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嬸的袋錶 也斯

李大嬸的袋錶 也斯 辦公室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我還留下來鈔完那份賬目，電話鈴忽然響起來。我拿起聽筒。 「喂。」 「叫王主任聽電話。」電話那端傳來微微低沈的聲音，帶著命令的語氣。我認出那是誰，幾乎立即口吃起來。 「是，是李大嬸嗎？王主任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五點鐘，放工的時候。」 「笑話！現在還差點才到五時！」她猛地把電話摔下，我耳邊立即響起胡胡的聲音來。我的耳朵熱熱的，不曉得是由於挨了罵還是什麼。我看看錶，我的錶是五時五分。回過頭去，我們壁上的電鐘也是五時五分。王主任一定是照這壁上的時間放工的。他這回可倒楣了。我默默地把腕錶校回五時；想了想，又再把它校早一些。我一定要照李大嬸的時間校好才是。 在我們工廠裏，只有李大嬸的時間是最準確的。沒有人知道她在這裏工作了多久，有人說她一開始就在這兒，又有人說她是老闆親戚。不管怎樣，當我們公司還只是一爿小小的中式縫衣舖，只有幾個縫衣女工的時候，一直到現在發展成為規模宏大的西式製衣廠，李大嬸一直在這兒。沒有人知道她的職位是什麼，但如果說我們的工廠是一個大家庭，那麼她就是握有權柄的嚴厲老祖母。她總是在這兒，頒佈規則、施行賞罰。女工有什麼投訴、職員有什麼要求，多半直接謁見她。我們聽到許多美談，說她提拔新人、推行福利。但那只是傳說。又有人對她判斷是非的能力推崇備至，但那也是傳說。至少我們太年輕，沒有機會目睹她昔日的光榮。我們在這兒工作的時候，她的權力已經是至高無上的，我們也沒有機會看到它經過考驗。她已經是一個立法和執法的象徵。我們都十分害怕她。不管有什麼不對勁，她立即打電話來。只要聽見那微微低沈而帶著命令的聲音我們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了。 李大嬸的時間觀念正如她的是非觀念一般嚴正不阿。她有一隻永不離身的古老袋錶，據說是她父親傳下的那些少數從清代傳入中國的奇珍之一。那袋錶的準確是有名的。在我們的幾幢工廠大廈裏，任何時鐘的快慢參差，最後總是以李大嬸的袋錶為依歸；正如人事上的任何是非，都以李大嬸的判斷為標準一樣。李大嬸和她的袋錶，簡直成了我們工廠裏的一種法則。 所以第二天當我向王主任報告昨天李大嬸來電的時候，他頗像嚇了一跳的樣子。儘管他還口裏強硬，說什麼依時鐘辦事的話，但他也顯然心虛，對自己和我們辦公室的時鐘失去信心。沒多久他就被傳去見李大嬸，他去了半小時左右，回來的時候，臉色不大好看。我也不敢問他結果怎樣了。 放工的時候，王主任果然沒敢立即離去。他表面裝作沒事，拿文件翻來翻去，我當然也不拆穿他。他一直留到過了五時五分（那是牆上的電鐘的時間，我的錶，照昨天李大嬸的意思改校，則是剛好五時），透了一口氣，再磨多幾分鐘，見沒有什麼意外，便一溜煙走了。 我到了照我的錶是五時五分（牆上的電鐘則是五時十分）的時候，弄好了東西，也差不多要走了。 但電話卻忽然響起來。是大嬸，她要找王主任。 「他五時正走了。」我只好照實說。 那邊沒有說話。我害怕起來，問： 「請問……李大嬸，你的錶是什麼時候？」 「現在才五時！」 我連忙把腕錶校慢五分鐘。我們這些普通手錶實在不能信賴，你看，王主任這一回又碰壁了。 翌日王主任又被傳去李大嬸的房中，這一次他在那兒留得更久。我們會計部門的老馮和老朱議論紛紛，今天他們不再像往日那樣討論我們公司的缺乏福利、升遷的困難和工資的微薄，他們轉而談論王主任的遭遇。他們，正如我一樣，雖然覺得這樣對王主任未免過於嚴苛，但既然他誤信了壁上不準確的時鐘，那又有什麼好說。我們就像其他小職員，只慶幸事情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心裏盤算著如何為自己職位著想，以後留意清楚時間就是了。我們都對李大嬸又敬又怕，也幸而有她作為一種標準，可供我們校正我們的時鐘。我們當然應該遵從她的準則，正如老朱所說，我們打工，就有義務遵從別人的規則呀。談到這裏，王主任回來了，他的臉色比昨天更難看，我們當然就住口了。 王主任整天沈默著，他臉上帶著一種委屈的神色。我低下頭不去看他。反正工作已經夠我忙的了。到了下午，修理部的經理（有人說他是李大嬸的親戚）帶著一個技師來到我們的部門。我伏案工作的眼睛看到前面一隻黑襪子。原來那位技師正脫了鞋子站到我桌上去校正牆上的電鐘。那位經理撥了內線電話請示李大嬸，然後看看我們牆上的電鐘，就對那技師說：「校慢十五分鐘才對。」 我看看自己的手錶，雖然昨天才校正，但現在又不對了。我把手錶再校慢五分鐘，然後警惕自己，以後一定要格外小心，每天看自己的手錶有沒有違反李大嬸的標準才好。 然後我聽見那經理對電話裏說：「會計部的時鐘校好了，現在我們到廠房去。」 他們走了以後，我看見老馮和老朱一起舉起手腕，對著牆上的電鐘校好自己的手錶。王主任起先遲疑一下，然後也照著做了。在沉默的辦公室裏，只聽見一律的上錶鍊的軋軋的聲音。 從那天起，時間就成為我們辦公室的熱門話題。老馮第二天就說出他的內幕消息，說是因為公司接近每年加薪的日子，所以對職員的品行特別嚴格注意，而老朱則說他有另一個消息：說是因為不景氣的影響，製衣業萎靡不振，公司要裁員，所以特別嚴厲云云。我聽了這兩種不同的消息，又喜又懼，不過我們這種小職員，自然是明哲保身為主。往日他們的工作都堆到我頭上，在會計部我的工作最多，也是最遲放工的人。現在的情況好像不同了，到了五時，他們都沒有離去的意思，還乖乖地坐在座位上。今天明明是星期三，但愛賭夜馬的老馮居然並沒有趕著離去，反而問： 「你說我們要不要打電話問問李大嬸的時間？」 「對！」老朱不知怎的就趕著撥電話。我聽見他說： 「是李大嬸嗎？我是會計部的朱吉明。請問現在是什麼時間？」 然後他十分恭順地說：「是四時五十五分？謝謝，謝謝你。」 他一點沒有驚訝的意思。他立即脫鞋爬上我的桌子，把壁上的電鐘校慢五分鐘。 我只好也把手錶校慢五分鐘。唉，又不對了，也幸而老朱打電話去問問。這年頭，你簡直不能相信你的腕錶。 在那邊，王主任把手舉起來，又放下去。他不知在遲疑什麼。然後，他忽然一字一字地說： 「會──不──會──是──李──大──嬸──的──袋──錶──錯──了？」 我驚愕地望著他，我料不到他會這樣說的。而老朱和老馮兩人，也不知怎的都低下頭去，好像什麼也聽不見。沒人聽見最好，這樣的話傳出去可不是鬧著玩的。而且，有什麼理由懷疑李大嬸呢？她一直維持道德和風紀，她又正直又嚴苛，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精神的再現，她的袋錶，是出了名的準確的呀。 王主任說了這句話，也垂下頭去。他看來也不好受。一定是這一陣子他挨了罵，心情不好，才會說出這樣激憤的話來的吧。 第二天王主任也是整天不說一句話。整個辦公室的氣氛好像有點僵僵的。我很不喜歡這樣，我們過去都是有說有笑的呀。過去，王主任有時會開玩笑地說：我們的工廠是中西合璧的呀，但卻沒有好處，只是兼有中西兩面的壞處：比如沒有什麼西式的福利花紅等的措施，卻有西式的制度；沒有中式的人情味，卻有中式的人事關係造成的冗員呀。然後我們就會批評一下薪金的微薄，前途的黯淡等等。儘管說完大家還不是照樣幹下去？但這樣說，心裏頭也好像痛快了。而我知道：王主任一向是頗尊重李大嬸的，有時他吐了一頓苦水，又會說：幸而還有李大嬸這樣的人，維持一些公正的原則呀。現在，王主任只是沈默著，他什麼也沒說，或許他連這些想法也不得不推翻了。 我真是耐不住這樣的沈默。日子好像特別的長，好不容易才挨到放工時份。大家收拾東西，我舒了一口氣。王主任看看腕錶，又看看牆上的電鐘。五時零一分。他也變得猶疑了。他遲疑了一下，終於收拾好東西，下班了。 我那張老爺桌子的抽屜怎也關不起來。我用力去碰它，又詛咒它，又埋怨它怎麼不一早退休。正在全力跟桌子抗爭的時候，電話響起來。 老馮去接。只聽見他說： 「走了。」 我立即知道：這一回王主任糟糕了。 我聽見老馮問時間，然後又爬上去把時鐘校慢五分鐘。所以現在的準確時間，應是四時五十八分，而不是五時三分了。 原來還未到放工的時間。於是我放棄與桌子的掙扎，坐下來，繼續鈔寫。 我放工後立即乘車往戲院去。我原來約了女朋友看五點半的電影。不料一去到，只見她轉身就走，我追上去，她不理不睬，最後更把我痛罵一頓。我可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她說我遲到半小時。我看看錶，我的手錶，照公司的電鐘照李大嬸的袋錶校的，現在是五時三十分；而她的手錶、戲院大堂的時鐘，都是六時，照戲院的守門員說：電影已開場三十分鐘。想不到我終於成為這時鐘問題的受害者。 但跟王主任的災難比較，我的災難顯然就不算一回事了。 王主任第二天早上回來，立即就被傳去。沒多久他就回來，氣憤地收拾東西離去。有人說他被辭退了。大家都沒敢問他什麼。有人說他懷疑李大嬸的袋錶的那句話也是得咎的原因之一。但是不是真的，或到底誰傳出去的，大家也不大清楚。王主任收拾東西，一面撕著沒用的廢紙，冷靜的面容掩不住他的憤慨。整個辦公室裏，寂靜中只傳來刻板的沙沙的撕紙的聲音。最後他一言不發地離開了。 他離開以後，我心裏總感覺到好像有點什麼不對勁似的，但也說不上來那是什麼。過了一會，我聽見背後傳來絮絮的談笑的聲音，我聽不清楚，但似乎是老馮戲稱老朱為主任，彷彿王主任走了，他的職位就將為老朱所取代似的。 但過了幾天，老朱也失望了。李大嬸帶著一位姓李的先生上場，把他介紹給我們。在介紹的時候，李大嬸順便說了一番義正詞嚴的說話，說到服從紀律和尊重長輩的重要，特別說到守時是中國人傳統的美德，是我們不可忽視的。我想李大嬸的話很有意義。在一所工業機構裏，紀律是很重要的；王主任的遭遇似乎是過於不幸，但既然事已至此，我們做小職員的，不是見誰上場都照樣做下去嗎？倒是老朱，不知是不是因為覬覦那職位的關係，過後告訴我們說這位李主任原是李大嬸的堂弟。不過我們都不知該不該相信他。 日子照樣的過去，不同的是現在每天放工前李主任都會致電問清楚李大嬸的時間，每天都是發覺我們的手錶快了五分鐘，連忙就照她的時間校正。每天工作完畢，致電李大嬸，校正我們的腕錶、然後再校正牆上的電鐘，便成為我們每日的例行工作，就像等因奉此的公函一樣成為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是一闕不可或缺的收場曲。而現在，每日爬到桌上依照李大嬸的準確時間把電鐘校慢五分鐘，已經變成我的責任。而我當然也依照主任的命令，毫不懷疑地做下去，就像每日做任何指定的工作一樣。我們會毫不考慮地照做的。 這樣開始的時候沒什麼，一天一天過去，我們工廠逐漸就好像跟外面形成兩個不同的世界了。各部門的同事開始誤了公共汽車和火車的班期、錯過電影的開場和在各種宴會上遲到，大家引起丈夫的懷疑和妻子的抱怨、沒法接兒女放學又趕不上夜校。光是說我吧，我的女朋友由發脾氣而至挺幽默地問我是否按照冬季時間辦事到最後忍無可忍地跟我絕交了。但我能怎樣說呢？我只好由李大嬸那個著名的袋錶說起，說到她的嚴正和時間觀念的絕對正確。我舉出許多歷史性的例子，從香港淪陷時期的抗日而至近十多年工商業興盛的發展，李大嬸的袋錶在我們機構中是扮演一個多麼重要的角色。但是我的女朋友，她只是撇撇嘴，說我們全瘋了，落在真正的時間之後還不自知。許多同事都有類似的煩惱，他們無法說服外面的人，叫他們相信李大嬸的時間才是絕對正確的時間而外面世界不過是過速發展的幻象。外面的人不在我們的機構中，就無法感到李大嬸的權威正確性。我們一半時間置身在機構中，另一半時間置身在外面的世界裏，感覺到兩種不同的時間標準，真是苦惱透了。 這樣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們每天依照李大嬸的正確時間放工出來，只見天色一日晚似一日。別人都上班的時候，我們還在家中睡覺；等到我們工廠放工出來，街道上已經靜悄悄地沒有人影，我對外間的夜生活不知有多羨慕，只好抱怨外面世界的時間觀念怎麼與李大嬸的標準時間不同。大家的心裏都差不多：有人堅持李大嬸正確，唾棄外面世界的現實；有人開始如王主任一樣懷疑起李大嬸來；但這兩者都是少數，大部份人還是照規則辦事，有一天活幹一天，偶然也埋怨一下運氣不佳。 我們放工出來，每天街道上行人越來越少。起先人家以為我們是末班電影散場，後來更晚一點，人家以為是非法集會，出動警察來鎮壓示威。當我們在凌晨散向空無一人的街道，回到陋巷和新區，沒有人相信我們是剛下班回來。男工經常被警察搜身，更常被匪徒在梯間箍頸搶劫；女工則無日不遇到侵襲。但這些事情發生得多，大家也理所當然地接受下來，彷彿這也是例行工作的一部份了。 儘管整所工廠的工作人員依足李大嬸的準確時間上班下班，但整個製衣業的興衰，卻不是可以這樣控制的。在不景氣的影響之下，我們的生意淡了，訂單減少，生產也減量，廠內的謠言越來越多。大家都傳說，美國和日本，甚至東歐的財團可能入股，我們公司的舊貌眼看就要改觀了。我也不曉得該不該相信這樣的流言，直至這一天，李大嬸命我把賬簿拿去她房間，我果然真的看見一個陌生的中年人在那兒跟她談話。她把賬簿遞給他，我呆呆地站在一旁等候，像一個小廝那樣。他翻閱一些數目，又說了許多我聽不明白的話。我呆呆地在後面倚牆站著，幾乎就要睡過去了，最後只見他看了手中的腕錶，說：「現在快五點了，我們改天再談吧。」 我聽了這話，不禁嚇了一跳。心裏想這傢伙這趟可要挨罵了。在他背後，壁上的電鐘（無疑是照李大嬸的袋錶每日校正的）現在不過是早上十一時。他的錶，像外面世界的許多時鐘一樣，顯然沒有照李大嬸的標準校正了。 我等候那爆發的怒斥。但卻聽不見什麼。只見李大嬸和藹又慈祥地跟那人握手，笑著跟他道別，一句指正他的話也沒說。我這就想：會不會是她聽不見？照說應該不會的。但那又是為什麼呢？她開門送那人出去，回來就坐下，沒有理會我。我站在這後面，盡量發出一些小小的聲音叫她知道。但她沒有聽見，只是專心翻著桌上的賬簿。她一定忘記了我站在這兒，在她後面看著。過了一會，她把賬簿合上，然後從口袋裏把那只袋錶掏出來，打開了，看了看，又放在桌上。她看著前面的空間，過一會，就掩著前額，好像頭痛的樣子，然後就在案上伏下來。我真的不知該怎麼辦，到底應該繼續留在這後面，還是奪門走出去？現在看來，好像我是在後面窺伺別人的秘密了，但我不是有意的，我可以發誓，絕對不是有意的。只是我忍不住看見李大嬸滿頭的白髮，她剛才那猶如一個平凡多病的老婦人的神態，顯示她的衰老的皺紋，這一切，跟我心中的堅決嚴苛的形象是多麼不相稱呵。 想到剛才的事，我的心就隱隱不安起來。懷疑像一頭蟲那樣輕輕咬著我。剛才她為什麼不指斥那外面的中年人，像她指斥我們廠裏的人那樣，以維持一種正確的時間觀念呢？我真的不明白。是這引起了我的懷疑，使我這一向服從命令的人也開始思索起來。是這使我大著膽子，悄悄走前一步，看看那只著名的袋錶。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正視那隻袋錶。它放在李大嬸俯伏的頭顱旁邊，在那脆弱稀疏的白髮的掩映之下，跟我想像的樣子差很遠。我只看見一隻打開了蓋的平凡的袋錶，樣子很古老，帶一點油垢的污漬。也許因為時日太久了，錶殼和時針都生了銹，字體模糊不清；老實說，那時針也不知是否還在動。我只看見，在那錶殼的裂縫中，忽地鑽出一頭不知名的棕色小蟲來…… 一九七六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