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东西都黏在我们身上──读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伊格言
伊格言(《零度分离》(中信,2021))
是生活的颓败与残忍构成了《当我们讨论爱情》这本薄薄的小书──我承认这不是我真正想说的话,因为我真正想说的更极端而荒谬:是生活的颓败与残忍(而非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构成了瑞蒙‧卡佛这个人;因为他让我感觉那些极其简短、精准又冷酷的短篇杰作并非来自于「生活的切片」,而是来自于他自身。换言之,他片下来的其实不是故事,而是血肉模糊的他自己。何以如此?先举书中〈为什么你们不跳个舞〉为例──年轻小情侣(男孩与女孩)周日约会,巧遇一位正将将众多家当搬到车道上进行搬家清仓大拍卖的中年男子。如此简短的小说(有些令人意外地)并非单一叙事观点,而暂以此一男人之视角起首: 他到厨房里又倒了一杯酒,然后看著前院的主卧室。床垫上空无一物,条纹图案的床单放在五斗柜上的两个枕头旁。除此之外,这些摆设和原本在卧室里的样子差不多──他的这一边有床头柜和台灯,她那边也有床头柜和台灯。 他这边,她那边。 他一边小口啜著威士忌一边想著。 「前院的主卧室」──主卧室怎会在前院里?因为所有的卧房家当都让这男人给搬到了前院──相连著车道,那是他拍卖的主场地,「和原本在卧室里的样子差不多」;换言之,那是「原主卧室之复制」,一个走了调的,被强制挪移至不应存在之处的主卧室。如此卧室真的和原来的样子差不多吗?当然不,那可差多了,在前院里,「他这边,她那边」显然已不再是「他这边,她那边」了。此一字句之复述(中文翻译仅得六字,英文原文为「His side, her side.」仅得四字)精准展示了一镜头之特写,自虚空中召唤了两个曾经于此暂时栖止而如今于焉不存的人形魂魄──「他」与「她」的魂魄、男人与女人的魂魄──很不幸地,换言之,爱情的魂魄。 爱情的鬼。 就一句话,共六个字。诸如此类字字见血的白描确实是卡佛的正字标记。他写来一派轻松,然而读来却无比恐怖。失去了爱而仍怀抱著爱之魅影的男人将卧室「复制」到前院,将所有家当都搬到车道上,而后暂离。路过的年轻小情侣(他们正在装潢一间自己的小公寓──换言之,正如同许久之前的「他」和「她」)看见了搬家大拍卖,兴奋地跑来试躺那看来依旧舒适的床。这时男人回来了,带著啤酒、威士忌和三明治──他们的交易过程比男孩与女孩所预想的容易得多,因为男人采取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与这对小情侣讲价(「这床要多少钱?」「五十元。」「四十元你愿不愿意卖?」「我可以卖四十元。」「那电视呢?」「廿五元。」「十五元呢?」「可以,我可以卖十五元,」)。接著男人毫不意外地邀请男孩和女孩对酌,又毫不意外地打开了电唱机,悠闲地听起音乐。而后男人提议了(带著些许醉意):「为什么你们不跳个舞?」 为什么你们不跳个舞。在音乐声中。Why Don't You Dance。本篇小说之标题。捡到了便宜的男孩女孩列了张清单给男人,而后,Why not?他们真的相拥跳了支舞。先是女孩和男孩,而后是女孩和男人。脸颊相贴的时刻(他们感受到彼此的体温与气息,于一短暂之瞬刻,彷彿依恋,那阴魂不散的爱情),男人轻声给予祝福(「希望妳喜欢妳的床。」),女孩也体贴回应(「你一定是为了什么事情很急,」她说)。 但事实上女孩并不那么体贴。或者说,对卡佛而言,「体贴」这件事从来就不在这世上真正存有过: 几个星期后,她说:「这男人大约中年,他所有的家当都摆在院子里。没骗你们。我们真的醉了,还跳舞呢。在车道上,噢!老天!不要笑嘛。他放唱片给我们听,你们看这台电唱机,那老家伙把它送给我们,还有这些破旧的唱片。你们能想像这些烂东西吗?」 她不停地说,告诉了每个人。不只如此,她还想办法把这件事流传出去,但是过了一阵子,她就放弃了。 小说结束。在此一萍水相逢的经历中,所有曾短暂存在的善意或温柔皆被摧毁(「你们能想像这些烂东西吗?」),男人的哀伤自弃维持原貌,而女孩和男孩也终究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并不比那些便宜的二手货更少或更多──它们就是些二手货,陈旧,酸腐,如同他们多年以后的爱情(以及男人现在失败的爱情)一般注定疲累困乏。So why don't you dance?Why not?那只是为期一个小时的小小奇遇,笑料,生活中意外的孔洞,某种谈资;此刻保存期限已过,甚至连当个谈资的资格也没有,因为那不够耸动辛辣,也没人想听;所以「过了一阵子她就放弃了」。 一切终将被放弃,也必然被放弃。这是个标准的卡佛式收尾,小说篇幅也标准卡佛式地超短,但却恐怖残忍近乎神经质。敏感的读者或可从中搜索出近似的血缘──那冷然世故颇类于张爱玲和艾莉丝‧孟若(Alice Munro),而其精准简省又颇类于海明威。这是爱情与生活的「崩世代直达车」,在文学里当然早就存在,而且还更疯狂些。所以在同一本书里,我们必然也可遇见年轻的男孩与女孩往后的遭遇──〈所有东西都黏在他身上〉如此,〈露台〉如此,〈告诉女人们我们要出门〉亦如此──以上三篇均以年轻夫妻为主角,结局一个比一个悽惨,无一例外。此以〈所有东西都黏在他身上〉为例:相爱的十八岁男孩与十七岁女孩结为夫妻,很快有了小贝比;经济状况虽不甚佳但尚称稳定。某日男孩旧友联络上男孩,邀他前往湖边猎野雁──那几乎是男孩唯一的兴趣。临出门时,小贝比身体有似乎了状况,男孩认为并无大碍而女孩却认为不可轻忽,两人大吵一架。女孩抱起婴孩,要求男孩必须在妻儿与打猎之间做出抉择(一关于「争执」之写实陈套,近乎肥皂剧)。身为丈夫的男孩最终只能妥协──他放弃娱乐,转回家中;而女孩也向他道歉,两人相拥而泣(「我们不会再吵架了」)。和好如初之后,女孩为男孩做了早餐,男孩却一不小心弄翻了盘子,将培根、煎蛋等一锅子食物黏到身上。 在真实生活中,此一细节必然不值一顾──弄翻了早餐不算什么,人当然不可能因为打翻早餐而毁掉整个人生;而在小说中,也确实没有──这显然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故事了;有什么故事会比「年轻夫妻因细故争执而后和好」还更无聊的?然而卡佛硬是让它「伟大」了起来,因为这篇小说是这么开头的: 圣诞节时她来到米兰,想知道她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她说,告诉我,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她小口啜著史崔加酒(Strega),等待著,目不转睛地看著他。 她是个时髦、苗条、很有吸引力的女孩,浑身散发著干练的气质。 那是很久以前了,他说,二十年前的事了。 她说,你可以想起来的,继续说。 妳想知道什么?他说,我还能告诉妳什么?我可以告诉妳一些妳还是小婴儿时候的事,跟妳有关的,他说,可是只有一点点关系。 小说并未解释这「他」与「她」的关系──而后男人随即说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我可以告诉妳一些妳还是小婴儿时候的事」)。依常理判断,「他」很可能就是故事中爱打野雁的年轻父亲,「她」似乎就是女儿,故事中生病的小贝比。然而,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女孩必须「在圣诞节时来到米兰」向父亲索求一个绝无特出之处的儿时故事?卡佛自始至终从未交代。而〈所有东西都黏在他身上〉如此收尾: 就这样,他说,故事说完了,我承认这不算是个故事。 我觉得很好听,她说。 他耸了耸肩,把酒杯拿到窗户旁。天色已经暗了,但是仍在下雪。 有些事情变了,他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但有时候你不会发觉,有时候也不希望它们改变。 对,这倒是真的,只是──她没有说完她想说的话。 她停止这个话题。从窗户的倒影中,他看到她正仔细看著她的指甲,然后她抬起头,兴高采烈地问他可不可以带他参观米兰市。 他说,把靴子穿上,我们走吧。 但他待在窗边,回忆著。他们曾经欢笑,依偎著彼此笑著,直到泪水涌出,而其他的一切种种──寒冷,和他冒著寒冷要去的地方──都在外面,在外面不远。 卡佛给这个再无聊不过的生活插曲安上了一个惊人的框架──他暗示,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当年的小贝比如今已然成年,与父亲看来似乎并不熟稔;而父亲似乎独居于米兰。许多看不清的故事(想必皆以分离与败坏为主题)悬浮在这叙事的空白之间,然而如此真切,带著粗砺而明确的触感。那像是一座湖,湖水清浅前缘的沙岸,你看见群聚的细沙困处于此(它们的形象是忧伤的、虽则多彩但仍带著某种光度不足的灰暗),仅仅露出模糊的,不明确的稜角;随后便无声消逝在吋吋加深的水中。「她停止这个话题」──故事倏忽转身离去,缺席于时间与对话的缝隙。窗外大雪纷飞,无数的变动与死亡犹且在冰冷中流动酝酿──他们「曾经欢笑,依偎著彼此笑著,直到泪水涌出」;而即便如此,我们拥有的,或人生所可能拥有的依旧仅仅只是寒冷,以及,薛西佛斯式的,终究徒劳的行进,手无寸铁但持续不断冒著寒冷要去的他方。 命运。无可回避的终局。这结尾优美如诗,悲伤如诗,简洁迅速(仅只一句)至令人难以抵抗,瘁不及防。 面对生活,我们总是瘁不及防。那就是瑞蒙‧卡佛和他的《当我们讨论爱情》──卡佛不是谁,他就是「生活」本身,在每个离我们不远的时刻,他把自己片下来展示──反正那和所谓的「生活切片」也没什么差别,反正,生活里的所有东西一直都黏在他身上。 (2012.4.)(2012.5.台湾.《联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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