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軍維：薩德侯爵的神學觀

薩德侯爵的神學觀：「惡魔化」的上帝與「情色」書寫 賴軍維 摘要 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是個絕對的無神論者（athée absolu），但他的神學思想極為矛盾。一方面，他高舉無神論（athéisme）的大纛，否認上帝是宇宙運動的首因（première cause）。他認為上帝之死才是人類絕對的解放。透過「反基督化」（déchristianisation）的運動，薩德企圖粉碎所有基督教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他建立了以惡（Mal）為中心的宗教觀：上帝就是惡魔（Monstre）。上帝的「惡魔化」（diabolisation）正好賦予「惡」的存在以及所有來自「惡」的罪行一個合理的解釋。他徹底地推翻了基督教上帝良善慈悲的形象，上帝（Etre suprême）的惡行（méchanceté）才是宇宙運轉的動力。薩德藉由滑稽可笑，諷刺戲謔的方式所提倡的反基督化，可說是啟蒙時期最大的價值危機。薩德雖然極力去否認上帝的存在，然而他褻瀆上帝的激情和誇張的程度似乎更證明了上帝的存在。我們也發現褻瀆上帝的行為似乎讓薩德踰越了倫理與宗教的規範，因為神性與情色從未如此緊密地結合過。薩德將上帝變成了情色的象徵：情色的最高境界就是神性與情色的結合。薩德的神學思想是一種踰越的系統（système de transgression），因此薩德的情色書寫可說是一種「踰越」的書寫（écriture de transgression），更是一種「書寫」的踰越（transgression d’écriture）。 關鍵詞：薩德（Sade），上帝（God），惡魔（monster），惡（evil），情色（eroticism），踰越（transgression），褻瀆（blaspheme） ※※※ 前言 本論文之目的在於探討薩德侯爵的神學思想：「惡魔化」的上帝（Dieu diabolisé）與「惡」的宗教（la religion du mal）的意義，以及神性（divinité）與情色（érotisme）之間的關係。薩德是法國文學史中極為特殊的情色文學家，在他的情色書寫裡，夾雜著大量的宗教論述與批判。1雖然對宗教的批判是情色文學慣用的手法，然而薩德似乎將此二者的關係推到一個更為複雜的關係。事實上，薩德侯爵的宗教思想一直是薩德研究（études sadiennes）中最少人去研究、也是最複雜的領域。一來因為他的宗教思想博採眾議，駁雜晦澀；二來他的宗教思想存有不少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他公開聲稱他是一個絕對的無神論者（athée absolu）；另一方面，他卻極力發展出「邪惡」的上帝（Dieu méchant）的概念。所以在薩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矛盾之處：他既要說服讀者上帝是不存在的，可是他卻不斷地辱罵、醜化、褻瀆和詛咒上帝。薩德的神學思想中另一個顛覆性的觀念就是創造了一個「神魔」（Dieu-Monstre）的概念。這概念是以宇宙的核心是「惡」（mal）為中心，亦即「惡」是宇宙的原動力。薩德雖然極力去否認上帝的存在，然而他褻瀆上帝的激情和誇張的程度似乎更證明了上帝的存在。我們也發現褻瀆上帝的行為似乎讓薩德踰越了倫理與宗教的規範，因為神性與情色從未如此緊密地結合過。因此，我們不禁要問：薩德的神學思想的特色是甚麼？薩德眼中的上帝是何種上帝？宗教與快感究竟是何種關係？為了釐清薩德複雜、又具顛覆性的神學思想，本文將依序探討薩德的無神論思想，神魔概念，以及神性與情色之辯證關係。 一、絕對的無神論 1. 宇宙創造首因的推翻 受到法國啟蒙時期唯物主義思想家如霍爾巴赫（Paul Henri d’Holbach, 1723-1789），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等人的影響，薩德始終自認是一個絕對的無神論者（athéiste absolu）。2然而在啟蒙時期做為一個無神論者，這並不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亞當（Antoine Adam）就曾指出「在薩德的年代，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並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從十八世紀初開始，有些大膽的思想家就把自然宗教視為純粹的虛幻，將形而上的真理視為幻覺，將對上帝的信仰視為最大的、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偏見」（15）。蓋納（Jean Quénart）歸納出「反神聖化（désacralisation）、非宗教化（laïcisation）、世俗化（sécularisation），還有反基督化（déchristianisation），也就是說遠離基督教、自然神論、無神論等等，這些思潮都匯集在一個所有思想都以最極端的方式而呈現的年代（啟蒙時代）」（311）。因此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很趣的現象：無神論者是否必須具備神學思想的背景？如果無神論是解決上帝存在的問題一個有效的辦法，那麼哲學家們反對何種上帝呢？是基督教的上帝，還是哲學的上帝？根據多門內克（Jacques Domenech）的研究，事實上，啟蒙時期哲學家雖然提出各式各樣關於宗教與道德的理論，但是核心概念還是一致的，亦即建立與追求獨立於宗教之外人類的幸福（24）。如果薩德自認是一個哲學家，那麼他很有可能也參與了這場絕對解放的運動。他不僅繼承了前人的學說，他更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神學體系。 首先，薩德的無神論推翻了上帝為宇宙創造之第一因（cause première）的概念，薩德認為此觀念是極為荒謬的。受到唯物主義運動的影響，他反對伏爾泰（Voltaire）等人的自然神論（déisme）。自然神論認為宇宙就像是一座鐘，鐘的各部分精巧和諧的運動需要一個第一推動者。上帝創造了宇宙，並且給它第一次的動力後，就再也不管事了。宇宙從此就按照上帝給予它的動力和規律而永恆地運動。因此，對自然論者而言，上帝就是個偉大的鐘錶師（Grand Horloger），大自然是鐘錶師傅的成果；然而，對無神論者而言，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個工坊（atelier）：它可以自我建構、自我管理和自我運轉。薩德認為宇宙根本就不是根據偉大的鐘錶師的指令而運轉，大自然本身就是物質性的（matériel），機械性的（mécanique），它只臣服於自己的自然法則。因此，相對於伏爾泰的觀點，薩德並不去尋找一個偉大的鐘錶師，他的無神論一開始便從根本上去推翻「上帝─創造者」（Dieu-créateur）或「上帝─建築師」（Dieu-Architecte）之類的觀念。 推翻了上帝作為宇宙創造之第一因的概念後，馬上受到質疑的就是賞善罰惡的上帝的概念。霍爾巴赫把賞善罰惡的上帝（Dieu rémunérateur et vengeur）視為一種政治與宗教的壓迫。他反對虛幻的上帝，並將祂視為對人類是有害的。多門內克發現霍爾巴赫並不是唯一去宣揚這種觀念的人，然而，他確實是啟蒙時期唯一一位以最激情的方式，並系統性的方式去構思一個建立在人性的本質之上的道德體系。然而，薩德比霍爾巴赫和愛爾維修更為激進，更為狂熱，他不僅反對一個賞善罰惡的上帝，更堅決否定上帝的存在。多門內克發現賞善罰惡的觀念是那些支持上帝者的重要概念，也是那些反對上帝者的重要依據。沒有事先去否定和排除這個前提，就不能去建立一個世俗的道德體系，而且擺脫所有超自然的概念的束縛。在《茱莉耶特》（Juliette）這本小說當中，薩德清楚地表達了他作為一個啟蒙時期哲學家的「宗教信仰」（déclaration de foi）： 一個奇怪的和荒誕的生物，人們叫他上帝，我正式地、嚴肅地、公開地宣稱，我對祂沒有一絲一毫的信仰，這是因為我無法找到任何可以證明一個如此荒謬存在的證明。（523） 另外，在〈真理〉（“La Vérité”）這首詩當中，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關於宇宙第一因的概念的矛盾與無用。在《傳教士與垂死者的對話》（Dialogue entre un prêtre et un moribond）一文中，薩德寫道： 我的朋友，請跟我證明物質是靜止不動的，那我就給你一個造物者，跟我證明宇宙不能自我運行，那我就給你一個造物者。（5） 在《繡閣中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此書中，薩德強調人類不需要大自然以外的主宰，大自然就是一切： 如果物質起作用、運動都是依循自身的一套化合機制進行的，這只是我們不理解罷了；如果運動是物質的內部規律，如果物質只憑自身的能量就能夠創造、產生、保存、維持並且平衡無限穹蒼中全部的天體，〔……〕為甚麼還需要去尋找一個外在的原動力呢？既然生命都是藏在大自然裡面之中，而這生命正是不斷運動的物質（matière en action）。（28） 在〈真理〉一詩的某個註記中，薩德寫道：「上帝的觀念是只有在人民感到恐懼或需要希望時才會產生」（85）。上帝並非實質的存在。而且「恐懼製造上帝的誕生，希望維持上帝的存在」（85）。在《新茱斯蒂娜》（LaNouvelle Justine）這本小說中，薩德寫道： 喔，不，茱斯蒂娜，上帝是不存在的。這是在無知、不安和不幸當中，人們才會去發展出陰暗的、噁心的上帝的概念。讓我們來檢查所有的宗教，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強而有力的和想像的造物主的概念都與恐怖的概念息息相關。（444） 由上述的例子可見，薩德推翻了上帝是宇宙創造的第一因的概念，同時建立一個生生不息、不斷運行的宇宙觀，物質才是宇宙運行最大的推手。薩德以大自然自我運作之機械論去取代上帝的地位：上帝不是大自然運作的首因，大自然有其內在運作的機制，所以人類不需要上帝。 2. 上帝之死：絕對的解放 上帝與「罪惡」（mal）並存之矛盾是人們最常用來質疑上帝存在的哲學式反駁。儘管罪惡與痛苦（douleur）的普遍的、經常的、不可避免的經驗很自然地駁斥了上帝的概念的形成，然而，對「罪惡」的恐懼仍是對上帝的信仰的主要來源。對薩德而言，罪惡正是上帝的傑作，也是人類所有無窮無盡的悲慘的來源。就此而言，上帝就像是個暴君，把祂的專制獨裁建立在有如奴隸般的人民的身上。薩德的無神論儼然就是一場「反對暴君」的戰爭。他將上帝的存在視為是人類解放與充分發展的障礙。因此，他認為如此虛幻的上帝的概念，是他唯一不能原諒人們的錯誤。 跟我一樣，你再也不會說出這可恨的上帝的名字，這個名字只是用來辱罵與憎恨的。我承認，如此虛幻的上帝的概念，這個錯誤是我唯一不能原諒人們的。（195） 為了解決「事實」（faits）與「信仰」（foi）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薩德決定以形而上的（métaphysique）方式將上帝判處死刑，送上斷頭臺。薩德一直嘗試建立一套無須上帝的倫理學。為了讓人類可以得到自由與解放，上帝必須死亡。如果上帝死了，萬事都可以被允許，即便是最變態的行為。在尼采（Nietzsche）的名言：「上帝已死」之前，薩德老早就以一種更激烈的方式，宣判了上帝的死刑。「去神聖化」（désacralisation）的運動充分展現薩德整體作品都是在追求真實的人與真實的幸福：上帝之死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完全沒有上帝的倫理道德（morale）才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因此，卡繆（Albert Camus）在薩德身上看到了一個有如「普羅米修司般」的反抗者（révolté prométhéen），他稱讚薩德是個「戴著枷鎖的哲學家，也是第一個絕對反抗的理論者（théoricien de la révolte absolue）」（57）。 因此在薩德的神學思想中，自然的觀念是與宇宙創造的第一因總是具有相同的重要性。物質是處在一種不斷運動的狀態，它是宇宙唯一而且是足夠的動力來源。物質可以自行生生不息，它並不是靜止不動，毫無生命力，所以它並不需要上帝的「吹氣」而獲得最初的生命。人與所有物質一樣，都是處在不斷運轉的狀態（mouvement perpétuel），因此宇宙的創造與上帝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法國文學家布朗秀（Maurice Blanchot）認為薩德「以大自然的名義去反對上帝和反對上帝所代表的一切，特別是倫理道德」（50）。卡繆也贊同這個論點：「薩德以自然之名（au nom de la Nature）去否定上帝，他那個時代意識型態的物質（matériel idéologique）提供他機械性的話語，而且他把自然轉變成破壞性的力量（puissance de destruction）」（60）。以自然之名去否定上帝之後，薩德進行以否定之名（au nom de la négation）去反對自然，如此一來，自然便化約為一個破壞的原則。就這個角度而言，布朗秀強調「反抗自然（lutte contre la nature）在人類的歷史當中，體現了一個辯證的階段（étape dialectique），而此階段遠高於反抗上帝」（52）。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薩德推翻了基督教所賴以成立的規範（normes）。在否定的精神（esprit de négation）主導之下，薩德作品中充滿了對上帝的恨意（haine），因為他在上帝的身上，只看到了人類的虛無（néant）。布朗秀認為：「惡魔似的上帝（Dieu infernal）的概念只不過是辯證的過程，超人（Surhomme）透過這個辯證，以上帝之名否定人類之後，前去和上帝見面，而且準備以自然之名去否定上帝，最後以否定之名去否定自然。」所以整個宇宙的精神到最後可以歸納為「否定」的精神。 為了強調人類理性的優越性和人類的責任感，薩德以超人來取代上帝的角色與地位。他將責任與理性置於神聖之光（lumières divines）之上。薩德式的超人個個都想超越上帝，也都具備上帝般至高無上的權力。因此，在揭露出一個無法令人置信的，壓迫性的上帝之後，薩德堅信上帝之死是人類自由與幸福最重要的條件。但誠如瓦拉迪耶（Paul Valadier）所說的，「是基督教傳統造就了無神論，是此傳統導致人們在意識上謀殺了上帝，因為此傳統向人類呈現一個無法令人置信的的上帝」（485）。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也曾說過：「用一個不斷運動狀態的自然去取代上帝，象徵著人性幸福時代的到來，但這也是悲劇時代的開始，因為這是有意識的和自願的」（111）。因為只有在人類宣告上帝之死的時候，人類才會很嚴肅地去面對他即將要承擔的責任，而不能將責任推給不可見的上帝。 3. 所有極限（limite）的否定 超人的誕生在某種意義上宣告了上帝的死亡，然而上帝的死亡是否也結束了導致所有極限概念的否定？在薩德的作品中，在肆無忌憚的無神論中，介於無限（infinitude）的追求與有限（finitude）的破壞是否真的具有一種緊張的對抗關係呢？ 事實上，極限的問題可以用好幾個層次來加以解決。首先，我們發現如果性慾對宗教而言依然是一種禁忌，相反地，宗教對縱淫者也是一種禁忌。在《茱莉耶特》一書中，薩德虛構了一個「犯罪之友社」（La Société des Amis du Crime）。這個社團以追求快樂，以及推翻人類既有的價值與偏見為宗旨。這個社團共有四十四條嚴格的會規，稍一不慎，便會被開除會籍。其中除了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在社團中人人平等之外（但並不是相信盧梭的人生而平等的學說，而是差異性在尋歡作樂時會造成許多的不便），第二條與第三條便嚴格規定將宗教排除在外，不可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會規第二條：「凡是希望被本社團接納的個體，必須公開宣佈放棄所有宗教的信仰，不管是何種宗教。他必須要能通過考驗，足以證明他對宗教儀式與虛幻的對象的蔑視。對宗教稍有留戀的人都會被立即驅除出去。 會規第三條：「本社團不承認上帝。必須做出一些無神論的證明才能進入本社團。本社團唯一承認的上帝就是快樂，本社團犧牲一切都為了快樂。本社團接受所有想像的快感，它發現只要能令人快樂的都是好的。所有的快感在社團中都是被允許的。沒有一種快感是它不推崇的，沒有一種快感是它不推薦的，也沒有一種快感是它不保護的」（552）。 在薩德的作品中，無神論宣告了上帝之死、超人和極端放蕩者的誕生，這一切都象徵著主體性的崛起。脫離上帝之束縛之主體性帶領人類去打擊所有極限的概念：人從此以後就是自己的主人。全面推翻外在規範與禁忌是極端放蕩者的終極目標，而宗教的束縛則是第一個打擊的目標。薩德說： 縱慾放蕩是一種所有感官的迷失：它要求所有限制的完全推翻，對所有偏見的無比鄙視，所有儀式的顛覆，對所有道德極端的厭惡。任何將無法達到這個哲學層次的放蕩者，搖擺於慾望的猛烈與內疚之間者，將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Juliette 1191） 因此，勒‧布蘭（Annie Le Brun）認為薩德的貢獻在於「拒絕在上帝的概念框架中去思考：以絕對無神論的方式去思考，因為在上帝的概念框架中去拒絕所有會限制人類的東西，最後很自然地這方法也會推翻所有極限的概念」（78）。因此，拒絕在上帝的概念框架中去思考，就象徵著邁出解放所有宗教加諸在人類身上的枷鎖的第一步。對所有極限的否定強調一種全新的道德規範或價值體系。薩德透過《茱莉耶特》此小說中某個極端的縱淫者曼斯基（Minski）對道德規範的限制大加抨擊：「整個宇宙對我來說似乎仍然還是不夠寬廣，以致於不足以滿足我的慾望：宇宙對我畫出了界線，我並不想要這個界線」（701）。很明顯地，曼斯基極力想超越所有極限的束縛，而去追求無限。 事實上，薩德的神學體系是一種踰越的體系（système de transgression）。傅柯（Michel Foucault）相信踰越是一種與極限有關的行為。他認為對人類而言，性（sexualité）是一種自我超越（s’affranchir）最有效的方法。由於性慾是一種普遍的和世俗的禁忌，因此性行為的解放很自然就會導向極限的挑戰與推翻。傅柯觀察從薩德到佛洛伊德的發展過程，他歸納得出：「我們並沒有解放性慾，但是我們已經確實將它推到極限」（751）。「當上帝之死並沒有為我們重建一個被限制和積極的世界（monde limité et positif），而是一個在限制的經驗中解放的世界，在一個踰越的極端過度中完成與瓦解」（754）。因此，根據傅柯的說法，情色（érotisme）是一種「結合了極限的超越與上帝之死的性經驗」（754）。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則認為「禁忌與與踰越是相對的，但是要取消禁忌是可能的，只要好好觀察這些禁忌。在基督教的世界裡，禁忌是絕對的。踰越有可能揭露了過去基督教所掩飾的一切」（140）。在追求無限的過程中，薩德致力於摧毀所有的極限，他堅信只有上帝之死才能夠解除我們身上對無限的限制，而且將此限制轉換為至高無上的和超越的經驗。作為一個暴力的哲學家，對無限的要求可以透過性慾的解放而加以凸顯。傅柯指出了薩德與西方「性慾文化」的關係與貢獻： 自薩德以來，性慾一直同我們語言中最深刻的決定相聯繫，這一事實表明了性慾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性慾作為一個基本問題的出現具有多項意義：它同上帝之死在我們思想的界限所確定的本體的虛空（vide ontologique）有所關聯；它也同依然在沈默中摸索的一種思想形式有聯繫──在這種思想裡，對界限的探索取代了對整個的探索，僭越行為取代了矛盾運動。〔……〕。性慾被談論，對於我們的文化是極其重要的。它之所以被談論，不是因為我們的語言在近兩個世紀裡色情化了，而是因為自從薩德以來和上帝死了以後，語言的世界吸收容納了我們的性慾，改變了它的性質，把它置於一個虛空（vide）裡面，在哪裡它建立了自己的主權，在哪裡它逐漸設立了它所僭越的界限。（ 757） 傅柯認為宣判上帝的死刑並無法完全承認人類之無限性，只有在性慾的陰影深處（épaisseur de l’ombre de la sexualité）中方能找到上帝的「不存在」（inexistence）。在薩德的小說中，幾乎每一個縱淫者都強烈要求一個無限的空間，一個沒有任何限制使得人類成為他的世界的太上皇。人不再臣服於上帝，而是與上帝平等，因為當上帝不存在時，宇宙間的所有禁忌與束縛也將不復存在。因此，薩德一生都在思考如何跳脫存在的有限性。薩德與啟蒙時期的無神論哲學家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呢？勒‧布蘭認為就在於薩德是唯一一位具有強烈「無限的肉體意識」的思想家，因為他不斷地去挑戰在上帝不存在時才能被發現的「無限性」（81）。總之，薩德式的反抗是建立在對上帝存在的邏輯的駁斥。顛覆第一因的概念，人類找到了自由的大門，而且邁向無限。他深信無神論是一種「獨立思考者」（penseur libre）的絕對表現。在《繡閣中的哲學》一書當中，他公開表示 :「無神論是目前所有知道如何推理者的唯一系統」（114）。在《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一書中，薩德宣稱為了捍衛他的無神論信仰，他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當無神論需要烈士時，只要它召喚我，我的血已經準備好了」（186）。因此，勒‧布蘭堅信是邏輯的野性（sauvagerie logique）給予他勇氣與膽量去超越虛無（vide），追求無限，並擺脫所有宗教的束縛（65）。 二、神魔 (Dieu-monstre)：「惡」的宗教（la religion du mal） 1. 邪惡的上帝 薩德的神學思想中另一個顛覆性的觀念就是創造了一個神魔（Dieu-Monstre）的概念。此概念同時推翻了同時代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理論和基督教上帝的慈悲良善的形象。這概念是以宇宙的核心是「惡」（mal）為前提，亦即「惡」是宇宙的原動力。薩德認為上帝這位至高無上者（Etre Suprême）的「惡毒」（méchanceté）正是宇宙所有罪惡的根源。上帝的「惡魔化」（diabolisation）正好賦予「惡」的存在以及所有來自「惡」的罪行一個合理的解釋。法國哲學家李柯爾（Paul Ricoeur ）在《惡：挑戰哲學與神學》（Le mal : défi à la philosophie et à la théologie）一書中認為惡的存在事實，在邏輯上大大降低了上帝存在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我們如何能夠毫無矛盾地同時肯定下列三個命題呢？上帝是至高無上的；上帝是絕對的善；然而惡卻存在」（13）。上帝的確是宇宙的創造者，然而祂是一個「邪惡」的創造者。上帝創造宇宙只是為了「惡」，同時也只有在「惡」當中才能得到快樂。《茱莉耶特》中的超級縱淫者聖‧豐（Saint-Fond）說出薩德瘋狂的想法：「『惡』是眼前萬物的創造者與再生者」（534）。他更深入地分析：「上帝是在之『惡』中創造世界；祂是透過『惡』去支撐整個宇宙的運行，祂是透過『惡』使整個宇宙生生不息，宇宙萬物沈浸在『惡』之中而得以生存」（534）。對薩德而言，「惡」才是宇宙間真正的、唯一的鐘錶師（Horloger）。因此，上帝的「形象」與薩德筆下殘酷縱淫者之形象極為相似。聖‧豐描繪了上帝邪惡的形象： 一個極愛報復的、極為野蠻的、極為兇惡的、極為不公正的、極為殘酷的生物，這是因為報復、野蠻、惡毒、不公正、殘酷等等，都是為了完成這個偉大的作品不可或缺的動力。（534） 因此，對薩德而言，唯一可以考慮接受的上帝就是一個兇惡的上帝。「惡」是一個不可避免和根本的事實，甚至是宇宙創造的根源。這裡便出現了一個關於「自然」純粹物質性的觀點：「惡」與「破壞」都是物質的運動固有的。因此，薩德在意的是一個物質性的「惡」。 再者，薩德試圖從上帝惡魔式的根源對宇宙間的邪惡（vice）的存在加以「合法化」。如果人類是邪惡的（vicieux）和罪惡的（criminel），那必定是因為上帝也是如此，因為上帝是以祂的形象造人。所有的罪惡都是從上帝的「惡行」來的。所以聖‧豐特別向茱莉耶特解釋上帝的本質：「宇宙萬物都應該是兇惡的、野蠻的、不人道的，就跟妳的上帝一樣：這就是凡是想取悅上帝的人所應該接受的惡行」（534）。「惡」可說是宇宙最重要的能量。就此而言，卡繆認為「聖‧豐極力於發展一種關於兇惡的上帝的神秘理論（théorie gnostique），而且從中演繹出所有的後果」（58）。 然而，對薩德而言，上帝的惡毒性之深層意涵是甚麼呢？作為一個唯物主義之經驗者（ empiriste matérialiste ），薩德企圖透過普遍性的惡毒（ méchanceté universelle）去解釋世界的起源。聖‧豐宣稱：「人類如果越是在這世界上去展現邪惡與罪行的話，那他就會越接近他永恆不變的終點：惡行。因此與『惡毒』的本體結合時便不會受苦，我把惡毒視為宇宙組合的第一個物質」（536）。他將整個宇宙的起源化約為一個簡單的元素：「惡」。相對於基督教的神學似乎逃避給予惡的存在一個合理性的解釋，薩德反而嘗試去論證「惡」是宇宙起源中最普遍的元素，以及堅持它的重要性。薩德說：「我認為在這世界上，永恆的與普遍的『惡』的必要性是不可或缺的。宇宙的創造者是一個最兇惡、最冷酷和最可怕的生物」（537）。從此，他將世界上所有的悲慘不幸全都歸咎到惡毒的上帝身上。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認為這個說法正是薩德神學理論的根本所在：「人們可以在上帝身上找到罪惡的淵藪，一個在人類攻擊祂之前，祂可能已經攻擊人類的生物」（120）。他的結論為：「薩德關於兇惡的上帝的理論首先接受了上帝存在的概念，這是為了要宣稱祂是有罪的和利用祂永恆的罪惡感」（120）。薩德的宇宙觀是罪惡的和破壞的，他眼中兇惡的上帝正好與一個「破壞性」的自然（Nature destructrice）相符合。克洛索夫斯基認為自然的「惡魔化」（satanisation）只是準備消滅人類罷了。總之，上帝的「妖魔化」允許薩德將惡的存在，以及一切跟惡有關的罪行加以合理化。 不可否認地，薩德的神學系統化的第一步就是承認上帝為一個前所未有的罪魁禍首，但是他並不以此為滿足。薩德另一個驚人的理論就是把宇宙的惡行，特別是上帝的惡行全部歸咎於「邪惡的元素」（ molécules malfaisantes）的存在。薩德深信「『邪惡的元素』組成了詩人們眼中的『惡魔』（démons）」（535）。值得一提的是薩德反對「精神」的存在（因為人也是物質性的），甚至推翻「惡」的概念性的和抽象性的存在。惡其實是「物質性」的，聖‧豐宣稱惡是一個道德的物質，不是一個被創造的生物，而是一個永恆的物質，永不死亡。它在世界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它構成了一個惡魔般的，可憎的上帝，然後再去創造一個奇怪的，可怕的世界。所以是邪惡的分子構成了上帝。薩德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思考惡的存在。聖‧豐揭露了上帝的惡行與惡的必要性是一種共存的真理。薩德以生生不息的「元素」來取代不朽的精神。因此，長期以來上帝的「善」與「惡」的存在被認為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終於得以解決。 「邪惡的元素」發展到了極致的必然結果，就是發展出特殊的價值觀與典範：絕對的邪惡（monstruosité intégrale）。對於絕對的無神論與絕對的縱淫，基督教上帝的妖魔化的第一步就是推翻所有的規範與價值觀，即便是理性的價值觀，因為這些規範反對慾望與感官的「立即性」（immédiateté）。藉由這個否定讓踰越被肯定，而且是以最荒謬的、最惡魔式的形式展現。因此，薩德的思想中最具顛覆性的，就是企圖將絕對的邪惡變成一種「宗教」，也就是「惡」的宗教。克洛索夫斯基相信薩德確實將「無神論」變成了一種絕對邪惡的「宗教」（religion de la monstruosité intégrale）（12）。這個新的規範是建立在必要的快感（jouissances obligatoires）的規律上，而且最變態的方式（formes perverses）展現；這新規範與被禁止的快感（jouissances interdites）相反，而且是以被禁止的形式（formes interdites）展現。薩德式的共和國（république sadienne）本身就是一個慾望的國度，似乎只有真正的邪惡才能保證縱淫者彼此之間的約定（pacte）。正如同犯罪之友社的會規之要求一樣，唯一的上帝就是「快樂」。因此，建立在變態的快樂之上的絕對邪惡變成了一種屬於泛縱淫者（interlibertin）之間的規範。 再者，關於無神論與邪惡之間的關係，克洛索夫斯基認為「並不是無神論去導致或解放薩德式的邪惡，相反地，是邪惡強迫薩德對無神論加以非理性化（dérationaliser），一旦當他試圖透過無神論去合理化（rationaliser）他特殊的邪惡」（12）。建立在至高無上的人類理性的特點上，藉由理性規範的瓦解，薩德致力於人的分解（désintégration）。他認為薩德的無神論已經走向「反人性化」（déshumanisation）的路上去了。羅傑（Philippe Roger）強調並不是他的故事中的非人性（inhumanité）撼動了哲學，而是反人性化的企圖推翻了哲學（222）。換言之，透過反人性化的行為，薩德揭露了那些藏在善惡二元對立中的一切，這個對立激發了人類的潛意識，而且在這對立中，惡總是戰勝了善。就此觀點而言，希謝爾（Bernard Sichère）認為薩德是一個證人，他見證了古時候惡與惡行之驚人再現，而中世紀的基督教則是透過儀式與符號來驅除這些惡行（202）。 何謂反人性化呢？就是透過冷漠無情的（apathique）行為不斷地重複，這否定的運動會正好表現在「自我」（abolition du moi）的廢除。唯有藉由「冷漠無情」（apathie）的功夫，自我才有可能與「他者」在同時間一起消滅，快樂與破壞同時分離，最後，破壞會認同慾望的純粹性（pureté du désir）。反人性化的目的正是發展出一個前所未見的、建立在「冷漠無情」之特點之「超人」。這個超人在冷漠無情的禁欲（ascèse apathique）的淬煉下，壓抑內在的激情與慾念，而達到超越（transcendance）的境界，這便是薩德式的「反人性化」。超人的典型正是薩德一生努力追求的理想和新的價值標準。卡胡基（Michel Carrouges）在其「超人的神秘」（La mystique du surhomme）一書中曾指出，「事實上，超人的理想會引起一個基本的矛盾：有時就像是人性的高度表現，就像是絕對的完美，而且是人類可以以他自身的力量而完成；有時卻像是人類可怕的非人性化。就此而言，薩德的思想是極具象徵意義的」（374）。由此可見，薩德努力為善惡的矛盾衝突找到一個可接受的出口：對他來說，解決「惡」的存在事實就是讓它「徹底落實」。 在閱讀完聖‧豐關於「惡」的必要性與兇惡上帝的存在之後，我們可以得知薩德是一個否定的與踰越的神學家。在薩德的小說中，每個縱淫者都是一個偉大的神學家，因為每個人都能為他的任何一個變態荒唐的行為提出合理而嚴謹的解釋。否認上帝的存在也許不是攻訐宗教最好的的辦法，因為沒有任何辦法比去想像一個「惡」的上帝更為有效。克洛索夫斯基相信在薩德身上看到了一個正在「追尋上帝」的無神論者。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也是非常有趣的論點。就無神論的角度而言，他是在上帝不在的時候去重新思考「惡」的存在；就邪惡的上帝的角度而言，他是第一個膽敢在上帝前思考「惡」的存在的反抗者。 總之，薩德幻想一個絕對的邪惡（monstruosité intégrale）就像他期待一個絕對的縱慾一樣。然而，這個邪惡卻將他帶進一個死胡同，因為如果薩德的理性是要從上帝身上得到自由與解放，進而與上帝完全切開，那麼一絲絲上帝的影子就足以預告薩德的失敗。 2. 褻瀆上帝 在薩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以非常激烈的手段去褻瀆上帝的話語（blasphèmes），甚至是非常誇張的。這是褻瀆的話使得他成為成為當時最為激進的無神論者。亞當表示「直到今日，薩德的無神論最令我們感到震撼的就是激情的和褻瀆式的特色，他丟到上帝的臉上都是一些髒話」（19）。薩德的宗教哲學是最激烈的，也是最破壞性的。他否認兩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上帝的存在與自然的良善。根據班赫卡薩（Georges Benrekassa）的研究，薩德的褻瀆上帝之話語與當時的大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之褻瀆性話語是大異其趣。跟後者相比，薩德的話語更為粗暴，也更為辛辣。在薩德的作品中，「褻瀆上帝之話語和褻瀆聖物（sacrilège）經常是很複雜的，而且甚至是在一連串極為可怕的場景之中。他具有極為特殊的東西，他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反對化為肉身和人形化的上帝，但伏爾泰並不反對此上帝：他同時反對上帝的不存在與祂的存在」（4）。因此，從上帝存在／不存在的矛盾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人們如何去思考和論述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儘管表面上薩德很嚴厲地去否定上帝的存在，然而薩德終其一生都被上帝的概念所困擾。所有冗長單調的褻瀆話語都是出自對上帝的存在的期待，然而對上帝的「恨」卻是最具象徵意義的。在〈真理〉一詩當中，薩德對上帝的辱罵都是因為來自上帝不存在的遺憾：上帝是虛幻的，如果上帝存在，那他就可以更加去辱罵祂、褻瀆祂。 我渴望死在無神論的懷裡， 想替我指引方向的可憎的上帝， 對我而言，您不過是拿來褻瀆用的。 我期待您能存在片刻， 讓我享受辱罵您的快感。（81） 在《茱莉耶特》一書中，小說中的人物莫別帝（Moberti）對一個美麗的威尼斯女人說到 :「喔！我最大的遺憾就是這個上帝不存在，和被剝奪了更激烈地去辱罵祂的快樂」（1170）。很明顯的，我們可以從激烈的和褻瀆的言語中發現薩德仍具有上帝的觀念。我們最常碰到的褻瀆性言語如：「奇怪的和噁心的偶像」、「可憎的上帝」、「可怕的傢伙」、「可恨的幽靈」等等。由上述的例子可見，薩德用一種極為顛覆性（bouleversant）的方式去辱罵基督徒的上帝。在《茱莉耶特》這本小說中，我們甚至可以發現薩德已經到了瘋狂的境界，他認為上帝是個「可鄙的怪物」（indigne chimère）。他認為上帝是「最奇怪的、最殘酷的、最兇惡的和最血腥的人」（1194）。所以上帝不值得尊敬，祂應該被鄙視、被憎恨、被褻瀆。在《繡閣中的哲學》一書中，男主角多樂夢希（Dolmancé）對聖‧安傑女士（Saint-Ange）與歐潔妮（Eugénie）所做的宣示，證明了薩德重建上帝這個幽靈，只是為了能夠好好地辱罵祂，進而從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57）。既然薩德一方面大聲疾呼上帝是不存在的，為何另一方面他又如此激烈地去辱罵祂呢？吉勒松（Etienne Gilson）在《困難的無神論》（Athéisme difficile）中，明白表示一個真正的無神論者是不會去否定上帝的存在，因為他根本連想都不想（48）。德隆（Michel Delon）則表示薩德小說中的縱淫者都需要上帝作為踰越（transgression）、褻瀆聖物和褻瀆上帝的對象。3傅柯則將宣判上帝死刑與否認祂的存在區分開來：「殺死上帝有甚麼意義，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話？殺死一個不存在的上帝？也許殺死上帝是同時因為祂不存在，也為了讓祂不存在」（753）。因此上帝越是被褻瀆與辱罵，祂的存在就越得到確定與證實。儘管在薩德的小說中，褻瀆上帝是透過各式各樣最荒謬、最惡毒的方式去表現，然而無神論對薩德而言仍然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褻瀆上帝不過是一種逼迫虛幻的上帝走出「沈默」最有效的方法。薩德的神學思想中最有趣的論點是開創了神性（divinité）與情色（érotisme）之關係。褻瀆上帝並不只是去否定上帝的存在，同時也是去實踐人類關於快樂的理論。在《繡閣中的哲學》一書中，薩德將人類對情色的喜好化約為三大類：雞姦（sodomie）、褻瀆的幻想（fantaisies sacrilèges）和可怕的嗜好（goûts cruels）（120）。男主角多樂蒙希教導小女生歐潔妮褻瀆與快樂是多麼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要對我所的褻瀆言語感到驚訝：我最大的快樂之一就是當我勃起時，就去辱罵上帝」（57）。對薩德而言，書寫是一種享受，一種發洩，也是一種快感。正如傅柯的說法，踰越是一種觸及極限的行為，而薩德的情色（érotisme）正是一種與極限的超越、上帝的死亡有關的性經驗（754）。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一書中，薩德創造了一些以「淫蕩」（lubricité）為上帝、以「墮落」（dépravation）為法則，沒有上帝，沒有教條，沒有宗教的縱淫者：這些人都視「快樂」才是唯一的上帝（66）。在《茱莉耶特》一書中，對教宗（Pie VI）的淫亂行徑的描述則破壞了宗教的純潔性和神聖性。女主角茱莉耶特著名的句子：「看到教宗的陽具時，我慾火焚身」（866）。揭露了神性（Divinité）與情色之間的關係。教宗在莊嚴肅穆的教堂裡，與茱莉耶特大玩特玩各式各樣的變態遊戲，甚至到了嗜糞狂的程度（「我很崇拜大便，如果妳願意給我一些的話，我就可以達到高潮。」）（867）。薩德認為沒有任何一件事比去揶揄、或醜化教宗的形象來得更為有力；任何事情也都不會比去刻畫一個相信無神論的教宗來得諷刺，因為教宗是上帝在人世間的代理人。教宗慈祥聖潔的形象在薩德的小說中被破壞得一文不值，連帶的基督教崇高聖潔的形象也蕩然無存。當茱莉耶特大聲叫道：「被上帝雞姦，耶穌基督的身體在我的肛門裡，喔，我的朋友們，這是多麼快樂的事情」（867）。薩德將褻瀆上帝的行為推到了極致。他認為褻瀆的語言是一種激情的「催化物」，重要的是在尋歡作樂時，必須用最激烈或最骯髒的字眼來辱罵祂，因為這些褻瀆的語言可以增加想像力，進而增加快感的程度，而且最好是越辛辣越好，越能引起軒然大波更好。聖‧豐甚至將情慾無限上綱：將「陽具」（phallus）視為上帝。他對茱莉耶特說：「對我而言，這是一個上帝，對妳而言也是，茱莉耶特：崇拜祂，這個專制暴君般的陽具，奉承祂，這個至高無上的上帝」（342）。薩德的情色書寫在對神性的反抗、質疑與恨意之中達到最高潮。霍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曾剖析薩德的情色理論的本質： 甚麼是情色呢？一個單一的舉動，在每一刻，在每一個字，都正在發明其他的東西，讀者，參與者，外在的世界，但畢竟甚麼也沒有創造出。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動作，沒有前因，也沒有後果，亦沒有終極性（finalité），除非漸漸地去質疑它們。世界在當下只有透過它自己才能存在，而且立刻回到虛無。薩德組織性的語言在每一頁中授權給幻想式的敘事者，研究非理性的理論家，研究犯罪的歷史學家和聖徒傳記作家，伸張非正義的立法者，以背叛和謊言為主題的編劇家，刻劃活生生被推向死亡的情景的雕刻家，一個不具備激勵人的活力的戲劇導演，沒有標籤，沒有宗教的儀式主人。這種語言（parole）不怕「過度」（excès），也不懼令人疲乏不堪的不斷重複（répétition harassante），不怕矛盾，不怕任何現實性的幻想的破壞性的幽默；它將脫序、反面、虛無納入正軌。（24） 作為一個小說家，薩德不斷地從基督教的內容中汲取創作的養分。神學中的「列舉」（énumération）與「分類」（nomenclature）本來就是極具想像空間的手法。薩德在《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這本小說的手稿裡仔細地規劃他即將一一駁斥的基督教美德（1126-27）。他的小說創作手法基本上就是一種反對神學的方法。分類與列舉是一種極為科學的方法，但是神學上的分類與列舉卻是提供給小說家無限的想像空間。薩德在他的小說裡，幾乎列舉了所有傳統基督教的美德，並逐一加以駁斥。他也列舉了基督教眼中的偏見與罪惡，但卻賦予它們正面的意涵。在批判基督教的過程中，在論證的過程中，薩德獲致了極大的快感。特別是以極端粗暴的方式將神性與情色結合在一起，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結論 薩德整體的作品都是借用一種滑稽諷刺的模仿（parodie），透過價值的顛覆，去展現反基督教的決心。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發現薩德是利用滑稽諷刺的模仿手法而完成藝術上最驚人的成就（réussites éclatantes）（49）。透過過度的道德（morale d’excès）和過度的美學（esthétique d’excès），我們很容易在薩德的作品中找到一種基進的（radical）的企圖心，也就是將基督教改造為一個「惡」的烏托邦（utopie du mal）：一個將所有罪惡「合理化」的烏托邦。 事實上，最能凸顯薩德的神學特色的，就是情色與神性的辯證關係：性的高潮離不開上帝的概念。薩德企圖用感官與性慾去取代上帝的角色，他以戲謔諷刺的模仿手法去描寫上帝的形象，諸如《茱莉耶特》一書中，舉凡教宗的褻瀆行為，和在祭壇前所有情色的儀式都凸顯了與神性之間的對抗。對薩德而言，不僅要挑戰禁忌才能獲致不凡的快感，而且要挑戰最不可能的禁忌，然後獲得無法想像的快感。法國新小說大師霍格里耶在一篇評論薩德的文章中提到：「凡是被禁止的，都是令人興奮的」（23）。因此，在情色書寫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入踰越的情節與話語，因為禁忌產生慾望，換言之，情色起源於對禁忌的突破與踰越，挑戰禁忌才是情色文學最大的美感所在，而宗教本身正是一大禁忌。另外，薩德是一個追求「知識性」情色（érotisme intellectuel）的思想家，單純肉體的激情並不構成快感的第一要素，也不是他的終極目標；快感的成立必須與諸「惡」有關，特別是宗教方面的惡行。因此，薩德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寫道：「並不是淫樂的對象激起我的性慾，而是『惡』的概念」（158）。薩德真正追求的情色並不是一般人耽溺於肉體之情色行為，而是要有知識內涵，也就是以「哲學的」方式去踰越禁忌的所有理論。換言之，在薩德的作品中，沒有一種思想是沒有肉體的配合，也沒有一種肉體是沒有思想的配合（M. Schimid 67）。 薩德是一個「戴上面具」的無神論者。他一方面否認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卻創造了一個邪惡的上帝。他否認上帝來揭露宗教的愚昧、壓迫與不幸；他創造邪惡的上帝，藉以解釋宇宙間諸惡存在的事實，以及賦予所有惡行一個正當性。情色與神性之間是一種「辯證性」的關係，亦即踰越必須先「承認」禁忌的存在事實，否則從何踰越呢？沒有了界限，就沒有了踰越。因此薩德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表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限制淫慾。擴大與增強慾望最好的方法就是試圖予以限制」（57）。而此限制便是禁忌，突破禁忌便是快感的來源。上帝的概念與形象只是提供薩德一個顛覆、踰越、洩恨和破除迷信與愚昧的參考對象。在醜化和諷刺上帝的過程當中，不斷重複的知識性推理讓薩德和讀者得到了極大的快感。薩德不僅將上帝變成了情色的隱喻（métaphore de l’érotisme），他更將情色視為踰越神性限制的實踐場域：情色的最高境界就是神性與色慾的結合。薩德的神學思想是一種踰越的系統，因此薩德的情色書寫可說是一種「踰越」的書寫，更是一種「書寫」的踰越。 ────── 賴軍維，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154 中外文學．第33 卷．第10 期．2005 年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