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国学”的罪人?---驳徐晋如先生
新浪微博上,徐晋如先生说“胡适毫无学问和思想可言”,我表示了一下质疑,徐先生于是给了我三篇文章:
《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国学大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ebcd.html
《殷海光评胡适与梁启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cf25.html
《请叫我“国诗”——为诗词正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kx6e.html
第三篇涉及徐先生的学术研究,启风不敢置喙,在此只谈谈前两篇。
徐先生说,“胡适花费极大力气,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便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然而平心思之,这种考证真的有价值吗?”胡适自己的回答是,“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隘的功利观念”“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不知道徐先生所谓的“国学”是否将自汉代以降乾嘉的训诂、考订之学一概排除在外?
另外请教徐先生,您觉得您毕生钻研的诗歌又有何用呢?
徐先生说,“梁启超,他的学问比他老师康有为差太远了,正因为学问差,没有真正安身立命的思想,这才一辈子多变。”康圣人确然是不变,否则何至于去做什么弼德院副院长。任公一生“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又岂是阁下所能了然?纵然抛开任公在舆论界的建树,只谈学术,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历史研究法》,又岂是后人能望其项背?
徐先生既说康南海学问够得上“国学大师”,不知道对廖平如何看?纵然如萧公权先生所说,康南海是独立于廖平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么如他对圣人之说任意地铲削斧凿,又岂不是侮辱“国学”?
另外,徐先生认为是胡适主张的“科学研究”误了国学。请问徐先生知道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吗?”。静安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请问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是否为科学方法的重要成果?
抛开考古成就不谈,说说钻故纸堆的学问。胡适说,清代汉学家如钱大昕、王夫之、俞樾的研究方法是“不自觉的科学方法”----古人既已“科学”,又岂独胡适有“罪”?除非徐先生的确不承认乾嘉之学在国学之列。
尤为可笑的是,徐先生将“今日中国,每年产生几千吨的学术论文”的罪责一股脑推给了胡适。我想请问先生,您知道49年胡适去台后,大陆对其几十年的批判吗?大陆竟然能在此间传承胡适开创的“传统”?
最后徐先生说胡适造成的恶果就是“西方的理论才是惟一的真理”,举例说“史学界说中国先秦时期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不知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西方那种封建经济,中国的封建是封土地、建诸侯,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形态”请阁下在“史学界”三字前加“马克思主义”的定语好吗?试问,斯大林生造出的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凭什么代表“西方真理”?此外,不知道徐先生是否了解如今学界辨析“封建”一词文章汗牛充栋吗?今天治史之人,谁要是还赞同斯大林的谬论,那么真要被看做珍稀动物了。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怎么中共史学意识形态这笔账也要被算到胡适头上?徐先生的逻辑至此仿佛已然破产。
在另一篇文章中,徐先生一方面认可殷海光先生说的“从表面上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以此为攻讦胡适的论据,另一方又对殷先生对任公的评价“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表示不以为然。
胡适不是一个“国学大师”,启风想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至于“思想家”,启风都不觉得中国近代以来有谁能当此殊荣,也不知道有谁竟会给胡适冠上一个如此称谓。胡适不是“国学大师”,不是“思想家”,但是不妨碍他成为学术和思想地位。说学术,或许徐先生觉得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当年这可是开风气的著作。徐先生也是做学问的人,不会不知道所谓填补学术空白,会是怎样的重要。“但开风气不为师”,决然不是一句无足重轻的空话。
话就说到这里吧,我不能和徐先生比,徐先生是诗人、学者,我只是学生,可是我身上也还有文债要还,不能说的再多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徐先生讨论有关胡适的话题。
《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国学大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ebcd.html
《殷海光评胡适与梁启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cf25.html
《请叫我“国诗”——为诗词正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7063f0100kx6e.html
第三篇涉及徐先生的学术研究,启风不敢置喙,在此只谈谈前两篇。
徐先生说,“胡适花费极大力气,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便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然而平心思之,这种考证真的有价值吗?”胡适自己的回答是,“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隘的功利观念”“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不知道徐先生所谓的“国学”是否将自汉代以降乾嘉的训诂、考订之学一概排除在外?
另外请教徐先生,您觉得您毕生钻研的诗歌又有何用呢?
徐先生说,“梁启超,他的学问比他老师康有为差太远了,正因为学问差,没有真正安身立命的思想,这才一辈子多变。”康圣人确然是不变,否则何至于去做什么弼德院副院长。任公一生“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又岂是阁下所能了然?纵然抛开任公在舆论界的建树,只谈学术,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历史研究法》,又岂是后人能望其项背?
徐先生既说康南海学问够得上“国学大师”,不知道对廖平如何看?纵然如萧公权先生所说,康南海是独立于廖平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么如他对圣人之说任意地铲削斧凿,又岂不是侮辱“国学”?
另外,徐先生认为是胡适主张的“科学研究”误了国学。请问徐先生知道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吗?”。静安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请问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是否为科学方法的重要成果?
抛开考古成就不谈,说说钻故纸堆的学问。胡适说,清代汉学家如钱大昕、王夫之、俞樾的研究方法是“不自觉的科学方法”----古人既已“科学”,又岂独胡适有“罪”?除非徐先生的确不承认乾嘉之学在国学之列。
尤为可笑的是,徐先生将“今日中国,每年产生几千吨的学术论文”的罪责一股脑推给了胡适。我想请问先生,您知道49年胡适去台后,大陆对其几十年的批判吗?大陆竟然能在此间传承胡适开创的“传统”?
最后徐先生说胡适造成的恶果就是“西方的理论才是惟一的真理”,举例说“史学界说中国先秦时期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不知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西方那种封建经济,中国的封建是封土地、建诸侯,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形态”请阁下在“史学界”三字前加“马克思主义”的定语好吗?试问,斯大林生造出的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凭什么代表“西方真理”?此外,不知道徐先生是否了解如今学界辨析“封建”一词文章汗牛充栋吗?今天治史之人,谁要是还赞同斯大林的谬论,那么真要被看做珍稀动物了。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怎么中共史学意识形态这笔账也要被算到胡适头上?徐先生的逻辑至此仿佛已然破产。
在另一篇文章中,徐先生一方面认可殷海光先生说的“从表面上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以此为攻讦胡适的论据,另一方又对殷先生对任公的评价“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表示不以为然。
胡适不是一个“国学大师”,启风想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至于“思想家”,启风都不觉得中国近代以来有谁能当此殊荣,也不知道有谁竟会给胡适冠上一个如此称谓。胡适不是“国学大师”,不是“思想家”,但是不妨碍他成为学术和思想地位。说学术,或许徐先生觉得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当年这可是开风气的著作。徐先生也是做学问的人,不会不知道所谓填补学术空白,会是怎样的重要。“但开风气不为师”,决然不是一句无足重轻的空话。
话就说到这里吧,我不能和徐先生比,徐先生是诗人、学者,我只是学生,可是我身上也还有文债要还,不能说的再多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徐先生讨论有关胡适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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