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儿为什么这样红

在一年前还无人能预料“红歌”竟会超出一座城市的范围，成为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国家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对此人们的种种本能反应是并不令人意外的，但真正的问题是：歌儿红不红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是以往常被忽视的一点：权力秩序是如何通过音乐相关的体验对人的身体加以铭刻的。人的身体是会思考、有感情的身体，但也常常被超出个人控制的社会力量不断重构。虽然现代社会是一个视觉导向的社会，但包括听觉在内的所有感觉都使我们向自身所处环境开放——不仅创造和改变这一环境，也被这一环境创造和改变。音乐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娱乐种类，它事实上总是在塑造着个体的行动，并深深影响他们如何形成并维持其身份认同，由此个体在情感和生理上定向于自己所属的社会。
虽然中国在远古时就把音乐置于教育的核心，认为文明的身体正是在其塑造之下产生的，但无疑在长达两三千年的时间里，这最多只用于个人修身的目的。因此红歌所根据的那种运用音乐的力量来塑造新的政治共同体的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只有一百年历史的新传统。和当时其它文艺领域一样，民国初年的“新音乐”也深深渗透着救亡的主题，对当时的许多音乐人来说，音乐和小说、戏剧、舞蹈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和载体，而其目的则是表现劳苦大众并唤起他们——歌曲的对象既是设想中的主体，又是有待唤醒和拯救的客体。聂耳的创作就展现了这一点：他是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的成员，创作的歌曲主题大多是在塑造工人、歌女、报童等社会底层的音乐形象，最终为的是让他们起来用自己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他们看来确信音乐中隐藏着某种力量，能赋予某些群体以自觉自尊，并将作曲者试图传达的进步意念铭刻在收听或传唱者的身体上，进而改造这些身体。
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极高的文盲率（在红军中尤高），音乐或许能比任何文学艺术更有力地重塑一个新人的身体，它尤其能强烈地诉诸人的感情，一段高亢的乐曲能立即调动起一些人压抑已久的情绪，更重要的，它能使音乐所传达的范围内的成千上万人沉浸在同一种情绪之中，并协调他们的行动。音乐也由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政治问题，因为它事实上是维护某种秩序所必须警惕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1730年巴赫仅仅因为在祈祷中加了未经核准的新圣歌，就遭到了宗教当局的谴责。
的确，西方的古典社会理论家很早就认为，音乐历来在那些将具身性（embodied）主体塑造成道德共同体成员的仪式中据有核心地位，宗教界尤其重视圣歌或灵歌在人的灵魂洗礼中的作用（正因此，加尔文宗迄今仍严格管束出于宗教目的使用音乐），但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仍属一件新鲜事。当然，不需要了解什么高深的理论也很容易认识到这一点：音乐可以在个体不知不觉的情况，微妙地改变个体的偏好和政治倾向；有时这种影响极为隐蔽，使某些旋律在个体体内久久盘旋，产生一种特殊的体验——可以设想，对早期那些红歌的演唱者和收听者来说，这接近于某种潜在的超验的宗教体验和内部改造。
相比起其他艺术形式，歌曲最容易被传播和复制，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和技巧，但在音乐所抵达的空间内，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让人支持歌声中所蕴含的那种集体界定的符号、价值和行动，并由此将个体“编织”进这一群体。在红歌开始大量涌现的延安时期，红歌本身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弥漫在整个空间中，从生理角度对人们的身体施加着影响，而那些唱着嘹亮的革命歌曲走向战场的年轻人，似乎也个个显得精神抖擞——你无法想象他们高唱流行歌曲大步行军将是什么效果。
这在后来成为新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改造手段，并成为整整一两代人特殊的生命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与这些红歌交织在一起。即便是前几年重庆尚未唱红之前，你也不难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公园里，找到那么几个时常聚集在一起唱红歌的中老年人。当然，任何一代人都是如此：总有某些歌曲，对人们具有特殊的生命意义，使你一听到或一唱起，就召唤起那些关键的记忆和某种复杂的感情。
党可能也低估了音乐对个人生命体验的政治意义，因为很明显的一点，在1978年之后的开放中，“红歌”是相当彻底地败给了所谓“黄色歌曲”。由于音乐所潜藏的力量，对音乐环境的控制常常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但如果说在文革中还严肃对待“黄色歌曲”，1980年代初也还有人认真地写下《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那么，这些很快就成为了年轻人所耻笑的对象。在“冬天里的一把火”之后，无论是以往所另类看待的靡靡之音（邓丽君）还是摇滚等新音乐，已如开闸的洪水倾泄而入。这种流行音乐所激发的生理反应（那些被强劲的节拍鼓动着公开展示的身体）、仪式性行动（挥舞的荧光棒）、准宗教性体验（看看那些疯狂的歌迷），完全不同于以往，两代人之间的身体出现了相当深的隔阂——事实上间隔三五岁，你都很容易发现他们在卡拉OK时唱的歌和你不一样。
耳朵充当了结构性社会转变的深沉的中介。音乐以某种不可见的穿透力，巩固着群体的特性/身份/认同，提升了他们的归属感，强化了那些使人们依附于某一社会群体的符号和仪轨。在红歌重新崛起的背景中，隐约可见两种音乐观：将它视为可能对公民产生危险效应的诱因；或认为音乐在大众社会发挥了镇痛剂效应。不同时代的人常常对各种音乐有着各式各样的担忧（所以苏联取缔了爵士乐），一些危险而邪恶的音乐被认为是毒害年轻人和促使国民堕落的根源和表征；如今，红歌似乎试图重塑社会关系，挽回“正确的”价值观，并召唤早先的那些符号，但吊诡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同样扮演了一个新的社会镇痛剂的角色——于是有监狱犯人和精神病人唱红歌、乃至五大宗教同台唱红歌的中国式喜气洋洋的场景。
音乐从来不仅仅是音乐。这就是为什么“唱红”甚至还排在“打黑”之前的原因。但与早先不同，现在再没有新创造的红歌，因此它不像是受某种乌托邦秩序理念的激发，而更像是在重新召唤某个已失落的社会秩序，由此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尽管它在某些场合成为检验人们向这一秩序效忠的试验剂，但在更多的场合，它事实上陷入合法性品味斗争的泥潭之中。年轻人早已掌握了更为多元的文化手段，足以改造这些歌曲本身——甚至，即使他们不做任何曲调和歌词的变更，在不同的氛围下也能产生戏仿的效果，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的时代。最终它将消解为某个可选择、可消费、也可再阐释的东西，从而根本上偏离了发起者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