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写的自娱之作。首发在这里听听大家的意见。

写在前面：那个时候在不断地重读上海译文王央乐译的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突然就有了写一个故事的冲动。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故事，不少这里的朋友一定都可以在文中发现不少博尔赫斯的句子，我也问过自己很多遍这到底能不能完全算是我的作品？但最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最终是我自己创作的故事。而那些从博尔赫斯那里拿来的句子，最后已经成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试图改动的努力只是将故事本身变得面目全非。 那么，这里我敬上我的鞠躬和致意。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故事。我只是想和喜爱博尔赫斯的朋友们分享，听到你们的赞扬或批评而已。 异乡人 ——一个为克里斯蒂娜而作的博尔赫斯式的故事 1 我原本的计划是利用这次机会来讨论几个有关十三世纪威尼斯的问题。作为地中海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汇合点，威尼斯一直就是我研究的重点所在。不过，在几个月之前，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同时期的西班牙。尽管在此之前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但我并没有对其进行过详细而深入的研究，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读者。而要想在不计其数的文献和资料中区分出事实和想象，这样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这几个月里，我深陷在流言、传说和梦境构成的流沙之中无法自拔。有时候所有的资料似乎突然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框架，可第二天我就会发现一处小小的矛盾，而它又会引发没完没了的修补。我也曾不止一次的撞进缺少资料的死胡同，正象后面会讲到的那样，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几乎让我放弃整个研究。我就像是在迷宫中捕猎的猎手，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倒变成了迷宫的猎物。 当然，我接受的职业训练不允许自己浪费几个月的宝贵时间。这种严谨的风格要求我至少要得到一个结论——哪怕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负面结论，至少也可以为其他人竖起一面“此路不通”的警示牌。幸运地是，每次在完全绝望之前，我总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帮助或是新的发现。现在，我终于可以比较满意地宣称，持续数月的小小探险并非一无所获。这份完成的报告就是这些艰苦工作的产物。 2 如诸位所知，我是一个历史学家，琢磨早已被人遗忘的文字是我的爱好与专长。而威尼斯，在漫长的整个中世纪包容了各种宗教的亚得里亚海明珠，她曾为我提供了多少无稽的史实与真诚的谎言！比萨（Pisa）的圣米尼托教堂（Cathedral of San Miniato）外，在盛开的天竺葵之间，在旋转的吉普赛女人裙摆深处，还残留着对我年轻时在意大利所度过日子的回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从我的导师毛罗·皮萨洛（Mauro Pisano）那里得到了我所读过的第一份威尼斯古籍。那时的我就象任何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穷小子，一个冲动的念头和三五个铜板就可以支撑上几周的热情和苦干。一连好几个月，我在圣米尼托教堂的伊斯兰穹顶和基督十字架下阅读着马可·波罗（Marco Polo）那被人过渡浪漫化的冒险，追寻着这名威尼斯年轻人漫长的旅行。我读到他到达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帝国的首都；在那里，他与不同肤色的权贵们会面，甚至成为了伟大可汗的朋友——如果这位可怖的征服者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话。当然我也读到了他带回的巨大的财富。根据波罗家族的邻居，加斯帕罗·马里皮耶罗（Gasparo Malipiero）的记载，在波罗家举行的宴会上，波罗和他的父亲站起身，用一把金色的剪刀划开了破旧的长袍，展现出被粗糙布料所掩盖的华丽绸缎。被缝制到这些织锦上的珠宝是如此之多，让人以为他们得到的是整条银河。 可以设想，这些夸张而刺激（请原谅这个轻佻的用词，但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毛头小子这倒是再贴切不过）的描写足以促使当初的我决心成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当然，现在我已经明白在波罗耸人听闻的奇遇背后不过是多赚几个金币的渴望——波罗本人所著的《旅程》（Travels）就是一本著名却乏味的经商手册。但我倒并不为自己曾经的决定感到羞愧。毕竟，如果年轻时的我站到现在的我面前同我辩论，我还真不知道谁能说服谁呢！我们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只是在不同的时候享有同一个名字和身份罢了。 无论如何，当六个月前我突然收到皮萨洛寄来的文件时，我得说我是有些不以为然的。他希望我能为一个伊斯兰教研究机构翻译一批由摩尔语写成的文件，它们是最近在威尼斯一所教堂里新近被发现的（请原谅我不能透露其具体名称或更多细节，这完全是出于委托人的要求）。而我当然明白，在威尼斯这样一个商贾云集之处，摩尔人的足迹随处可见——从一艘瓦伦西亚货船的入港档案，到黑皮肤皇帝的外交文书——以至于我的同行们早就对它们丧失了兴趣。我试图搪塞我从前的导师，但他惯常的固执与不可理喻使我厌烦，让我意识到或许直接答应他倒会省下更多的麻烦，同时我也需要些额外的资金修复克里斯蒂娜的舞鞋（The Point Shoes of Christina）。于是我接下这份差事，开始对这些卷宗进行研究。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正在打交道的是十卷法律文书的残本。这些档案已经被遗忘了几百年，或许当初书记员合上书页后就再也没有被人阅读过。在任何一个时期，这类卷宗都可谓是官僚机构最具代表性的缩影。它们总是不厌其烦的记载着各种繁文缛节，把法官当天的衣着视作是头等大事，但唯独对案件的当事人漠不关心，把他们当作路边的小石子一样就事论事地踢来踢去。出于这个原因，这些档案一般都是研究贵族地位的宝贵资料，一名得势的男爵可能在几天内就要签署十多份命令和判决；而如果某位大公的名字突然消失，那他多半不久后就会落得退休或放逐的下场。 有趣地是，除了人们早已熟悉的威尼斯名字之外，陌生的执政官的姓名在这些卷宗中不时出现，他们签署的文件所涉及的案件也似乎根本不是发生在威尼斯而是西班牙。萨拉戈萨（Zaragoza）、塞维利亚（Seville）等西班牙地名一再闪现，有一个案件甚至发生在位于北非的马拉喀什（Marrakech）。在这里我将略去在纹章、句法、族谱以及纸质化学成分等各个方面的冗长分析，直接给出确信无疑的结论：这十卷文书中的大部分，是公元1251～1295年威尼斯一家摩尔商会对他们所打官司的乏味记录；但出于某位文书（他还愚蠢地撕去了几张空白羊皮纸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的疏忽，一些摩尔人的历史文件被混杂在了里面。这些历史文件记载了二百年前在阿尔－安达奴斯（Al-Andalus，摩尔人对伊比利亚的称呼）发生的一些案例，原本大抵是为了培训新的办事员而被保留下来的。引发这份报告的几页不起眼的手稿，正是隐藏在这厚厚的一堆摩尔人的刑事诉讼卷宗之中。 3 “围城仍在继续，”蝙蝠与弯刀的徽章下，连贯的摩尔字母已经大半模糊不清，“但九名骑士指挥官依旧于正午准时到达法庭。他们中的六位从城市的外围城墙直接赶来，仍然穿戴着沾满血污的重甲与佩剑，甚至没有时间换上合适的礼服。令人吃惊的是，希敏娜·迪亚斯（Ximena Diaz）女士居然也亲自一身戎装地出现在了审判的现场。愿安拉保佑这个可怜的德赫米（Dhimmi）灵魂！她镇静自若，只有左臂天鹅家徽上系着的黑纱提醒着人们几天前发生的悲剧。” “审判省去了许多常规的程序，唐·丹尼耶尔（Don Daniel） 法官解释这是为了节省骑士们的时间，以便让他们尽早回到更需要他们的战场。‘上帝是我们的法官，’他这样解释道，‘他会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骑士们铁青的脸色似乎正在证明那明显不实的传言：他们并不想在这种场合面对曾经的同伴。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曾向迪亚斯女士立誓要守护瓦伦西亚，我甚至会以为他们更想与异乡人站在一起，而不是铁栏的两边。在异教徒的神话中不是有许多魔鬼而是只有一个，它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诱惑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凡人。安拉作证，如果这传说中有几分真实，那么法庭之上的这个异乡人必然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灾星。看到他的出现，就连瓦伦西亚的无畏女士也几乎失态的晕倒。那些围观的小贩、农民与商人似乎在他背后看到了带翅膀的魔鬼，纷纷闭上嘴巴，移开视线，直到他稍离远些时才再次开口，但这回从蠕动的嘴唇中吐出的则是窃窃的诅咒与低声的祈祷。” 当我在破旧的羊皮纸上读到这些文字时，我几乎无法抑止我的激动之情。唉，希敏娜·迪亚斯！难道她不就是瓦伦西亚的传奇英雄埃尔·西斯（El Cid）的妻子吗？在传说中，当埃尔·西斯再也无法举起他的大马士革利剑时，不正是她挺身而出，维护了埃尔·西斯的荣誉？人们翻乱了几个大洲的图书馆，想要证实或是驳斥那个有关埃尔·西斯最后一战的故事；但事实是直到现在，即使最勤奋的搜索者也不过是徒劳无功。而威尼斯一所教堂被遗忘的地下室里，居然保存了一份直接涉及到希敏娜·迪亚斯的正式文书！ 我似乎有些跳跃地太快了。对那些不熟悉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历史的学者来说，埃尔·西斯本人的生平就值得一本书的篇幅来介绍。您看，他的一生几乎就是“征服者”一词的注脚。还在少年时代，埃尔·西斯就加入了卡斯蒂黎亚国王桑乔二世（Sancho II）的军队。他曾在萨拉戈萨同摩尔人打仗，也曾和摩尔统治者阿尔·姆克塔（al-Muqtadir）并肩打败过桑乔的兄弟们的进攻。当桑乔神秘身亡后，埃尔·西斯不得不向曾经的敌人，桑乔的兄弟阿方索（Alfonso）效忠。经历了一系列戏剧化的争吵、政变与阴谋，四十岁的西斯被阿方索放逐。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不敢接纳曾经的英雄，巴塞罗那的国王宁愿付给他黄金也不敢接受他和他的骑士们的服务。但摩尔人给予了埃尔·西斯热情的欢迎。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打败了所有敢于挑战的对手，他俘虏过巴塞罗那的国王，在潮水般北非军团的围困下守住了萨拉戈萨的城堡，最后，就连阿方索本人也不得不亲自来请求他的宽恕。 埃尔·西斯的死亡可以说是他的最后一个传奇，人们一直为各种各样的传言而争论不休。在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中，埃尔·西斯在瓦伦西亚被围困时病死在城堡中。正是希敏那·迪亚斯，无畏的瓦伦西亚女士，她将西斯的尸体绑在战马上，谎称他已经奇迹般地康复并以其名义亲自指挥战斗。看见刀枪不入的西斯，围城的敌人望风而逃。这样，即使在死后，他也赢得了他的最后一战。 是什么让埃尔·西斯的妻子出现在法庭之上？考虑到审判发生的时间，考虑到愤怒的人群、不合常态的骑士与举止反常的王后，我不能不怀疑我们所面对的被告直接牵扯到埃尔·西斯传奇之死的秘密。不幸地是，无论我多么努力的寻找，这份法庭记录剩下的部分都无法再提供更多关于埃尔·西斯的信息。例行公事的辩论与争吵外，唯一有趣的信息只是形式性的提及王后“如她惊奇的造访一样出人意料地在审判中途离开，无疑是由于南面送来的紧急军情”。可这也并不能解释所谓“几天前的悲剧”，要知道它甚至让一份法庭记录为这个女人的灵魂而哀叹！而有关案件本身的记载则有点à la diable：语气模糊不清而随心所欲，甚至象是出自不同人的手笔，只是让故事越发困惑。例如文件对被告的描述： “传说是安拉的镜子，它折射出不为人所知的真实。现在的异乡人自然无法佩戴他那著名的弯刀，但他眼角的刀疤仍然同传说中一样醒目。” 在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法庭上，这不过是常用的套话，故意卖弄的陈词滥调，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但在第三页的中间，却有一段截然不同的叙述： “传说是安拉的镜子，它折射出不为人所知的真实。现在的异乡人自然无法佩戴他那著名的弯刀，但他眼角的刀疤仍然同传说中一样醒目。” 传说是安拉的镜子，这种思想是令人惊讶的。摩尔人的一个教派认为凡人无法直视安拉，只能通过镜子对神的千百个映像匆匆一瞥。但不幸地是凡人无法分辨在镜中看到的形象究竟是安拉自身，还是通过别的镜子折射出的神的幻影。在法庭上以传说寻找真实，无疑是转弯抹角的自我嘲弄。 然而在这梦呓一般的话语中，有一个词显的格外有趣。正如前文所述，所有十卷文书都是用摩尔文写成的，但唯有这份记载中的 “异乡人”一词却一直是用的西班牙语，似乎在说明它是一个特殊的称呼而非简单的描述。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似曾相识，唤起了我遥远的回忆。请允许我暂时将视线向南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去探访摩尔人的故乡。 4 曾经有一个时候，马拉喀什的四个最有名的拉比突然同时消失，毫无音讯。伟大的摩尔统治者尤素夫一世（Yusuf I）对此极为不安，因为他正在准备发兵伊比利亚；而在没有听到拉比的预言之前，他的将领们是不会同意出征的。皇帝的手下开始并不以为意，但当他们找遍了马拉喀什的大街小巷却仍一无所获时，所有的人都开始惊慌，计算着自己脑袋将被砍下的日子。最后，在皇宫背后的摩洛哥街上，皇帝的手下抓住了一名吟游诗人。一个侍卫说，让我们把这个诗人献给国王，因为诗人和拉比一样，总是对未来给出耸人听闻的预言，对过去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却唯独对现在无能为力。虽然我们没有拉比，但只要皇帝得到他想要的预言，他也许会对这个诗人满意。 于是诗人被带到尤素夫一世面前。面对着舞女们扭动的腰肢和和侍卫们锋利的佩剑，诗人战战兢兢地说，自己并不懂得占卜未来，但却曾在海对岸的土地游历，或许可以为皇帝的出征提供一些情报。 接着诗人便吟诵了一首他从未吟诵，也再不会吟诵的长诗。我们不知道诗人是否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这首日后被称作《马拉喀什》的诗篇却忠实地被尤素夫一世的宫廷诗人记载了下来。今天，仅有九部《马拉喀什》的手抄本尚存于世。当不同大陆的学者们逐字逐句地研究比对这九个版本时，他们发现存放在埃及亚历山大的手抄本在第十三章的中间多出了一段名为“异乡人”的篇章。由于全诗仅有这一部分中掺杂了大量的西班牙语，人们一般都认为它可能是出自后人之手的赝品；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抄本才是最原始的记录，而后来的抄本中的这个部分都被自大的皇帝勒令删去了。 无论如何，“异乡人”或许并不真实，但也并非虚假。十年之前，我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研究辛巴达海盗的航海日志，其间就亲自阅读过这部手抄本。诗歌的开始舒缓而流畅，有一种水流的感觉，这是因为诗人的语言中弥漫着沙漠的味道。它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讲到一个来自东方海盗船上的奴隶，由于王的赏识被破格收入了摩尔人的精锐卫队，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一个弄臣竟敢对他的勇敢表示怀疑；结果他从皇宫的一头追到另一头，一刀就捅穿了这个小丑。在众多军官的求情下，王赦免了他的死罪，将他流放到阿尔－安达奴斯去和基督徒打仗。接着诗人的语气突然烦恼起来，以一种假装或真实的忧虑提到在两年的屡战屡胜之后，这个“异乡人”败在了来自北方的“征服者”手下，据说还加入了这个昔日对手的军队，在今后的战争中也许会成为王的对手。 当时我就注意到，《马拉喀什》中的“异乡人”这个词，作为一部摩尔作品中一个显眼的西班牙词汇一再出现。我猜测，或许它并非对主角的简单形容，而是对他的敬称，但当时这不过是猜测而已。而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来自威尼斯的手稿中的“异乡人”，恐怕就是《马拉喀什》描写的主角。还有，除了“异乡人”这个相同的名字，这部摩尔典籍一再提到的“征服者”，在阿拉伯语中对应的单词是“sayyid”，在阿尔－安达奴斯地区中则写作al-sïd，埃尔·西斯这个名字本身就来源于此。突然之间，我正在研究的这些手稿一下变成了一套巨大拼图中的一块；它和《马拉喀什》，和荷马，和唐吉柯德，和林间水仙一起溶进了同一个幻象，变得模糊不清了。 5 在我继续我的叙述之前，我觉得有必要首先作出一些澄清。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我之所以在这些文字和单词上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是为了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史籍中寻找历史的真相，探求上帝的本意。不是的。我寻找的是某种更为短暂无常的东西。博尔赫斯写过，“上帝在克莱门蒂农的四十万卷书籍之中的一卷之中的一页之中的一个字母之中”，而我对这徒劳的寻找没有丝毫的兴趣。人们尽可以希望他们所想要希望的东西，但一个历史学家有着明确的多的责任。一直以来，我都在历史中试着重建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对谈情说爱的鸽子，一些细微但确实的事实；至于判断，我则将它们留给我那些雄心壮志的同胞。除非我发疯或是得了癔病，否则我决不会单纯到妄想要了解终极的真实。 无论如何，我觉得是和旧日老师重聚的时候了。皮萨洛虽然并非公认的西班牙中世纪历史权威，但他的书房里却收集了各种各样的野史传说，有些是他研究古籍残卷的成果，有些据传闻则干脆是他酒馆宿醉的产物。如果象这样一个涉及到如此重要历史人物的故事在正史中没有被提及，恐怕皮萨洛倒是求助的正确人选。而且我还有另一层当时我不愿承认的原因：我莫名地感到，这整个研究似乎是不断地被皮萨洛看不见的手操纵。从当初介绍我这份工作开始，一系列的细微琐事让我不得不怀疑我亲爱的老师对这个故事早有预感。 似乎是为了证明我突如其来的怀疑，当我在信件中给皮萨洛讲述我的发现时，他的反应很是轻描淡写，并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倒是在结尾处似乎漫不经意地提到他最近对古城托莱多（Toledo）里一处监狱的造访。对这种拙劣的暗示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又不是刚进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难道会想不到去查询瓦伦西亚的监狱记录么？的确，在那一年冬天的两个月里，希敏娜·迪亚斯女士对我们来历不明的囚犯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四十六次探访，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当年用作监狱的城堡早在埃尔·西斯死后的第五年就被愤怒的摩尔皇帝尤素夫一世烧毁，现在在其旧址上矗立的塔楼，是整整三个世纪之后重建的。即使石头能开口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到那里去寻找见证过皇后和囚犯对话的那一方地基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和皮萨洛教授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他京都（Kyoto）郊外那所著名的古罗马风格的别墅。我还记得我透过回廊注视着四方中庭里的阳光，感受到某种时空错位的幸福。我知道在这庭院之中，在重重玄关之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会有一座罗马式的喷泉，里面应该正会有水流在流淌。啊，该死的皮萨洛！他当然明白我永远都不能强迫这迷人的水流保持恒定的形态或分割开来让我端详。奇怪地是，我们并没有立刻讨论威尼斯的手稿，而是谈论起皮萨洛最近对法属圭亚那（Guyane Francaise）的拜访。他说，在那里的南美丛林，毒贩们过着原始部落式的生活，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譬如忠心耿耿的副手一夜之间突然杀死服务多年的头领等等；又说，由于这样的政变太过频繁，大多数帮派最后实际上是由那些毒枭的遗孀们控制的。我提醒他，我手头似乎就有一个一千年前的相似故事，然后就把我最近对威尼斯手稿的研究进展讲给他听。 他以职业性的全神贯注听完我的讲述，然后问我： “您能不能确定，这个您说的异乡人就是被以谋杀西斯的罪名定罪的？至少有一些有关他最后结局的消息吧？” “不，” 我回答他说，“这恐怕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所有的监狱记录都明白地证明着一名重要囚犯的真实存在，但法庭文件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处决或定罪的记载——除了我们手上的这份摩尔人的文件。这真是奇怪极了。” 皮萨洛沉思了一会，慢吞吞地说，那样子就像一个人大声地自言自语： “一切奇怪的幻象，如果不是出于愚蠢，那就往往是源于爱情。我们总是低估爱情造成的幻象，认为爱情的对象只是某个可以躺在我们身边的人，爱情就存在于这个人的躯体之中。唉！爱情是由这个人在时空中所占据过和将要占据的位置构成的迷雾。即使那些具体的人已经消失，我们仍然不得不生活在爱情造成的幻象之中。但我们又不可能探索这整个幻象，就像我们无法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雾气一样。” 他顿了一下，又说： “也许这个故事整个就是由一系列的谎言构成的。埃尔·西斯被认为是一名忠于基督教的征服者，但他的名字本身就来自异族的语言。西敏那·迪亚斯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她丈夫的尸体帮助她欺骗了她的敌人。异乡人被审判并投进监狱，接下来却在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中消失。谁知道这其中在某处还有没有更多玛塔·哈里（Matta Hari）的影子？” 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记忆，我不由自主地说道： “您谈到爱情与谎言，也提到了南美帮派里的背叛。我们所在的这个东方国家里也有一个关于背叛与谎言的传说，不过在其中，副手实际上直到首领死后都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忠诚，最后却被整个家族背叛。我的一名日本朋友正在计划将它拍成电影。” 那个晚上，我和皮萨洛都陷入思索之中。后来，皮萨洛拒绝再和我讨论这个故事。 6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一无所获。我完成了所有手稿的翻译，明白我的翻译稿件或许不会比原作获得更多的读者。我的委托人称赞了我的工作，却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我有关手稿进一步的询问。尽管明知是白费劲，我还是徒劳地查阅着图书馆里的藏书，幻想着能在书页之间遇到死海古卷一样的好运气。哎！“希望”这个词恐怕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斗牛士不会“希望”遇到一头温顺的公牛，而我，一名历史学家，却往往不得不借助“希望”才能安然入睡。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皮萨洛去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伴随着一份精美的信笺一起到达我的办公室。信封不仅仅用的是那种皮萨洛偏爱的、柔软且附着意在炫耀的水印的纸张，还在封口处滴上了一大块那种特别的红蜡，在上面印着古老而清晰的家徽——被两条吐信的眼镜蛇紧紧缠绕的玫瑰。在信封里，皮萨洛为我留下了他家传的一份残缺的古老文件，里面描述了希敏娜·迪亚斯主持的一次处决。文件中附着的一张卡片上写着他对我的最后遗言：“为了我们的女士。” 现在，只好来进行猜测了。最容易的解释，是设想所谓的异乡人不过是偶然与错觉的产物。皮萨洛从他曾经显赫的家族那里找到了一个发生在九百年前有关处决的故事。年轻学者的头脑被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所占据，直到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历史学家之后，他仍然为它一千零一夜式的结局而激动不已。也许他甚至以为处决的主角可能是他的一位被历史所遗忘的先祖，而《马拉喀什》的赝本更加加深了他错误的信念。当他得知威尼斯文件的内容后（我毫不怀疑，皮萨洛在古摩尔语上的造诣足以让他毫无困难的阅读这些文件），他一定以为那次纯属巧合的审判中的主角正是他一直寻找的异乡人；于是他利用他残存的一些影响将文件交到我的手里，想通过我为他幻想中的祖先以及家族涂上一抹传奇的色彩。这样设想的缺点是，无法解释“异乡人”这个西班牙词汇不同寻常的一再出现，为何处在地中海不同地域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讲述了一个彼此相吻合的人物。或许相同的情节会在历史上因为巧合而重现；但一个具体的词汇，一个特别的称谓，却绝少仅仅因为修辞上的限制重复自己。 还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也应该记载下来。在收到皮萨洛的信后，我无法不猜测皮萨洛所讲到的“我们的女士”，并非瓦伦西亚女士希敏娜·迪亚斯，而是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对我提到过的玛塔·哈里。据说在1917年10 月15日，这个伪装成法国特务而为德国工作的间谍，或故意以德国间谍身份被捕实际上给法国服务的特务，在巴黎的一个寂静的公园被六支步枪打死。一种流言是，她在临死前给了行刑者一个飞吻，又或者她只是飞吻了她的律师。另一种流言是她故意解开了她的裙摆，裸露出她的大腿以诱惑行刑者。第三种流言是，玛塔· 哈里在行刑时非常镇静而且拒绝戴眼罩，因为政府已经作好了手脚，使用空弹壳代替真子弹。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可以被写成一出电影的开头或结尾，而我们多半会因为其不真实而嘲笑它。但是我深知，历史是偏爱戏剧的。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地球上已经存在过一百亿人，但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可以创造出一百万出不同的剧情。即使每一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经历某种戏剧性的事件，比如颠覆一个国家，比如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历史书的作者们也可以轻易地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材料。如果说一本历史书中的人物不可能是英雄，不可能是魔鬼，不可能是诗人，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那个，那就太劳累了。 我的猜测大概是这样的。异乡人在阿尔－安达奴斯战场上吃了败仗，由于他的东方式的荣誉，于是在此之后就宣誓效忠于击败过他的埃尔·西斯，唯一的要求是自己的名字从此之后再也不被提起。他加入了西斯的军队，不向任何人挑衅，不追求勇敢的名声，只是默默地为他所信任的领袖服务。无疑地，他是暗暗希望能够和曾打败过他的人相比肩的。当埃尔·西斯病死后，他的愿望以一种他并不希望的方式实现了：这个最亲近的副手和希敏娜·迪亚斯合谋，假扮西斯击败了敌人的进攻。然而，不知情的士兵发现了盔甲下的秘密，将他以谋害埃尔·西斯的嫌疑犯的罪名送上了法庭。或许是为了维护死去的人的荣誉，或许是为了对瓦伦西亚女士默默的爱恋，异乡人决定保持沉默，而维持埃尔·西斯的传奇。那次处决，或假扮的处决，是在1099年的秋冬之交发生的。 玛塔·哈里在我们的史书里死掉了，而异乡人则更为彻底，干脆几乎就不曾存在过。皮萨洛并不相信玛塔真的死于1917年，一直“想要给予这个舞女应得的公正”。他写了好几本有关她的畅销书，赚取了丰厚的金钱，却几乎毁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无论如何，我将把皮萨洛遗赠中最后的残章附在这里，作为我的结尾。或许，皮萨洛最终得以以他自己的方式向他的祖先致敬，获得了他内心渴望的承认。但对于异乡人来说，他也许早已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也许已经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幸福。 “……我无法入睡，便打扮成旅行者来到瓦伦西亚的街道上。一群披着黑色斗篷的男子低声告诉我，传闻说他将不会被处决。但在城堡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一位貌似仙女的女子坐在喷泉边，她告诉我确实的消息：异乡人将在明天早上九点在广场被当众斩首。女仆请我进去，坐到女子身边的银色椅子上等待。不安的夜晚在女子的歌声中很快逝去，转眼间天已大亮，广场上聚集了来自阿尔－安达奴斯各地的人群，异乡人也已经被带到了搭建好的平台上。我转身朝向那女子，弯腰向她致敬，然后从她腰上解下镶着玛瑙的匕首，‘我一定服从命运和你的命令。’但与此同时，一直呆在我们身边的女仆解下头罩，露出耀眼的金发。她镇定的分开人群，走到平台之上，站到异乡人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