年代的一些小说，比如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她的友伴》，被扔进了地下室的火炉。认识摩尔母女一两年后我发表了一篇非常糟糕的短篇小说，而我因为用了“唾液”一词倍受责备。（两三年后我因为在诗里写到“洗漱室”一词而遭谴责，但那时我已变得顽固了。） 玛丽安曾告诉我她关于俗语的实用规则。她说：“通常，我不会用‘臀部’一词。但我可以很得体地向妈妈说：“妈妈，有一根线沾在你臀上，’因为她知道我指的是考珀的宠物兔子，‘老蒂内伊’，它喜欢在地毯上玩耍，扭动它的臀部！”
她给我看过许多老照片和快照，以及，一套她们去英国与法国带回的明信片——那是玛丽安彼时唯一的欧洲之旅。明信片主要来自牛津，其中有份手抄菜单，包括各种酒，乔治•森兹伯里（George Saintsbury，英国作家、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译注）款待她的午宴。我还有幸参观了她的笔记本，其中有摩尔雅致的素描作插图。
除了吊杆之外，玛丽安非常喜欢打网球。我从未见她打过，但从她的谈论来看，她似乎和享受游戏一样享受它的规则和惯例。她找来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孩陪她练习，有时候在前景公园，有时候在公寓楼顶。但他最终因为缺乏“网球礼仪”而被驱遣了；他最大的过错似乎是发球时不说“发球”，而是说“OKAY”！
浴室小而狭长，仿佛我还是个孩子，玛丽安会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建议我去洗手间。（在地铁站也一样：“我帮你拿着包和手套，伊莉莎白。”）浴室里有个我喜爱的物什，一个有着金属脚蹬的旧式擦鞋盒。有一次我去拜访时，擦鞋盒才被玛丽安用黑色瓷釉重刷过，另一只铁铸小马也才被刷过，放在擦鞋盒旁边的一张报纸上，作奔跑状，有着流动的鬃毛。瞧起来仿佛原先被套在一只玩具消防车上。我问起这只小马，摩尔夫人说在玛丽安两岁半时，她带她去一位姑姑家；这只小马必须被带着同去。摩尔夫人走进客房，发现玛丽安从写字台取出一条蕾丝，许是一条蕾丝衣领，把小马打扮起来。“玛丽安！”她说——你能想象这一刻有多严肃——“你不能拿碧姑姑的蕾丝穿在你的小马上，是不是？”但年幼的玛丽安，无畏的艺术家，回答道：“很好看呢，妈妈！很好看呢！”
摩尔夫人关于诚实或光荣的认识，以及她对礼仪的尊重，是惊人的。关于这一点，玛丽安有时会揶揄她的母亲，甚至是当着我的面。有一次摩尔夫人决定将5个空奶瓶送回杂货店，这样它们才能从杂货店被送回牛奶场。它们并不是店里的瓶子，那些瓶子会在瓶身上有所注明，也不是那种需要放在门阶上的瓶子，但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牛奶场。杂货商瞧了一眼，从柜台上将它们推回给摩尔夫人：“您不必归还这些瓶子，夫人；扔掉它们好了。”摩尔夫人将瓶子推过去，平静地说：“这上面写‘博登’；它们属于牛奶场。”杂货商：“我知道，夫人。但这里并未注明‘店属’或‘需要归还’。把它们扔掉吧。”摩尔夫人更缓慢，更平静地说：“但它们不是我的。这是他们的瓶子。”“我知道，夫人，但他们真的并不想要回它们。”这个可怜的人低估了摩尔夫人。她坚定地站在那里，再次向他阐明这是对这5个瓶子唯一体面的做法。最后，杂货商只得将瓶子都抱在怀里，嘀咕道“上帝啊，夫人！”，然后消失在柜台背后。
毫无疑问服饰是玛丽安取之不竭的乐趣的源泉，尤其随着她年事渐长。正如她自己所写的（一篇给《基督教科学导航》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文章），她的衣服几乎总是别人穿过的，有些非常雅致的服装来自她富有的朋友。这些衣衫会被加大，或更经常地，被拆宽（玛丽安偏爱宽松的衣服，比如那大了4个号的“马球衫”。）帽子总是被剥掉了装饰，缎带也都被换成黑色或海军蓝，而且多是折平了的。她有一顶赫尔班-伊拉兹马斯款（Holbein/Erasmus-type）的帽子，后来是那顶著名的三角帽，但在我认识她的头几年，总是那顶巨大，扁平，低矮花冠，装饰着毛毡和稻穗的圆帽。
有次我来到布鲁克林公寓，玛丽安和她母亲正忙于旧式的被称为“重造”的缝纫。她们在缝制一条衬裤，玛丽安1908年去布林茅尔学院时曾将它穿在衬裙里面。衬裤是非常美丽的服饰，用精致的白色上等麻布制成，长及膝盖，周围绣着蕾丝，饰有一行行装饰。我没再看见过这件尚未成型的衬裤，但我见过别的类似的工程并且有时候会被要求给予建议。这些年来玛丽安有时很唐突地问我，“伊莉莎白，你的裙子下穿着什么？你穿了几件内衣？”我会枚举我的两到三件内衣，玛丽安会说：“好吧，我知道我（或者，妈妈和我）穿了过多的内衣。”有时候，当我穿着朴素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傍晚到来，我会遭遇这样的问候：“伊莉莎白，丝质长袜！”仿佛我为人鲁莽或者盘算着自杀。我的着装都服从她仔细的考虑。在我第一次与出版商会面之后，第二天打电话给她报告，玛丽安的首要问题是：“你穿了什么，伊莉莎白？”
玛丽安的头发总是编成发辫在头上盘成花冠状，可以追溯到1900年的式样，我想，而且从未改变过。她的肤色姣好，浅浅地透明，在我认识她时已有些苍白。她的脸苍白和潮红的如此迅速，让我想起W.H.赫德森（W.H.Hudson，20世纪早期的自然主义者，鸟类学家，译注）的《绿色公寓》中的女孩里马（Rima，又称丛林女孩里马，是赫德森《绿色公寓：热带森林罗曼司》中的女英雄）。她双眼明亮，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双眼明亮，当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机警；它们机警，而且闪闪发光，像小动物的眼睛，总是朝向旁边一瞥——极快地，在一个精妙句子的结尾，为了瞧瞧它是否奏效。她的脸小而尖，但并不是三角形的，有点儿不均衡，精致的下巴看起来很好斗。有一天我告诉她她看起来像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当时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她感到十分高兴。
她告诉我她的诗“斯宾塞的爱尔兰”非关“热爱爱尔兰”，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而是关于“反对爱尔兰”。然而她喜爱做爱尔兰的后裔；她的曾曾祖父从都柏林梅里恩广场的一栋房子（有一次，我从它的外面打量过）出逃，我记得当收录这首诗的书装帧成爱尔兰绿色，她是十分欢喜的。
她有种发笑的方式，当她对自己或别人所说的话表示愤怒或佯装反对时——一种粗糙的，类似“oh-ho”的声音，伴随着头部向后和向着左肩的摇动。在她接受赞美时也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却不说一句话；它贬损和轻视它们，并暗示她和她的听众都远高于此种荒诞。我想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会为称赞动怒的一个，同时又因喜悦而脸色绯红。这头部的动作在有
男士在场时会更显著，玛丽安生就是个很有风情的人。
摩尔家的中国风度让赠送礼物变得复杂。她的所有朋友都乐于赠送她礼物，而这有时候，按照她说法，变成了负累。你从不知道什么礼物会博得欢喜，但你会知道当一件礼物没有取悦受赠者，会被原物退还，毫不引人注目地，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我最成功的礼物是一双手套。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讨喜，但确实如此；它们实际上没被佩戴很长时间，但却出现在了她的一些照片里，被她握在手中。玛丽安将它们包在原装的包装纸里带去照相师那里。另一件很成功的礼物是一只贝葵，后来变成她一首诗“贝葵”的主题：
……它的胡蜂巢般的瑕疵
白色堆叠着白色，而紧密
依偎的爱奥尼亚式折痕
像帕台农神庙前
骏马鬃毛的线条，
水果和花朵被称赞和观察，但从未，我感觉，被真正欢迎。但一条来自摩洛哥的难看的手链，斑驳的线上交替编织着圆珠和龙涎香，却深受喜爱。我有幸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见她戴着它，后来又得知，由于这条手链对玛丽安的手腕来说太大了，摩尔夫人仔细地将它缝在了玛丽安的袖边。另一个朋友试图送她一台留声机，结果变成场灾难，持续了几个月的戏剧。最终（留声机是便携的，虽然很重）玛丽安将它送回了纽约的店铺。
她喜爱展示她收藏的珠宝，其中确有一些珍品。有一次我送她一支素雅的，由红色和绿色的电气石和紫水晶镶成的胸针；她喜爱得不行，于是我又送了支手镯去配它。几年之后我从巴西写信给她询问我能在归途给她带点什么，她回信说：“我喜爱珠宝。”
知道她爱蛇，我在福罗里达时曾给她弄了一个漂亮的剧毒银环蛇标本，蛇身上英寸宽的玫瑰色与黑色的条纹被窄窄的白色条纹间隔开，明亮的蛇身蜷曲在低矮的玻璃瓶中的液体里。有好几年，这个瓶子放在她厅中的书架上，与另一端放镍币的碗遥遥相望。当它的颜色渐渐褪去，福尔马林溶液也变得浑浊，我终于对玛丽安说她可以扔掉那条蛇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玛丽安总算放了心；她一直讨厌那条蛇。也许只在我来访时候它才被展示。
玛丽安曾告诉我一个关于她厌恶红色的故事。她在布鲁克林的内科医生有几年是个土耳其女人，拉弗罗菲医生，玛丽安经常将她当作健康专家引用。罗菲医生曾给玛丽安开了一大瓶红色药片，但在吃药前，玛丽安会将那层闪亮的红色糖衣彻底洗掉。一些，也许是消化不良的症状，让玛丽安把这件事坦白给了罗菲医生，后者先是怀疑，随后大为惊骇。她解释说医学天才们经过多年研究，专门为了玛丽安的好处，才发明了这她刻意洗掉的珐琅质红色糖衣。玛丽安对她自己极为苛刻；有一次，在纽约的一位医生办公室里，她被确认发着104度的高烧。医生准备为她叫辆出租车回布鲁克林，但玛丽安坚决不同意。她坚持要乘地铁回家，并真这样做了。
除了我猜想的她对红色的厌恶，玛丽安曾给我看一个圆形，浅褐色，有点像只小猪的行李箱，是为了她到西海岸朗诵的第一次旅行准备的。“你会觉得这太炫耀了，伊莉莎白”，长长的拉链在顶部由一只亮红色的挂锁锁住。我说不，这是只可爱的行李箱。“当然，”玛丽安说，“红色挂锁是最出色的部分。”
有年冬天摩尔夫人因为带状孢疹大病了一场。初愈之后，她仍需要去曼哈顿看牙医。一个有车的朋友和我去布鲁克林接玛丽安和摩尔夫人进城。摩尔夫人仍然感觉虚弱。她戴着一顶皮毛的圆帽，很有1890年的调子，貂皮的，我想，或许是黑貂，由于她不愿意挽起头发，那醒目的尚未灰白的头发编成发辫重重地垂下来。牙医办公室在一栋高楼里，电梯中有许多乘客和一个开电梯的男孩，我们乘电梯上楼。我记忆犹新的是，但我们到了应下的楼层，玛丽安和摩尔夫人一同愉快地向电梯男孩鞠躬并致谢，摩尔夫人动作尤其娴雅。那男孩不习惯这样的礼仪，但仍感到开心，并努力不像在其他楼层那样快速摇动扶手或关上梯门。电梯男孩，地铁换钞员，检票员，出租车司机——都会受到相似的礼遇，而他们，一般说来，也会愉快地感到惊讶，并给予和善的答复。
一位著名的，也很优雅的作家，在他还是个青年时就认识玛丽安，对她满怀崇敬之情，却从未像他的朋友们那样受到过坎伯兰大街的邀请。我曾天真地问玛丽安为何从未在此见过他，玛丽安严厉地瞥了我一眼，说：“他和母亲过不去。”
坎伯兰大街260号的氛围是当然古旧的，但更加是，超越凡俗的——人仿佛居住在另一个世界的潜水钟里，下降穿越20世纪尘俗的喧嚣。手握镍币离开这潜水钟，在走向地铁站和45分钟返回曼哈顿的车程中，你会在智力和道德上有小小的倾斜——这样多的事要被记住；故事，话语，不习惯的敬重，精心的被延长的礼节——这些很难与新段大街站（New Lots Avenue，纽约市地铁BMT Canarsie线的一站，译注）的标语，面对一行行冷漠脸庞的尴尬行程和解。然而我每次离开坎伯兰大街都不能更愉快了：心灵升举，甚至是倍受鼓舞，决心要变得更好，更勤奋，不再考虑别人如何想，绝不发表任何东西除非我觉得已做到了最好，不管那需要多少年——或者根本不寻求发表。
从空气的图像转变为水的图像：不知为何，在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各种压力之下——警告，克制，原则，朴素的斯多葛主义——玛丽安，或者她的话语，在一架萦绕不绝的闪亮气泡的喷气机中快乐地升起。我曾在预科学校学过化学；我也可以想象在这水中，或这深水玻璃中，我看见了那变成她诗歌的复杂、缜密的结构正在形成。
写作和几个作者
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公寓的厨房地板上，我曾见过一只用来盛苹果或西红柿的蒲式耳圆篮，其中满溢出揉皱了的稿纸，有些是打字机打印的，另一些是手稿。这篮子稿纸中被遗弃的一篇评论的草稿，不长的一篇评论，关于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一本新诗集。当它刊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篇评论十分优美，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然而，玛丽安把它从自己的文选里删除了；它没有达到她的标准。
如果她愿意在两到两页半的一篇评论上下这么多功夫，你能想象她为“飞鼠”（‘The Jerboa’），或者“He ‘digesteth Harde Yron’”（关于鸵鸟）这样的诗歌投入了怎样的精力，它们有着精美的押韵和分音步的节律。当她没有坐在桌边时，她会把诗稿夹在有纸夹的笔记板上随身携带，“即便是在我掸尘或洗碗的时候，伊莉莎白。”
她对“浅”韵的喜爱已被批评家广为论述。原则上，她说，她是不赞成用韵的。然而，当她为我朗读或背诵诗篇的时候，她显然醉心于韵律，她会从眼镜中抬起眼睛大喊那真是“让人高兴”（that was ‘gusto’）——这是她最爱用的赞誉之词。怀着极大的喜悦，她读道：
强健的狮子——如同碳石
他的眼球——仿佛堡垒的痣
他的前胸与敌人对峙：
强健，他背上栖息的小鹰，
强健地抵制潮汐，他经过的海途
浮现广阔的鲸鱼。
她崇拜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20世纪美国诗人，轻体幽默诗的作者，译注），常常因为韵律的缘故引用他那首关于幼年熊猫的诗：
我喜爱巨大的熊猫幼仔；
我欢迎它来我的阳台。
（I love the Baby Giant Panda;
I’d welcome one to my veranda.）
有一次，我发现她在查阅一本厚厚的韵律词典，她说，是的，这是“不可缺少的”；而我自己也因为将“antennae”和“many”押韵而受到称赞。
除了“gusto”之外，她欣赏“勇敢的攻击”，因此她觉得以“长长格”开始一首诗是个好主意。
在《观察》里，她似乎在自由体诗和她辅以变化无穷的“浅韵”的严格诗节形式之间摇摆。虽然她声称鄙视它，韵律在有几年仍然胜出。然而，在1951年，她的《诗选》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无情地大幅删减她的一些最美妙的诗作，而这通删减中最大的损失便是她几年前苦心经营的精美韵律和诗节。
传统的韵律和节奏的冲突发生在玛丽安•摩尔翻译拉封丹《寓言集》的7年中（1946-53）。我自己感到很有趣的是，我已经建立起关于玛丽安的一套完全不科学的理论，她被一种独特的，不自主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挟持，它们与任何人的都不相同。她看起来不与任何人相同；她谈话不与任何人相同；她的诗展示的智识不与任何人相同；而她关于节奏和韵律的概念区别于所有传统的概念——所以，何不相信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仍然自然悦耳的古英语节奏对她来说是极度别扭的？何不相信玛丽安天生就被安排了一种异常的音调？或者原因仅仅是她有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敏感的耳朵，由于她开始写作时正是诗歌本身经历巨变的时期，她自由地利用了这一点并做了她认为恰当的实验和改变。
这7年当中，当我偶然身处纽约，她经常将正在翻译的寓言拿给我看（或者在电话里念），并会要求我给她一个韵，或判断这个节奏是否正确。许多人都应有相同的经验。这些都是奇异的要求，这要求来自一个让当代诗人自觉粗野的人，不敢将“bone”与“stone”押韵,不敢用流水韵脚“umpty-umpty-um”。你能看到，玛丽安已经尽其所能遵循拉封丹的步子，当她觉得拉封丹在顺遂“umpty-umpty-um”，但看起来——我要再次用这个词——对她来说这样做“天生”就不可能。如果我建议，比如，“flatter”与“matter”押韵，这会很尴尬地被惊呼为神来之笔；或者如果我说，“如果你删去（添加）‘and’或者‘the’，那样音节会顺畅，”玛丽安会欢呼，“伊莉莎白，谢谢你，你救了我一命！”虽然我也被写进了这本书的前言，但我对这本拉封丹实在没什么贡献——几个韵脚，节奏的打磨和诗行的规整。但它们让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真正的原创性的珍稀，同时还有这原创性可能携带的疏离。
她谨慎而严谨的诚实可能被带入一种新教徒、长老会教徒，苏格兰-英格兰式的文字意义上的极致，这一点让我觉得有趣。我们一同去看一部罕见的美妙电影，关于非洲的彩色纪录片，有一群群的瞪羚和长颈鹿横跨原野，我们爱极了。接着出现了一群大象，密集而清晰，播音员开始评价它们的脚和踏步。我悄声地向玛丽安说它们的脚好像被看不见的踏板从地面抬起似的。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说起我关于大象行走的评论，然后突然说：“伊莉莎白，为了这句话我可以给你10美元。”你总是难以辨别她到底有多认真。我的回答大致是：“天啊，玛丽安，你竟可以拿去，”但我相信它从未在哪首诗里出现过。我有一点小小的恨意：她的确用过我的一个句子而没有注释。这在我大概是孩子气的，但我想纠正一下。有次一个朋友叫我从科德角给她买3个玻璃的浮标球，有时候也被叫做“驱邪球”，装在网兜里带回去。当我回到我住的旧旅馆，一位老门房把它们连同我的包一起接过来，当我瞧着他引我走下回廊，我对自己说：“提着浮标球的侍童（The bellboy with the buoy-balls）。”我爱极这句的音调，于是满心虚荣地在一两天之后念给了玛丽安听。之后，你会在“四只水晶时钟”第五节看到“海边的/重负，不会羞辱/提浮标球的侍童/他正努力越过/旅馆的恩客”。这件事完全不似玛丽安的所为，我从未能够理解。我有时也会惊骇地想起我无意中从她那里窃取了多少东西。也许我们都是收藏家。
最深沉的情感总是
在寂静中显现；
不是寂静，是约制。
这几句早期诗作《寂静》中的话是玛丽安的另一个确信。她和她欣赏的奥登一样，相信得体的举止——以及写作——需要某种缄默和谨慎。她告诉我：“艾兹拉说所有奉献都是寒酸的，”但是显然她在《诗选（1935）》写下这则附笔不仅是为了规避寒酸：“奉献意味着给予，而我们并不愿意将不足之物呈献为礼物；但是在我最亲近的家人中有一位‘用很特别的方式思考’，我要说，这些篇章里存在思想的力量和精髓之处，那思想以及通常那些句子都是属她的。”这则附笔说的显然是摩尔夫人，1947年在摩尔夫人去世之后，玛丽安变得越来越乐于谈起奉献；然而，当她以一位老友之名写一首离合诗时，这个词仍因为颠倒书写而被半隐藏起来。
我第一次听玛丽安公开朗诵是在她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布鲁克林的共同朗诵会上。我怕是到晚了一点。寥寥无几的听众，都坐在前排，我尽量不被人注意，悄悄走下铺着红毯的陡峭侧廊。当我走到较低的几级，她用眼角的余光认出我，打断一首正在念诵的诗，欠身说道：“晚上好。”她和威廉斯博士公用一个高而窄的舞台，轮流朗诵。台上两把高背椅，相隔远远的，诗人在朗诵的间隙会坐下来。装帧是晚期维多利亚-哥特式的，我清晰记得那些红色长绒，暗木，哥特式的尖角，旋钮，切割的线条。玛丽安戴着帽子，穿着蓝色衣裙，看起来又小又紧张。我看出威廉斯，他是相当大方的，极力地让她放松心情。当他们在讲台上互换位置时，他会对她微笑并耳语。我完全不记得那天都读过什么，除了威廉斯的一首关于海怪的诗，念的时候他发出了些高声的具有真实感的咆哮。
她很少评价别的作者，我记得的很少一些，也是含混和矛盾的。她有种将最微弱的赞美与诅咒搭配的无与伦比的技巧。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作者，我猜想玛丽安也不喜欢，有好几次因为“洗的很干净的衬衫”被称赞。某次我在纽约会见她，她说她刚好在公共图书的阶梯上碰到多年未见的杜娜巴恩斯（Djuna Barnes，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美国女小说家，译注）。我很好奇，问她杜娜巴恩斯“如何”。长长的噤声之后玛丽安如有所思地说，“呃，……她看起来很聪明，她的鞋擦得很亮。”
我不记得她曾提到过艾米丽•迪金森，但有一次，当我们走向布鲁克林的一个喜爱的茶馆，我发现我们所在的街道与《布鲁克林之鹰》（布鲁克林的一份日报，惠特曼曾在该报社担任编辑）颇有关联，于是我傻傻地说，“玛丽安，想象你和沃尔特•惠特曼一次次地走过同一条街道，不是很奇怪的事么？”她用她嘲弄且凶猛的声音尖叫起来：“伊莉莎白，别跟我讲起那个人！”于是我再也不敢了。另一次，当她说起她在《日冕》（The Dial）的时光，我问她当哈特•克兰走进她的办公室时，她对他有何感觉。她的回答同样出人意料。“哦，我爱哈特！我总是特别喜欢他——他是这样博学。”虽然她也同样欣赏埃德蒙•威尔森并能更确信地谈起他的博学，她曾经问我是否读过他早期的小说《雏菊之思》，当我说没有，她几乎逼迫我承诺绝不要去读它。她热爱W.H.奥登，他在布鲁克林茶室里拍过的猫咪正是供我钦慕和拍打的。
近来我读到几分女性主义者写作的对她诗歌的批评，其中之一将她描述为一个“用反复无常压制恐慌的诗人”。有时候的确反复无常，但幽默也不罕见（这些批评家们很可悲地缺乏的天赋）。难道不是所有艺术作品总都潜藏着对必死的恐慌与惊惧么？即便如此，你仍会怀疑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读过玛丽安多少作品。他们真的读过“婚姻”吗，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正在说而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的一切？它将合法化的对伤害的知觉转化成了艺术：
这间机构……
我好奇亚当和夏娃
该作何感想……
无助的海门！
某种过度生长的丘比特
被游行如不自控的评论般
机械的广告语
被亚当那场有路可退
无路可进的实验——
婚姻的仪祀
降格到卑微……
他们知道玛丽安•摩尔在她的时代也是个女性主义者吗？他们知道她与妇女政权论者一同游行吗，伊内斯莫罗兰德（Inez Molholland，20世纪早期妇女政权轮者和公共发言人，其活动极大影响了美国的女权运动，译注）骑着白马，带领人们走下第五大道。有一次，玛丽安告诉我，她在一次为争取妇女投票权的集会上爬了电灯柱。她爬上去做了什么，发表了什么言论，我不知道，但她确实穿着长裙和衬裙，戴着大帽子爬上了电灯柱。也许是骄傲和虚荣让她免于抱怨，而这让她的不公正感通过“各种解剖刀”棱柱般的折射进入诗句。她太过骄傲不会为小事抱怨，她的愤怒带有幽默感，不过仍是愤怒，当出版商为了推出两个年轻的男性诗人而两次拖延她的出版，这两个年轻男性诗人现在已无人听闻。既然一切可被言说，可被执行，我们当中有谁能与玛丽安•摩尔相比，她努力建立起自己的规则，而它们又是最为严厉的——“自由”的反面？
在1934年我遇见玛丽安不久之后——虽然我将其隐藏了对我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开始以某种方式尝试写诗。5,6年间我偶尔会把诗寄给她看。关于它们她很少说过或写下些什么，除了她喜欢这个或这个句子，或者，很古怪的，喜欢某个头韵，而我却觉得矫揉造作了。当我问她她在布林茅斯学院写的诗是怎样的，她说，“就像斯温伯恩（Swinburne），伊莉莎白。”有时候她建议我对词汇或诗行做修改，有时我也接受她的建议，但她从未暗示过这样或这样的一句也许是受到她的影响或下意识地从她的某首诗中窃取而来，正如后来我有时候发现的那样。她给我的便条署名总是“你的桃乐西•迪斯”。
因为玛丽安，我的诗歌在1935年第一次出现在一本书里，一本名叫《实验的平衡》的选集。这本选集中的每个诗人都有位导师，导师为其诗歌写一则简短的序言或介绍，玛丽安得知这个计划之后，主动提出做我的举荐人。我太羞涩，做梦都没想到去请求她。我有两三首略微模仿17世纪晚期诗歌的作品，名叫“瓦伦丁们”，其中一首，我用“甚至尘土里的英格兰麻雀”（even the English sparrows in the dust）与“lust”押韵。她并不很喜爱那些英格兰麻雀，她也这样说了（“毕晓普女士的麻雀是不反抗的，它们只是疏远”），但她的推介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发表。
一首长诗，我当时最野心勃勃的作品，显然让她与她母亲极度不安并立即引来了迅疾的批评。在我把诗寄给她的第二天她电话我，说她和母亲昨天熬夜将那首诗为我重写了一遍。（这就是那首“洗漱室”一词被审查的诗。）她们的新版本在下一封信中寄给了我。瓦萨大学有一位我很喜爱的英语老师，名叫罗丝皮布尔斯小姐（Miss Rose Peebles），不知为何玛丽安对这个名字极为着迷。重写过的诗被打印在很薄的纸上，叠成小小的方形，由金色的星形贴纸密封，并在封皮上署名，“深情的，罗丝皮布尔斯”。我的原诗从头到尾以严格的诗节押韵，玛丽安和母亲的版本不规则地打破了这些诗节。一些诗行是押韵的，另一些却没有，一些除了“洗漱室”之外的俗语被替换了，一两条关于圣经的引据被修正。我固执地坚持我的诗节和韵脚，但采纳了一些她们的新词。很遗憾我现在无法记得是哪些词，也无法再知道除非这迷人的交流再次发生。
1940年玛丽安给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最后的诗与两部戏剧》，作者是威廉•巴特勒•叶芝，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诗里对色情的强调，玛丽安也是一样，我写信告诉她我喜欢“马戏团动物的潜逃”以及如今耳熟能详的句子“我需躺下，在所有阶梯开始之处，/在污秽的，心灵的旧货铺。”她回信说：
我会“对你非常失望”，如果你像他的一些助手一样感受叶芝。一种“效果”，一种无穷的巨大的感受力（和感受力的失去？）以及组建词音和句子的天才。但终究，这些令人艳羡的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如果不是用来改变我们凡俗的精神结构。它让我想起马来的王子——被太监、艺人和脚夫簇拥；突然王子头上的华盖低下来了，因为一个更强大的王子经过。从我对W.B.叶芝的背叛你会猜到，我去听了博登赫姆斯（Burton Holmes，美国旅行家、摄影师和电影导演，译注）的一个关于爪哇岛的讲座，还有个关于马来的讲座……
有一天她很唐突地问我，“你喜欢裸体吗，伊莉莎白？”我说总体来说是喜欢的。玛丽安：“恩，我也一样，伊莉莎白，但是有节制地喜欢。”随即她掷给我一本肯尼斯克拉克（Sir Kenneth Clark，英国作家，艺术史家，译注）的新书，《裸体》，这本书她刚刚收到。
远行
摩尔夫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关于在我遇见她们之前一年夏天的一次远行。她们遇到一场可怕的热气流，玛丽安感到“不堪重负”（重负在布鲁克林词汇表里是个重要的词儿）。摩尔夫人觉得玛丽安应该“修一门关于大型哺乳动物的课程”，并说，“玛丽安，我要带你去科尼岛看示巴（Sheba）”，示巴是一种罕见的巨大而温顺的大象，在海边散步道的穿插表演中能看到。即便从布鲁克林去科尼岛也要乘长时间的地铁，但忍受着酷暑和人群，两位女士还是成行了。示巴举止庄严，慢条斯理地和主人抛掷一个莹白色的球。我问起大象的外观，玛丽安说，“她装扮得很简单。全身洒着凋枯的玫瑰，戴着踝链，前腿上有大的空心铜球。她的头饰是三支鸵鸟毛。”玛丽安喜爱过山车；无畏的玩家，她喜欢坐在前排。摩尔夫人告诉我她如何在下方等待着，当过山车恼人地吱吱嘎嘎地爬到高处，再可怕地俯冲。玛丽安长长的红色发辫散开被吹到了脑后，同时被吹走的还有她最珍惜的琥珀色的“真正的玳瑁”发夹，幸运的是发夹落到了后座两位海员的膝盖上。在过山车旅程结束时，他们“很礼貌地”把它交还给她。
玛丽安的朋友，两位年长的波士顿女士，在缅因州北部同住一所有隔间的极度整洁的房子。我曾在那里逗留过一天，看到她们揶揄玛丽安藏匿食物的习惯。她脸红大笑，摇着头，当其中一位说要去她的房间取一本书，实际上是为了寻取放在梳妆台上的两颗煮熟的土豆时，玛丽安看起来也毫不介意。几年之后，较年长的女士从波士顿打电话给玛丽安，告诉她她将死于癌症。那位女士对此事显得极其坚韧克制，她说她住在医院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请求玛丽安前去陪伴她直到她去世，玛丽安答应了。在医院里，她告诉玛丽安，虽然她非常感激玛丽安每天的探望，但她知道玛丽安不可能所有时间都陪伴她，所以她为玛丽安安排了驾驶课。玛丽安那时差不多已70岁了，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她一直想学驾驶，于是她每天上一节驾驶课，然后再到医院探望病人。在她的朋友去世的一两天后，她通过了驾驶证考试。她说她与科普利广场的路灯出了点小问题，并坦白说测验她的“警官”有些过分仁慈了。我说我希望她没有开的太快，她回答：“稳稳的45英里，伊莉莎白！”回到家后，她很骄傲地将驾驶证给她的兄弟沃纳看，而他以像极了母亲的口吻说：“一定是搞错了。这（驾驶证）必须立即送回去！”
玛丽安强烈地对事物的工艺感兴趣——山茶如何生长；石英棱柱在水晶钟内部如何运作；穿山甲如何收起它的耳朵，鼻子和眼孔，用手的外沿行走并“将爪子留用于/挖掘”；怎样驾驶汽车；最棒的球手如何投球；如何为她侄子的帆船做一个船头小人儿。一切事物工作、制造、运行的精确方式——对她来说都是诗。
她甚至学会了跳探戈。在她拥有自己的电视机之前，她常常下到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地下室，和门卫与他妻子一起看棒球赛，门卫有台电视机。在一场比赛间隙播放了布鲁克林舞蹈学校的广告。任何电视观众，只要致电，就会在布鲁克林学院获得一堂私人的探戈课。玛丽安宣布她从来就喜爱探戈，急急地冲上四楼去打电话，并得到了上课的机会。年轻的舞者们，男的或女的，一定感到有些惊奇，但他们很快就争着要和她共舞了。她被教授了的一整套精简的探戈课程。我问起探戈本身如何，她承认说他们也许感到探戈对她来说太费力了，于是教了她一个“修正过的”版本。她还学了些更流行的舞步和舞蹈，坚持说每个人都感到十分开心。
1963年的晚冬还是早春时节，那时我在纽约，有天傍晚近8点时我从莱克星顿大街地铁站出来，走在去向在YMHA举行的诗歌朗诵会的路上。突然我发现玛丽安在我前面半个街区的地方独自疾行，携着一包书和稿纸。她比我先到YMHA，但她并没有出席我参加的聚会；我很好奇她去那里做什么。后来她告诉我她参加了YMHA诗歌研习班，那期的讲课者是路易丝博根（Louis Bogan）。她说她学到了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博根女士是另一个她认为“博学”的人。不久之后我在一个聚会上遇见博根女士，问起她的诗歌研习班和她著名的学生。可怜的博根女士！我相信玛丽安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给她带来了怎样的痛苦。玛丽安经常记笔记，问许多问题，热情地参与讨论。但其他的学生却胆怯和困惑，包括博根小姐也是如此，除了感觉到班门弄斧，以及从不知道下一个需要回答的是怎样的技术性问题。
我很少参加玛丽安出席的文学活动，但我与她同去了为伊迪丝和奥斯伯特西特韦尔（Edithe Sitwell, Osbert Sitwell和Sacheverell Sitwell三姐弟是特立独行的英国作家，创作诗歌、历史、传记和短篇故事，译注）在歌潭镇图书商业中心举行的聚会。我原本没有打算参加；事实上，我根本不想去，但玛丽安，这个多少有点亲英的人，态度坚决。“我们应该对西特韦尔以礼相待，”她说。
聚会的主办方是《生命》杂志，那是个糟糕的聚会。摄影师们像摄影师那样工作：在我们脚下撒满了电线，在我们头上大呼小叫，不停地把我们推来搡去。他们花了些时间来区分诗人们，照片的主角，以及非诗人们，这让我想起牲畜被分类装入家畜拖车。非诗人们和一些真正的诗人感到受了冒犯；然后摄影师宣布摩尔小姐的帽子“太大了。”她拒绝摘下它。奥登是少数几个从中获得乐趣的人。他进入照片的姿势是攀在梯子上，他坐在那里，在我们头顶上发出高声的，愉快的评论。最终照相机取了个半圆形的角度。玛丽安同意让我和一位朋友带她去吃晚饭，然后乘出租车回布鲁克林。我那天戴着小小的天鹅绒圆帽，玛丽安说，“我希望我也戴着最小的帽子，像你的一样。”那时节去布鲁克林的出租车费大概在5美元还多，还不算小费。那天晚上是我的朋友付的餐费和出租车费。在谈论西特韦尔聚会的间隙，玛丽安不时高叫，“W先生——，这简直是马路抢劫！”
她跟我讲过另一个，更优雅的，在“楼顶阁楼”举行的文学聚会，为了庆祝一本图书的精装本上市，我想作者大概是华莱士•斯蒂文斯。椅背装饰着“柠檬色的天鹅绒”，有一幅她不太喜欢的马蒂斯的作品，她喝了杯香槟然后为此后悔了一晚上；酒精让她的脸通红。我问起更多的细节。她显得有些轻蔑：“呃，我们签了好几次名，在那场轰动之后我就回家了。”
有时候我们会同去看电影，我记得‘Kon-Tiki’（一部用竹筏横越大平洋的历险记，译注）看了两次。我从未试图引诱她去看任何戏剧性的或“艺术性”电影。既然西布莉夫妇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她一定看过他早期的实验电影，比如《罪恶之地》。我听说我一个悲惨的故事，两个年轻人听说玛丽安没看过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于是极力要带她去看。在《战舰波将金号》之前，有一段沃尔特•迪士尼的短片；那时候迪士尼电影还仍然欢乐迷人。电影之后，他们去喝茶，玛丽安详详细细地谈起迪士尼短片的出色之处，对别的不予置评。终于，年轻人问她对《战舰波将金号》怎么看。她的想法简短而具决定性：“生活”，她说，“不是这样的。”
我们去了两次自然历史博物馆周六上午给孩子们开的讲座——一次是为了看Meshie，一只三岁大的猩猩，她踩着三轮车上台，与我们分享她的食物。另一次是为了去看一对我在墨西哥认识的年轻夫妇展示他们收集的宠物，一只被他们训练得可以像鹰隼一样捕食的美国秃鹰，这只鹰栖息在他们车中的扫帚柄上一路随他们去了墨西哥。当然还有更多有趣的动物：玛丽安抱了只猫熊在她怀里，这种可爱的动物会用尾巴紧紧抓住你。在这对夫妇给我们看的一本家制电影中，年轻的男人在书房里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在他这样做时，无意中掸去了书皮上的灰尘。玛丽安突然笑了。她喜欢这样；这是和她欣赏“gusto”一样欣赏的另一种“自发的动作”。
倒数第二次与玛丽安共同出行时在1968年的夏天。那时候她母亲已去世多年，她搬离了布鲁克林，居住在曼哈顿西第九街（West Ninth Street）35号。我当时住在附近的郊区，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与她同行去选举投票区；她想投票。那是第一次，我想，她真正在请求我的陪伴。那天很热。她准备好了，等待着，戴着她的帽子。那是寻常大小，用海军蓝的稻草编织的帽子，她穿着蓝白色格子花纹的泡泡纱套装和蓝色运动鞋。她那时已有些站立不稳，需要用手杖，手杖就斜倚在门框上。但她讨厌手杖，我从未见她真正用过。投票地点很近，在第六大街一间公立学校的地下室里；那里人头攒动，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着，大部分是女人。玛丽安的到来引起了轰动；她们似乎知道她是谁，走上前来与她说话，并在她投票时向我问起她的事。她们都是格林威治的母亲们，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和女学究。我暗想玛丽安投的也许是当天给共和党的唯一一票。
正是玛丽安语言的独特和新鲜，她使用多音节词的精湛技巧，在最随意的谈话中，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次她说起一个著名诗人，“那男人脸上的雀斑像只不得体的鳟鱼。”一位朋友跟我说起，在一次诗人和艺术家的聚会上她把一位画家介绍给玛丽安时说：“摩尔小姐具有据我所知的最有趣的词汇表。”玛丽安对此感到开心，并且立即即席而精确地在一句话里用了一个我不再记得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动物们着迷于将日冕或钟表上发光的数字舔掉。在同一个聚会上这位朋友向玛丽安介绍了当时相对年轻的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让这个朋友和格林伯格先生惊讶的是，玛丽安似乎很熟悉他的写作，在握手时说，“哦，无所畏惧的格林伯格先生。”
有一些关于她的好朋友T.S.艾略特的事情让玛丽安很觉有趣。在艾略特与瓦莱丽结婚后第一次去布鲁克林，他的年轻妻子要求他们坐在一起拍张快照。瓦莱丽说：“汤姆，用你的手臂抱着玛丽安。”我问他是否照做了。玛丽安回报以自嘲而简短的一笑，说，“是的，他做了，但极度小心地。”在最后的日子里，玛丽安将她与艾略特的通信托付给罗伯特吉鲁（Rober Giroux，玛丽安作品的编辑和出版商）妥善保管，后者告诉我玛丽安保存了这些信件的每一个信封。一个信封上有艾略特亲笔写的玛丽安在布鲁克林的地址，但是没有寄件人地址或别的身份证明。在信封里是一张黄色的便签纸，上面画着一个巨大的被箭射中的心，下书“来自无名而感激的崇拜者。”
最后的岁月
字典对回忆录的定义是：“基于写作者的个人经验与知识的对事件的记录。”几乎我所记录的一切都是亲自观察和亲耳听到的，大部分是在1951-1952年之前，那一年——正如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所说——“她获得了三项桂冠”（国家图书奖，柏林根诗歌奖和普利策奖）并且变得真正的著名了。如今她是玛丽安•摩尔，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被爱戴的人物；棒球迷；许多卖弄的名人的朋友；胡佛总统、艾森豪总统和琳赛市长的忠实崇拜者；16项荣誉学位的接受者（她曾经戴过她最喜爱的学位帽给我看）；行遍全国的诗歌朗诵者，其背景已迥异于我在30年代听她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共同朗诵的布鲁克林礼堂。她享受她受到的每一寸关注，虽然那也可能变成一种“负累”。在常年节制的生活和无比艰辛的工作之后，她在暮年——直到无能为力的最后一刻——谢天谢地，获得了极不寻常的幸运。
她曾经批评道，在一次拜访过她兄弟及其家人之后，婚姻状态和养育小孩有一项极大的好处：“你从不需要担心你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你没有时间考虑。你总是得去市场，或者驾车带孩子们去某个地方。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当然她是经常担忧的。但是，正如她诗歌的注解一样，玛丽安从不泄露全部的秘密。那流畅、机智、自我暗嘲的笑，从未真正澄清她的那些迅速的决定——或者决定性的直觉，不论——好或坏，正确或错误；而她缜密的伦理体系会让人无从捉摸。有几次我们差点争吵起来，其中一次是在40年代时，我告诉她我在看精神分析师。她强烈地反对此举并说精神分析师告诉我们“邪恶不是邪恶。可我们知道它是。”我并没觉得我那几乎圣人般的分析师医生有这种表现，但我并没有试图反驳，这个话题也没再被提起。我们从不谈论长老会主义，或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我仅只是胆敢小小揶揄她当她说她相信占星学中有部分真理的时候。
大约90年前，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写信给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谈论“绅士”的典范，或者“绅士”之相对于“艺术家”。今天他的想法听起来不可想象地具有维多利亚之风，但我依然觉得这封信得体而动人：“事实上诗人和艺术家，我很遗憾地说，无需也并不常是绅士。因为绅士并不迎合欲望或卑鄙，也不会……给予自己曲调和虚饰，也不会做任何在现代作品中能看到的事……如果一位艺术家或思想家感到他在这些方面无比出色，他仍然低于一位并非艺术家或思想家的绅士。然而做一个绅士乃是位于道德的边缘，更是对得体的礼貌而非道德的要求。那么艺术、哲学、礼貌、生养以及其他一切离那真正的善的最低级别差距更有多远？这便是潜藏在每一颗心灵当中，哺育所有善的理智的纯洁，立即看到那最好的，抓住它，不允许任何事物为其反面辩护……那么我同意，坚决地同意，一位绅士……理应鄙视诗人，不管他是但丁还是莎士比亚，鄙视画家，不管他是安哲洛（Angelo）或者阿佩里斯(Apelles)，鄙视一切在他看来不够绅士之物。他理应这样做，但如果他是个绅士也许这正是他所不会做的。”“绅士”一词如今已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了，而其女性的对应词，“女士”或“淑女”，更让我们尴尬。但我相信玛丽安会“坚决同意”霍普金斯的责难：做一个诗人并非存在的唯一和存在的终结。
我感到难以做出结论或梗概。当我尝试去做时，我发现我愚蠢地被困惑包围：我在无意识中瞥见大写的字母M在叠加。我翻阅一份说明性的手稿一次再次地看到这个字母：玛丽安的姓名缩写（M.M.）；母亲（Mother）；礼貌（Manner）；道德（Moral）；我发现自己在低语，“玛丽安和道德，作为道德的礼仪？或者作为礼仪的道德？”就好像爱丽丝，“以梦幻般的方式”，我无法回答任何问题，我怎样回答并不重要；它看起来已意义圆满。
C．1969
HQ 试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