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2022 Elena Sacilotto 穿越镜中世界：电影与影像疗法的范围综述

Sacilotto, E., Salvato, G., Villa, F., Salvi, F., & Bottini, G. (2022).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 scoping review of cinema and video therap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32246.

背景：电影疗法（cinematherapy）和视频疗法（video treatments）是一种艺术性的治疗技术，通过让个体观看屏幕上与自身相似困境的角色故事，从而面对自身的心理与生理难题。尽管这些技术在现代艺术治疗中日益常见，但目前尚无关于不同方法的全面分类，也缺乏对其疗效的一致共识。本文进行了范围综述，描述了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在方法学上的不同路径及其疗效评价方式。

方法学：我们在 PubMed、PsycINFO 和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纳入标准包括：(i) 研究对象通过观看视频或电影来治疗其困难的文章；(ii) 英文发表的文章。不包括综述性文章和仅描述研究方案、未进行数据收集的论文。

结果：共分析了38项研究。其中36项报告了治疗的积极效果。7项采用经典电影疗法，主要采用定性方法评估疗效。31项采用了不同类型的视频疗法，其中8项被定义为有具体客观疗效指标的随机对照试验（RCT）。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和精神分裂症中的行为和心理问题。

结论：使用视频疗法的研究更常依赖结构化的实验设计，而经典电影疗法多为描述性研究。未来需要在实验设计、操作程序以及客观疗效指标方面形成更为标准化的方法学体系，以便为这些技术的有效性提供证据，促进其在临床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电影疗法、视频示范、同伴视频示范、视频治疗、艺术治疗

引言 电影疗法（cinematherapy）和视频治疗（video treatments）是艺术性治疗技术，患者通过观看展现其心理或生理困境的复杂视听材料进行治疗。在电影疗法中，使用的是商业电影；而在视频治疗中，则为患者播放特制的视频或简短纪录片。通过聚焦于患者的困扰，影片或视频的呈现旨在帮助患者以“第三人称”视角更全面地理解自身问题（Berg-Cross 等, 1990）。屏幕上的角色与患者面临相同的问题，并提供新的应对方式。这种方法鼓励患者从不同角度看待自身困境（Sharp 等, 2002）。通常，治疗师会为个体挑选合适的商业电影，患者可以单独或与指定的他人一起观看。患者与治疗师共同观看电影，相当于用同一只“放大镜”来看待现实。这种方法还可以增强治疗同盟关系：治疗师的目标是让患者在角色中看到自己，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感，同时意识到治疗师已经理解了自己的困扰。因此，治疗师可以在“共通词汇”基础上更好地与患者探讨其处境（Berg-Cross 等, 1990）。

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起源于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即通过书籍情节达到治疗目的。随着 VHS 录像机的普及，看电影逐渐取代了阅读书籍，成为更为直接和迅速的疗愈方式（Berg-Cross 等, 1990）。最早的临床研究可追溯至1974年，当时作者使用视频治疗特定恐惧症（Morris 等, 1974）。Berg-Cross 等（1990）提出了电影疗法的技术及其临床应用指南。之后 Heston 和 Kottman（1997）报道了两个用电影疗法治疗抑郁障碍的案例。尽管这些早期研究多为定性方法，但结果颇为乐观，为后续更客观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多年来，不同学者也提出了多阶段的电影疗法模型。例如 Dermer 和 Hutchings（2000）将其分为三阶段：（i）评估：治疗师确定患者问题和目标，并选择既符合治疗目的又为患者所喜爱的电影；（ii）实施：让患者观看电影，并了解为何选择该片；（iii）回顾：观影后的会谈，分析患者反应，将电影内容与患者经历关联，从而发挥疗愈作用。头脑风暴同样被鼓励，以便患者反思电影中的疗愈元素。另有作者提出四阶段模型：认同、宣泄、领悟和普遍化。即患者与角色产生认同，经历情感宣泄，获得自我领悟，并体会到“我并不孤单”。这一多阶段过程帮助患者积极应对困境，改善问题解决策略（Stamps, 2003）。换言之，电影疗法试图通过电影隐喻促进自我探索和改变（Berg-Cross 等, 1990）。

在临床实践中运用电影，有助于患者以更轻松的方式外化问题，从而克服对治疗的抗拒（Dermer & Hutchings, 2000）。在这一过程中，情感和情感互动尤为关键。情感互动中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隐喻（Heston & Kottman, 1997）。电影要既能清楚地触及患者的问题，便于其建立联系，同时又需保持一定的模糊性，避免直接引发抗拒情绪。因此，电影应以隐喻而非字面方式呈现问题，形成患者、治疗师与电影的三元关系。患者能在电影情节、普遍隐喻和个人隐喻三个层面上与影片建立联系（Heston & Kottman, 1997）。例如，治疗师曾用电影《Lost in Yonkers》帮助一位与母亲关系紧张的患者，患者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家庭”。

与以商业电影为主的电影疗法不同，有些研究采用特制视频或纪录片——即“视频示范”（video modeling），该技术源自 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86）。孩子通过模仿社会和文化榜样学习技能，无需强化，可以在不同情境下迁移所学行为。注意力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若榜样不具吸引力或患者未给予足够注意，学习过程难以成功。因此，研究人员开发出面向特定患者群体、突显核心技能的视频。该技术广泛应用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及相关社交障碍（Walsh 等, 2018），也可用于恐惧症等其他疾病（Morris 等, 1974）。视频示范的具体类型将在后文详述。

电影疗法和视频示范已被用于诸如厌食症（Gramaglia 等, 2011）、焦虑症（Lee 等, 1983）、自闭症谱系障碍（Golan 等, 2010；Isong 等, 2014）等多种疾病。现有方法包括传统电影疗法（Heston & Kottman, 1997）、特制视频刺激及纪录片（Brown 等, 2016）。但多数研究并未采用统一的标准，多为自定方案或自制视频、动画、纪录片（Golan 等, 2010；Isong 等, 2014），因此缺乏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且并非所有研究都证实了其有效性。在这种现状下，系统性综述尤为重要。

综述目标 本次范围综述旨在梳理相关文献，描述研究者和治疗师如何利用电影或视频干预治疗临床/亚临床人群的心理/生理困难，并为未来该技术的标准化提供方法学和疗效评价的分类依据。

综述问题

• 电影疗法与视频治疗有何区别？
• 有多少研究将其应用于临床/亚临床人群？
• 涉及哪些心理/生理难题？
• 使用了哪些方法学设计？
• 评估了哪些疗效指标？
• 技术应用是否有效？
• 现有研究的主要方法学局限性有哪些？

方法 本综述严格遵循 PRISMA 体系性综述指南（Tricco 等, 2018），主要流程包括：(i) 研究问题的制定；(ii) 关键词筛选；(iii) 文献遴选；(iv) 信息提取与分析。

信息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综述通过在 PubMed、PsycINFO 和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中检索以下关键词筛选相关研究：“Cinematherapy” 或 “Cinema therapy” 与 “Mood” 和 “Emotion”（2019年10月18日）、“Cinematherapy” 或 “Cinema therapy” 与 “Mood disorders”（2019年10月18日）、“Cinematherapy” 或 “Cinema therapy” 与 “Psychiatric disorders”（2019年10月18日）、“Cinema therapy” 或 “Cinema therapy” 与 “Emotions” “Mood” “Psychiatric disorders”（2019年10月30日）、“Video peer modeling” “Cinematherapy” “Psychiatric disorders treatment”（2020年3月30日）、“Video peer modeling” “Psychiatric disorders treatment”（2020年3月30日）、“Video treatment” “Video stimuli treatment” “Psychiatric disease”（2020年3月30日）。

纳入标准 纳入本综述的研究需符合以下标准：（i）为研究类文章；（ii）使用包括视频、电影或纪录片在内的复杂视觉刺激；（iii）相关技术应用于心理或生理问题的干预；（iv）英文文献。

信息提取 为确定文章是否适合纳入，首先评估标题、然后摘要，最后阅读全文。两位作者（ES和GS）共同商定最终入选研究的标准。提取的信息包括：治疗类型、所干预的疾病、研究设计、参与者样本特征及结果，详见表1。本综述无在线公开方案。

结果 数据库检索共获得484篇文章，去重后分析了453篇。初步分析186篇文献后，因不符合纳入标准（如未将电影或视频用于治疗）剔除148篇。最终纳入38篇1974年至2018年发表的研究（见图1）。其中，7项使用了经典电影疗法（Turley & Derdeyn, 1990; Heston & Kottman, 1997; Bierman et al., 2003; Marsick, 2010; Gramaglia et al., 2011; Ballard, 2012; Eğeci & Gençöz, 2017），9项采用视频示范（Charlop & Milstein, 1989; Reeve 等, 2007; Scattone, 2008; Coughlin 等, 2009; Jones 等, 2014; Copple 等, 2015; Macpherson 等, 2015; von Maffei 等, 2015; Walsh 等, 2018），5项为同伴视频示范（Morris 等, 1974; Muzekari, 1976; Corbett 等, 2011; Perlick 等, 2011; Brown 等, 2016），1项为自我视频示范（Wilkes 等, 2011），1项结合了同伴视频和自我视频示范（Decker & Buggey, 2014）。其余11项使用通用视频干预（Lee 等, 1983; Gelkopf 等, 1993、2006; Kimata, 2007、2008; Golan 等, 2010; Lim, 2010; Marx 等, 2010; Olatunji 等, 2012; Savorani 等, 2013; Yan 等, 2018），还有1项使用视频反馈（Thiemann & Goldstein, 2001），1项视频提示（Rayner, 2011），1项结合同伴视频与通用视频干预（Isong 等, 2014），以及1项联合视频示范（Dueñas 等, 2019）。

值得注意的是，38项研究中有36项报告该技术对治疗有效。所有采用经典电影疗法的文章均为定性研究，视频干预则多采用定量方法。详见表1。

治疗类型 本节将总结电影/视频治疗的主要模式（经典电影疗法与视频示范），并举例说明视频干预的应用方式。

经典电影疗法 经典电影疗法是一种治疗师选择商业电影，让患者单独或与特定他人（如家庭成员）一起观看的技术。治疗师会根据患者的具体困难选定电影，并在观影后与患者讨论电影中呈现的主题。例如，Ballard（2012）通过让一对伴侣观看动画片《怪物史瑞克2》，帮助他们认识到两人关系中真正的问题在于父母和朋友的过度干预。另一项研究则指出，即使是患者“偶然”看到相关电影，也可能产生积极疗效（Heston & Kottman, 1997）。选片时需充分考虑患者的偏好、目标、兴趣和理解能力，避免选取内容过于直白和创伤性的影片（Heston & Kottman, 1997）。若患者正处于重要变革阶段，治疗师应避免使用电影疗法（Berg-Cross 等, 1990）。

视频示范 视频示范让患者观看展现其需学习的具体技能（如社交技能）的角色视频，随后患者可模仿角色进行练习。视频示范常与其他治疗方法（如心理治疗）结合应用（Corbett 等, 2011; Perlick 等, 2011）。在临床实践中，视频示范主要用于提升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个体的社交技能，包括职场行为（Walsh 等, 2018）、日常社交互动（Charlop & Milstein, 1989; Thiemann & Goldstein, 2001; Scattone, 2008; Dueñas 等, 2019）、与同伴玩耍时的积极行为（Macpherson 等, 2015），以及助人行为（Reeve 等, 2007）。视频示范也可让患者观看他人讲述特定经历。例如，Brown 等（2016）在研究中播放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五位戒烟者以日记方式记录自己成功戒烟第一个月的体验。

除了上述视频示范（video modeling）的一般结构外，这项技术还可以用不同的名称以多种方式应用。例如，视频提示（video prompting）为学习者提供分步骤的学习体验。在视频示范中，所有技能步骤（例如系鞋带）通常会在一个视频中一起展示，然后让受试者尝试这个技能。而与典型视频示范不同的是，视频提示会把每个步骤分别展示，每看完一个步骤后，受试者就可以尝试执行该步骤（Rayner, 2011）。联合视频示范（joint video modeling）则是让一个没有目标病理的同伴与受试者一起观看同一个视频，同时接受同样的干预（Dueñas et al., 2019）。

如果视频中的角色是患者的同龄人，那么这种治疗就被称为同伴视频示范（video peer–modeling）。这种模式的角色会与患者具有类似的特征，例如年龄（Isong et al., 2014）或病症（von Maffei et al., 2015；Brown et al., 2016）。观看视频中主要角色应对困难的过程，为患者提供了一种应对自身问题的新策略。例如，Morris 等（1974）使用了四部12分钟的彩色电影。这些视频被分为实验刺激和对照刺激。内容如下：（i）一名学生与一位女性爬行动物学家互动，学习如何操控从小到大的蛇，由男性解说员讲解现场情况并提供有关蛇的信息（实验组）；（ii）与前一部影片相同，但增加了一幕主角让大蛇缠绕脖子的场景（实验组）；（iii）一条蛇在笼中移动（没有任何解释）；（iv）展示美丽的风景，没有提到蛇。

视频示范的另一种变体是自我视频示范（self–video modeling），即目标受试者自己担任榜样，而不是使用外部榜样（演员或同龄人）。治疗师会录制每一次治疗过程，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将这些视频播放给参与者观看，参与者随后反思目标行为（Wilkes 等, 2011）。

视频示范也用于心理治疗的发展。例如，“家长加子女计划”（Parents Plus Children Programme，Sharry 和 Fitzpatrick, 1998）是为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家长设计的，内容包括对问题情境的良好和不良管理，由真实家长和演员共同出演。观影后，参与治疗的人会讨论内容。2009年，Coughlin 等人（2009）在6至11岁有或无其他病症（如自闭症、学习或语言问题）儿童的家长中重新测试了该计划，发现行为问题和压力水平下降，目标达成度提高。五个月后，参与者依然保持这些技能，且亲社会行为有了提升。

视频在治疗中的其他应用 本段包括其他用视频或电影治疗不同病症的案例。例如，Lee 等（1983）用特定处理过的视频逐步让有广场恐惧症的患者暴露于他们恐惧的对象。患者被告知治疗内容为连续4周观看电影，并在三个月后随访。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四个条件之一：（i）阈下刺激，（ii）阈上刺激，（iii）渐隐刺激，（iv）对照组。每个受试者在阈下视觉、渐隐视觉和对照条件下都看到了不同强度的光点。在渐隐条件下，滤光片的设置使刺激从完全阈下变为完全阈上。实验组观看与广场恐惧相关的刺激，对照组则看一个男人制作陶罐的电影。Olatunji 等（2012）同样通过暴露于威胁性视频研究了血液-注射-损伤恐惧症的习惯化效应。

在另一个场景中，Kimata（2007, 2008）为患有特应性皮炎及其它与压力相关疾病的患者播放幽默电影。在最初的研究中，Kimata（2007）发现有特应性皮炎并夜间频繁觉醒的儿童，其唾液中ghrelin水平降低。第二项研究中，作者（Kimata, 2008）证明，这种治疗可能降低患有特应性皮炎及勃起功能障碍男性的雌二醇水平并提高睾酮水平。作者认为，观看喜剧电影可以减轻压力带来的影响，并改善与之相关的疾病症状（Kimata, 2007, 2008）。

Gelkopf 等（2006）的研究进一步应用了幽默电影治疗。他们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方法是每周五天、持续三个月每天观看喜剧。结果显示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下降。然而，仅仅观看电影并不能让患者改善，所以治疗师需要利用电影带来的“放松”效果进行传统心理治疗，正如同一作者在1993年的研究所述（Gelkopf 等, 1993）。

卡通片也可用于视频治疗。Golan 等（2010）使用特定的卡通，呈现“重复的车辆”，比如带有人脸表情的火车，用以教授儿童识别15种目标情绪。此研究旨在训练自闭症儿童通过面部表情识别情绪。Yan 等（2018）也复现了这项研究。

最后，音乐视频、语音视频与无干预被用来比较哪种方法更能改善自闭症儿童的会话技能（Lim, 2010）。结果显示，包含特定关键词的歌曲视频（采用发展性音乐语音训练法）和相同内容的语音视频能提升高功能自闭症儿童的语言技能，而低功能儿童则只受益于音乐视频。

疗效测量方式 采用了不同的疗效评估方法来考察视频暴露带来的变化。电影治疗通常不涉及量化分析（前测-后测）；研究者只是与患者在观影过程中和之后讨论电影内容，有时也结合定性问卷（Eğeci 和 Gençöz, 2017）。

心理测试 疗效经常用心理测试来衡量。例如，Lee 等（1983）用心理测试评估恐惧、回避行为、抑郁、惊恐发作和焦虑。同时，一位不知情的外部操作员通过访谈调查参与者相同的主题。Isong 等（2014）则在访问结束时使用 Venham 焦虑与行为量表测量焦虑和行为问题。

生理指标 在受试者患有有机疾病或所研究现象涉及身体参数时，研究也会根据目标测量生理参数。例如，在一项评估幽默电影对患有特应性皮炎及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勃起功能影响的研究中，Kimata（2008）收集了血清睾酮和雌二醇水平。在另一项研究中，Kimata（2007）收集了特应性皮炎患儿的唾液并测定了ghrelin水平和夜醒事件。

此外，作者还会测量生理参数，以帮助理解心理变化，比如焦虑。Lee 等（1983）对广场恐惧症患者进行了潜意识、显意识和渐隐刺激的研究。参与者在每次暴露后填写身体症状评分（Tyrer 和 Lader, 1973）和情绪评分（Bond 和 Lader, 1974），内容涉及肌肉紧张、心率、出汗、呼吸困难、颤抖、放松与兴奋等。观影期间还监测皮肤电、呼吸频率和心率，以获取客观数据。

临床应用 电影疗法和视频示范可以用于治疗健康及病理人群中的各种心理障碍和特定状况。例如，Marsick（2010）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历父母离婚的儿童在观看有关分离和离婚的电影后，增强了他们对自身感受和处境的觉察。具体而言，结果显示，人们更喜欢针对他们的年龄和历史时期专门制作的电影。另一项研究（Bierman 等, 2003）则将电影疗法用于有法律和家庭问题的年轻女孩，结果显示她们对家庭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在顺从与合作方面也得到了提升。

视频示范应用的其他病症还包括自闭症谱系障碍（Charlop 和 Milstein, 1989; Lim, 2010; Isong 等, 2014; Copple 等, 2015; Macpherson 等, 2015）、成瘾（Brown 等, 2016）、精神分裂症（Muzekari, 1976; von Maffei 等, 2015）、焦虑（Morris 等, 1974）、痴呆（Marx 等, 2010; Savorani 等, 2013）以及神经性厌食症（Gramaglia 等, 2011）。它还被用于照护者（Perlick 等, 2011）以及有学习障碍的人群（Decker 和 Buggey, 2014）。

讨论 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能够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电影或视频能够帮助不同患者人群发展新技能、增强自我觉察，并为特定问题提供新的思考方式。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具有灵活性：可在多种模式下应用，且能适应多样化情境。然而，也存在一些关键问题。在传统电影疗法中，观看材料的选择没有标准化；它根据治疗师的信念和经验而异。即使有些治疗师提出了可以用于处理不同情绪障碍的电影清单（Berg-Cross 等, 1990），这些也仅作为建议。

本次范围性综述发现，共有38篇文章采用了传统电影疗法、视频示范（或其子类别）、或其他视频治疗方式，应用于临床/亚临床人群。在多数情况下（14项研究），视频技术被用于处理与自闭症谱系障碍相关的行为问题。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有五项研究考察了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

采用视频治疗或视频示范的作者更倾向于实施实验性设计；相反，使用传统电影疗法的研究则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事实上，38项研究中有8项为随机对照试验，全部采用了视频治疗作为技术。这一发现可能与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的本质差异有关。一方面，电影疗法采用的视频素材强烈具有艺术属性，因此难以标准化；另一方面，视频治疗采用的是没有艺术意图的直接视频素材。当电影治疗师用一部电影治疗患者时，他们在用一种复杂的艺术媒介进行治疗。要将这种方法转化为标准化范式远非易事。在某些情况下，标准化特定的操作流程反而可能成为治疗改进的障碍。由于这些方法学上的局限，难以客观评估电影疗法的有效性，因此结果主要还是描述性的。

另一个问题在于结果效应可能存在偏倚：38项研究中有36项报告了治疗产生积极效果。因此，也需考虑到积极结果偏差。在一项显示该技术无效的研究中，作者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探索用视频帮助人们戒烟的可能性（Brown 等, 2016）。Brown 等人（2016）为普通人群中的吸烟者提供了一个在线纪录片以激励戒烟。该研究中，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三组：无干预对照组（n = 1,016）、信息电影组（n = 1,004）、或特制纪录片组（4 Weeks2Freedom）（n = 999）。结果显示，与无干预对照组或信息电影组相比，干预组没有检测到效果。对于负面结果的可能原因，作者认为该影片可能不够吸引人，无法让参与者观看足够长的时间产生效果。此外，他们指出，干预之所以失败，可能是因为观众与特制纪录片中的人物未能产生有效的认同过程。我们也建议在使用视频示范时要谨慎，因为其疗效可能也依赖于材料的选择。例如，在某些研究中，向儿童展示成人作为榜样的视频以提升其技能（Charlop 和 Milstein, 1989）。然而，Jones 等（2014）发现，当用成人作为榜样教自闭症儿童社交技能时，孩子们只会在与成人互动时应用新技能，而不会与同龄人应用。最后，值得注意的是，Isong 等（2014）认为只有将该治疗与其他工具（如同伴视频示范加视频眼镜）结合使用时才有效。

该技术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应用对象的病症类型。研究者会将传统电影疗法或视频治疗用于多种障碍（从父母离异儿童到血液恐惧症），但视频示范则更常被成功地应用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14项研究）。因此，我们无法全面了解该技术对其他类型病症的真实疗效。将其应用于不同患者群体及其他心理/生理障碍并分析谁能从中受益，会很有意义。

关于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的主要批评在于它们缺乏标准化的刺激和流程。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为特定患者群体制定标准化流程，尤其是在电影疗法实践中。可以选择一部电影或某些特定片段，并通过足够数量的健康受试者对所选刺激的情感效价进行评价来标准化。最重要的是，主要结果应以客观方式衡量。严格的方法学将使这些易于实施、灵活的视听技术获得科学验证。

我们都曾去过电影院，并通过电影中的角色重温自己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广泛证明了该技术的价值。然而，其合理性不能仅停留于轶事层面，还需进一步的科学验证。

局限性 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是关于发表论文检索的问题。事实上，有些关于艺术治疗的研究发表在并未被PubMed等主要检索引擎收录的期刊上。因此，本综述可能未涵盖这些论文。为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交叉检索，尽量涵盖所有将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应用于临床和亚临床人群的已发表成果。最后，由于本综述仅限于英文发表的论文，其他潜在相关的论文可能被遗漏。

结论 总之，现有文献的梳理显示，不同方法并不具备严格、稳健的方法学，这使得结果的推广更加复杂。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是灵活、易用的方法，可应用于不同患者人群。尽管由于所用刺激的复杂性，严格执行标准化规则比较困难，但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通过更精确的有效性指标来制定标准化流程，将使这些治疗手段成为客观有效的康复工具。

意义声明 艺术治疗领域广阔且复杂。近年来，电影疗法和视频示范在处理心理障碍方面的应用显著增加。然而，方法学混杂，结果测量主要为主观指标。据我们所知，本综述是首次尝试梳理可用于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的相关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梳理了迄今为止电影疗法和视频治疗在临床人群中的应用现状；另一方面，它为未来研究改善操作流程、提升这些技术在艺术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疗效提供了起点。